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靳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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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绪升对话靳永博士   


   宗绪升：请简单回顾一下自己的读书、治学经历，以及治学蕲向。
      靳  永：我在山东大学读书十年，从本科到博士。本科是汉语言文学，硕士是训诂与书法文化，博士是古文字和书法。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有雄厚的基础，在国内也有很好的声誉。特别是文学院，因为有“黄门侍郎”里很著名的一位——殷孟伦先生——在这里任教的关系，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也就是过去所谓“小学”，非常重视，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徐超教授，他曾受教于陆宗达、殷孟伦、徐复等黄门侍郎里很主要的几位，又受到沈兼士、杨树达等人学术思想的影响。我长期追随徐超先生读书，受到章黄学派的影响，对乾嘉以来的学术方法比较熟悉。这影响到我本人的书法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朴学”的方法来研究书法问题。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扎实严谨，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对古典文学一直有很深的爱好，从读到写。这爱好保持到现在，成为我生活里最有乐趣的部分。
我对王国维先生的学问很佩服，对他的“双重证据法”比较熟悉。我的博士论文《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就是在他的基础上，结合了书法研究的学科特点，提出了文物、文献和书迹综合释证的“多重证据法”，踵事增華，后来转密。论文中讨论字体和书体的部分，是在1998年左右完成的。在方法上，我受到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的影响。这一部分中的很多内容曾经向蒋维崧先生和徐超先生请教，结论也得到他们的印可，以为孺子可教。我比较得意的地方是：提出了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这对通行的观点是一个重要的校正。遗憾的是，文字学界、书法界注意及此的学者不多，这一新说也没有引起讨论。我相信：出土的秦系文字材料、特别是墨书文字材料越多，我的这一观点得到的印可便越多。这本论文前些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宗绪升：读你怀念蒋维崧先生的文章，很感动。能不能谈一下你师从蒋先生时难忘的经历？在你人生路上，蒋先生给你作了怎样的范式？
      靳  永：我小时候爱好书法，没有老师，全靠自学。最重要的教科书就是1980年代初期齐鲁书社出版的沈尹默先生手书《执笔五字法》。这本册页是沈先生书赠“峻斋兄”的，“峻斋”是蒋维崧先生的字，那时候蒋先生还不到三十岁，即已深得前辈器重。从1998年起，我在徐超先生的引介下，得以时时向蒋先生请益。2002年，年登耄耋的峻斋先生接受文学院的礼聘，成为古文字学和书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我三生有幸，忝列门墙。2006年，我甫一毕业，先生即溘然长逝。
蒋维崧先生是近现代著名学者、词人和书法篆刻家乔大壮先生的高弟，又从学于沈尹默、王伯沆、吴梅、汪辟疆、胡小石等。天分高华、家学渊源、名师指点、良友过从加以勤奋努力，他在语言文字、古典文学等领域有极深的修养，在书法篆刻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乔大壮先生治学有一显著特点：凡某种学问，不造其极，绝不轻易言及；某种艺术，不造其极，绝不轻易示人。蒋先生象极了他的老师。蒋先生以书法名家，但他首先是一位渊雅的学者。很多师长都曾以一唱三叹的口吻谈起先生广博的学识和超人的记忆力，举凡四部之书，靡不贯通。我后来向他请教一些僻典，都是反复查检而不得索解的问题，他常常略一沉吟，用修长的手指轻叩脑门，便即缓缓说出它们的出处。蒋先生的作风很象清儒刘端临，勤于读书而懒于著述。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向为名著，蒋先生就曾经指出陈先生对刘禹锡诗的误读。但他自己懒于著文，后来还是我把他的意见整理成文，才发表出来。他的文章不但善于解决具体问题，可贵的是能处处示人以规矩。我刻意搜求、仔细钻研，获益良多。他五十年代末曾写过一本《汉字浅说》，文字雅洁，语浅意深。有一次侍坐，偶然谈起这书，蒋先生除了对原书中八分的说法略有修正，其它一仍其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是一本有所见的书，不仅仅是有所知的书。据我所知，裘锡圭先生就很推重这本小册子。蒋先生读书时喜欢在书眉上随手札记，精义纷陈。若能汇集发表，沾溉后学自匪浅尟。
《世说新语》载郭林宗形容黄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这大概就是后来宋儒所说的“气象”，而蒋先生就是一个有“气象”的人，他无论学问、识度，都是“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有时候一段时间没有到归网室趋谒，总有“时月不见黄叔度，使人鄙吝之心顿生”之感。陆游《读梅尧臣集》诗云：“导源积石源流正，惟岳嵩高气象尊”，正可移用来形容蒋维崧先生。徐超教授最近要出版一本蒋维崧先生的传记，里面有详实的载记。读了这本书，对蒋维崧先生其人、其学、其艺自会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以《如是我闻》为题，也写了一些侍座问学杂记。我现正在搜集整理蒋先生的诗词集，争取早日出版，作为对老师的纪念。
      宗绪升：请谈谈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修养对书法研究的帮助。
      靳  永：书法是正确书写汉字的艺术，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发出來的奇葩。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土壤，书法的生命力就会萎缩。同样的，研究书法，也应该自足于传统文化的土壤。而您说到的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是传统文化赖以存活的载体。书法研究工作者，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深厚修养。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书外功”，与书法研究无涉。事实上，一个学者在这些根柢之学上的修养越深厚，他的成就就越大。沙孟海、启功等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自己在书法研究方面，还是初学。仅有的一点成绩，也是得益于这些根柢之学。比如我曾经写过一篇《传苏轼书方干诗卷辨伪》，就是从文献学角度解决书法问题。“搨本” 与“拓本”这两个书法术语，从宋代就发生了混淆，学者多不能辨。我从文字学、音韵学和文献学的角度综合释证，辨明了它们的区别。传世有一卷文徵明的虎丘诗帖，我从诗词格律的角度分析，证明它乃是一个伪本。最近，我正在写一篇《孙过庭书谱里的训诂问题》，是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研究《书谱》。这些，是书法研究的基础问题。试问，如果连《书谱》的文本都读不通，又如何去探讨《书谱》的书法思想呢！
  宗绪升：你在书法学习和创作上受谁的影响，有哪些感受？
      靳  永：近现代书家里，我喜欢的是乔大壮、沈尹默、潘伯鹰、朱家济等人。我认为“雅”是书法的最高境界，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书家腹内书卷多，下笔自然高华。但学问的大小和书法的高下还不能画等号，因为书法还有一个技巧的习得问题。如果不在临池上痛下苦功，肚子里的学问也转化不成好的书作。很多大学者下笔不免惡札之讥，除去才性，没有在书法临习上下功夫也是重要的因素。我个人比较懒惰，读帖多而临池少，下笔不免蹇涩。我看当代一些学者的字，气息很好，但也是缺少专门的练习。专门写字的人呢，笔墨精熟，但苦于读书少，往往越写越差。对于从事书法创作的人来说，写字和读书是缺一不可的。是九十，不方便经常去打扰，因此丧失了很多向魏先生请教的机会。他于不免龙
山东有很好的书法传统和积淀。蒋维崧先生、徐超先生之外，我还常常向陈梗桥、梁修、郑训佐、顾亚龙等先生请益，获益良多。山东有一位老先生魏启后，在书法上有独到的见解和很深的造诣。予小子无知，比较晚的时候才认识到他的意义。那时候他已年届九十，不方便经常去打扰，因此丧失了很多向魏先生请教的机会。他去年离世，于我而言，这真成了永远的遗憾了。去年后，性壮学字系

宗绪升：你认为当代以古文字为载体进行创作的书法家最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
      靳  永：当代考古学发达，古文字资料大量发现，这为古文字书法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也是我们有可能度越前贤的地方。以古文字为载体进行书法创作，对书法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书家必须至少在两个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一是要勤研古文字之学，二是要关注新材料的发现。援引古文字入书，正确书写古文字对一般书法家是很大的障碍。记得徐无闻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编写一部适合书法家用的古文字通假字典是当务之急。虽然清代、民国的学者也作过这方面的工作，但远远不敷用。而且很多前辈的研究成果，一般的书法家和爱好者因为专业的关系，也很少涉及。我一直想写一本古文字书法学方面的小书。但个人积学不深，仓促着笔，不免误人误己，所以一直迁延。
      宗绪升：请为与你有相同研究志向的朋友推荐几部参考书如何？谢谢！
      靳  永：近年来我一直搜罗阅读宋代以迄清代的学术笔记，关于书法的讨论虽然是吉光片羽，但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专门讨论书法的著作，有的放言高论，有的辗转相抄，象《书谱》那样有见解、有意思的文章少。一愚之得，我姑妄言之，大家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