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批判立场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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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批判立场与意义
沈必晟

当从事书法成为一个问题，从意义的最终获取途径上，可以说你已经具备了批判的素质。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研究“书法”里的一些学问，特别是在当下这个多音喧哗的转折期里，原有的秩序已然不保，而新的秩序仍在整合的过程中，从事书法的意义不是被遮蔽显得含混不清，就是处在话语重建的边缘处无人搭理。了解从事书法的意义,甚或在进一步审理书法历程中采取什么立场和观点，则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去试着解剖书法在当代的生存状态。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从事书法？
简单地说，即因为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是人就必然对自己有所要求、规范，就有必要肯定人的价值，寻找人的意义。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一篇记述了米诺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其大意是：苏格拉底不知道道德的意义是什么，因此他要寻找道德的意义。于是他常去问年轻人：“你活着为什么？”有的年轻人试图回答他的问题，苏格拉底就继续追问，一直问到这个年轻人无言以对时，他就另外再找一个人问。米诺却反问苏格拉底：“你是不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苏格拉底说：“对，我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米诺问：“你现在寻找到人生的意义了吗”苏格拉底回答说：“我还没有寻找到人生的意义，现正在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中，我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米诺说：“既然你还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只是在过程中，那么你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假如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人生的意义，而他的答案又是正确的，你又如何知晓他的答案是正确的？你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柏拉图《对话录》中最重要的问题，它的细节牵涉到极其复杂的知识论问题。我在这里只想简单地揭示出涉及到的确切涵义。
实际上我们想找人生的意义时，寻找本身就已经蕴涵了人生有意义，同时蕴涵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个方向，虽然不一定对人生的意义有着确切的了解，但你已经在事实上对人生的意义予以了肯定。也就是说，在你找寻人生的意义时，已经“知道”了人生有意义。这也正是“人文学科”所关心的问题。书法属于“人文学科”，它的研究与创造活动，是同寻找人生意义有密切关系的活动。
所以，当我们对书法进行研究和创造活动时，传统书法、新古典书法、新书写书法、以书法为资源的现代艺术所展示的巨大涵蕴，不得不使我们对整个学科的种种现成范式进行检查，这种批判的回顾为寻找有意义的书法生活，提供了进行试探性实验的基础。
在杜维明看来，知识分子因受学术专业的薰陶，本来拥有较其它社群更为丰富的“消息力量”，但这种“消息力量”的无色彩性，总是成为各行各业竞相利用的对象。如果拥有“消息力量”的知识分子不坚持自身在道德上的独立性和在智识上的领导性，那么知识分子不但不代表社会良知，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反社会公义、反良知理性的活动。这种精神的当代体认，总会面临一批厘定朝仪而洋洋自得的叔孙通们的不屑，或者为曲学阿世而荣华富贵的公孙弘之流的讥刺，但这不碍事，批判的形而上学特征，永远牢固着这种批判立场的文化理想模式。
不同的视角决定了对书法现象进行审视的可能性，对书法的当代特征进行批判，实际上隐含了对中国当代文化采取怎么样的理想模式和价值观。也就是说，由理想化形成的对追求人世和人的完善性恰是这种批判立场的理念基础。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洛文塔尔在晚年对批判理论的风风雨雨进行总结时，深有感触地认为，思辩的乌托邦是批判理论的基石，而人不可能生活在乌有之乡中。维特根斯坦曾经概叹，只有在生命之源中文字才有意义。所以，书法文化本身的乌托邦性质与书法文化批判的理想化意识，永远只能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困境突出了批判的意义。
正是基于此，对书法的批判性回顾实际上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必须对当下中国复杂的文化及其书法现象进行分析和解剖，甚或对我们自己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批判必须合理合法。即我们必须经常对我们据以进行文化批判的那个前提──思想的文化范式或乌托邦本身进行必要的批判。于是，这种批判演变为对书法本体和书法研究者自身合法根据的双重批判。而同时，唯有批判才能保有科学革命的激荡状态。也就是说，在文化转型期里，我们需要的不是鉴赏家的“眼光”，也不需要在鉴赏家来说的“好”书法，而是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转型过程中，培养一种判断的能力，使我们能敏感于对文化与艺术运动有关并产生“意义”的作品，并在这个判断选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参与了新的价值体系的建设。
批判的立场决定了我们突破书法批判困境的方式。在保有“科学革命”激荡沸点的同时，我们不间断地质疑是作为书法批判合法化根据的乌托邦理想，于是关于书法的真正批判就逐渐演化为一种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质疑”，不存在任何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也不存在任何怀疑和修正的终极根据，更不存在任何可以对书法拥有不加限制地批判否定的绝对主体。书法及其“语言”的不断变化，必然要求批评家保有他所处时代的人的生存感觉和对新的“语言”变化的双重敏感，以正在发生的书法艺术现象为出发点，培养和规范一套对历史而言的草稿的敏感、自觉或感动，事实上成为判断的基本原则。作为“天下之公器”的科学批判精神，在其直面对象或事件本身的时候，成就批判者与实践者、批判者之间甚至自身的对话，形成他们尖锐的思想交锋和意识间的相互砥砺就显得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