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老赵家的新闻宣传计划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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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老赵家的新闻宣传计划书[之一]


儿媳疑似怀孕了--300字，拟发《优生优育》月刊
儿媳没有怀孕，是假孕---350字，拟发《孝南晚报》副刊
儿媳确实怀孕了------350字，拟发《仁爱医院院刊》
儿媳险些流产，幸得医生指导保胎-----400字，拟发《妇科研究》《产妇之友》
儿媳快生了-----50字，发微信公众平台
儿媳诞一男孩，八斤八两，母子平安------400字，拟发《为了孩子》报
孙子不吃奶，急坏三代人------500字，拟发《蒙牛乳业内刊》
牛奶里有疑似漂浮物-----100字，拟发《卫生防疫快报》
牛奶漂浮物其实是奶精，虚惊一场-----300字，拟发《孝南晨报》
孙子上幼儿园第一天哭闹不止，六旬爷爷只好背孙子回家-----600字，拟发《老年生活》《中国幼儿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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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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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略论批评
发布时间:2014-05-08
作者:不平

本文系作者撰写于67-68年。 　　一 　　鲁迅先生的一段语录：“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已经为很多人所熟悉了。我现在活学活用，想起了两点： 　　我们人民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此是一例：当前文艺批评是如此的多，却没有看见谁“用批评来抗争”，这就说明当前的文艺批评大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所触到的都是对方的要害，所以对方不再“用批评来抗争”了。 　　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大批判已经全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已经非常彻底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二 　　有人说，你有什么话说么，不要吞吞吐吐的。这意见，鲁迅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说过了。可就是因为胡君子孙太多，故此风不灭，今将它录在下面以警胡君辈子孙，也算是意见之一。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这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到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到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后来也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又何异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佛；这是近于宗教家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这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于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 　　三 　　因为当时胡君已经比较不聪明之故，所以鲁迅先生在这段文字下面还有一段文字没有说出来。如今，胡君的子孙聪明了，这段文字也应该说出来了。 　　况且，何谓诬蔑？诬蔑者，无中生有地造出事实或夸大事实这才可称之诬蔑，凡说出事实是不叫诬蔑的。譬如有人说你偷了人家三角钱。如果你没有偷，或者只有偷了一角，那么这就叫诬蔑。如果你确实偷了三角，或者竟然偷了比三角还要多的钱，难道你也会说人家是在诬蔑你么？ 　　一个和尚悔出家，是否有那么一个悔出家呢？如果没有，那当然可以说是诬蔑。如果有，则这诬蔑两字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确实有人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悔出家的和尚。诗人不过是说出了事实，又何以谈得上诬蔑呢？倘说诗人比较老实，肚里功夫比较少，有话藏不住，但还是比较确实的。 　　譬如有人说你偷钱，则诬蔑你的便是你这偷钱的行动。倘使你没有这个行动，那么才可以说是说的人诬蔑你。 　　我过去说过：“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适，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也是这个意思。 　　我对劳动人民是常常揭出病苦的。这难道是诬蔑劳动人民吗？我其实正是为引起疗救的注意，改正这些缺点。 　　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了，有人说了一些阴暗面，就会有人说是诬蔑社会主义社会，这其实也是不确的。 　　三、至于胡君非难“一个和尚悔出家”的另一个理由是说应该歌颂和尚的大多数，而不应该去暴露那一小部分，更是不能成立。试问胡君，何以要歌颂？乃劝人学习之意，譬如说某和尚立志笃坚，终成仙道，即是歌颂。如说某和尚半路还俗立志不坚，终沦地狱，即是暴露。暴露者，乃戒人勿行此道之意。名虽两道，实属同道。正反两面，似相反而相左，实相辅而相成。譬如胡君是笃信佛教的，然而和尚自有好坏之分。从胡君的立场来看，悔出家的就是坏和尚，而坚信佛教的则是好和尚。褒一个好和尚不等于褒了所有的和尚而贬了一个坏和尚也不等于贬了普天下的和尚。胡君当然是褒好和尚而贬坏和尚。这就表示胡君笃信佛教的两个方面。倘使胡君只许别人褒好和尚而不需别人贬坏和尚，那就只剩下了一个方面。譬如胡君固不妨去歌颂其他好诗，然而批评《蕙的风》却不能斥之曰：你暴露黑暗。将来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固宜称颂革命派以号召大家学习，亦无妨暴露逍遥派，以戒人免堕此道，并勉励他自己改正。天下之事，总有应该如此与不应该如此之分。有一些教师教完学生“应该这样做”后还教学生“不应该那样做，常错的地方有那几处”就是这个道理，任何一个社会都懂得树立标兵处罚罪犯，这就是从这个社会本身的角度来告诉人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四 　　鲁迅先生说：“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改不过来的。伽利略说地球在回旋，教堂要烧死他，他怕死，将主张取消。但地球仍在回旋，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球实在回旋的缘故。” 　　在以前，倘若有人说“新疆的生活很苦”，并说如何如何苦状，那么，他就必然会被说成是暴露黑暗。 　　文化大革命来了，人们都知道，新疆的生活确实很苦，这就是因为：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改不过来的，靠帽子也是改不过来的，即使大家都说新疆的生活如何如何好，或者避开新疆这个字眼，我想，新疆的生活大约仍然不会就此好起来的。 　　有位同志说的好。 　　新疆的生活确实是苦的。 　　新疆生活苦并不稀奇，中国偌大一个国家，难道能像正步走一样整齐吗？总有的地方落后，有的地方先进。说的清楚一点，前者就是新疆，后者就是上海，新疆的生活可能比说的更苦一些也没一定。 　　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现在大家都知道新疆比上海艰苦、困难，我们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是好同志就应该前去。 　　你说新疆生活苦，就是说你是想去的。但是要等到新疆生活好一些才去。先让别人去建设，让别人去过苦生活，等到新疆建设的跟上海一样了，大楼高房，沙发椅子自来水，然后再请你去，那时候，还需要你去干什么？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革命者。 　　革命者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就是要找重担子挑，就是要乐在天涯战恶风。“ 　　有一位青年被说服了。他说：“你的话是对的，这样说我也服了，但为什么有的人要把新疆的生活说的这样好呢？为什么这些人要吹牛呢？” 　　第三者插进来说：“因为现在有的人觉悟还不太高” 　　这位同志是如此回答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造反，要把那一小撮走资派揪出来。骗人，当然是走资派骗的。无产阶级当权派怎么会呢？旁边这位同志是赞成吹牛的，这是受走资派蒙蔽了，要改正。” 　　这位同志知道：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改不过来的，要改过来，全靠我们全体的努力、奋斗。 　　四 　　有位同志说：“现在流氓派怎么多起来了。” 　　一位先生说“多什么呢？还不过是那么一小撮？在整个群众中占多少比例呢？” 　　我听了这句话大吃一惊：怎么，还要一大撮才称多么？那么这位先生可以高枕无忧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奴隶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中总不会有一大撮流氓阿飞的时候吧？！群众是真心的英雄！ 　　一位先生说：“多有什么了不起，阶级斗争复杂么！”这位先生比较好一点，承认了“多”，后半句呢，等于不说，因为包括这位先生，说“多起来”的同志谁都知道：这是阶级斗争复杂的缘故，其他很多事情，也都是由于阶级斗争复杂的缘故。 　　一位先生反问道：“你怎么不看主流，单看支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那么多成绩，揪出了走资派，掀起了毛选学习高潮，人民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你怎么都看不到，单看到阴暗面？” 　　这位先生终于无法否认流氓阿飞确实是多了，报纸上登载的文章，电视台转播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会，人民法院出的布告，不是也揭示了这些阴暗面么？ 　　况且你怎么知道他“不看主流只看支流”呢？难道一定要说“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一小撮敌人不甘心灭亡。。。”这样才算是看到了主流么？那么医生在给你看病的时候还要说：“啊，你是多么健康，多么美丽。。。但可惜就是生了一个疮”么？ 　　然而这又成了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 　　于是，只许看主流不许看支流，只许看成绩不许看缺点。 　　五 　　流氓小偷问题，是否要解决？如何解决？ 　　认为“还不过是那么一小撮”或者“阶级斗争复杂么”的先生是不会想到解决的，因为要解决流氓阿飞，只有使阶级斗争不复杂，而这是不可能人为地解决的。以后待阶级斗争缓和一些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又何必杞人忧天，自找麻烦呢？ 　　还有一些先生也不想解决，因为这是阴暗面，他们是不屑谈不屑想的，成绩还来不及数呢。他们的任务是向某些人宣传成绩，因为这“某些人”“只看到支流，不看到主流，只见到阴暗面，不看到光明面。” 　　有一些同志想到解决了，于是开大会镇压，抓起来斗，关起来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看他还敢不敢？！ 　　六 　　我也没有什么想法，不过是对想到解决的人说几句。 　　对于这些犯案者，自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也没有什么意见。 　　想说的是未犯案者，是十八九岁或者再小一些的未犯案的青年，未来的犯案者或者竟然没有犯案者。当然当前人们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这些未犯案者，也不过是一小撮，不过就是比犯案的一小撮大一些罢了。 　　举一个例子： 　　下午走廊里静悄悄的，一个青年走了过来，他走过了女厕所，走了几步后，他突然又停止了：“现在没人，进去不是一个好机会么？”一个念头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向后转，并向四周看了一看“可是这样做究竟太（不像话或者下流之意，并非冒险或危险之意）”这是一个念头，“我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呢？”又一个问号。随后他自己作了答复：“管他什么，去了再说，机会难得，快点，不要给人看见。”结果自然是挨揍，自己受到了痛苦，也可以说是应有的惩罚吧。 　　这说明，犯案者在犯案前和犯案时，在行动上有很大差别，并且在“成分”上也分了很大差别，从一个学生、工人到小偷、流氓，可是在思想上实在是差别不大的，是在外界条件的影响下发展了一些，而正由于这“一些”便产生行动，产生了种种后果，这也是量变到质变的关系，这对于两个人当然也适用。他们的思想本是差不多的，但由于外界条件的影响，一个成了犯案者，另一个则终究没有犯案，这后来便是截然的两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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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犯案者，揍。对于未犯案者，没有怎么样。我想，揍的作用自然是有的，譬如：这个溜进女厕所的家伙可能会想起“格揍勿论”的话，想起阴阳头，想起游街，而终于没有犯案。 　　可是我想，倘若只想到对于犯案者揍，对于未犯案者毫无动静，只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为安慰，实在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不去消灭这种思想，仅在这种思想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暴露于行动的时候，才进行镇压，这也不能算是一个好办法罢。 　　写到这里，我仿佛听见是鲁迅先生在黑暗中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我想现在也应该救救孩子，救救这样的孩子，虽则是少，只不过是“一小撮”。 　　七 　　记得那一本名著中有这样一句话：“与其说他对社会犯了罪，倒不如说社会对他犯了罪。”这真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真理，当然只适用了资本主义社会，试想美国青年的堕落，不正是美国社会对他的犯罪么？苏联青年中垮了的一代，不正是赫鲁晓夫一小撮特权分子对他们的犯罪么？倘要将这句话搬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是我们社会的另一部分对他的犯罪了。不是吗？正是刘少奇散布这么多谬论才使有些人中了毒，并有那么一小部分犯了罪，慈悲老太太常说：“好端端一个孩子，可惜给人带坏了。”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常说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激烈的争夺青年。其实，岂但是是青年，早在他的少年，在他生下来的第一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开始争夺了。他曾是带着哪一点思想降临到大地的呢？有哪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想到我要成为这样一个青年呢？他的哪一点思想不是社会、不是环境、不是人们（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给他加上的呢？他现在成了小偷流氓，实际上只是说，他终于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了罢了，而流氓小偷多，也只是说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的青年多一些罢了。 　　更重要的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教育，一时一刻也不放松争夺青年、少年、孩子的斗争。 　　难道流氓小偷多了，无产阶级就没有责任么？为什么他会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呢？第一是无产阶级放松了，第二是资产阶级抓紧了。这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否则怎么会呢？当你看到刘少奇的谬论四处流传，看到人们中毒的时候，你难道不感到有责任去批判吗？你不去批判难道也没有责任呢吗？放松争夺青年就是对青年的犯罪。 　　八 　　闲谈之中，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一位朋友说起了他家附近一家人家被抄家的情况： 　　他家是资产阶级，大概已经抄过两次家了。那天下午四时左右，他女儿的同学又来了四、五个人来抄家。其实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她哥哥的一辆自行车。他家没有让他们抄，要看证件。因为当时他家人还比较多，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敢抄。到了八点左右，他们来了二十几人，一窝蜂涌进他家里，又来抄家来了。他们要证明，一个带头模样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写了几个字，又拿出个大印敲了一下。“这就是”，他晃了一晃，然后就将他哥哥等的一些人都赶了出去，要抄家了。当时他家里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敲他这辆自行车，他哥哥说：“这辆自行车是我的，我是十年工龄的工人，也参加了厂里的造反队，你们敢动一动。。。哼。” 　　抄家的结果，他家的一碗芝麻，说是因为碗上的花纹是才子佳人，破四旧，一下子敲掉了，还有一点麻油，倒进了一碗豆腐，上面放上了一块揩桌布。。。 　　还要拿他家的十五块钱，他妈死命的不肯放。他们拿起了剪刀，说是要剪她的头发，后来终于没有剪，钱也没有拿。 　　“自行车总算没有动。” 　　“哈哈，你真是大肆侮蔑文化大革命了。” 　　现在我仿佛又听见了这句话，有些毛骨悚然，这话不就是对我说的么？我这样写出来，不是也该带上这个罪名么？我又想起来鲁迅对于胡君批评《蕙的风》所作的反批评中的一段话。 　　几星期后，又碰到了这个“大肆侮蔑文化大革命”的同学。 　　“上次，我不是说我家附近的一户人家被抄家的情况么，那次抄家的头头后来被抓进去了。” 　　我想，他学校里，不知道有没有开过批判会，可惜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家伙事情多一点的话，可能就要判徒刑，就要出通告。通告中大概会有这样的词语：“XXX蒙蔽部分群众，借抄家为名，进行勒索。”这是既不算侮蔑文化大革命，也不称暴露阴暗面的。这叫镇压。然而他大概没有判刑，事情还比较少的缘故。 　　什么原因呢？我想了很久，终于得到了答案：原来这就是人们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矛盾性质不同的缘故，对敌人是应该暴露的，在他还没有发展到敌我矛盾之前，是不应该暴露的，是应该用热情的歌颂和善意的批评的──原来如此。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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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看见”真实的万钧之力
发布时间:2014-05-02作者:柴静，铃木将久/采

上周五，《看见》的日文版出版，翻译者铃木将久教授来北京送书，问我可否可以在博客刊发书里他对我的访谈部分。 　　去年他联系我，翻译这本书，并想做一个采访，我说可以邮件或者电话，也可以网络视频，但他还是从东京来，采访完我，当晚再回去。当时这本书还没确定出版社，就算有，翻译在日本也是很微薄的报酬，这点酬劳不知道能不能够这次出差的费用，但他要这么做。 　　从他的提问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媒体的了解程度，这不是他的专业，他以往多翻译的是学术书籍，模样仿佛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布衫布裤，给我印象是微微弓着背，谦恭到有点懦缓的样子。 　　访谈中谈到我去中央电视台的前因后果，算是一次完整的回顾，谈到的“情绪”与“感受”，“客观”与“主观”的看法，这本来近于抽象，又隔着语言，我不知道自己说清楚没有，他说你说清楚了，不是那种逻辑式的清楚，但已经说完全了。 　　采访之余，我们闲聊几句，他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萧红，茅盾。日本是芥川龙之介。这些“老一点的”，我问为什么，他说“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还不完全成熟，更好一些”。 　　“好在什么地方？” 　　“独特的，不是学来的。” 　　我们也谈到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写“雪地上的银河，绯红的脸与雪白的脖颈”，读的时候当然是愉悦的，类似我们读“小山重叠金明灭”的那种愉悦。不过就是太格调化了。铃木说，“没有一种真实感了”。 　　以他的阅读趣味，他当然知道《看见》这本书的弱点，但没有多说，只说“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过程”，又说，“这不会是你最后一本，你会写下去的”。 　　我说您的建议是什么。 　　他沉吟下说：“可以写得更小，更深。” 　　临走时，他送我妻子让带来的点心和木碗。夕阳下送他打车离开的心情，象感染了刚刚谈话的气氛一样宽和。 　　访谈全文 　　铃木将久：感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日本的一般读者对中国媒体的情况很少了解，甚至可以说完全不了解。今天希望通过访谈给日本读者介绍介绍中国媒体的现状。第一个问题。根据您的大书，您某种意义上似乎偶然地加入中央电视台。能否给我们介绍您加入中央电视台的具体经过。 　　柴静：这个话题要从我如何进入传媒这个行业说起。关于我怎么进入这个行业，早十年不会发生，晚十年的话可能方式又会不一样。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代不再由学校分配工作，而是开始实施市场化聘用制度的大学毕业生，那是1995年，我成为了一家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命运基本在大学时就被规定好了。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记者的话，应该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然后被分配到相应的单位才可以。但我是在一个铁道学院，学的是财务会计专业，要想找一份传媒的工作是不可想像的，在毕业分配上也实现不了。但我正好误打误撞地碰上了第一批的就业政策改革，电台可以长期聘用我。当时我的父母非常的担心，因为本来我可以按照传统的就业方式，去一家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我的父母还不能够习惯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体制里的身份和铁饭碗。但我那时候对自己的选择并不是比较和分析的结果，只是一种直觉地对传媒工作的热爱。 　　这份热爱是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出生在1976年，那个时候文化方面的养分还很少，我能看到的书、听到的音乐、接触到的电影都很有限，在我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录音机让我听广播学英文，那个录音机可以收到台湾的广播，我第一次在广播里面听到人可以这样“讲话”。所谓的“讲话”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把我也当做一个人，用人和人的方式交流，这是特别朴素的一个传播方式，跟当时中国大陆的广播节目非常不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有一天我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读大学的时候我又正好在湖南。中国当代的传播领域，湖南是比较早开始改革的，她的模仿与创新比较快，率先实行了以主持人为主的机制，以及直播节目等等。 　　我是1994年开始做电台节目的。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电视工业也没有如今这么发达，青年人没有交流与倾诉的渠道，电台几乎成为了唯一的主流通道，靠它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们所有同学都在听同样的节目，就是一个男性主持人接电话跟别人谈心，非常受欢迎。我就给这个主持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很喜欢这个节目，能不能也来参与。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冒失的行为，也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他大概每天都会收到上千封信。但是很巧地，他在节目里回复了这封信，希望我能够去面试，结果我去的时候发现整个办公室里面全部都是大学生，因为大家都听到了，哈哈哈。大家的想法都跟我一样。 　　后来可能领导看这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当时的体制还不允许学生当节目主持人，他们出面干预说不需要学生，大家就都回去了。我在回去的路上，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愿望大过于我的失落感，所以我去了学校的广播站，自己设计、自己配乐、自己朗诵等等，做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的一期节目。然后我又骑着自行车，回去找了那个主持人，请他听一下我做的节目。他只听了一段，不到五分钟就停下来，我以为他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有什么问题，结果他跟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在我节目里播。当时如果不是以主持人为中心的机制，这个情况又是不能发生的，因为以前国内不太有主持人的概念，只有播音员，每个员工都只是一个螺丝，你不能自作主张，做什么事情需要经过台里的批准，但是他是第一代的电台主持人，他拥有的群众影响力足以让他可以说我要为我的东西做主。他就直接让我在这个节目中出现了，在那个暑假。我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到我毕业的时候又刚好碰到用人体制松动，就正式地进入电台了。 　　在电台工作了三四年之后，我去北京念书，学电视编辑。这个时候湖南卫视找我，希望我做一个电视的人物采访节目。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正好赶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改革，这次改革比1995年那次还要更大胆。之前我和电台是“长期聘用制”，还是在单位里的一个人，去读书必须得辞职。但湖南卫视那时候要市场化，改革更进一步，我跟他们之间没有签任何契约，只要我答应，第二天去工作就可以了，都不需要合同。所以我是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湖南卫视工作了两年。我那时候也就二十三岁吧，感觉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比当下的年轻人更能够感觉到社会上的一种宽松气氛，没有单位没有固定的合同。 　　这也是为什么两年之后，中央电视台来找我的时候我会迟疑，我已经习惯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工作模式，突然要进入一个单位当中，而且是一个新闻单位。我从来没有做过新闻，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不太适合，这是我对陈虻的算是很礼貌的一个回答。但可能阴差阳错地，他恰恰喜欢像野草一样长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他从来没问过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学什么？你得过什么奖？你有什么背景、资历？都没有。这种选择一个人的标准在现在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那是2000年、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我又碰到了中央电视台体制变革的一个高峰期。 　　他们经常把新闻评论部的成立称为“水浒梁山”，就是一些人在精神上的小的起义，在这个地方就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样，是一块实验田，它实行一种“承包制”，在人权、财权、事权上进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很大的改革。所以为什么陈虻能够有权力找一个主持人，他当年连部门主任都不是，只是个制片人，但是他可以决定我要这个主持人，第二天就来上班。这在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必须经过人事处的集体讨论。 　　后来我问过他一次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以为他是看了我主持的节目，后来我发现他一期都没看过，他也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在见我之前都不知道我的名字，需要跟别人打听。他当时要寻找一位女性新闻主持人，是一个十六分钟的节目、每天的重点新闻，跟专家、新闻当事人连线讨论。这种节目，如果在美国或者日本，需要至少是五十岁以上，有多年经验的人来做。但是中国电视太年轻了，那个时候十年经验以上的专业电视记者都很少，就不得不从最年轻、最稚嫩的那群人中去挑选。陈虻就想找一个、符合他的要求和标准的人，他随便拿着遥控看电视，结果看到湖南卫视一个采访我的节目，也就是我在讲一些我自己的经历。他跟我说他甚至没有去听我所说的内容，他没有留意，只是注意了我的说话方式，就通过湖南台的人找了我电话。他说：我觉得你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的人可能不会人云亦云吧。 　　铃木将久：您加入中央电视台之后，首先被安排去《东方时空》。我认为《东方时空》在中国电视历史上是划时代的节目。您怎么看《东方时空》节目。实际加入《东方时空》的成员之后，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柴静：我觉得每一个媒体都是人格化很强的，观众看你的时候他是把你当做一个有生命的机构，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有没有诚意、有没有心灵。黄金时期的《东方时空》是一个有灵魂的机构。尽管他也有不同栏目的切割，但是这些栏目背后有一种相近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也有这样的气息，我们有专门一本非常厚的评论部员工手册，也是用这种风格写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对待你的采访对象、你的上司、你的下属，片子没播出的时候怎么洗个热水澡继续活下去。很诙谐，也挺有人情味的。 　　铃木将久：我回想当时看《东方时空》。感觉到的是，它虽然是新闻节目，但跟我所认识的新闻节目很不同。日本的新闻节目基本上报导新闻，但东方时空最著名的栏目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感觉很新鲜。 　　柴静：我觉得它在那个阶段出现也是有几个巧合。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频道要求大量的资讯、随时更新、要有时效性，可能不太欢迎看来慢吞吞的、表现一个人的纪录片方式。但是在九十年代《东方时空》产生的时候，一个是因为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艺解放，迫切地需要在大众媒体上有一种小小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然后“人”这个字眼有他的尊严。“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所谓自己的故事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主体，得到重视、得到尊重。所以表面看只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出现在一个国家电视台上的时候，它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所呼吁、期待的一种价值观念，也能够引起一个大的浪潮。第二点就是，正好是因为评论部当时机制改革，吸引来的大部分是一些读书写字的人、大学里的教授、做纪录片的人。这些人本来都有人文情怀和创作愿望，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本能地向这个方向去。如果放到现在，他们会被整个挪到十套科教、九套纪录片频道去了，不太可能进入到一个主流的新闻视野当中。 　　铃木将久：之后您被安排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是一个深刻追求社会问题的节目。您觉得《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的班子有差异吗。另，在中央电视台里面，《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等评论节目具有怎么样的位置。

来源: 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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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静：我在东方时空还算是勤奋的，当然不适应感也很强，但我书里面也写过，如果你只是为了获得坐在主播台上的安全感，并不是很困难，但还是会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跟我十七八岁去做那个电台节目的动力和热忱是有很大的差别。也有可能就是离“人”远了，因为你坐在演播室什么都看不到，接触不到现实生活，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叶子一样慢慢枯萎了。这个失掉水分的过程是很缓慢很缓慢地发生的，你感到的是种隐隐约约的害怕，说不出来。大家都觉得不错呀，二十四五岁已经在做节目主持人了，还要怎么样呢？但我自己知道不对，我后来看那个时候自己的日记也是充满焦虑。
　　去新闻调查是得到一个通知，也很突然，但是好像是几方面的人都认为我应该去那儿，我正好碰到制片人张洁，很巧的是他原来就是《东方时空》的子节目《东方之子》的金牌编导。他其实是把很强的一部分《东方时空》的气质植入了《新闻调查》。在电视界，当时的制片人负责制发挥一个非常强的作用，制片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什么就是这个节目的气质。在张洁之前《新闻调查》有过很多任的制片人，几乎每一任上来之后都有自己的理念。一直到张洁上任，我刚好去了《新闻调查》，现在回头来看也是一个很巧的契合，让我们两个人的想法、追求和判断在很多点上交会了，如果早五年或者晚五年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铃木将久：我的印象当中，新闻调查的题目有很多是新闻，比如说杀人事件、社会问题等新闻类的内容比较多。

　　柴静：当时不觉得，现在回头去看那几年的节目，会发现这个直觉背后有一个线索，就是当年《东方时空》的一个线索 。张洁跟我的判断都在这个线索上交会了，这个交会就是对人的关注，使人在新闻当中浮出水面，使人能够被看见、被感受，而不只是一个话题的工具。以前的有些节目，会陷入一种特别宏大的东西里面，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做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45分钟我们要说清楚他们的关系如何，而普通人或者新闻中的人很少被浮现出来。我是靠着青年人的直觉，张洁是靠着东方时空的历练，我们两人不谋而合。

　　我一进《新闻调查》就碰到非典了，我和他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坐下来谈一谈要怎么做节目。他就像一个兄长一样，我推开门进去跟他说我想做这个，他几乎从来没有迟疑，说你去做吧。他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他会看我的态度，如果我很坚持、有热情，他会说，我和你的判断可能不一样，但是也许用你的判断也能做出好的东西，你就去做吧。我想这也是生产精神产品的一个规律。你应该给具体制作的人自由，这个东西很难很难，因为张洁会承受他的压力，不管是收视率的或者外界的，他必须把这个压力承担住，把空间给我们让出来，让年轻人自己去尝试。甚至他要发展出一种“主持人中心制”，就是从我这代人开始，让一个出镜的记者自己来充当核心，是一个制作小组的领导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张洁第一次在把电视记者当成专栏作者使用，给予你创作的自由，尊重你创作表达的独有方式，而不是轻易地加以砍削。所以，是他的理念最后决定了我们生产出来的节目的面目。

　　铃木将久：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新闻调查基本上有大的方向和框架，这是制片人张洁来决定的，而在这个框架内部，每个主持人有自己的空间。

　　柴静：对，我们有三个记者/主持人，分成了三个组，所有的编导、摄像和录音全部分组，跟记者捆绑在一起，固定合作。我跟四五个编导，再跟两个摄像、一个录音，是一个固定的团队。所谓的“主持人中心制”，张洁找我的时候我有点犹豫，因为我这个人从小到大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不知道他给我的权力和义务是什么，要负什么责任。他说，说白了“主持人中心制”就是一点，主持人可以有决定选题的能力，不管是谁报的题，如果你自己认为没有兴趣或说服不了你做，就可以把它否定。听起来简单，但这在电视台内部是从未有过的，我们的“主播”概念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播音员，或者是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核心人物。很多时候制片人说了算、主编说了算，其他人就听命令。但是张洁决定释放主持人这个角色的生产力，把你当成一个专栏作家来尊重。这是一个精神上的极大尊重。当时我才二十七岁，他的意思是你先去磨一磨嘛，总会长大的。他说反正我给你配的都是比你更年轻的，也不用怕。

　　铃木将久：也就是说，当时没有具体的指导思想吗？

　　柴静：指导思想特别重要，一个栏目的灵魂就在于这个栏目说出的那一句话，就像您记住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样，它看上去好简单，但这是陈虻想了四天三夜才想出来的。为什么这么难？因为他必须用一句话找到栏目的灵魂。《新闻调查》的那一句灵魂就在于“探寻事实真相”这六个字，一旦这六个字定下来，那么我们就跟着它长了，顺着它往上走，不管你是靠直觉还是靠本能什么的，实际上你越敏感，你就跟着它走得越快、生长得越蓬勃。

　　在这当中我也有自己的体会，我对探寻或者调查的理解，并不是那种传统的调查性报导，一定要找到某一个级别的官员把他拉下马，或者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多大的企业的漏洞，我认为真相是无底洞的底，我的驱动是探寻，是一个动态的思想过程，我在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不断地碰到障碍，我又不断地推翻它、不断地向前行，这个过程越曲折、越需要智力，也就越有趣。对我来讲，最迷人的就是那种苦的时候。

　　铃木将久：我作为一个观众认为《新闻调查》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深入调查的过程，往往结果不那么新鲜，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猜想得到，不过这个过程本身特别吸引人。

　　柴静：回头想，其实这也是当年陈虻在《东方时空》时期已经想明白的问题，只不过我是后来才跟他有了相似的看法，那就是——结论永远是简单的，但是过程是复杂的、结构是复杂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实从一开头，我觉得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就不很主张新闻的功利主义。所谓的功利主义，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目的性很强的目标，说我这个节目一定要达成一个社会改变，或者我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被大众认可的标准，这样才叫成功的新闻。那样的新闻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不认为那应该是出发点。我认为新闻是人们认识自身的一个路径，而深度的调查、报导又使这个认识本身变得让人着迷，使人们避免太简陋的思考、直达结论的那种思考。

　　铃木将久：你的大作比较详细地介绍你在当《新闻调查》主持人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故事。你好像在很多采访中面对很多现实生活，不断地摸索采访的方法和角度，而不断地接受自己的变化。

　　柴静：对，这是意想不到的，之前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观察者或者报导者，但是不可避免的是你就在其中。对这种角色我也有挣扎，但后来我发现这就是现实，你想认识世界你也同时得认识自我，不可能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

　　铃木将久：不过，据我的理解，一般新闻报导的态度应该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来报导对象。你好像有意识地不用那样的方式，而有意识地去接受改变自己？

　　柴静：我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必然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是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认识局限和主观情绪，尤其是情绪。但你慢慢地查觉到情绪的危险，会提醒自己要抽离出来，要追求客观冷静、避免缺陷。再往下发展你会发现，其实当初妨碍你的并不是感受，只是情绪。这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情绪是非常主观的，是带有自我的偏见的，而感受恰恰是把偏见放下来，进入到别人的经验当中所获得的。所以在我的定义里面，感受是一个客观概念。

　　铃木将久：你刚才说，感受和情绪是不一样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但我还是想追问，因为日本的一般读者认为新闻报导者应该保持客观的标准，但你好像突破这种限制。。

　　柴静：一个因素是我从一开头做的就是深度报导，它有点像报纸里面的特稿。如果我们做的是资讯或者纯新闻，那可能按照新闻的要素去执行就够了。但特稿从来都是要求在写作和长度上都要有充分的延展。我们看海明威或者马尔克斯，他们当年也都是新闻记者，我也会找他们当年的报导来看你看海明威哪怕做一个体育记者的时候，他的报导也很准确，而且他的报导是与众不同的，他有感受。比如说他会写，一场棒球比赛结束之后，那个失球的人很懊恼的把手套摔在橡木地板上沉重的“砰”的声音。可能其他的记者不会注意到，只报导了比分。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客观？五比七的比分是客观还是这个“砰”的声音？也许都是客观。那么你的眼睛能深入看到多少，这个客观的程度就有多深。我向他们学习，这个学习是在你一开头看的时候就要看得尽可能的深、看到尽可能多的层面，这样你在写它和表现它的时候，才能更丰富更完整。

　　铃木将久：您说过，选题基本上是由主持人来提一个题目，但是有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提。那么最后决定的时候是开会决定吗？请简单地说明一下选题过程。

　　柴静：开会也决定不了。我们有一个批题的制度，选题报到制片人那里，制片人再向部门主任申报，部门主任会向新闻中心申报，新闻中心再向总编辑申报，所以我们大概有四五级的申报系统，他们批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做。

　　铃木将久：这个话题可能引起很多日本人的疑问，日本人认为中国编辑一定有一种检查制度。有明显的检查吗？

　　柴静：这在任何新闻机构里都存在，就像CBS《六十分钟》，平常是他们的制片人唐·休伊特，但是碰到重大新闻题材的时候也会通过他们的总编辑。我们也是这样，普通题材可能我们的部门主任或中心主任审，一些重大题材就需要台里的总编辑来把握。

　　就包括书里提到的那个袁总，是我们台的总编辑，他送我一本《金刚经》嘛。他希望我通过《金刚经》学会怎么去采访。有意思吧？他会跟你说，你现在很年轻，我从你的采访状态中看你很敏锐、很有热情，这个很好。可是你有时候不够自觉、不够克制，不能够守住，你的表情或者你的状态表现出过多的渴求，不管是对于真相或者是对别人开掘内心的渴求。我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认为渴求是好的事情呀。所以他送我《金刚经》，让我回去看看，什么时候领悟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后来我出差什么的也带着看一看，我书里面写到《金刚经》的注解里面有一句对我后来影响还挺大的：“念起即觉，觉已不随”。就是说，念头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察它，当你觉察它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跟随它被它左右了。这个“念”是什么，在我看就是“情绪”。其实我为什么说从“情绪”向“感受”演变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从主观进入客观的过程。当你主观的时候你总是对这个人含有判断、期待、愿望，你才会过于热衷、才会热切，但是当你把主观的情绪拿掉，当你进入这个人的生活和内心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很平静、很开放的。这就是它说的“觉已不随”。我用了很久很久才意识到和做到，当然也不能完全达到，但是会比那时候好一点。陈虻审片更是这样，他们的业务意见，我认为这个对年轻记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你没有有经验的编辑或者总编辑来指导你的话，我觉得犯错误的概率要多得多。

　　铃木将久：《新闻调查》节目追求社会问题，有时候扯到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么，有没有受到地方政府或电视台上层的压力？

　　柴静：其实这个压力不是这么局限的，只要你的节目播出之后可能会损害到某一方的利益，这个某一方可能是一个企业也可能只是个人，那么对方一定会有不快，这个不快可能就是压力，不管它以什么方式表现、不管它能不能干预到你，它都会让你感觉到这种压力。坦率地讲，我从这个压力当中学习到很多。一个是掌握到对现实保持一种感知，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结构本来就是各方的欲望相互交织冲突的结果，如果你对这个没有直接身受的感知，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感应到这个结构的形成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这十年来会有一个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的变化。如果人只有情绪的话，你碰到压力的反应是我要反弹回去或者我要躲避，这是一种很动物性的本能，但坦率地讲我认为这是低级的神经系统反应。而如果你把职业当成是认识生活的一个工具，你会意识到压力有时候恰恰是认识社会必不可少的利器。像书里面陈虻教我们的，我们常常把压力当成是一种阻碍了，碰到困难的时候回来跟他说我没法拍，我压力很大、阻力很大，或者他们已经把现实干预了、扭曲了，我不能找到真实了。他会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纪录干预本身呢？那不也是一种真实吗？你实际上是后退一步，再去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所以这是另外一层深入了解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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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切而不是愤慨，这样你可观察的东西才多。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新闻要警惕功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功利是以貌似正义的方式出现的，是以一个很容易鼓动情绪的方式出现的，那么你就要避免受到这个的诱惑，因为那样的话你自己很容易陷入到愤怒、沮丧里面，你就理解不了现实为什么发生了。平静的观察比一切都有意思。我觉得作为这个时期的记者，最好要具备历史研究者或者文学工作者的态度，来进行“饶有兴味”的观察，不光观察，还要饶有兴味。要观察压力带来的因果，这是一个社会的脉络。

　　铃木将久：您特别重视博客上与观众进行的交流。能否介绍开始博客的契机。您拍电视节目的时候，博客的经验会发挥怎么样的意义。

　　柴静：2006年开始写博客，其实是挺被动的。台里来找我，做一个报道两会的节目，希望开博客扩大影响力，不由分说地就以我的名字开了一个博客，然后通知我说你今天晚上可以写了。当然也跟我讲，你忙不过来的话我们来替你更新、发些照片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开了，我还是要严谨、负责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写博客。我从第一篇开始就将近每天或者每两天一次更新，因为新媒体会让你感觉到传播的巨大力量，你写了马上就有那么多人在下面看，然后给你意见、建议，你会有种兴奋感。幸好我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在新媒体传播中会碰到的各种问题我遇到得也比较早，反思也比较早。因为这部分是没有人管制的，我连个编辑都没有，也没有人说小柴你今天晚上写点啥呀？在专业上我倒没出过什么差错，但是忍不住有点卖弄文墨，得意嘛，总有人夸你。这样就会碰到问题，也会有人在留言里面提醒我，说柴静你小心点，你现在就像在大街上给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拿个大石头砸在胸口上，石头碎了，说看我厉害呀！这是个很危险的诱惑。因为我发现开始对于一些并不是我报导领域的事情我也有发评论的倾向，你知道那个一发出来就会有很多人叫好，这很可怕。

　　我中间停了一年，最重要的是感到了对自己的不满意，我觉得自己腹中空空、才学有限却还要卖弄文辞，这个特别浅陋，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可容忍，所以停下来想一想，尤其是增加阅读。那一年相对来讲沉静一点。之前那些年我觉得自己有做传媒的直觉，但仅仅是直觉，真正的思考尤其是独立的思考少，更多的地方我觉得还是以拾人牙慧的东西为主，受别人启发、向别人模仿。但那一年当中我开始模模糊糊觉得说有一些东西尽管不成熟，不过是属于我自己的了。

　　后来恢复写博客之后有一个特点。以前我写得短，差不多一千字左右，写得很快。每天看到什么，恨不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来就写得少，但越写越长。基本上是六七千字甚至八千字、一万字都有。也有很多媒体约我写专栏，给的稿酬也不错，但是我就是要写博客，因为博客自由。写博客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纯粹是为读者和我之间的一种共享关系在写。这里面那种自由感也很好。那时候我才又发展出了工作之外的博客内容，我写一些人物、写一些书评，纯粹是一种不吐不快的欲望，我觉得有意思啦。

　　铃木将久：你写博客之后，一定有读者的评论。那么，这些读者反响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柴静：这几年几乎每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都贴在博客上希望大家评论、提出意见，然后我都会写一篇回应，把他们的意见摘出来、把我的回答写出来。有的时候我都很钦佩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专业的读者。他会注意我的每个提问是不是准确，表情口气有没有偏差，节目认识是否公正，有这样的观众你就不敢对工作轻慢。比如，我们做詹姆斯·卡梅隆那一期节目，把一个数字写错了，仅仅在片尾闪了一下，就有观众看到了指出来，主编费了很大功夫把节目从互联网上全都抹掉，把带子从库房里面调出来再改一遍，再上传到网上。我们认为这是对观众的尊重，因为人家这样尊重你，对吧？

　　铃木将久：日本的电视节目最重视“收视率”。那么，中国电视节目最重视的是哪些因素。

　　柴静：现在这阶段中国电视也同样受收视率影响非常大，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指标，不管是对中央电视台还是对于地方电视台。当然我的同行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评价和议论。我个人首先认为收视率成为一个重要指标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重视收视率无非就是受众这个群体对于媒体的决定性在发挥作用了，相比以前完全不用管收视率，肯定是一种进步。但是任何一个阻塞很久的河道突然开放的时候，水的冲劲就会特别大。可能会有另一种功利主义，它本身又还不够科学和完善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些险情，甚至会冲掉一些本应该存在的好东西。

　　从我做电台起，节目收听率一直很高，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它，台里也没有把这个当作是发工资的一个标准。我理解的收视率，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构成的。你自己心里要清楚，只要我们把握好节目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活下来并不困难。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克制这种功利主义的冲动。因为对于我的节目来讲，我知道什么才能提高收视率呀，你做几个明星就可以了，收视率会很高，但我们经常都拒绝。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心，尽管它们可能不一定能创造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我认为一个节目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而且需要一个共识，不光是我一个主持人的认识，而是和我的主编、我的制片人、我的同事们一起，都需要清楚地知道说我们站在历史的哪一个位置上。当年《东方时空》的收视率就很好，它的影响力也不差，所以不要着急。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没有打好基础就要看成果，所以这几年我们有那么多的娱乐节目。我们甚至没有耐心去想一想自己怎么做一个娱乐节目出来，直接从国外买一个版过来，或者直接抄袭就可以了。

　　铃木将久：海外人士认为中国的电视台或多或少受到官方的一定的制约。您作为主持人，这么看待这种“制约”。您又面对着“制约”进行了什么样的尝试。

　　柴静：其实我们大概已经谈到了这个部分。我经常会想，比如说你看《红楼梦》你会想想曹雪芹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是在一个有皇帝、一个还有文字狱的年代，托尔斯泰也是在沙皇帝制的时期，但是都不妨碍他们的创造力，能够创作出在几百年后仍然有影响力的作品。所以我刚刚说我不是把新闻记者功利地当作一个工具来看，而是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具备研究历史或者是文学工作者的视野。这个视野是什么？就是它要非常宽广而深厚吧。我不是去挑选一个我认为完美的社会型态才去工作，而是生活在人类的任何时期，人类的生活本身都是那么让人饶有兴味。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能选择的是我要不要活一遭。所谓的活一遭就是我能不能睁着眼睛，感受我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更进一步使它能够逼真地存在于我的镜头或文字之下。而不是功利主义地加以选择，说只有在哪个时期我才创作，我觉得曹雪芹不会这么想，托尔斯泰也不会这么想。

　　铃木将久：现在您主持的《看见》节目，我认为日本电视界似乎没有相似的节目。请您介绍它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位置？

　　柴静：作这个节目之前，我是在新闻中心，后来到中央一套做这个节目。我离开了一个被界定为新闻机构的地方，去了一个非新闻机构。但回头总结，也有合理性。我对于新闻被界定为刚刚发生的资讯这一点，一直感到一种创作上的不满足。新闻节目制作的周期太快，缺乏这种时间上的准备去深入认识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在这个太快速的制作体系当中形成一种带有工具化的模式，比如说我说采访某个人，想去见见他的孩子跟他们聊聊吧，可能其他人的反应会是已经够了、不用了。但我是那种总觉得不够的人，我不觉得认识一个人是有止境的。多了解一些我会觉得更迷人。但电视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所以我必须寻找到跟我想法一致的人。我转头一看，就发现了我现在的制片人李伦那群人。他们从《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离开之后，一帮人很苦哈哈的，还是把电视当成一个手艺活着迷地干。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他也很意外，我就跟他说我想来跟你合作。当时的《看见》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一个一周播出五天的纪录片节目。一般人会觉得你一个主持人来干嘛，我说你一周给我一天吧，我去做一些什么东西出来，或者一年五六期也可以呀。有别于以往的人物专访，我还是很喜欢生活，所以会把人物放回到生活当看他在生活当中的本来面目、去看他跟周围人的关系和结构。他的一个动作或者他跟人交往时的一个状态会很有生命力。美国或者日本可能也有很多的人物采访节目，都是以一对一的方式面对面采访，而我们会增加很多纪录片的手段和方式。

　　铃木将久：你选择人物的时候，虽然偶尔出现一些名人，但似乎一般拒绝选择名人。这个选题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柴静：之所以说克制，是因为名人这条路太容易形成惰性。如果我一开始就这么主张的话，我的年轻团队可能很快就滑向做名人这条路，因为明星们几乎总在找我们，但我们要做一些复杂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观众对我们的期待也是这样，他们希望了解一些他们之前会感到迷惑不解的现实问题。比如说药家鑫这样的人，不管观众最初对这个人怎么憎恨或者愤怒，他心里面始终有不解，就是一个正常的像我一样的学生为什么会拿起刀来，他这个疑惑始终是没有解开的。我们就要对这个不解试图作出解答，而且这个解答越复杂、层面越多，可能就越接近真实。这才是这个节目的立意。所以我们很大一部分选题还是社会现实，现实当中有争议的人物。

　　铃木将久：《看见》这个节目，观众的反应怎么样？

　　柴静：收视还可以，但我们不在意有多少人在看，而在意节目在看到的人心中激起的共鸣有多深。现实本身是最迷人的，永远比概念迷人。有次做一期节目，同事觉得应该拍两个家庭，我说我认为拍一个家庭更好。有时候我们担心自己视野不够宽广，所以认为样本多了才有代表性。不是这样的，我认为看得不需要多，是更深，足够深入的话，一个人物身上带有的这个时代的全部成分，都可以表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节目实际上是把《新闻调查》、《东方时空》当年的基因再度嫁接过来，我们这个节目工作人员本来就是一部分来自《新闻调查》、一部分来自《东方时空》，所以它很迷人，有时候做调查性报导，有时候做人物，揉合在一起。我的制片人对我也没有限制，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只是说，我能为你做的事情就是不让你去做什么。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时期或者一个社会，总有人在做一些事情，多多少少。

　　铃木将久：您对日本的印象如何？最近很多人讲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作为媒体人，您对中日关系有什么看法？

　　柴静：我没去过日本，很想去看看。对日本的印象更多的还是从文字当中来，是第二手印象。我以前会比较轻易的信以为真，比如看《菊与刀》，会认为日本人就是这样，可以套用一个模式来分析。但现在我比较警惕这种观察方法。因为想要创造一个词汇来形容、概括一个群体，这是一个人类的诱惑，总有人要忍不住把一个群体纳入模式当中，我现在不太从这个角度去看任何一个人或者国家、民族。反过来说，我看向田邦子的短篇小说，倒觉得跟日本人有种亲切的感觉，那个亲切的来源不是异国情调、不是俳句、不是京都的静美，而是一个剥离掉所有这些东西的“人情”，这个人情才是恒久的、谁都可以理解的东西。我好像更愿意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人、和人交往。我觉得模式化会轻易地流露赞美，也可以轻易地流露贬低，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多好的事情。其实说到两个民族或国家的交往，和两个人的交往也没有任何差别。我觉得曾国籓说的那个“诚”字很重要，所谓的诚就是，对别人能有所感受。

　　铃木将久：您说过将来会有机会去采访海外国家，包括日本。如果真去的话，您想采访日本的哪个方面？

　　柴静：我现在还没有做详细的计划，但就像我们去年做了《静观英伦》，我们的选择也并不是说另辟蹊径，刻意求新。还是挺朴素的，我们也做贝克汉姆，也做普通的英国农民和六七岁的小女孩，每个阶层我们都做，但最重要的是方法。我觉得要突破那种简陋的模式，我们对外国人要嘛就是一种异国情调的，将之视为异类，把他身上跟我的不同表现得越多越好。要嘛就是追求一种戏剧性，越传奇、越迷人越好。这个好像跟我自己的趣味有很大的区别。我喜欢那种亲切的、天涯若比邻的感觉。像向田邦子那样的角度是我挺喜欢的。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日本人也都是很脸谱化的，比如上班的时候对老板毕恭毕敬呀，回到家他跟妻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但事实上我觉得人不是那样僵化的，如果我想拍日本的政治，那我可能就拍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的生活自然会反映出政治。其实我怎么观察中国人就会怎么观察日本人

　　铃木将久：很期待您去日本采访，最后，请您给日本读者致辞。

　　柴静：我觉得也不用跟日本的读者去特别客套。我们都在人类的生活里面，真实才有万钧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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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管季超的错误言论，论频发‘教育新闻’的必要性！

--管同志[也就是我本人]的错误言论主要有：

1，常规性工作/没有多少新意的工作，没必要发‘新闻’；
2，即或要发，也要尽量做到有些思想涵量/学术价值/传播价值；
3，‘教育工作’的所有方面都有追求‘学术性’的可能。因此，对‘新闻’帖提出相应要求，并不是苛求。

--现在，我[也就是管季超]对以上三条主要的错误言论逐一批驳，以鼓舞各校同仁多发‘新闻’，形成‘比着发抢着顶人家不顶俺们顶没有条件创造马甲也要顶’此起彼伏的生动局面：

1，批：虽多为常规工作，确实都在冽样搞。但，老师们为了冽个活动，七鸟几多苦啊。你晓不晓得？发个‘新闻’，就相当于拍发个致敬电报慰问信，鼓舞老师们下次活动还攒劲儿！
     再说，新提了学区主任校长教导主任教研员。。，是不是需要借助‘新闻’顺便广而告之？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不是该用实际行动向垂爱我们的上级领导表示哈我们走上新岗位迈上新征程即将创造新业绩的坚强决心？

2，批：领导布置我搞冽，我们就搞冽；叫搞那，就搞那。跟着领导走，肯定错不了！
            学校具体工作，哪有那多‘学术性’啊？你教育局搞‘校校行’‘教学常规大检查’还不是雨过地皮湿，又么样有‘学术性’呢？
            把事搞抻，把领导送走，把新闻照片一发，再自嘎顶赞哈，就欧k了，哪有么‘学术性’呐？

3，批：写‘新闻’，不咧样写，你说该么样写？
             把工作过程说清白，最后写上效果---‘取得明显成效’‘一致认为’‘克难奋进’‘再创辉煌’。就欧k了！
             哦，有一点技术要求还是蛮要紧：开头，要把领导放得亮处。司令军长师长。。直到工兵，位置莫搞错了。
             时事政治也要关心，高头打么雷，我们就么样下雨。莫下错了。
             除了咧，我看，再邹冒得么丝鸟。我三分钟呼滴呼滴一哈就写完了，一点击，发送，欧k了！
             还‘专业性’‘学术性’‘传播价值’。。。。？见鬼耶！
             只要全区哈晓得我卓做了咧个事，【最好，最好啊。领导要看到。】就欧k了。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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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语言腐败的危害

来源：凤凰网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
   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
   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
   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
   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
   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