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出版和阅读的春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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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昕：出版和阅读的春天在哪里

      在我看来，阅读的价值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出版的价值所主导的，所决定的。因此，我的演讲更多地谈的是出版的价值，主题词则是“进步主义”和“娱乐主义”。

人们常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我们回顾下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出版史，就能洞悉人类阅读的当代风貌与转型。

这一百年的全球出版史可谓风云际会，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代。前60年是出版业的高兴时代。所谓高兴的时代，是指出版人想出什么就出什么，不追求高额的利润，坚守的是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出版好书，创造、积累和传播先进文化。其后的20年，出版业进入了核算的时代。所谓核算的时代，是指出版社开始对每本书进行赢亏核算，以是否赢利以及赢利多少来决定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最近20多年，出版业开始进入了资本的时代，跨国大型传媒集团开始大规模地并购各个具有品牌号召力的出版社，比如，兰登书屋曾被纽豪斯集团并购，西蒙•舒斯特被维亚克姆收购，哈泼•考林斯则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等等。资本大军所到之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这些传媒集团像经营娱乐业一样来经营出版业，指望能为他们投入的资本带来巨额的利润回报。这些变化，无疑会冲击作为精神生活基本活动的阅读行为，改变着社会的阅读风貌和价值旨向。

关于出版和阅读的价值，人类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描述，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雨果的“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培根的“读书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等等。我最喜欢的是赫尔岑的一段话：“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的自传。”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从这些名言警句中可以看到，一直以来，出版史和阅读史，讲到底，其实就是一部进步主义的文化传播史和精神发现史，今天，我们回顾那一段时光，仍然会体会到一份纯粹和温暖。但是，当出版一脚跨入资本时代后，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进步主义的出版史和阅读史产生了危机，刹那间，出版业有沦为大众娱乐业附庸的危险，读书也有可能成为单纯的娱乐活动。最近，《读书》杂志发表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的一篇忆及与《出版业》一书作者、美国著名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交往的文章。文章述及的一些事实和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都看到的事实是，跨国大型传媒集团并购出版社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版的本质被扭曲了，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出版成了单纯盈利的工具，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甘琦的那篇文章告诉我们，安德列曾针对深得黙多克欣赏的哈泼•考林斯出版公司著名编辑朱迪斯•里根策划辛普森的虚拟自白《假如我杀了我的前妻，我会怎么杀》一事，惋惜地说：“哈泼•考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你比较它50年代到90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现在，在他们的意识里，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事实是，朱迪斯的办公室就设在好莱坞。”而最近默多克新闻集团所属《世界新闻报》在英国发生的窃听门丑闻更让人匪夷所思。如果认真地比较下美国那些著名的出版机构在被传媒集团并购前后的书目，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他们在利润第一的原则下所发生的向娱乐业靠拢的倾向。但是，评心而论，在我看来，美国的出版业并没有完全沉沦，传统出版人长期秉承的为人类文化传承和创造的精神在美国主要出版社的书目中仍然依稀可见，图书最基本的品质仍然保存着。更为难得的是，美国出版企业制度安排中的非营利型出版社为有识之士在商业领域坚持出版的理想和理念提供了空间和保障，使他们能够通过获得资助和享受免税政策生存下来，坚持下去。

安德列还说到：“如果说，出版业在过去十几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一点也不夸张，尤其在英语出版业，而英语世界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确实如此，这些年来，我们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在学习和借鉴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出版业做法的过程中，也存在与美国同样的问题，有的甚至更为严重：有一段时间，打开我们的畅销书榜，可以看到里面充斥的大多是低质的娱乐性、养生类图书；做“大书”、“伪书”、“跟风书”、“特价书”、“项目书”的出版商为数不少；依靠买卖书号生存的出版社也不在少数；市场上四处弥漫着“版税战、折扣战”的竞争硝烟，充斥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样的出版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阅读行为和价值取向，使得浅阅读、娱乐化成为当前阅读的一种倾向。

世界是复杂的，有必要换一个角度看看。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出版毕竟已经进入了资本的时代。因此，理解出版业的现代转型，应该左右打量。资本力量的崛起，一方面加剧了资本意志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巨大冲突，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两者之间的融合。我们看到的是，随着资本的介入，出版产业集中度大大提升，集约经营格局开始形成，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出版产业的空间和规模迅速扩大。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资本的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广泛运用。作为现代出版人，我们更应该关心数字技术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多媒体并行，数字传播主导，纸质媒体边缘化），探究数字技术如何改造并创新人类的阅读内容和方式。譬如在线阅读，广域阅读，主题阅读，先锋阅读，自组织阅读，多媒体刺激，阅读的循环加速机制（瞬间反馈、即时评估、快速纠错与提升），最大限度地满足个性化需求（按需定制，一对一指导），趣味化阅读，娱乐化阅读，等等。在这里，出版业成为娱乐业附庸的担忧与借助娱乐手段改进人类阅读模式的探索如同冰火，前者显得过于悲观，后者能否乐观起来还需要观察。如果说传统出版的驱动力量有文化使命、职业理想、商业智慧，那么未来的出版在我看来，似乎还需要增加驯服资本意志、驾驭数字技术、焕起创新人格的新需求。

我想申明的是，出版并不排斥和否定人生的娱乐诉求，出版具有娱乐的功能，我们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应该开发一些娱乐性的产品以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并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出版的根本价值在于启蒙大众、追求进步，这一点无论在什么时代、何种情况下都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由此，我们的阅读才有可能是健康的、进步的。同样，有品质的阅读生活是有价值的出版的原动力。

我们还有责任对于当下的阅读水准表达我们的忧患和理性呼唤。在当今这个摩登时代里，在铺天盖地的功利主义的旗帜下，我们轻率地丢掉了许许多多有价值的、生命原生态的感觉，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游戏化”，越来越“轻扬”，因而也越来越远离“思想”和“品质”。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如果我们拒绝省思，那就变成了一丛没有思想的“芦苇”。就阅读而言，没有思想的“芦苇”表现为，以追逐“视觉盛宴”的名义，以投身“互动娱乐”的理由告别了掩卷沉思的醉心阅读。

对一部分人来说，今天是一个图书“零阅读”的时代，“零阅读”的表述或许有些极端。在我看来，严格意义、特殊意义上的阅读是读“纸”，读有精神内涵的“纸”，而不是观娱乐的“屏”（读有精神内涵的“屏”也是有意义的阅读，但在当前中国比重不大）。现实生活中，这一部分人并非与印刷出版物“零接触”，而是他们的“眼”和“心”，“读”与“思”完全隔绝，而真正的阅读是入眼继而入心，形与神、读与思高度融合的。在某种意义上看，印刷出版物被大众疏离，恰恰是“有省思的精神生活”的沦落。近年来一直在倡导全民阅读的朱永新先生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崛起历程就是他们的全民阅读动员历程。反而观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放弃、拒绝阅读也是他的精神荒芜史的第一页，一个民族冷漠、告别阅读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的衰亡史的第一页。

转自：http://www.bookdao.com/article/27123/?term=85&ismail=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