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伟：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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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昕伟：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

50年代未60年代初，中国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在传统的民歌中融入政治情怀。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 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诗歌界“出现了普遍繁荣的、盛况空前的图景”。这是诗人徐迟在新民歌运动第二年编选的《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言中所说。接着,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这一运动的“盛况空前的图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了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致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出于建构文学新秩序和新模式的需要;立足于“大跃进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毛泽东同志“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的积极倡导下，于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报告，“新民歌”以及“两结合”的创作由此推展开来。全国上下男女老少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充满疯狂、幻想、浪漫、自我陶醉写诗运动。 　　新民歌作为鼓动民众投身“大跃进”的运动的重要工具，有效地体现了主流文坛以建构“新文艺”来为政治服务的明显意图; 民歌对于鼓舞、教育、组织群众的作用是很大的。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生产斗争的武器。” 　　“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场面);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等等一类的标语，无不反映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充分强调突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参与大跃进运动的积极性。 　　应当看到新民歌运动所依赖的民间文学基础，使工农兵群众真正成为新的文学主体，“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至此被全面颠覆。时处“插红旗”，“卫星”满天飞的大跃进年代， 诗歌的狂躁， 与宣传报道的狂躁堪称兄妹。 满街都是“诗人”，写诗成为任务，催生了数不清的“新民歌”。 　　杨小滨：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民歌运动似乎是反右斗争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用消灭或压制的方法，而是以引导的方式，促使知识分子不再采取任何面对现实的批判姿态，从而将之融合到由党的路线所规划的劳动生活中去。比如：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他去学开拖拉机." ; 　　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 ; 　　你是英雄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 　　这些民歌极具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力图反映了人民积极投身劳动生产，投身大跃进运动，并获得大丰收的激动喜悦之情，旨在褒扬如火如荼进行的大跃进运动。然而大多却不是真切的生活体验和自发吟唱，而是服从于政治的遵命诗歌。主题上以歌颂为主，但歌颂的过程更加简单，其中多表现为忆苦思甜和抒发豪情壮志，在艺术上则极尽夸张。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 ; 　　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专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 ; 　　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奇唱歌来怪唱歌，红薯亩产三万多，南瓜大一个，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妈莫奈何!; 　　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头,足够吃半年 ，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 ，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 　　我们从这些充满“浮夸风”的民歌中，可以看出 ，新民歌描绘的这些美好景象只是“大跃进”中严重破坏生产力的虚假现象，缺少文学应有的起码的良知。但是我们也能从中发现些许切合现实的民歌。 　　一首是农民改造荒地为果园后的： 河有多长，果林就有多长， 站在河岸就像仪仗队， 迎接汽轮往高山上开，投给客船以果实 　　一首是写边疆工业化的： 我望着，我远远地望见， 又一座黑塔与它并排高站，近看才知是火电厂的烟囱，不息地吐着墨一样的浓烟，暗夜在地上绘出繁星般的灯火，白昼在天上绘出黑色的牡丹。 　　一首歌颂修十三陵水库的建筑工人的： 你这是干什么 ， 一铲又一铲?二十五万亩水浇地，要在我掌心里涌现! 　　诸如此类密切联系现实生活，主题鲜明 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场景，但也不可避免的充斥着大跃进过分的激情。 　　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红旗歌谣》影响最大。摘取几首如下： 　　《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主席走遍全国》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 　　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 　　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 　　整体水准基本如此，无非展现了“人定胜天”、“农民的革命乐观主义”还有些个人崇拜的内容。毛泽东本人在看过《红旗歌谣》后，都感觉相当不满意，“水分太多，还是旧民歌好”，还说“巢湖怎么端得起来”。 　　别的选本大致也差不多：“放下锄头写诗歌/写成诗歌千万箩/歌声高涌冲云汉/屈原李白不敢和”(《华南新民歌选》);“要叫顽石让路走，要叫高山尽低头，要叫穷村变福地，要叫恶水变驯流，要叫番薯像冬瓜，要叫谷粒象大豆，要叫鸡蛋粗过碗，要叫肥猪赛过牛”(大跃进民歌选)新民歌运动”产出作品的整体水准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想必也有人能看出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连劳改犯也要被逼着写诗，所以很难发出什么声音。 　　聂绀弩在诗集《散宜生?自序》里记录了领导传达上级命令要求劳改队员写诗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不用说,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嚷。但也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一条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并且都抽出笔来,不知从何处找出纸来,甚至有笔在纸上划的沙沙作响。”而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本人也是运动的受害者。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作为民国时期名声显赫的诗坛才子，这个时期成为了创作水平下降最快的时期。 　　1958年底,全国各大报刊刊载的新民歌就大大减少了。推动和提倡新民歌的毛泽东，正如他开始觉察并立意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一样，也在1959年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态度。他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有诗意的人才能写诗,你让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无诗意,怎样写诗呢?你不是冤枉人家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 于是，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在它发动一年以后逐渐降下了帏幕。 　　诗歌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有其自身规律。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限定了题材的发挥，统一了艺术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好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完全违背了重视民歌的初衷——“新民歌”变得虚假、呆板，以及莫名其妙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怎么能够不失去民歌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所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失败是必然的。但是，虽然新民歌运动仅仅存在了不长的时间，但这场运动失败背后的一些原因却并未被解决，甚至还不断发育，以至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界都难以摆脱影响。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怕瓦落地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

　　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

　　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