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文史资料征集中的困局与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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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文史资料征集中的困局与厄运

　　 发表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刊文题目为“写史料为何成了写交待”。正文中粗体为被删除的部分，注释在文末。

　　 文革前，征集史料的整体环境非常糟糕。“当年是阶级观点挂帅的年代，所以无论记录资料，或是整理别人的资料，总是宁左勿右，生怕引火烧身。因而在过去的资料中，虽然保存了一些‘三亲’资料，但‘左’的观点总是贯穿全文，出入在所难免。”[①]作为文史资料的最早倡议者和最高组织者，周恩来虽然亲自发话干预一个月写多少字的问题，这似乎说明当时在征集史料中确实存在着强制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的好大喜功现象。但对于周恩来提出“有些朋友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可以先把史料记载下来[②]的建议，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其中所暗示出来的极权思维。唯有这种极权思维，才能产生周恩来为胡适和陈独秀“说情”这种独具中共特色的貌似大度的霸道历史观。“胡适是为反动派服务的家伙，但也有点贡献，白话文总与他有关系，这是一功。把他的白话文写出来，又把他的反动做官路线写出来，表示我们公正，对旧知识分子也有帮助。”陈独秀“是思想反动，行为不革命，并没有帮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做坏事，这比汪精卫当汉奸要略胜一筹。对陈独秀也可以写点。”[③]显而易见，这仍属于“阶级斗争为纲”。

　　 “以阶级斗争为纲”客观上使得人们“把写史料与写交待混为一谈”，[④]“致使人们在回顾历史时不能不有所顾虑，甚至心有余悸。而回顾文教、科技、工商经济等发展状况时，又须涉及中国近现代史过程中所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及经验，这显然是忌谈的。”[⑤]这不但造成了“很多人不敢大胆提供资料，不少宝贵资料被湮没”，[⑥]就连那些征集上来乃至已经出版的史料也存在着很大问题。文史官员承认，“文史出版物和存稿中‘左’的东西很多，史料失实严重。”[⑦]最常见的一是“成王败寇”的势利腔调，比如大革命中，“当时对周恩来、蒋介石、何应钦等领导人都广为宣传。”可这些稿件中也出现了“蒋匪帮、反动派一类的字眼”。[⑧]二是遍布文史资料中的通篇自卑自贱的作者检讨现象。[⑨]这些检讨多得连周恩来都感到厌烦。他看过《我的前半生》初稿，就对溥仪和溥杰兄弟说，“你们一提自己过去的事，一说自己罪恶大，就来一大堆检讨。你干什么事，就写什么事，不要这些检讨。”[⑩]检讨的调门高一些，骂自己声音大一些，是个态度问题。中共和溥仪都深知此理。这是一种心照不宣并且配合默契的政治双簧。这就好比，下属极力表示自己能力不行，然后等待领导的夸奖，说你太谦虚了。于是，双方心知肚明地会心一笑，自然而然地结束了一次日常化的官场仪式。时过境迁，人们现在浏览《我的前半生》全本，或许会对充斥于全书的检讨感到难以忍受的厌恶和恶心。

　　 至于“写人写己，往往只写批判、剥削的一面，很少或不提作出贡献的一面”[11]的“党派书法”更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这被文史官员概括为三种笔法，“写资本家只是揭露其剥削一面，写国民党只是揭露其反动腐朽一面，写自己总是要在最后检讨几句。”[12]或者，“写敌人，只能写反动罪恶，写打败仗的一面；写工商界，只能写剥削工人的一面；写自己往往还要加进一些自我检讨。”[13]至于写战争、写军事“未将具体作战情况如实反映出来”[14]者在在多有，比比皆是。比如，国军抗战情况，尽管《毛泽东选集》第2卷里面有所肯定，但文史作者们往往不敢下笔。杨伯涛承认，“我们确实不敢写，这些事情写出来，还不被说成是为国民党涂脂抹粉吗？”[15]又如，贵州文史部门动员王家烈写回忆录，“当时钟赤兵司令员在场，因为钟赤兵司令员在长征中与他作战时负伤，所以他不敢写这段历史，后来虽然写了，有些地方也不够真实。”[16]

　　 米庆云后来谈及这段时间自己的写史经过时坦承，“我撰写文史资料强调立场、观点，深恐犯错误，对解放前的事件和人物，都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去观察，对国民党政府经办的事，一律以否定的笔调去深加贬斥，对国民党方面的人物，一般只是揭露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而不愿实事求是地去记述他们也做过的点滴好事。这种态度，这种观点，几乎贯穿在我那时所写的一切稿件之内。”[17]

　　 但若认真追究起来，史料失实的情况和原因远比这些颇具理论色彩的说法和概括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文史资料工作初期，全国政协请了一些老人，了解北洋军阀时期的事情。上面安排荣孟源负责这个工作，做了将近一年，“结果收效甚微。”比如，老人谈起“段祺瑞怎么下棋，怎么打牌，几个小老婆，小老婆怎么打架，说得又详细又具体。可是你让他谈谈段祺瑞政治上有什么措施，他就不吭声了。”荣孟源感叹，“他们思想上有顾虑，我们又没有想办法去解除他们的这些顾虑，有价值的资料就征不到手。”[18]

　　 有一次，荣孟源和叶恭绰一起访问了前“皇太子”袁克定。“请他谈谈他在策划‘洪宪’帝制的亲身经历，可是这位‘袁大太子’虽然已经穷困潦倒，但仍然颇为颟顸守旧。”对袁世凯一口一个“先大总统”或“先皇帝”，引起荣氏等人的反感，谈话很难进行下去，“结果未谈出什么重要史实内容。”以后来者眼光看，“当时如果能够耐心地听他讲下去，不去计较他的‘立场观点’如何，恐怕总可以留下一些历史资料。”[19]

　　 荣孟源是《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在《近代史资料》第2期上登了一篇张国淦写的史料。张国淦在1917年黎元洪当大总统时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他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段祺瑞和黎元洪为参战之事展开的斗争。当时，他是一个中间人。他如实地写出了当时的情况。”当荣孟源准备刊用这篇史料时，张国淦却惶恐表示，“我这里没有马列主义，我得按照马列主义观点重新改写。”虽然最后“好说歹说”张氏才同意按原文发表，“但还是提出个条件，就是不能署名张国淦。”[20]这件事的饶有趣味之处在于，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使得每个史料作者内心都充满无形的恐慌和畏惧。这种下意识的自律，正表明从奴隶到奴才的改造性进化。

　　 沈醉提供了另外一个异曲同工的例子。他在史料中写了他所知道的“历史真相”，[21]虽然是为中共说话，但仍然受到官方斥责。1961年他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戴笠》，提到抗战时，7名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军统，最后被杀。“解放后西南地区在调查被害的共产党员与民主人士时，”把这7人列为军统特务，“在埋葬他们的大土堆上竖一牌子‘军统特务不列名’。”文革期间，沈醉被指责为“美化军统特务、丑化共产党员”，理由是“军统特务怎么会成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怎么会去当军统特务？”虽经他再三申辩，也没人相信。组织部门还警告他，不许再“乱说”。[22]

　　 至于溥仪《我的前半生》，作为文史资料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单独文本，从构思、写作、完成到修改、审稿、出版，无不具有官方野史的标准化和程序化特征。“《我的前半生》写作开始于一九五四年战犯大坦白、大检举中，由溥仪口述，溥杰执笔，一九五八年脱稿。经人工钢板刻写，油印，装订成册，引起了公安部、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重视。统战部以‘未定稿’的名义，铅印了四百册，分别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手中。”作为事先的内部审阅，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看了《我的前半生》的“未定稿”。[23]“在给予肯定的同时，都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修改工作由群众出版社负责，于1963年4月开始。溥仪和参与修改的李文达重返东北，“采访和查阅了溥仪不同阶段的改造总结以及溥杰提供的狱中日记，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又收集了大量清宫档案、文稿、档、朝廷重臣的奏折、日记、往来信函。据说所收集的材料重量超过一吨，能把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堆得满满登登。再以后经老舍等著名作家、学者的‘把脉’、修改，一九六四年三月，《我的前半生》终于问世。”[24]显然，这部自传绝非普通的个人行为，甚至也不单纯是一般性的组织行为，而是标志性的国家工程[25]和世界性的样板工程。[26]这一点，在毛泽东主动提议溥仪写回忆录时，就已经定下了基调。就在溥仪“紧张修改回忆录的时候”，毛泽东还忙里偷闲地宴请溥仪。“毛泽东在湘味家宴的餐桌旁，给溥仪提出了建议，要求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真实的溥仪。”[27]尤堪玩味的是，“毛泽东还把未定稿的书送给了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28]在最高领袖的亲自关照下，在全国文史专家的共同参与下，[29]终于成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皇帝自传。人数众多加上权力巨大，再加上要求苛刻和督察细致，便足以彻底淹没溥仪个人的一切真实感受和内心想法，从而确立起一种全新性质的伪史书写模式。《我的前半生》的写作和出版，证明了文史制度的成功。它见证了一个傀儡皇帝如何被改造成傀儡公民。[30]这是传统帝制的失败，也是现代极权的成功。傀儡公民较之傀儡皇帝，没有任何道德和人格的优越之处。相反，可能更为卑贱。溥仪对斯诺说，“历史上那个有罪的皇帝已经死去了，如今，站在您面前的是公民溥仪。”[31]这番一本正经的表白，恰恰展露出溥仪身上的皇帝新衣。溥仪本来只想让人们看见他曾经是个假皇帝，不料却让人们看见他现在是个伪公民。他似乎从未有过真实的生活，他一生都是赝品。而他的自传则将炮制赝品的过程变成了一个精心打造的创造性骗局。于是，一种彰而不显的意识形态设计就有了非凡的意义。[32]尤其是书名，更是充满暗示性，令人浮想联翩。按照官方统一制定的指导思想来撰写史书，暗示着中共不光征服了你的后半生，而且还要支配你的前半生，进而控制你的整个一生，最后把你的一生永远掌握在中共的手中，成为它手里的一张牌，可以随时打出去，或展示给后人观赏。其含蓄的残酷性如同和魔鬼签订了一张出卖灵魂的终身契约。环环相扣层层紧逼的高压体制最大限度地抹杀了历史回忆者的鲜活个性，将史料写作者的最后一抹心灵色彩删除殆尽。末代皇帝的个人历史，经过官方的精心打造和精致包装，成为另外一种性质的公共记忆。围绕《我的前半生》组建起来的庞大而精干的写作班子，[33]开创了“盛世修史”的“新篇章”。“新桃换旧符”之后，末代皇帝经过官方的全面整容和彻底塑身，以一种“新人”面目出现于公众面前。与此同时，末代皇帝在被改造成“新人”之后，再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御用文人”。[34]实际作者之一的李文达说，[35]“写《我的前半生》时，为了熟悉历史背景，查阅了二三十年代的旧报纸；为熟悉溥仪在抚顺时期的历史背景，还翻阅了建国以后到60年代的《人民日报》，并写了100多万字的笔记。”[36]完稿之后，全国文史委为溥仪《我的前半生》修订稿开了几次座谈会，人们提的意见“不外是还有‘美化自己’，表面‘忏悔’、‘认罪’之词太多，真实情况仍然写得不够之类”。[37]

　　 据李侃回忆，“那时在‘左’的思潮弥漫全国的情况之下，也有些人对《选辑》发表战犯的回忆文字；发表民族工商业者的创业发家史料以及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内幕等表示疑惑甚至反感。”他记得1964年冬在山西昔阳县参加运动时曾发生了一件事。“晋中地区有一位县委书记犯了错误，受到处分。其错误思想表现之一，就是经常看《文史资料选辑》。”李侃自己在文革中的一条“罪状”，就是利用《文史资料选辑》“大放‘毒草’，为‘牛鬼蛇神’提供宣传阵地”。[38]更有人因写文史资料，“被群众抓住小辫，打成反革命。”[39]

　　 虽然文史资料始终以政治、军事内容居多，但文革前这点尤为突出。倒是文革前夕，胡乔木建议把关于黑社会的材料记下来，颇有远见。只是这项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着手进行，文革一来就搁置下了。为此胡乔木挨了多次批斗。[40]

总的来说，文革前的文史资料工作，“虽然受到了‘左’的干扰，但还是处于活跃阶段。”[41]人们普遍评价，这段时期征集的史料“质量一般都比较高”。[42]甚至认为政协资料库里，“最精华的资料，就是这个时期收集的。”[43]比如，《山西文史资料全编》中“最有价值的是《山西文史资料》创刊初期征集的史料”。[44]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距离前朝不远，一些遗老遗少较多，故而“撰稿人层次比较高”。[45]甚至一些辛亥革命时期的老人“包括朱德、吴玉章、何香凝、黄炎培、章士钊等也都亲自撰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