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 ：拆下肋骨做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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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拆下肋骨做火把

谌胜蓝

　　　　

他12岁因家境贫困辍学，19岁就出版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并位列大学教授；他是财会专业的奇才，也是民主革命的斗士；他做过新中国上海市政府的官员，同时也是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学者。

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妻子却离他而去；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孩子，临终之前却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见他一面；他深深地爱着他的祖国，却在祖国的肌体上受到遍体鳞伤的折磨，直至过早离世。

他如一粒尘埃，淹没在了纷繁的尘世，很少有人会忆起，当年上海滩那个少年天才，当年延安中央党校那个多思的学生，也很少有人会提起，新中国大上海那个风风火火的财政局长。

1994年，因为他的文集出版，人们在大叫“自1957年之后，中国的思想者集体失踪”后，突然发现：“我们有顾准”。

“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集体名誉。”

“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起这个令人尊敬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

更有人纵观顾准先生的一生说：他本来有一官宦前程，而且前程似锦，但是他“糟塌”了这一前程，走上了一条料无善终的不归之路。他在黑暗中求索，给抽屉写作，给后人写作，而不是给自己的学术前程写作。

这就是顾准。

从商城到息县

上个世纪30年代，当他的银行会计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投身革命，走上一条温饱未知、九死一生的艰险人生路。

当他和他的同志们壮怀激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大业，他却屡次遭受政治迫害。先是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被撤消一切职务，又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流放到农村接受改造。几年后再度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受尽凌辱。

1959年3月，顾准作为“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商城县“监督劳动”，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那段地狱般的生活，可谓触目惊心。

在那里，顾准面对的是肌饿的折磨、死亡的威协，外加繁重的劳动、精神的苦痛，经济的窘困。

他饿得全身浮肿，饿得晚上睡不着觉，饿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东西吃，甚至学会了偷吃，学会了对那些道德败坏的人以笑脸，只为对方有机会给他一根胡萝卜。

“清晨傍晚，颇为饥饿所苦。”“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这类记述，在顾准的商城日记中随处可见。

他因为没有钱，病了无法去医院。他因为受到各种各样的呵斥变得卑躬屈节。他因为不想成为饿殍而学会了唾面自干。

在自我拯救的同时，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当时中国的农村。   

“徐家断炊”、“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类记载，在顾准的商城日记中最为常见。饿殍连连、哀鸿遍野及至“人相食”，顾准目睹着中国农村真实的景象。

面对这一幕幕的人间惨状，顾准没有理由不思考。

“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

“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贡献，结果被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7000万人的大兴水利……”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大面积饥饿与死亡的，除了天灾，更有“人祸”。同时，他也在考虑，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的国度，如何解决人民的温饱，如何发展与建设。

他求饱求生存，是因为“我要保存下来，我还要战斗……至少应该记录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

显然，在商城，他在力求存活的同时，他在关注民生与社会的同时，他的眼光投向了更高远的未来，这是一个智者与思想者必然的选择，即不仅仅是活下去。

1969年11月，顾准再一次下放河南，这一次到的是息县“五七”干校。

息县的生活水平不在话下，不仅可以买到酱肉，而且吃炼乳、奶粉、肉松是经常的事。他不再关心吃，也根本不言饿。然而，他面临着新的痛苦，那就是情感的煎熬。

1965年，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不久，妻子提出与他离婚，五个子女与他断绝关系。

1967年5月，他最后一次回家，孩子们冷漠地质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并拒收他交来的存折。妻子则责问：你害已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从此以后，他与家人没有再见一次面。

1969年11月，54岁的顾准形单影只地来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我希望再见秀一面”，临行之前，他三次提出这个要求。秀即方采秀，顾准夫人，其时两人口头上已经离婚，数年未见。他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他终于知道，秀已经自杀身亡一年半。悲痛之余，他提出想与孩子见上一面，却也未能如愿。

把所有的苦与痛都深埋在心间，他清点行李，离开北京。

他从弟弟那里搜集子女的照片，一一贴在像册上，

“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顾准说。

“如果他能摘掉右派的帽子，我们就复婚。”秀女士这样说。

“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在“五七”干校，顾准没有沉湎于单纯的思念中，而是要用更积极的态度表达对亡妻的悼念。

同时，经历在社科院的学习与思考，经历再度成为“右派”的厄运，经历“文革”、家庭破裂与再度下放农村。他不再关心他的财会专业，更不局限于妻离子散的家庭悲苦，化悲痛为力量，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痰中带血，身体一天天虚弱着，在干校的顾准执着地继续着他的独立思考。

他显然比商城时期更深刻，他不再探讨中国人的温饱、丰收与节粮，他开始发问：为什么中国在进入20世纪中叶后期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为什么千百万人追求革命、不惜牺牲生命换来的胜利，最终是这样一个结局？

他不仅仅思考中国的问题，而是把中国当代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畴，立志弄清楚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最终弄清楚中国的问题。他与干校管制人员斗志斗勇，赢得了难得的读书环境，并广泛的涉足世界文经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进而对整个人类的历史作一番整理。

“一个人，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他说。没有资料，没有卡片，没有更多的书籍，但所有这些，并不影响顾准的研究。他希望还能活上二十年，用以广泛涉及古今哲理。

对比中、西方文明，他探讨着中国“史官文化”的传统、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即“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凡此等等。

1972年，离开干校的顾准回到北京，他以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的执着和勤奋，完成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万言的、照亮日后中国思想界的论著，然后撒手人寰。

从商城到干校，是顾准人生的炼狱期，也正是饥饿、死亡、威协、被亲人抛弃、批斗等一系列的连环苦难，让顾准从单纯的经济学领域走向社会科学的研究。“五七”干校，正是顾准思考的成熟期，最终成就了干校后期思想的丰收期。

生死两茫茫

在干校，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对亡妻无尽的追念。

“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

“这些‘家务活动’，过去是写给秀的资料，现在则‘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旬日，梦寐中曾痛哭失声…….”

“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人间。”

“偕游秀故乡，登黄山，曾相预期，已成泡影……”

顾准与方采秀结合于1934年，其时两人同为革命组织“进社”成员，可谓志同道合。两人共同走过了战乱的生死离别、流亡奔波，也经历了地下革命的艰难险阻。但是，最终却劳燕纷飞于那个万马齐喑的岁月。

但是，他理解妻子的离婚要求，而且心怀忏悔地长久怀念着她；他宽恕孩子们的举动，常常因为思念他们至“夜不能寐”。他给长女买手表，他备一套被褥以便孩子们来看他时可以用，他省下一点油票，希望给孩子们。可是，没有一个孩子理会父亲，他们还烧毁了父亲所有的照片。

1974年，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希望见到其中的哪怕一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子女前来医院！而他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却是：“祝福我的孩子们。”

十年以后，他的论著终于让女儿彻底低下了头：“原有的父亲形象，至此彻底清晰中，高大起来。”“今天我们是在赤裸裸地经受着感情的煎熬……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在愧疚之余，女儿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更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

也许，我们很难找一个突破口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顾准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已经23岁。我也知道，同样是在那个时代，在同样的境遇下，巴金的夫人萧珊为了保护丈夫，挨了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周信芳的夫人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冰心也曾发出质问：“如果吴文藻是‘右派’，我也是。”而在当年错划的千千万个右派分子中，又有多少子女真正与父母宣布断绝关系的呢？再比如，同为袁昌英教授的孩子，当年她的儿子断绝了与母亲的往来，女儿与母亲时有往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女儿因此受到牵连！

也许苦难的时代，曝光了某些不太健全的人格，或者一些受局限的认知水平。同样，苦难的时代，把顾准的铮铮铁骨、冷峻孤傲、柔和宽厚暴露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把更多的敬重与惋惜送给他。

有道者不孤

伟大的思想者，即便身处地狱，即便发出微弱的光芒，也会穿透黑暗，照亮共鸣者的心田。在遭遇不被家人理解的同时，顾准在息县却遇到了他人生的知已吴敬琏。

1974年，顾准离开人世。吴敬琏帮着把他推进了太平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但是他走了。”——2005年，吴敬莲这样回忆。后来，吴先生的女儿从父亲口述这段回忆的录像中，发现了老人眼里的泪光。

干校期间，顾准与吴敬琏因同为“反革命分子”在同一劳改队，在“隔离室”朝夕相处，他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活动”的机会，利用干校后期管制相对松散的机会阅读和探讨。吴敬琏感受着顾准渊博的学识与犀利言辞，聆听着他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许多问题惊世骇俗的独到见解。吴敬琏受到顾准的深刻影响，以至重新操起英语。而顾准则说，与吴敬琏聊天是一种享受。显然，在干校的顾准与吴敬琏，成了心灵上的知己。

顾准匆匆地走了，但是，在干校期间深受其影响的吴敬琏活了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改革》杂志主编……”吴先生头上这一串闪光的头衔，是他学术研究达到高峰的见证，所有这些，是否让九泉之下的顾准欣慰呢？虽然吴先生他自称，顾准的天赋和聪明才智以及道德文章，不是一般的人可以企及。然而，他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对顾准最好的纪念。”他的确是这样在实践。

有道者不孤。今天，经济领域的人在研究他，社会学领域的人在研究他。作为干校文化研究的一部分，顾准更是让人为之眼亮。在所有的“五七”战士中，像顾准这样经历过饥饿与死亡的威协、遭受过毒打，又经受了家庭破裂的，还不多见。我们曾经感佩于冯雪峰对党的无比眷恋，也曾惊叹于沈从文对文物事业的执着，我们见识了郭小川的从天真到成熟，也研究了冰心在干校的恬淡，我们为胡耀邦在“五七”干校的乐观而感动，我们也为陈白尘在干校的悲苦命运叹息。但是，在顾准面前，在这个受苦难最深的“五七”战士面前，我感到一切感叹都是多余的。他的思想，他的高度，他承受的苦痛，以及他内心的柔情，他的信念，以及他对于祖国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感谢吴敬琏先生，他不仅用行动继续了顾准的事业，他更用文字记录下了干校时期的顾准，不仅仅是他的思想脉络，还有他因为不愿意作伪证遭受皮肉之苦后的谈笑自若，在地头开他的批斗会时，在雨点般袭来的拳头中，他高昂着头大叫：“我就是不服”的情景。

面对一位大智大勇者逝去的遗憾，任何语言的弥补都是苍白的。面对未来，我们更应该看重顾准的学术思想，以及比学术思想更为重要的独立思考能力、刚正不阿的处世原则。

顾准把肋骨拆下作火把，试图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而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