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走过改革30年]守望向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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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走过改革30年]守望向阳湖 发布时间:2008-02-15

　　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李城外
　　编者的话改革开放自1978年拉开帷幕，到今年将走过30年的历程。滴水可以映照出大千世界的光彩，而我们每个人在这30年里奔走的身影，共同构成了这个大时代急剧变化的历史图景。为此，我们特开设《自述·走过改革30年》栏目，用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
　　这个专栏的开篇——李城外撰写的《守望向阳湖》，记录了作者10多年来潜心挖掘搜集咸宁向阳湖干校史料，研究向阳湖文化的过程。1969年至1974年间，原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和专家及家属6000余人，下放到向阳湖劳动锻炼，这段历史注定要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李城外的努力，这段历史开始进入了专家和读者的视野。作者在史料的发掘上所做的工作尤其功不可没，为这一专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守望向阳湖

                                      ·李城外

      

    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曾有过一段让6000多名京城文化人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它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留下了一节笔墨凝重的篇章。1994年,当我把目光投向这块沉寂多年的土地后，自己的血脉便和向阳湖水融入在一起，也注定了我的“向阳湖情结”系得越来越紧，今生今世再也解不开……

                一、   发现“金矿”

    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新版《咸宁市志》上读到关于向阳湖干校的几十字记载：1969年至1974年间，原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及家属6000余人到向阳湖劳动锻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鄂南的一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观。在北京，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如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电影公司、新华书店总店等单位，大都是“连窝端”下放向阳湖。据统计，当年全国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五七”干校共有106所，各省开办的有1497所。知名的有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上海奉贤干校、湖北沙洋干校等等，但比较而言，还是咸宁干校的文化人最多，知名度更高。

    煌煌文化“金矿”，胜过黄金万两。然而，它也需要发现的眼光。我寻思，6000多文化人汇集在一起，是怎样大的场面?冯雪峰、沈从文，陈翰伯、王冶秋……，一个个如雷灌耳的名字，他们在向阳湖留下了多少苦辣酸甜的故事?谁能想像，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在咸宁几度受“审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作者在干校当上“鸭司令”？这一段被扭曲的历史，足可以写一部史诗! 巴金先生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认为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不忘“过去”。我们如果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一方面可以提高咸宁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又能抢救大量珍贵史料，填补“干校文化”的某些空白。如果不及时做的话，随着那些老者们的离世，可能就再没有史迹留存下来，这无疑是一笔不可多得、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我还联想到，80年代有一篇写“将军县”红安的报告文学轰动一时，叫《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而向阳湖则是“六千文化人同一片土地”。

    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鼓励和支持。从此，我开始着手宣传曾下放咸宁的名人，先从采访入手，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当年“五七”战士在干校的生活经历，并请他们写回忆文章，然后汇集成册。为了做好采访前的准备工作，我查阅了“文革”期间大量文献资料和新时期以来一整套《全国报刊索引》，多次去向阳湖实地考察，连咸宁干校的其它分布点——汀泗、双溪、金口、乌龙泉、丹江乃至天津静海团泊洼等地，我都一一光顾，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素材。我还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向阳湖文化人”出版的著作和一切与干校有关的书籍，并坚持订阅了几十种有参考价值的报刊。同时，我利用每次进京出差的机会遍访文化名流，遇到的是“一路绿灯”，无论是身居要职的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无论他们是工作忙碌还是躺在医院病床上，都热情欢迎来访，并主动提供日记、书信、老照片和回忆文章等，还纷纷为向阳湖题词、题诗。1995年5月，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率先题词：“深深地怀念咸宁和向阳湖”；时隔不久，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题写：“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写下：“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其它名家的题词还有： “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陈原)，“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和友情”（陈早春）， “历史在这里沉思”(周明)，等等。王世襄、朱家溍、顾学颉等纷纷录下干校旧作中的诗句相赠。全国文联主席曹禺、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不顾体弱多病，分别为我编著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题写了书名；曾担任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王蒙因父亲王锦第曾在向阳湖劳动3年半时间，也写来饱含深情的信。在短短的几年中，我先后搜集回忆向阳湖的文章近百万字、老照片200多幅、书简1000多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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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抢救“国宝”

历史的责任感促使我奔忙着、劳碌着，自觉地进行着自己的“文化苦旅”。尽管只是“单枪匹马”，在北京，我仍像一股“旋风”满城旋转着，仅1995年至1998年3年多的时间里，就叩开了200多个文化名人的门扉。像一些文学大家，因为采访前读了他们的作品，准备充分，加上他们都对咸宁怀有深厚感情，都称向阳湖为“第二故乡”。我每每上门，他们都与家里人说“老家来人了”，那种亲情、乡情都让我深受感动，消除了顾虑，没有了紧张，采访的过程非常轻松。我没有当过记者，但深深体会到采编工作的辛苦，有时是“连轴转”，一天采访好几个，最多的一次采访6个，从早上到凌晨3点。好在不少文化人都住在同一单位的宿舍楼里，我往往是先访一楼，然后二楼、三楼，一直到六楼，乐此不疲。有时候，我说：“时间太晚了，打扰您，不好意思”，他们反倒说：“辛苦的是你，这么晚了，还在为抢救向阳湖文化上门采访，我们累一点没关系，你要保重身体”。说这一类的话，就像老朋友一样。

在快节奏、高效率的运转中，我以一名“土记者”的眼光，尽可能抓住一个个细节，摄取一个个“闪光点”。拜访老诗翁臧克家时，他已是90高龄，因为他一家都下放向阳湖，包括他的夫人、女儿。尽管当时年事已高，听说咸宁来客求见，他十分热情。我们聊了整整一上午，最后臧老还为我题字、签名、送书，这次采访非常成功。不久，拜见“文坛祖母”冰心也很顺利。因为此前我写信给她，老人就题写了“向阳湖”三个娟秀的字寄赠，后来我去北京医院看望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微笑地点头。她拿出一个小本子，只要有人前来探视，老人都要留下名字、地址，这样的一片爱心给我留下了温馨的回忆。——我采访了众多文化名人，由于他们大都年老体衰，不久便陆续有人去世了，到目前为止，这200多人已去世的大约占了四分之一，仅近年辞世的就有刘炳森、史树青等“国宝”级专家，这使得我越发增强了“抢救”的紧迫感。现在欣慰的是，他们生前都看到了我的采访文章。然而，我并不满足于写单篇的人物专访，还计划写长篇纪实报告文学。因为干校是一段特定的历史，当时有些人把向阳湖当成他们“文革”时期的“避难所”，有些人在这里受磨难，他们和咸宁的感情主要是老乡结下的友情。尤其是少数“五七”战士的家人在向阳湖去世了，他们不愿提那段沉痛的历史，但如果不抢救，我总觉得是一个遗憾，因为越是在向阳湖去世的同志，我们越应该纪念他。就这样，为了不断“扩大战果”，我一直保持着和北京及各地“五七”战士的联系，为他们寄报刊资料，约请写回忆文章。由于实在太忙，我只要动笔写信，一般都是集中起来一次写几十封，百余封，有次还创下了一天写200余封信的记录！每当得知有“五七”战士（及他们的子女——“向阳花”）重返故地，无论是北京贵宾，还是海外来客，我都会自觉放下手头的工作陪同前往，义务当好向导；如果传来我采写过的老文化人逝世的消息，我便马上向其亲属发出唁电，聊表缅怀之情。

一时间，鄂南向阳湖，因沾了这一大批“国宝”的光而闻名遐迩。对已走访的对象，我都分门别类建立了“个人档案”，采访笔记、观察日记和整理的录音不下百万余字。有了丰厚的积累，我在《咸宁日报》上开辟了有关向阳湖文化的专栏，历时5年之久，共发表人物专访100多篇，组织约请文化人写回忆文章60多篇，发稿近80万字，创下了咸宁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涉及文化领域最广、专访对象名气最大、发表文章篇目最多的记录，有些文章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文艺报》《新闻出版报》《湖北日报》《新华文摘》《今日名流》等报刊转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1997年和2001年，由我编著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两书上下册，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经历的回忆录和散文集。《人民日报》《中国政协》《人民文学》《光明日报》《中国图书商报》《读书》《湖北日报》《长江文艺》和香港《文学报》等十多家报刊作了介绍或评论。蜚声海内外的萧乾先生生前评价：“我相信它们不但在当代拥有众多读者，将来也会有历史价值”；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认为：“后来人如写文化大革命史的‘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撰文《“沉舟”浮出水面》：“李城外的这些采访，可以说是文学、史学的抢救活动，功不可没……”

   近两年来，向阳湖文化更是捷报频传，好戏连台。2006年，我国出版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其中“当代卷· 1969 年编”对向阳湖文化作了重点介绍。同时，一部视角独特、内容丰富的回忆录《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国家行政学院领导、湘鄂赣文史工作会代表、天津和岳阳等地专家纷纷到向阳湖参观，都充分肯定向阳湖文化研究工作，称赞为历史办了一件大好事。2007年，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头条重磅推出“人在向阳湖”专辑，文学大师陈白尘、严文井之女专程前往向阳湖寻访父辈的足迹；秋季，省第五次作代会将鄂南的“向阳湖文学”作为湖北最具影响的地方文化品牌之一，列入“文学湖北”实施工程；武汉出版社积极筹划，将隆重推出一套“向阳湖文化丛书”（7本）；市政协按照全国政协征编计划，配合省政协文史委完成咸宁“五七”干校20多万字史料的征编任务。咸宁市委书记许克振在市第三次党代会上的报告和市委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实施意见，都强调要重视开发向阳湖文化。——鄂南有幸，抢救“国宝”行动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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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响“品牌”

十多年来，为了点燃星星之火，使向阳湖文化传播早日成为燎原之势，我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点子”，逢人说项。平常日子，我走到哪里，三句话没说完，便会情不自禁谈到向阳湖；每逢出差，除行李外，必随身带上有关向阳湖的资料，到处散发。因此，有位“知音”送了我8个字的评语：呕心沥血，无孔不入。例如，我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宣传向阳湖文化，在笔会、党校培训班和省内外高校中文系讲坛上作向阳湖专题报告，策划拍摄向阳湖人物系列专题片（10集）和发行“中国向阳湖文化名人风采”系列纪念封（6枚），主编《咸宁文史资料·向阳湖文化专辑》，发起成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创办《向阳湖文化报》，建立向阳湖文化网站……

为了打响向阳湖这张文化品牌，我节衣缩食，夙兴夜寐；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由我开辟的专栏和策划的专题先后荣获“湖北新闻奖”和“湖北电视奖”；由我撰写的系列文章，曾连续2年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荆楚风流”栏目中播出，有的还被选入冰心纪念文集和《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等多部高品位散文集中。2003年至今，我先后在《人民政协报》《武汉文史资料》和《湖北档案》上开辟向阳湖专栏，在著名网站“人民网”主持“湖北有个向阳湖”专题。《文艺报》《中华儿女》《湖北日报》《世纪行》和《长江日报》等多家京汉报刊，均以较大篇幅刊载了介绍我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的专稿。央视“万家灯火”栏目还播出过向阳湖文化人专题《遥远的牧歌》。2005年9月，向阳湖文化研究又一次受到媒体全方位的关注。中旬，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率“记者沙龙”——包括新华社、中新社、人民网等京、沪、陕、粤18家全国有较大影响媒体的记者，齐聚“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参观采访；下旬，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正式邀请我担任5集专题片《在咸宁干校的日子里》总策划。

名不见经传的向阳湖，终于走出了湖北，走向了全国及海外。毫不夸张地说，向阳湖已和九宫山、赤壁、汀泗桥等名胜一样，成为鄂南最具影响的品牌之一。

当然，干任何事业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在我尽情遨游于向阳湖之时，也难免遭遇到小小的风浪，嫉妒、嘲讽乃至攻击也随之而来，如“不务正业”啦，“看不懂向阳湖”啦，“出卖文化人的苦难”啦，等等，我都一笑了之，必要时才撰文反驳。因为我坚信，提高咸宁的知名度没有错，“铭记历史、弘扬文化”不会错，何况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员。可喜的是，经过众多文化人和咸宁人的共同努力，向阳湖文化方兴未艾，声名远播。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张惠卿、陈早春、傅璇琮、姜维朴、沈鹏、刘杲、和穆熙等7位新闻出版界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领导重视并支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全国政协文史委组织委员专程前往咸宁，实地考察向阳湖；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在南京年会上举办有关讲座，并成立了向阳湖文化专门委员会；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正式批准 “向阳湖文化”商标注册，国家档案局将“向阳湖文化”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规划；湖北省社科院委派文学所的学者专题调研向阳湖文化的独特价值，《咸宁市走向21世纪的战略构想》也将向阳湖文化村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咸宁学院“向阳湖文化研究”课题被省教育厅批准为重点项目，咸宁高中将向阳湖文化内容列入校本教材。更值得欣慰的是， 2002年11月7日，湖北省政府35号文件公布，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入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全国之先。咸安区在当地专辟陈列室，举办全国唯一的“干校文化展”， 向阳湖从此上了咸宁市旅游图。——抚今思昔，我记起了著名学者章开沅曾高度评价向阳湖文化研究的一席话：“我认为这项工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向阳湖成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很了不起。它作为湖北的一个文化亮点，应大肆宣传。这项工作如果做好，不仅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如俄罗斯西伯利亚群星灿烂……”苏州大学文革史专家王尧也强调：“在20世纪的历史上，‘向阳湖’不单纯是个地名，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符号，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为了充分利用这一独特的资源优势，把向阳湖文化品牌打得更响，在2008年1月召开的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我与5位委员联名提案，建议进一步加大宣传向阳湖文化力度，积极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力争早日成功，以吸引更多的目光关注和支持咸宁，为鄂南旅游经济大飞跃和文化事业大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如今，在鄂南，提起向阳湖，人们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已成立8年的向阳湖文化研究会，正积极组织一批有识之士探讨“向阳湖文化现象”，为建立一门新兴的“向阳湖学”而不懈努力！我身为这支团队的擎旗人，十多年来一直在全身心地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很多朋友戏称我为“李向阳”，有人还称我为“向阳湖中一尾鱼”。而开发向阳湖，我只不过做了一点铺路的工作，就得到组织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可，享受了市政府专项津贴，荣获“湖北青年五四奖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还被咸宁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这种种“光环”，既是动力更是压力。我告诫自己：永远不能满足现状，肩上的担子只会越来越重。我总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能办成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就不错了，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挫折和误解，但贵在“守望”，因为守望是一种境界，只有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就一定能取得成功。总的来说，为向阳湖树碑，为文化人立传，为中国文坛增光添彩，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原载<<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