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李洪智博士

jssh365

宗绪升对话李洪智博士


宗绪升：李兄好！您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系任教，我了解到您研究生阶段攻读的是汉语文字学（含书法）专业，请谈谈文字学和书法之间的关系。

李洪智：绪升兄好！正如老兄所说，我硕士和博士阶段学的都是文字学，现在北师大书法专业给学生也开设了文字学课程，由我来主讲。在给每一级学生开课时我都要专门提到这门学问和书法之间的关系，重点说明文字学（准确地说是汉字学）对书法研习的意义。

说起文字学对于习练书法的好处，一般会想到不写错字，其实绝不仅于此。文字学是一门学问，了解其基本概念及原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史上的许多现象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比如说，汉碑中的“竹字头”往往写得和“草字头”一样，什么原因？这和汉字形体演变史上的“隶变”关系至为密切。我的导师秦永龙教授是研究隶变的专家，他告诉我们，笔形的演变是汉字字体演变的先导，而从篆书向隶书的演变中，很多笔形的演变遵循了“化曲为直”的规律，所以原本在篆书中很不一样的“竹字头”和“草字头”变得越来越相像，甚至混同，这种变化完全可以通过古隶字形反映出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湖北云梦的睡虎地秦简中的隶书就是典型的古隶。当然了，“竹字头”和“草字头”的混同之所以能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两个表意部件所表示的同属于植物这样一个大的类属，所以即使混同，它们的构形理据并没有完全丧失。但是，“竹字头”和“草字头”毕竟是汉字中两个重要的部首，他们的混同会导致许多靠这两个部首来分别的汉字变得混同起来，这对于实现汉字的社会功能来说十分不利，所以到了楷书阶段，“竹字头”和“草字头”又有了明显的区别。

姜夔《续书谱》在讲到“真书”时强调真书不能拘于平正，并且举若干字例作为说明，其中提到“朋”字之斜，意谓“朋”字要取斜势。于是我们看到，颜真卿《多宝塔》“鹏”写作 ，祝允明《归田赋》中“朋”写作 ，再往前追溯，我们发现，早在汉碑里“朋”就已经是斜着的了，如《尹宙碑》作 ，著名的《熹平石经》作 。为何如此？看了《说文解字》就明白了，“朋”的这种写法来源于其古文字形 ，因所描摹的是鸟的尾巴，所以斜向书写。这种“斜”的特点就仿佛一种基因遗留在了后来的新字体中，所以姜夔《续书谱》中专门讲到“朋”的斜。而这种追本溯源恰恰是文字学研究的内容，属于汉字字体演变方面的内容。

我这里所说的“知其所以然”在书法学习中就很重要了，它可以决定我们能否把字写得很“地道”。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经常跟学生们提到古帖里“有”字的行草书写法，其撇画的起笔处总有一横向的弯儿，如 （《集王圣教序》），这是因为“有”字横撇交叉的部件在古文字中是个“又”，知道了这个渊源，那横向的弯儿的存在也就明白了。临写时，您是把它当成“又”来写还是硬性模仿，其效果肯定不同。再如，孙过庭《书谱》中有“趋吏适时”一句，其中“趋”的草书写法 对应的是它的一个异体字“趍”，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写这个字时只能是依葫芦画瓢，死记硬背，而且写不像。再如“吏”字，字形有残损，且有涂改痕迹，很多本子都释为“变”，实应为“吏”字。因为从字形上来看，“吏”与“变”的草书写法有明显不同，原帖虽然纸有破痕，但显然更像是“吏”字。另外，古文字中“吏”、“史”、“事”等原本是一个字，后来分化，“趋吏”即“趋事”，释成“吏”，文意也说得通。

所以总的来看，文字学是学习书法的一个基础，是所谓“字外功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宗绪升：您刚才提到了“字外功夫”，这是个老话题了，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李洪智：所谓的字外功夫可能包括很多方面，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学养。张公者先生有一次到我们专业做讲座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书法家要有最起码的学养，言外之意就是不一定是大学问家。我很同意这种说法，当然，如果能有余力在此基础上把学问做得更好那将是锦上添花了。从历朝历代的情况来看，书法家确实要有学养，无一例外。这也是过去精于书法的老先生们认为书法是做学问的余事的重要原因。也许其他的艺术门类只要有天分再加上刻苦就可以从事，甚至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但书法不行，书法需要靠学问来滋养方能湛然有味。

在去年召开的“第四届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上，我发言时表达这样一种观点：欣赏一件书法作品，从形质和气格（气质、气象、格调、格局）两个方面来切入便可抓住关键。我们也可以把书法作品的形质归入物质层面，而把气格归入精神层面。形质的部分就是我们寻常所说的技法层面，包括笔法、字法、章法等，看得见摸得着。而“气格”的部分虽然依附于形质，但看不见摸不到，需要感受和体悟。这个部分的高下明显受制于书写者的学养。所以，书法学习过程中技巧固然很重要，但仅仅强调技巧是不够的，这正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这门艺术的独特之处。

既然说到这了，我想再多说几句。关于书外功的话题本来已经是老生常谈，结论也没什么争议，可目前却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书法家”确实很有学问，但书法很差，甚至根本称不上是书法。而有些人没读几年书，但技巧很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有学问的遇到了技巧好的，互相攻讦，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口诛笔伐，沸沸扬扬，不亦乐乎。我要说的是，这种现象不足以说明没有学问光靠练字就可以成为书法家，当然，光有点学问不练字也成不了书法家。学问和书法家之间的关系应该这样表述：书法家一定是有学问的，但有学问未必能成书法家。换言之，有学问是成为书法家的必要条件。回过头来我们说说那些没读过多少书但写得很好的人，我已经观察过很多年，大致有三点发现：其一，这些人功夫到家、技巧纯熟，但“技”很难进乎“道”，作品缺乏“意味”，让人看着累，难有愉悦之感；其二，跟风现象突出，展厅里往往是“窥一斑而知全豹”；其三，寻求突破时常有退步现象出现。为什么呢？这些人对书法充满了热情，而且都不缺少悟性和勤奋，唯独缺少学问，而这恰恰是他们或停滞不前或水平滑坡的最重要原因。所以，我要奉劝那些有学问的“书法家”认真临点古帖，好好补补课，学问不能代替一切；而那些把书法当成技术活的也好好读点书，否则的话，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隐匿在狂妄背后的痛苦，要不就是走火入魔。

宗绪升：洪智兄在学校里从事书法教学已经很多年了，您觉得书法教学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洪智：虽然从事这个行当已经有些年头，但总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很多，不仅仅是书法本体，还有教学。教学也是一门艺术，古人说：“教学者如扶醉人”，足见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在自己的教学经历中有很多感受，如果从教学的效果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教学如果能让我们的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至关重要。说到这一点，不得不提到启功先生，启功先生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毫无疑问，启先生对北师大的书法教学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众所周知，启功先生的学问是多方面的。我个人最敬佩的是启功先生在著述中体现出来的求真务实、不盲从他人的精神。秦永龙先生曾根据启先生的录音整理出《破除迷信——和学习书法的青年朋友谈心》，后来改名为《启功给你讲书法》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很多对前人说法提出质疑的地方，并且有理有据。虽然启先生的个别观点也值得商榷，但我觉得其中折射出的求真精神和学术品格极为可贵。作为教师，我也很希望我的学生们能有这种精神和品格。每当我看到有的学生只会人云亦云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教学的失败。当然了，具备这种精神绝非易事，必须是建立在广博的学问基础之上的。

与此相应的一点也很重要，我觉得高等书法教学中千万不要把学生训练成临帖的机器。临习古帖在书法学习中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学习书法的必由之路。但临帖肯定不是书法教学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临帖让学生对书法有深入的理解并具备创作能力。有的学生临帖能力很强，临什么像什么，但是不能创作，对书法的理解也很有限，最后只能模仿自己的某位老师或当代某名家的风格，勉强写出一些所谓的作品，这在高等书法教学中是很悲哀的事情。而创作能力的培养，除了教师富有成效的教学之外，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非常重要。我相信任何一个具备书法创作能力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什么都不能代替个人的思考在形成这种能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宗绪升：现在国内很多高校都在办书法专业，洪智兄在北师大书法专业任教，您对目前的高等书法教育是怎么看的？
李洪智：目前很多高校都在办书法专业，这是一种繁荣的标志，当然是好事。实际上，相对于音乐、美术等艺术类学科而言，书法艺术进入高校成为专业比较晚，所以总的来看，各个学校虽然风格各异，但都处于探索过程中。至于说高等书法教育的效果当然要靠培养出来的学生说话，目前下判断还为时尚早，因为书法人才的培养向来需要周期。从古人的情况来看，二、三十岁便崭露头角者寥寥无几。米芾《海岳名言》中自谓：“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以米芾那样聪明且傲慢的人尚且自谦地说四十岁之前“未能立家”，这足以说明一个书法艺术人才的培养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有人至今对大学里设立书法专业持有异议，但我对高校培养出来的书法专业的学生很有信心，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字外的功夫和修养，高校的良好氛围也对提高学生的眼界和审美水准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都可以保证一个真正具备学习书法潜质的学生即使离开校园也能在这个领域可持续进步。所以，我可以肯定他们必定成为未来书坛不可小觑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中坚力量。

宗绪升：我注意到，洪智兄发表的论文中很多都是草书方面的，在这里能否介绍一下你关于草书的研究情况？
李洪智：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以草书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讨论的是今草，博士论文则是以汉代草书为研究对象，都是从汉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由于草书是速写字体，草书的形体距离隶、楷这样的正体距离稍显遥远，不易识别，加之在实用领域受到来自行书的冲击，所以，熟悉草书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往往将草书看作是书法家的专利。甚至蒋善国在其所著《汉字学》一书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草书所用的符号，根本不科学，无丝毫规律可循，完全不符合文字符号性的要求。”实际上，草书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的话，它不可能承担起快速记录汉语的功能。可惜的是，由于某些学者的偏见（或者说不熟悉），加之传统文字学对今文字阶段的汉字研究并不重视，因而以往对于草书体的研究成果很少，而且不成系统。我的研究主要就是描写草书发生发展的脉络并揭示草书的草化手段以及符号系统。

在我的研究中，关于草书符号的研究是一个重点。这里所说的“符号”大家都清楚，指的是草书的“零部件”。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中，有的专家指出，把草书的“零部件”称作“符号”是不合适的，因为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而草书的“零部件”很难说有什么“意义”。其实，最早应该是于右任先生将其称作“代表符号”的，于先生在近代草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是有口皆碑的，后来这个称呼就基本约定俗成了，所以我们就将这个名称沿袭下来，算作广义上的“符号”吧。草书的符号十分重要，它既是草书有规律、成系统的重要证据，也是学习草书必须熟悉的一环。很多人的草书写得不规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草书的符号（包括草书符号的来源）不熟悉。

刚才我们说过，草书本是有规律可循的，但之所以有的学者不以为然也是有情可原的，因为自隋唐以来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草法变异现象。主要是自狂草出现以后，许多书家在进行草书创作时只管宣泄情感却不顾草书字形，导致草法大乱，严重削弱了草书的实用价值。比如说，在快速书写中省略必要的弯转，改变笔形的连断、交接状态等，由于这些字形的“加盟”，使得草书的系统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草书字形不易辨识，混同现象严重，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草书的认识。所以学习草书的人们应该辨别草书字形是否规范，要知道即使是历史上的名家笔下也并非每个字的草法都很规范。显而易见，收入草书字汇的字形也是需要仔细甄别的。

总之，从汉字学的角度对草书进行研究不但还有课题可做，而且对书法艺术的学习等方面都有益处。

宗绪升：您不但研究草书，还在书法专业里教草书，一定很关注当代的草书创作，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洪智：汉字发展至晋唐阶段，各种字体均已先后发育成熟，为汉字书法艺术提供了至为广阔的表现空间。在各种字体中，最富于表现力同时也是最难的就是草书。草书之难，首先表现在草法之难。旧时的草诀歌开头有四句：“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毫厘虽欲辨，体势更须完。”无论是“龙蛇竞笔端”还是“体势更须完”，都得以熟悉草法、“辨毫厘”为基础。可惜的是，很多书写者对草法不熟悉，以至于出现字形上的错误。也由于对于草法的畏难情绪，导致很多人被拒于草书艺术的大门之外。从目前书坛的情况来看，从事行书创作的人为数众多，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而草书，喜欢的人很多，但真正能从事草书创作并达到较高水平的人并不多。其实这很正常，历史上也是如此。当代从事草书创作的人数虽然不多，但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说，大篇幅的创作，整体把握能力就很值得称道。

宗绪升：洪智兄是如何看待中小学开设书法课这件事的？
李洪智：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是明智之举。原因很多，比如往小了说可以让孩子们把字写得更漂亮一些，往大了说就是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等等。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必须要说一下。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个好朋友就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应该写一篇文章呼吁小孩子学书法，因为电脑打字太可怕了。我知道他建议孩子学书法绝不仅仅是为了把字写得好看一些，我深深地理解他所说“电脑打字太可怕了”是什么意思。我算是学过汉字学的，因而知道汉字是典型的表意体系文字，它不同于由若干字母拼合而成的拼音文字。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讲，拼音文字的记忆量无法同汉字相提并论，记住那些字母就算是会写字了。而汉字必须要通过书写去记忆，因为它的构形复杂，过去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真理，完全可以用到汉字的记忆上来。而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脑输入法日益便捷，虽然省去了人们大量书写的麻烦，并节省了时间，但却造成了严重的提笔忘字、书写能力下降的现象，这难道不可怕么！所以，仅此一点，我就双手赞成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而且由衷地希望相关部门能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