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龙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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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绪升对话龙红博士

宗绪升：虽然久闻龙兄大名，但对龙兄实在不是很了解，因此，提问恐怕很零散。龙兄在对黄宾虹到林散之再到王冬龄的书法师承发展研究过程中，有什么重要发现？

龙  红：《三个时代的书法艺术表征——黄宾虹、林散之、王冬龄的书法师承发展研究》一文，是我刊发于《重庆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的拙稿。今天看来，其中表达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的确也提示出一些有价值意义的思考话题。很显然，我用一篇比较严肃的学术文章来探讨黄宾虹、林散之、王冬龄的书法师承发展问题，决不是就事论事的简单讨论，我是将三人之间的艺术师承关系置放于现当代宏大历史背景之中的，三位艺术家某种角度上审视，正可谓三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比较而言，黄宾虹是已经定论的艺术大师，诗、书、画、印样样绝高，其崇高成就为世公认。作为黄宾虹弟子的林散之，亦有日本艺人“草圣遗法在此翁”之誉，故被称为当代草圣，显然，林氏艺术巨大成就亦为世瞩目。作为再传弟子的王冬龄，现已年逾花甲。三年前，王冬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高规格的艺术大展，很是轰动。当时我正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做博士后，获得消息后，便及时去拜观了所有展品，非常震撼！尽管其书法艺术还会有些发展变化，但今天看来，王先生书法艺术已经臻至非凡境界。只要我们认真拜读黄宾虹、林散之和王冬龄三位艺术家的精彩作品，自然会发现一条红线贯穿其中，换言之，三人的笔墨之中存在着显著共性。当然，很大程度上，林散之对黄宾虹具有“谨守”之意，而王冬龄对林散之却常常表现出一种笔墨“超越”，或许，追究其因，时代使然是不能忽视的。

宗绪升：怎么看待王冬龄先生的巨幅草书以及他的现代书法？

龙  红：对于王冬龄先生的巨幅草书以及他的现代书法，我是比较欣赏的。刚才所说的笔墨超越，很大程度上正于此之谓。王冬龄的巨幅草书，的确苍茫浩肆，气势雄伟，撼人心魄。我曾出差杭州，专门去中国美术学院欣赏过他挥动如椽巨笔书写的庄子散文《逍遥游》。一般人确实不能具备王冬龄的挥洒胆识和气魄。可以说，王先生的潇洒笔墨与庄子的《逍遥游》艺术境界是十分相通相融的。正是如此绚烂卓越的表现，某种意义上，我们说王冬龄实现了对古人的超越！于此超越的铸成，应该说得益于王冬龄师法过的两位老师，一是林散之，一是沙孟海。林散老给予他婉约韵致，沙孟老给予他磅礴大气。

    王冬龄在现代书法中的探索精神，仍是令人钦佩的。我不是很清楚王先生本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那些“现代书法”作品，既然他在做，在探索，就有理由认为他是喜欢的，肯定的。不过，我对王先生的现代书法作品，总体上不是太赞赏，至少与其传统一路的表现不在一个档次，甚至感觉其中的少数或个别作品，比较粗糙，玩概念也显得有些生硬和简单。如果说王冬龄笔墨不足的表现在哪里，或许有人会直接将此联系起来吧。如此游戏之作，偶一为之未尝不可，但倘若一位准大师级人物似乎有些痴迷于此，的确有些让人惊诧，它仿佛一柄双刃剑，在成就您某些声名的时候，委实又会损伤您神圣而坚实的功力。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对王冬龄艺术的建构表现出一定的担忧。如果其艺术的纯粹性受到较大挑战的话，其艺术最终臻至的高度也会受到一定影响的。

宗绪升：笔墨如何昭示时代精神？龙兄认为当下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

龙  红：“笔墨当随时代”，这或许可谓艺术发展的一条规律。当然，此“笔墨”不可做太过机械的理解。实际上，任何艺术样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自然而然的体现出“时代性”来。中国书法历史中有“晋尚韵”、“唐尚法”和“宋尚意”之谓，我是深信不疑的。这样说，当然不是指一个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书写者都能有很好的一致的笔墨表达。应该说，“笔墨当随时代”是指一个时代整体上的精神状态。譬如“魏晋风骨”和“盛唐气象”，这是一种主流的时代风尚，而于个别和例外，则没有必要去计较的。正如书法艺术“创新”未必就是“创好”一样，时代性的表现状态未必都是值得肯定的，出现了负面自然需要做些调整，以便走上正道。如果说，当下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现在真是不好归结的，或许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句便充满着辨证的色彩。大家常说我们这个时代是“多元”的，我说一点没错！但“多元”决非都是褒义。“多元”某种意义上甚至与“混乱”相近，此时，不是就很让人担心了吗？过去古人讲究清气雅意，鄙弃酸腐浊俗。试看今日的书法界（包括国画界在内），什么主义都有，难道今天的人就一定比古人高明无限吗？所以，从当下众多所谓的书法家之笔下流露出来的东西看，我并不看好，似乎很难凝结为一种正面的时代精神。或许，只能称之为气——一种浮躁之气吧。我们必须沉静，沉潜，待以时日，方能凝练为一种真正让后人肯定的时代精神。

宗绪升：笔墨又如何透射个人生存状态？

龙  红：书画艺术的笔墨语言，来源于现实生活和自然造化，它不仅是时代精神的表征，而且也是一个人生存状态的真切表露。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矣。”不仅“书如其人”，而且“画如其人”、“文如其人”。显然，“如其人”，并非简单地与其长相的高、矮、肥、瘦相仿佛。书画的“如其人”，正是凭借艺术家手中之笔所挥洒出来的点画线条所构筑的形式美世界，即留存在纸面上的笔墨情形所反映出来的艺术家本人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其性格、气质、学识、修养和综合能力等。书之为道也，全在于“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中国书画的笔墨语言何其深邃丰富，它完全具有西方提出的“笔迹学”的深刻意义。可以说艺术家笔下所呈现出来的笔墨形式，不仅较之医学上的“心电图”和“脑电图”等所提供的实证性数据毫不逊色，相反，它真实而奇妙地反映着艺术家个人的全部的身心，也即是艺术家本人的生存状态！总之，我们凭借“笔墨”这一抽象而具体的内容，完全可以窥探艺术家领悟世界的“心象”，而我们通过“笔墨”所构筑的“丘壑”这一具象内容也完全可以品味“艺术品再造的造化的真实”。是的，这就是艺术家笔墨所放射出的无穷魅力！

宗绪升：龙兄对何绍基隶书艺术很有研究，请问何绍基隶书艺术的独特个性表现在那几个方面？

龙  红：何绍基的隶书艺术，深沉博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如果把他与清代诸位隶书大家相比较，倍显其崇高而独特的意义。郑簠以草法入隶，金农以吴碑入隶，桂馥以缪篆入隶，邓石如以篆意入隶，伊秉缓以颜势入隶，陈鸿寿以诏版入隶，赵之谦以魏碑入隶，吴昌硕以石鼓入隶，而何绍基则另辟蹊径，广临汉隶诸家，铸以己意，我写我心、我写我意、我写我情、我写我趣，创造了一派天机的新格局——“我就是我”的崭新艺术世界！唯其新，恰是艺术的生命所在！何绍墓隶书艺术的独特个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以圆笔为主，笔法跳荡多姿，线条饱满，真力内蕴。

（二）“横平竖直”是何绍基隶书结字的基本原则。

（三）打破汉隶定势，拙趣满纸，生机无限。

宗绪升：何绍基隶书对后世具有怎样的启迪作用？

龙  红：何绍墓隶书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从两方面来加以理解：首先，何绍基隶书艺术实践的巨大成功，为其行草书乃至其他书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无穷的后劲。其次，何绍基隶书的成功，具有积极的书法史意义。也就是说，何绍基独特隶书艺术世界的创构，为我们的书法学习的继承与创新活动提供了丰富有力的启示。第一，一种新书艺的建立，要有深厚的学养。第二，不能简单重复古人，力求书路新颖。何绍基所走的书法实践之路，是一条回归传统以古为新的路子。第三，独特的回腕执笔法，也是造就其独特隶书风格的重要原因。何绍基在隶书艺术实践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清代碑学大潮中造就的诸位隶书大家相比，毫不逊色。其遥接两汉隶书神髓，高格独标，直逼古人，在中国书法艺术的长河中，恰似一颗灿烂的明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创造的崇高隶书艺术世界，必将散发出更加浓烈的馨香。

宗绪升：书画艺术传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书画艺术实践家做了怎样的努力？请举例说明。

龙  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中，艺术曾经是多么圣洁的一个词。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物物交换所引起的经济意识的萌芽和生长，商业空气日渐浓厚。艺术这一块净土也毫不例外地逐渐融入了商业大潮之中。传统书画艺术的传播十分智慧化地实现了从理想化向现实性的良好转化，这是时代进步的逻辑表现，并给予当下书画艺术家们以无穷无尽的有益启示！书画艺术传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书画艺术实践家的努力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书画艺术理论家们的摇旗呐喊，竭力鼓吹。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史上所诞生的一部部杰出的理论著述，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为书画艺术的成功传播起着无法用语言所能表达的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当然，书画艺术传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书画艺术实践家所做的努力令人赞赏，比如草书大师怀素。当我们对书画艺术传播历程作深入细致考察的时候，我们不禁看到一个十分独特的景观，那就是唐代怀素和他那在书画艺术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作——《自叙帖》。如果说以前的书画艺术传播往往是较为被动的状态的话，那么，怀素的《自叙帖》则大胆地开创了自我传播的风气。宋代礼遇文人，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宋太宗所颁布并建立的“舍人院润例碑”，使润笔成为了宫廷文人除去俸禄和赏赐之外的另一重要的经济来源。这种制度让书画艺术家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切实促进了书画艺术的深度传播，大大地繁荣了两宋的书画艺术事业。元朝和明朝，在宋朝的基础上又有了相当一些新的开拓，书画市场的概念更加明晰，但是，终究不过是在古人的法书名画上大做文章，而对当世书画艺术家自己的书画创作活动仍然关注不够，传播不力。话又说回来，前面几个朝代的不断积淀和准备，到了清朝，就十分自然地有了硕果的收获，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画艺术传播中的现实性表现——郑板桥及其《笔榜》的诞生！这是对“君子耻于言利”保守思想的一次彻底的革命！由此，书画艺术家们旗帜鲜明地大胆开始了自己作品的现实性传播活动，通过明明白白的“润例”方式，一反过去羞羞答答的传统状况，实现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新时代的艺术梦想！可以说，明码标价的郑板桥书画笔榜是中国书画艺术市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宗绪升：龙兄在做北魏龙门石窟造像和书迹艺术研究时有什么新发现？

龙  红：龙门石窟艺术历来为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对北魏龙门石窟艺术的研究，向来被人为割裂成了造像和书法两个联系不大的方面，各自为阵，分别为美术考古和书法艺术两个领域所热情关注，但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作全面审视和探讨的情况，则基本没有；就是偶有涉及，也明显感觉深度和力度不足，往往不过泛泛而谈。我几年前曾经对北魏龙门石窟造像和书迹艺术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意在还北魏龙门石窟艺术一个完整而圆满的崇高真实面目。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北魏龙门石窟的造像和书迹，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相融的整体，实在不容简单分割。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已进行切分，则实属无奈。但是，倘若我们在作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等的审视与观照时，能够对切分之前的整体有一个充分的理性认识，并对本就不能机械分开的另外部分有一个相当深刻而准确的体悟的话，不是更为可喜的事情吗？——这是我们应该努力清醒把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原则！这里的“书迹”，既是石窟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从某个角度而言，实际上又是石窟造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北魏龙门石窟艺术对当时及后世的深刻影响，自然包括两方面：造像艺术和书法艺术。北魏龙门石窟艺术对后世的影响似乎更为深刻，而且往往比较集中地体现为虚心继承、发扬光大的精神层面。尤其是造像题记的书法艺术价值，近代以来，愈发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成为艺术长河中众人皆知的“龙门一系”，被人们誉为魏碑“方笔之极轨”，与“圆笔之极轨”的“云峰一脉”并驾齐驱。

宗绪升：请兄谈谈大足石刻铭文的书法意义如何？

龙  红：我是在成为著名艺术学家、艺术教育家张道一先生的博士弟子后才将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作为我学位论文完成之研究对象的。整个研究得到了恩师张先生的悉心指导。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大足石刻铭文的书法意义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大足石刻铭文篆、隶、楷、行、草诸体悉备，众美纷呈。（二）民间书法显示出无穷的艺术魅力。（三）大足石刻铭文书法艺术是融会南北方艺术精神的结果。

宗绪升：龙兄是如何理论结合实践的？

龙  红：我曾经念过中师，重庆一师的缪孝成先生将我领入书法之门。后来被保送到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深造，幸遇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徐无闻教授，于是便拜徐先生为师。当时，我是西南师范大学书法协会的第三任会长，自然接近徐先生的机会比较多。同时另两位教授荀运昌先生、秦效侃先生也常给我们协会进行讲座，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书法研习，技法之外，传统文化、综合修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大量临摹古人法帖的同时，亦不废对有关书史及美学理论等的汲取，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候起让我养成了一种理论与实践兼修的习惯。后来，到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乃至到清华美院跟随李砚祖教授做博士后科研工作时，尽管研究任务非常繁重，有时甚至让我喘不过气来，但我却一直坚持砚耕不辍，或许这也是一种积极的休息调剂方式吧。季羡林先生说：“书法首先是一种文化，然后才是一种艺术。”我是极赞成的！这种说法非但没有贬低书法的地位，相反，正视了书法的本体性质，实在是将书法看得更高，否则，我们便不好理解“技近乎道”的内在深意。最近，拙集《拙斋龙鸿：修德好古，以古为新》由四川美术出版社推出，可算向大家的汇报。“修德好古，以古为新”可以看作我至此以前的修为和追求。写字是文人的技能，书法乃文人为人修学的副产品，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新的时代需要将书法专门化、美术化、职业化，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书法的社会功能已从过去的单纯书写案头把玩拓展至了艺术表达竞技展现。不管今后的理论研究事业做得如何，我会始终坚持不懈地修炼书法之道的。

宗绪升：除我以上的提问，龙兄还有什么最想介绍给我们读者朋友的？

龙  红：在当今这个颇为喧嚣的时代里，的确需要一种定力——沉潜之力。书法研修实在需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现在的展赛很多，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受到太多的不必要的干扰，跟风与善学是两回事，跟风绝没有出息！佛家讲“静生慧”是很有道理的，勤学善思，必有进境。

宗绪升：请龙兄为青少年书法爱好者推荐几本你认为必须要读的书如何？谢谢！

龙  红：需要拜读的著作不少。首先，当前出版的报刊杂志大都做得不错，比如《中国书法》、《书法》、《书法赏评》、《书法艺术》、《书法世界》和《书法报》、《书法导报》包括贵刊《青少年书法报》等，文章直接围绕书法艺术进行探讨，值得一读。同时，根据自己的情况，有关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美学的以及艺术理论的一些著作也是必须要看的，比如吕思勉著《中国通史》、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宗白华著《宗白华全集》、何九盈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启功著《论书绝句》、李泽厚《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