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 ：画家炒作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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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炒作面面观

当通货膨胀开始挤压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不得不对过度的市场开发进行反思。当“买出去就行”成为一种流行的价值理念，我们不再担心人格受辱，不再害怕内心荒凉，似乎“买出去”的获得与消费，能够平息浮躁带给我们的疼痛和麻木。当消费成为我们普遍向往的目标时，对买方的谄媚和讨好，终于让我们走下“神坛”，这时候，我们突然明白画画的人，也是平常的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也是有“土豪”情结的人。因此，画家们历史性地向市场展望，于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商业忧患，进入画家的视域。围绕市场，我们发现“研讨会”变质了，美术展览的内涵发生改变，美术评论充斥“最”的吹嘘。种种异常，亦可谓当今画坛之怪现状。

一、        研讨会

青年时代，常常旁听研讨会。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研讨会上强与若，高

与低，大与小的争辩声音，让我们知道了真理是如何炼成的，思想是如何成熟的，理想是如何树立的。学贯中西与嫉恶如仇之士，在研讨会上展露了他们真实的感想，对政治、经济，对文化、艺术，研讨会的聚焦，拨开了弥漫我们视野的雾团。

    相信研讨会，是相信我们这个时代还有真理与正义。那时候，我依赖研讨会向我传达的知识、思想，我依靠研讨会，打开了追问真相的大门。

研讨会，研究讨论之会议也。当代美术的大发展，尤其是美术市场形成之后，研讨会就有了用武之地。开始，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齐聚一堂，就某人的美术作品进行研讨，或肯定长处，或剖析不足，或大大的褒奖，小小的否定，或小小的褒奖，大大的否定。

研讨会是现代社会之产物。当一个人的艺术创作成果或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公共财富时，人们就有理由对此进行评说。这是社会开放使然，是思想自由使然。

现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媒体对社会生活广泛的介入，对每一个人价值判断的影响。研讨会需要借助媒体，把研讨会的纪要大白于天下，让更多的人了解一种艺术创作，一种思想学说，当然无可非议。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让人们了解什么样的艺术创作，什么样的思想学说。

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成为部分当代画家创作的动力。画家相聚，不再谈经史子集了，那种对文化经典的评述，似乎是傻瓜才愿意干的事情。功利，庶几成为现代人的聪明才智，画家开始关心润格，关心收入，关心自己的消费。

研讨会的功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放大了，其世俗目的昭然若揭。

我参加多少次研讨会，已记不清楚了。有一天，自己有资格应邀参加研讨会，就故作高深地谈论真理，指斥缺点，并以此为荣时，我绝对相信，我的心还在八十年代，我依旧相信研讨会。可是，主办方冷寂的目光，研讨会主人不满的表情，我立刻顿悟，拒绝真话的年代，真话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从那一天开始，我不再相信研讨会。但是，我依旧关心研讨会。

一位牛人的美术作品研讨会让我瞠目结舌。既然是牛人，还有必要开研讨会吗？还有必要请四方宾朋高谈阔论吗？也许牛人还想当精英，当大师，成为更牛的牛人——尽管精英和大师的名号从来不是自己封的。

果真是牛人，都不把平面媒体放在眼里了，而是借助电视传媒虚张声势，极大提高研讨会的传播渠道。错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当我们熟视时代特征，对什么样的表演都会习以为常。一系列的美言丽词算甚，没有三聚氰胺、地沟油的危害大，何惧之有呢。至于与会专家学者的溢美之词，我们也可以作“言论自由”论，这是个人的立场，是自己的判断。

研讨会是需要开的，关键是开什么样的研讨会。作为对改革开放的思想历程略知一二的读书人，我清楚地记得，历史的拐点，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息息相关。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突破与创新，也与一些研讨会相关联。研讨会是思想的“雅集”，只要我们本着学术标准第一，本着维护公理与正义的立场，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研讨会自然会对当前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画家们的研讨会还有追求不朽的目的。有一些成就的画家，或刚刚离世的画家，还有那些担任一点不高不低的行政职务的画家，就有了不朽的念头。开一个研讨会吧，请朋友来，香烛纸马，鼓吹一番，为“不朽”开一个头。其实，不朽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即使把“不朽”的广告语印在报纸上，也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不朽的总归不朽，朽的，不会不朽。

鲁迅《立论》就是证明。鲁迅以他犀利、深邃的笔调写道——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 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

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但似乎也可以拿来指陈今天的研讨会。“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许许多多的研讨会，基本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于此，我不仅要问，研讨会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对这种研讨会，钱钟书一直很警惕。上世纪80年代，在钱先生八十寿辰之际，有关部门要给这位著名学者、作家举行庆祝典礼。对此，钱钟书先生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他的理由是：“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

钱钟书是一位明白人，他不开研讨会，但，还是不朽了。

美术界不能拒绝研讨会。如果是明明白白的钱，坦坦荡荡的人，讲真真实实的话，研讨会就有了理性的光芒，文化的深度，也就有了存在的价值。

研讨会就是研讨会，是人生的一堂课，是生活的一本书，是岁月的一段总结。

二、展览

高下肥瘦的展览看了无数次，有时告诫自己，一些展览可以不看了，一些展览还应该看。只是，应该看的展览寥寥可数，而可以不看的展览却让人应接不暇。

某位部级画家，所办的个展名曰“大展”。如果说当今社会存在“大展”的话，那么，也存在“中展”或“小展”。举办“大展”的何许人也，举办“中展”和“小展”的人何许人也，不得而知。

总是以期待的心情走进美术馆、博物馆，总是用“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理念引导，总觉得未来的展览是未知的，而未知的展览就会引起人们的猜想——好的，或者不好。我们总希望好的多，不好的少。

喜欢写一点关于美术的文章，自然关心美展。我的自信，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展览，试想，一个懵懂的少年，一幅稚嫩的画作，展于大庭广众，能不意气风发？那个时代的展览，是“贫困”的展览，没有华丽的装裱，没有堂皇的展厅，也没有丰厚的报酬，一些人，当然是一些喜欢美术的人齐聚一堂，谈笑风生，也免不了同行相轻，臧否人物。

怎么说都是真诚，包括彼此的热语冷眼。

京城热闹几百年了，业已形成传统，所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既然是中心，展览自然多。有一段时间，每周都要去看展览，看多了，便总结出规律——多、大、繁、丽。

多。是指参加展览开幕式的官员越来越多。美术展览本是画家的事情，眼下习惯邀请官员参加，官员的级别越高，举办展览的画家的面容似乎越有光彩。这样的心理暗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大有野火蔓延之势。没有办法，“官本位”社会，对官员自然格外看重。一位挺市场化的画家，举办个展，为请一位部级领导参加，煞废苦心。当梦想实现，便把自己与官场的关系故意让其他人知道，似乎自己也成了官员中的一员。

在美展上，总觉得逼仄，若干同道，立于一隅，谈天说地。主席台上，官员拥挤，行俗腔，说套话，最后剪彩了事。美展是艺术展览，现在的展览似乎不是以艺术为目的，而是一种不易用言语表白的展露。展露什么，不言自明。

大。顾名思义，是指参展作品的尺幅。不知是为了吸引眼球，还是为了展现自己的高超技艺，画家们拿到的展厅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高度、长度，史无前例。因此，不知天高地厚的画家们自诩“大展”、“巨制”，哗众取宠。

有人说，作品幅度的增大，是市场的作用。美术作品销售的单位以平方尺计算，当然“大大益善”了。

繁。参展作品上的印章繁多。上下、左右，钤着大小不等的名章、闲章，似乎我们面对的美术作品不是当代画家的原创，而是一件历尽磨难的旧物。

丽。华丽也。当作品的形式被高估以后，人们对美术作品的外在形式开始大胆探索。京城一位自命不凡的画家，得意洋洋地推广自己设计的装裱形式，那种东施效颦或画蛇添足般的装裱，让人产生头重脚轻的感觉，顿觉不是身处美术作品的展厅，而是欣赏服装模特的T台表演。

展厅应该是温文尔雅的场所，展览应该以人为本、让观众精神安详。展厅的富丽堂皇演绎当代的某种仪式，但展览的内在本质需要给予人精神的温暖，诗意的栖息。

遗憾的是，更多的展览挤占了我们闲适、优雅的心灵空间，那种权力的霓虹，如酸一样剥离展览的清澄、深厚，真诚、质朴。软性的隔离，是不是会让人忘记童稚的呼唤，是不是月光一样的感觉，永远不会回到我们的心间。

多、大、繁、丽，与深度、高度无关。所以，对一个展览的评议，我喜欢内敛的高华，喜欢浓淡相宜。内敛，足见艺术家的品质，足见作品的生命力量。看久了，她对人的关照和养护，会如早春的细雨，丝丝飘进我们的心田。那时候，我们的眼前便是清素如墨的风景。

我们似乎习惯了官员们的指手画脚，我们似乎俗不可耐了，与好朋友交往，看重朋友的身份。贫民者，当然不会有大作为，关键是我们如何反思，如何清点历史留给我们人生。

不过，我没有放弃研讨会，我依旧愿意在研讨会上，看到友善和正义，看到不同表情的脸颊，看到春天的第一缕养狗狗。

三、“最”字慎用

熟知、了解或接触过古代美术理论和当代美术评论的人，对“最”、“第一”、“第二”等语词就不会陌生。最近，我浏览美术媒体时，我发现“最”这个词使用的有点泛滥，如同世俗社会里“酷”、“绝”、“棒”、“忽悠”一样，逐渐从特殊指向转化到普遍意义上来，被全民使用。然而，“酷”、“绝”、“棒”、“忽悠”，毕竟有其综合性和模糊性，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使用，又可以不负责任。“最”这个副词就不同了，它天生具有排他性，是“霸权”，“绝对”，“独一无二”的另一种写法。“最”这个词像一济猛药，用过了，就有杀身之祸，用少了则显得滑稽。比如文革时期，我们面对领袖时常常把“最”、甚至是“最最最”挂在嘴边，以示对领袖的顶礼膜拜。“最”的极端性，决定了“最”的对象的唯一形态，使用这个词无疑具有较大的风险。

美术界似乎无视“最”的风险，简单得如探囊取物一般，把“最”用得有点筋疲力尽。比如，在评说某为画家时，便说，这是最伟大、最杰出、最卓越、最辉煌的画家，其中画家生存朝代、地域、性别的不同，则会在“最”的前面加一个定语，如两汉、唐宋、明清、民国、当代，北京、上海、南京、沈阳、某县、某镇、某村，男的或女的。要么就以画种论，如“当代山水第一人”、“大写意第一人”、“印象油画第一人”等等。总之，不把事情说绝了就不算完。

我对“最”是排斥的。艺术与政治不同，艺术的属性是多元化的，在美学形态上呈开放性；政治是一元化的，党同伐异，始终处于封闭的状态。中国美术的鼎盛时期，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美术创作、美术理论自然有着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独断和霸权。其表现形式是，帝王的喜好，就是唯一，权威的评价，就是真理。美术创作，美术研究，无一脱离不了这种评价体系。因此帝王口中的“最”就是毋庸置疑的结论，只是不同朝代的帝王又会赋予“最”不同的价值尺度。独裁的、唯一的美术评价，以国家的名义，彰显了一些画家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但是，又遮蔽了更多的平民画家的出现。当然，封建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多元化，也反对脱离帝王评价以外的评价体系，于是，我们在“最”或“第一”、“第二”等少数画家的辉煌里，又看到了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画家的悲哀——寂寞又被遗忘。

近几个月，转了几个城市，与美术界的朋友把盏晤谈，突然发现自爱的画家日渐多起来，装嫩的画家，搔首弄姿，亦如兴致勃勃参加艺考的女子，希望什么人把自己抱在怀里。哦，画家是这个样子了，美术界也如星光大道的舞台，好像要把什么好事给你。

媒体上、地铁广告牌上频繁出现穿长袍、披马褂的美术“精英”，他们拱手向人们拜年，一脸媚笑，满眼春情，一行文字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最具升值潜力的著名画家；最年轻的画家；最有文化的画家；最有背景的画家。诸如此类，莫名其妙。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顾及舆论的感受，可以信口雌黄了？所接受的教育始终让我们实事求是，怎么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就如此地胆大妄为，胡说八道了？

还是功利意识惹的祸。自从美术市场出现，画家对书斋清净、文雅的生活产生了意见，于是对“清静无为”、“道法自然”、“见素抱朴”、“境由心造”的精神境界怀疑起来，觉得这样的生活向往，不被饿死才怪，严重的不合时宜，是没本事、平庸的表现。既然我们对浮华的日子有如此强烈的向往，寻求市场的份额便成了一己的规定动作。有了市场，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可以消费，有了消费，才能体现价值。这符合一般社会规律的逻辑，便也就深入人心了，它比似是而非的口号更容易让人接受。

为了顽强实现自己的目标，画家终于按捺不住自己日渐膨胀的欲望，寻找一切机会，把自己的画卖出去。美术市场是买方市场，把画卖出去还不是容易的事情，于是，借助生产资料销售的经验，吆喝着，大声吆喝着，没完没了地吆喝着，竭尽全力地吆喝着，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吆喝着，兜售自己的美术作品。于是，震耳欲聋的广告出现了，广告语异常夸张——最具有升值潜力的画，最有收藏价值的画，最有可能成为杰作的画，最便宜、也是最能卖出大价钱的画。等等。

“最”字需慎用。总觉得如此下去，卖画的人让人瞧不起，就连我们这些喜欢画的人，也会让人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