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毛泽东而死的文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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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毛泽东而死的文人系列（一）

                      许锡良

中国现在有许多新鲜名词，比如“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害羞死”等稀奇古怪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但是,其实这些还不是最离奇的，最离奇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歌颂死”，大批的文人墨客，被自己歌颂的对象批判，但是仍然痴心不改，至死对整死自己的人讴歌不止。那种犯贱的心态，真是世界所罕见，中华民族所独有。

其实，中国有古老的愚忠传统观念。这种传统让人至死都要向杀他的人效忠，尽管自己的生命被他的效忠对象结束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临死之前为杀他的人唱颂歌。这样的文人在中国简直数不胜数，自古至今都有。这里仅列几个与毛泽东有关的文人。

          1、胡风

  胡风（1902年～1985年），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下石潭村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建政前，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常委，对进步文化事业做过贡献。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等。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反驳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编者按”中对胡风的批评。1955年5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批捕决定的前两天，胡风在家中被公安部人员拘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9月，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胡风的命运，表面上是胡风与舒芜两个文人的思想之争，实际上只不过是两个旧文人之争，其争端的缘由的实质只不过是邀功请赏之争，是争相邀宠的结果。胡风与舒芜都想在新政权下引起新主子的关注与重用。胡风为了引起新主子的关注，并且得到毛泽东的重用，曾经在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写了《时间开始了！》，诗的开篇即这样写道：

海

　　　　掀播着

　　　　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里

　　　　他背后的地球面上

　　　　照临着碧蓝的天空

　　　　……

　　　　毛泽东！毛泽东！

　　　　由于你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人民

　　　　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

　　　　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

......

毛泽东

　　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

　　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

　　神话里的巨人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你微微俯着身躯

　　你坚定地望着前方

　　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胡风入狱之后就疯了，在长达近三十年的监狱生涯中，仍然不忘歌颂毛泽东，观其一生基本上是在讴歌与疯癫之中度过余生。一靠歌颂伟人成名的文人，竟然最后死在这个伟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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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毛泽东而死的文人系列（二）

         许锡良

2、杨朔

与胡风直接肉麻地吹捧毛泽东相比，杨朔显然显得要有艺术性得多。他不是直接吹捧毛泽东个人，而是间接地吹捧毛泽东的文治武功。他对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可谓是共和国历史上歌颂艺术的第一人。至死，他为自己不能够再继续歌颂而深感遗憾。在服安眠药自杀时，还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多么渴望写作啊!我要歌颂祖国和人民,写更多的新东西。歌颂这些又有什么错误呢？真没想到啊!

我在八十年代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收录了杨朔好几篇散文，比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泰山极顶》、《香山红叶》、《樱花雨》等等。这些散文，主要写作于中国最黑暗，饿死人最多的六十年代初，可是他除了极尽能事的讴歌散文之外，竟然没有在自己的心理上留下任何不良情绪与阴影，每一次都感觉当时的生活是那么甜美，那么圆满，那么幸福。但是，其代表作除了《樱花雨》是用来抨击美国占领日本的罪恶之外，其他的散文都是极力讴歌新中国、新社会的。其表现手法几乎都是通过状物抒情、托物寄情、物我交融，其表现的文学艺术手法就是所谓的营造情境，曲径通幽，峰回路转，总是在最后和笔点题，一步一步将包袱抖出来，形成了风靡一时的独特的杨氏散文风格。曾经在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成为了风靡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散文大家”。在“文革”前的中国，在散文创作方面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文革”结束之后，杨朔的散文再次现身中学语文课本，却没有介绍杨朔散文写作的时代背景。而且当时课文后面的要求几乎是篇篇要求背诵的。我就是这样结识了杨朔。那时，我因为记忆力不好，经常因为背不出杨朔的散文而被留堂饿饭。现在想来，杨朔的散文是最具有讴歌艺术的。因为，他既不直接讴歌毛泽东，也不直接赞美新社会，而是通过间接地写物抒情，然后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给予极力的美化，那种完全依靠生花妙笔描绘出来的美丽新世界，就是杨朔散文里的世界。

杨朔不仅在散文中讴歌当时的社会，而且在写心得感想的时候，也是从内心里有一种讴歌的欲望的。杨朔发表于196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一文，这样写道，“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于当时的革命文学的洪流中。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十分清晰，那就是首先是革命战士，其次才是作家。1949年以后，随着一个新的抒情的时代到来。“文革”前“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中国、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就这样，当时的作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歌颂体”，胡风只是当时歌颂体文人的最早代表与表现最出色的代表。但是随着胡风被批斗，杨朔换了手法，不是用诗歌，而是用散文，不是直接歌颂领袖，而是通过歌颂领袖的丰功伟绩，不是直接赞扬，而是通过寄物抒情的表现手法，达到讴歌的目的。在这方面，杨朔当时确实开创一个全新的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他的文学创作，既是一种艺术手段，更是一种政治态度。杨朔之所以选择不直接歌颂毛泽东，是有当时的政治背景的。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浮夸风，毛泽东在政治地位上遭受了空前的挑战。再鉴于直接歌颂毛泽东的胡风的榜样效应，因此杨朔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开创了全新的讴歌式的寄物抒情散文体。与胡风把宝完全押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相比，杨朔的做法显然更为妥当贴切。

杨朔对讴歌事业是如此的情有独钟，痴心不改。后来他被批斗的时候，还十分委曲地辩解说，歌颂新社会、新中国无罪。他多想还能够继承歌颂下去啊。可惜，没有了继续歌颂的机会了。真是歌颂至死不肯罢休的文人。

那么，杨朔如此创新式的讴歌为什么仍然还会遭受“文革”时的批斗与迫害呢？问题还在于“文革”时毛泽东的登峰造极。那时讴歌社会主义，讴歌新时代，是远远不够的。试想当时的口号，连“毛主席万岁”都不过瘾，一定要加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才合格，杨朔在散文中不直接歌颂毛泽东已经是犯了大忌。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文革”中被批斗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那篇当时十分流行的讴歌散文——《荔枝蜜》，在这篇散文中有这样的句子：“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特别细长，每只蜜蜂都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它。”这句话被造反派认为是在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泽东的身材魁梧，也就是身量特别细长，而每只蜜蜂愿意用采来的花精供养蜂王，这蜂王显然就是影射毛泽东的。真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了。至此，杨朔只有死路一条。

后来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翻译家的资中筠先生见证了当时杨朔自杀情景。（资料来源：李杨著《杨朔：死于1968》载于《看历史》）情形是这样的：杨朔服安眠药自杀的时候，正被专案组隔离审查。这是杨朔去世前一天，也就是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

会议室的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放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洗漱、如厕，不许出来。

8月1日晚上九、十点钟，资中筠看到屋子里被隔离的人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去厕所洗漱，然后回房间睡觉，杨朔就在其中，并无异样。

到了半夜，资中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听屋里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资中筠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几个管事的，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资中筠看见，那个姚某还扒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

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8月3日，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

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筠说，“杨朔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因此，他就这样因歌颂而死。

2012年4月1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