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4.3999996185303px] 这些报摊报纸样式的演变反映并参与建构了改革开放时代城市中国的社会分层。80年代,都市报摊开始出现,并主要零售具有家庭导向的晚报和广播电视指南。随着这一全国性报纸流通网络在传统邮政体系之外的发展,生活类报纸、报刊文摘和法制小报从遥远的地方逐渐进入都市街头报摊并吸引着个人消费者,这制造了80年代中期第一轮小报热。而1992年后,随着党报响应邓小平进一步市场化的号召,以及政府减少对报刊的补贴,“周末版”开始如火如荼。与此同时,中国报业经历了两个变化:一方面,法制小报、报刊文摘和“周末版”以“最小公分母”(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为原则生产内容,并积极争夺全国大众读者群;另一方面,有些报纸走精英市场道路,以迎合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读者与亚文化群体。 [size=14.3999996185303px]
1993年,因有关裸体的报道而声名狼藉的《中国文化报》“周末版”——《文化周末》,与刊登时尚话题和大胆批评社会的《北京青年报》“周末版”——《青年周末》,成为北京街头“最酷”的小报 (Zhao, 1996)。到了90年代中期,最热销的北京小报之一是《购物导报》。这份隶属于《中国轻工导报》的半民间报纸成立于1992年末,并以大众消费与消费艺术为主要内容,可是到了90年代末期,它的街头销量已经不敌《精品购物指南》——一份针对都市白领和中上层消费者的更高档的生活时尚报纸。作为“中国购物阶级的圣经”(Eckholm, 1998, A4),这些报纸将西方生活方式作为主要的参考框架:对时尚与消费者切身体验的特写报道洋溢着消费的快感,崇拜着价值580元的皮尔·卡丹钱包这样的商品所拥有的改变性的力量,也劝说读者采用最新的西方时尚设计来掩盖如《服装时报》1999年4月23日头版文章所说的“我们亚洲人身材中许多令人不满意的特征”。这些报纸帮助建构着都市管理层和职业精英的身份认同,并将它们整合到全球消费文化之中,而且这些报纸几乎不提及目标读者之外的社会群体。之后,随着网络文化和汽车文化的兴起,像《网络文化周刊》和《车迷》这样的报纸应运而生,服务于网络冲浪者和汽车拥有者这样的特定读者市场。 [size=14.3999996185303px]
有两个衡量各种大众报纸“受尊敬性”的有效指数:一是在硬新闻报道和分析文章方面与主流新闻风格的接近程度,二是读者群的社会地位。但是,大众报业结构细分与多层面的特点昭示着,清楚划分技术意义上的小报与隐含意义上的“街头小报”的可能性不高。总体而言,晚报、广播电视周刊、针对都市中产阶级的商业类与消费类报纸,都处于“受尊敬性”等级的高端;报刊文摘、法制小报,以及大多数“周末版”和“特刊”被视为“街头小报”。本文的文本分析则以这些处于“受尊敬性”低端的“街头小报”为重点。 [size=14.3999996185303px]
周期性的政府整顿,市场上的失败和其他运作中的约束造成了许多街头小报不稳定和不规律的生存状态。激烈的同质化市场竞争驱使这些小报过分商业化,这个领域内容生产的性质又把商业主义推向了极端。许多小报严重依赖自由撰稿人的主动投稿而非本报记者。对小报撰稿人,即那些以撰稿作为主要或第二收入的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来说,他们写稿所考虑的首要标准是适销对路。尽管不乏有人会严格遵循新闻业报道事实的专业主义规范,但大多数人则根据道听途说公然炮制新闻。一些街头小报仅仅包含以下内容:随意搜集的两性、犯罪故事,以及为一些医生和诊所所做的广告性特写——他们号称能治疗癌症、不孕不育和性病等疑难病症,或是拥有隆胸和其他美容手术的特技。一些小报要么把出版日期藏在内页,要么根本就不印准确的出版日期,以求获得更长的在报摊上的流通时间。 [size=14.3999996185303px]
虽然像晚报这样的大众报纸样式已经被整合到官方的新闻文化中,大多数街头小报依然达不到党所公布的宣传标准。于是,新闻管理部门试图同化、阻止和压制它们。比如,1992年“周末版”兴盛以后不久,新闻管理部门下达了一系列指导意见来整合小报这一“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沿”,并要求它们“积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1994,第152 ~ 153页)。然而,很多“周末版”仍然保持着“黑、黄、假”的特色,并继续违反党和政府的出版准则与宣传纪律。 [size=14.3999996185303px]
总而言之,主管部门对小报的控制手段多以宣布规定、周期性打击活动和偶尔将某些小报停刊等为主。差别化的报刊控制(中心紧,边缘松;政治问题紧,软新闻松;党报紧,其他报纸松)说明小报在非政治领域有着相当的自由。官方通报批评、关闭报刊,或者罚款已经是对小报编辑和出版社最严厉的惩罚了。 [size=14.3999996185303px]
二、小报中的社会群体 [size=14.3999996185303px]
(一)有钱人 [size=14.3999996185303px]
私人飞机和游艇正在进入一些家庭的生活。在北京、深圳、青岛、大连、杭州……甚至美国、瑞士、法国和澳大利亚,“大款们”购买着内设游泳池、健身房和网球场的豪宅别墅。他们一晚上输掉上万块钱时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在婚礼上他们把成堆的钱撒向客人,赢得新娘们的一个微笑。他们比赛着把钱砸在大街上。他们飞往不同的城市去与情人幽会,还经常出国去见外国情人。他们在澳大利亚打猎,瑞士滑雪,夏威夷冲浪。他们为妻子和情人买价值几百万元的珠宝。他们的妻子会花费几千元做发型,而妻子们搂着的小狗都价值成千上万。 [size=14.3999996185303px]
这一段描述出现在1998年一个冬日我在杭州的长途汽车站买到的一份明显没有刊号的小报上。这篇文章接着透露了这些大款如何靠合法与非法的手段发迹,却没有任何批评性的反省。一篇评论将当前的经济制度解释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同时它也将自己作为能引起人们致富欲望的手段来兜售。 [size=14.3999996185303px]
倘若这份小报对富人生活方式充满向往和崇拜的描述,以及对“不择手段致富”的心态和手段的正面表达显得有些极端,也有小报以“客观”的笔法宣布富裕“阶层”在中国崛起这一事实。比如,《吉林科技报》“生活版”的三篇文章统一刊登在“一个富裕阶层已经在中国出现”这个大标题下。其中一篇描述当前中国人的收入差距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但它并没有用轰动性的大字标题来突出收入分化本身或这种分化的程度(根据这篇文章,中国贫富差距已经比美国还大),而是直截了当地采用大标题来宣布富人阶层的产生。另两篇文章解释了富人的构成与他们获得财富的方法,其中包括有些人“敲诈和剥削其他社会群体”这样的非法手段。《中国商报》1998年7月26日“社会周刊”以赞许的口气描绘了国有企业的经理和董事会成员如何将自己从“工薪阶层”变为百万富翁和股票持有者,并声称这些变化反映了新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奖励这些人的理所当然。 [size=14.3999996185303px]
此外,富人们还通过在北京王府饭店购物走廊中购买欧洲的“超级名牌”,以此炫耀他们所占有的财富。1998年7月30日《北京经济报》周末版刊登了题为“谁害怕‘超级名牌’的天价”的封面特写,它栩栩如生地描写了王府饭店专卖店和它的常客。90年代初,中国游客漫步欧洲的首都城市,他们一掷千金的购物行为让当地商人目瞪口呆。于是,欧洲“超级名牌”涌向中国,并找到了最热心的消费者。这里,一个皮箱60000元,一件冬季外衣30000元,而一把伞价格超过3000元,一条毛巾超过2000元(1999年官方公布的城市居民贫困线在大多数主要城市都低于200元一个月)。而且,中国的暴发户正透过购买奢侈品的方式来获取文化资本,以求欣赏最精美的欧洲设计之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审美价值。这篇文章区分了两类富人:第一类是白领专业人士和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令人尊敬且值得拥有财富;第二类是傍大款的年轻女人和“喜欢花公家钱”的人,他们声名狼藉且不值得拥有财富。该文甚至还提供区分只逛不买的人和真正的买家之间的标准,“真正的买家拥有对商品价格不屑一顾的独特气质,这是其他人无法模仿的”。 [size=14.3999996185303px]
在富人中令人羡慕的还有儒商——这个新的身份认同融合了资本主义与传统上轻商但已被修改重建的儒家思想。这些有文化教养和政治头脑的儒商既未忘记社会责任,也未丧失平易近人的优良品质。1997年10月号的《特区文摘》在头版故事里声称“中国最富的人用超过一半的时间来研究政治”。这篇文章将《财富》杂志所说的中国首富楼忠福视为偶像,赞美他精明的商业头脑与他的人生格言:成功的中国企业家首先必须懂政治。对楼来说,掌握政治意味着在风云变幻、难以预料的政策走向中掌握主动,培养与政治保护人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则意味着利用对政治的了解来赚钱。楼忠福很节俭,全力奉献给他的企业,而且以苦行僧般的品味和生活方式闻名,这不同于那些欧洲“超级名牌”的鉴赏家,也不同于那些仍然需要依靠炫耀性消费来展示财富和确定社会地位的消费者。他对自己及其追求充满自信:“我赚的钱越多,我就对物质的东西越不感兴趣。虽然我仍要策略性地考虑成本和利润,但利润不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渴望能不断超越自己,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楼的这番话包含了这种思想:即通过调用政治资本积累起来的财富立即会变成一种利他主义的资源,个体自我完善的途径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size=14.3999996185303px]
富人同样也为最终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提供了象征性的资源。比如由大连市妇联主办的市面上相当畅销的《现代女报》,在1999年5月3日的“社会周刊”花了整整一页报道中国极少数的“飞哥”。他们是中国首批获准驾驶私家飞机的41人,而更多的人因为政府许可的限制不能享受这种自由。这篇文章指出拥有私家飞机在发达国家是“平常现象”,因为私人飞机在那些国家如蜻蜓一样多。文章预测,学习如何飞行将成为中国下一个时髦潮流,而一旦政府放开民用航空,增加雷达服务,“私人飞机会像蜻蜓一样飞过我们的天空”。该文章将这个特定群体成员称为“飞哥”,并含蓄地演绎了“赶超发达国家”的主题,以此建构了民族主义的框架,让女性读者不仅将这些有钱男人认同为实现中国强国梦的英雄,而且认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自己的“飞哥”,从而幻想着最终将与其一道过上富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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