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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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

     唐晓敏

      研究中国现当代语文教育，所论多是学校的语文教育，而实际上，就民国时期的教育实际看，学校的语文仅构成了语文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说是不太重要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是私塾教育。

       这一时期，私塾教育是大量存在的。张倩如：《江苏古代教育生态》讲到江苏的情况时说：“自清末废除科举、限制和改造书塾、兴办新式学堂以后，江苏私塾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张倩如：《江苏古代教育生态》，第222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2005年） “常熟据宣统元年（1909）常昭劝学所资料，两县境内“私塾生徒恒数十倍于学校”。民国15年（1926），全县有私塾106所，生徒1448人。”“清末至民国期间，常州城乡计有私塾280余所，其中农村198所。民国6年（1917），城区在校小学生4849人，其中私塾生3422人，占入学人数的70%。民国25年（1936），武进县计有私塾1500余所，为小学数的4倍。”（张倩如：《江苏古代教育生态》，第223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2005年）

      又说：“丹徒全县民国4年小学仅有70余所，不及私塾的十分之一。……至民国9年（1920）9月，取缔私塾规程已颁布多年，但丹徒城厢学区学龄儿童总数2128人，入小学的仅414人，占总数的19%”（张倩如：《江苏古代教育生态》，第224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2005年）

又有材料说：“1927年，陈鹤琴……担任南京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课长……当时儿童接受学校正规教育还没有蔚然成风，私塾教育依然兴盛，南京市接受私塾教育的儿童是小学入学儿童人数的4倍。”（赵娟：“为人民服务 为儿童尽瘁——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见张宪文主编:《民国南京学术人物传》，第31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其他地方也与此相似。如程千帆讲湖北武汉的情况说：“２０年代，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市，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的人家也不多，所以私塾也还不少。（程千帆：“有恒斋求学记” 见王丽编：《名家谈语文学习》，第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敏泽出生于河南，5岁入私塾读书，他回忆说：“我出生于１９２７年……我早年开始受教育时所上的小学，并非现在在小学，而是传统的私塾。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的县城位于陇海路上，也不算太偏僻，但当时除了县城内已经有了小学外，乡村的教育仍然普遍是私塾。”（敏泽：“私塾教育与我” 见王丽编：《我们怎样学语文》第46页　作家出版社2002年）

     而且，当时虽然有了新式的学校，但许多学校的语文教育，仍然采用私塾的教育方法。

     杨功亮就说，那个时代“有一些学校的语文教学，仍然采取私塾式的教学方式。这种半新半旧的小学，等于变相的家塾，也可以说是由私塾到新式学校转变的过渡形式。”他读书所在的学校“虽采用班级制而仍用私塾式的个别教学。教学的方法仍是背诵式与讲述式。经书国文不仅要背诵而且要‘回讲’。每星期作文一篇，每天写大字一张，小字半张，点阅《纲鉴易知录》两页。这种日常工作与在私塾时并无差异。”（杨功亮：《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12页，黄山书社，2008年）

      作家杜宣讲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我是六岁发蒙的。进的是县办的国民小学，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学校，一方面读我国传统的发蒙课本《三字经》，一方面又读《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与其说是学校，还不如说是私塾更恰当一些。”（杜宣：“惜分阴——谈我的一点浅陋的学习经验”，见《学人谈治学》，第335页，浙江日报编辑部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任继愈讲，自己“受的教育就比较杂，总的来说是中西合璧――既读《龙文鞭影》等蒙书和四书，学写文言文，也学科学、音乐和体育。经过小学教育后，读古文基本上没有问题了。”（任继愈：“为‘官’终究为学问”，见陈洁：《山河判断笔头尖》，第176页，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这是说，学校已经有了科学、音乐和体育课程，这是私塾所没有的，但就语文学校而言，主要还是读“《龙文鞭影》等蒙书和四书，学写文言文”，这些正是传统私塾的教学内容。

      徐开垒讲：“我9岁进宁波翰香小学读三年级。那时已是30年代初期，旧式私塾早已没有了，翰香小学虽是宁波一家颇具规模的私立小学，却仍保持着《弟子规》等私塾课本的传统。（徐开垒：“难以忘怀的师教”，邓九平主编：《文化名人忆学生时代》（下），第260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3月）情况与任继愈所说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