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70后诗歌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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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70后诗歌论坛在呼和浩特举行

    2008年8月16日至17日，“2008中国70后诗歌论坛暨首届坚持•草原诗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后诗人：广子、梦亦非、赵卡、吕叶、安石榴、魏克、世中人、江雪、何武东、白鹤林、育邦、宁夏混子、夭夭、花语、谢瑞、雨竹、牧川等出席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70后诗歌现状与使命”，旨在回顾70后诗歌的发轫与70后诗人的成长历程，呈现70后诗歌的完整面貌与70后诗人的整体实力，整合70后诗歌与诗人的写作经验与资源，推动70后诗歌持续、健康发展。70后诗人广子、梦亦非发起与策划了本次论坛，为保证论坛的严肃性，由发起人向他们视野中最优秀的70后诗人直接发出邀请，邀请诗人主要为80年代末期或90年代初期从纸刊成长起来的诗人，亲历或见证了70后诗歌的成长与发展，并有民刊办刊经历。
    与会诗人们回顾了70后诗人们的出现与民刊经历，对当下70后现状与问题作了探讨。安石榴认为，70后作的整体呈现于十前年，但成功推出的是个体。吕叶回顾了《锋刃》与衡山诗会，为70后今后的去向作了有益的建议，他认为，70后诗群缺乏有说服力的文本，缺乏有效的理论建设，缺乏恰当的操作方式。世中人对70后重要诗人作了风趣而到位的点评。广子认为七零后是群体影响力大于个体写作。而赵卡与梦亦非则为70后诗人是否贡献出优秀文本发生激烈的争执，赵卡认为70后没有让人记住的文本，而梦亦非则认为70后贡献了一些重要诗人与文本。而在对整个70后的评价方面，与会者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无论在阅读经验还是写作态度上，都与第三代与80后发生了明显的区别。白鹤林认为70后在生活方式上与第三代有着显著区别，而江雪则认为诗人对时代与现实关注远远不够，诗人在逐渐丧失社会历史感与悲悯情怀；育邦认为70后没有特征，而诗人们对名利的放弃远远不够，害怕放弃“小小的棒棒糖”。魏克则在干扰与去蔽方面作为论述与会者用这些关键词概括了70后诗歌：喧嚣、焦虑、消费、现场、日常、位置、平庸、炒作、误导、迷惘、自恋、生涩、多向度、民刊、群体。因故未能到会的诗人孙磊等发来了书面发言稿，朵渔、荣光启、刘春、曾蒙、西娃、陶春、范倍等诗人向诗会表示祝贺。

牧川：在2008中国70后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70后这个命名是否严谨、科学还得追溯回十几年前。十几年了大家一直这么叫，这已成为既定事实。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70后的出场是时机成熟不得不出，还是主观上硬挤出来的。到底是哪一种，这很重要。我个人感觉当时时机也并不十分成熟，如果要成熟，命名的争论也不会延续至今。应该说还是主观上硬挤出来的。可以说70后当时并不成熟，但个别人有了自己的不同于其时代其他群体的想法，急于表达。而事实上十几年前的出场并未给诗坛带来什么冲击和贡献，它只是一种客观的呈现，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好长一个阶段70后处于一种群体的迷茫状态，对，迷茫，这个词能很恰当的概括70后。到了今天，浪涛沙尽，我们再提70后，可以说，是时候了，恰到好处。是呈现后的反思、沉淀和收割。这里我们所说的70后是特指1970至1974或975年间出生的人，如果硬要在命名上做文章，我可以把它修改为前70后，那么1975以后的就是后70后了，这样很没意思。
    这个时代出生的人都遭遇了同样的环境——经济不再计划了，有人开始下海了，道德看似不重要了等等，这就使我们有了共同的怀旧点和认知上的共同点。这里我决不否认环境对诗人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同时代的人写出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总会有同质性，所以提出70后这个群体或流派是正确的。
    说到环境，对个体的影响绝对是不能忽视的。人会受到环境——社会的限制，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思想的受限，也就是说失去独立的思想。在诗坛上跟风，跟欧美风、国内流行风，这真的很可怕。现在好多民刊也开始堕落，这就是大环境下的“媚俗”。所以我说，重要的是有独立的思想。
    我们要出淤泥而不染，我们要有独立的思想，我们要对诗歌怀有真诚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真正的作品。因为诗歌是直指心灵的。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在《舌头的管辖》里曾说过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他更乐意承认：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他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八章有关耶稣写字的故事。说一个妓女被人捉住，逮到耶稣面前要求用石头把妓女打死。耶稣俯下身装没听见，用手指在地面上写字。他们不断地问，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中有谁是没罪的，就先站出来用石头打她”，说完又俯下身，在地面上继续写字。结果原告们纷纷离去，都认为自己有罪。诗歌的无限就像在沙中写字，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因为诗歌是直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必须用真诚来呵护，来不得半点虚伪。

安石榴:70后，无法澄清的集体表情

    我一直把70后诗歌的出场当作一场运动，而不是一次命名。70后的提法，更多的是群体的策略，虽然命名从一开始就备受非议，被不少人各怀心事地认为是不准确的，但到今天已经不重要了，因为70后已经出现并且占据了中国诗歌的视野。应该说，70后这一提法的推举，对许多这个年代的诗人们得以浮现和获得话语权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1998年就参与到70后诗歌的行动，距现在恰好是10年。谁都知道，70后诗歌首次旗帜鲜明的大规模集结是1999年的《外遇》诗报，当时我们策划了一个“70后中国诗歌版图”的专号，集中推出了近50位70后诗人的作品，这批人囊括了大部分今天被公众认可的70后重要诗人，而我为这个专号所写的前言《七十年代：诗人身份的退隐和诗歌的出场》，也成为后来参考70后诗歌的重要文本，被后来的对70后诗歌的论述中大量引用，包括这个专号的结束语：“你不给我位置，我们坐自己的位置/ 你不给我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也几乎成了众多70后诗人的座右铭。
    在当初策划《外遇》的“70后中国诗歌版图”专号时，我的想法是70年代出道较早的一批人，大约是1975年之前或更早出生的，因为从时代和成长来说，1975年之前和1975年之后出生的人，本身就应该是两个人群，在观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别，直接影响到写作意识的区别。因此，70后不是年龄断代，而是生命成长期和写作成长期的区分，我觉得要把70后当作群体划分的话，这样会更准确一些。当然，专号出来时还是采用了笼统的70年代出生这一提法，而其实这并非我个人的本意。
    一个群体的出场，最终停留在舞台上的，永远都是个人。70后以一个集体的面貌出现，而其中体现的却一直是个体，可以说，70后并无倡导共同的写作目标，仅有共同的行动。目前，十年过去，这群人中的写作个体逐渐显现出重要性，开始成为中国诗歌群体的中坚力量。还有，70后的出现，与流派并无多大关系，也并未依赖于什么写作主张，每个人的写作，重视的几乎都是个体的形式，保持了自我认可的写作风格，并未受到群体活动的影响。民刊是70后得以涌现的最有效途径，这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很有关系，我们的时代出刊的自由度大了，经济上也可以支撑，观念、思想上也体现出独立性，也说明我们自己已有能力通过独立的方式推举同代，给自己一个站在前面的权利，而不必循规蹈矩耐心等待前辈的推举。事实上，这一行动已经显得有点迟疑了。
    总之，70后的集体表情，属于无法澄清的一种类型，不管是群体的出现还是写作的呈现，均无法将之明确化也无需明确化。归根到底，就是70后作为一种群体的策略，到今天已经完成了登上中国诗歌舞台的使命，而今后要做的，则是关注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关注那些在群体喧哗中夺众而出、真正呈现出写作魅力的个体成长。

广子:现场插话

插话一：关于命名与诗歌代际划分
    出于评论家和“史”的需要，人们已经习惯了被命名。从现代汉诗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只有朦胧诗、第三代和70后史相对成立的。朦胧诗的命名是被动性的命名，因为对这个命名的背景大家都很清楚，也不需要我多言。第三代是相对科学的命名，因为他们提供了比较清晰的理论依据。而七零后是迄今为止，最科学准确的一个命名。这一代人是整体浮出水面后才有的命名，是一个存在先于命名的写作群体。这个命名最早要追溯到远人在《科学诗刊》办的晚生代大展。但我要说的是，所有的命名和诗歌代际划分都是强行进行的，都是功利性的。大多数命名都是伪命名，所谓下半身、中间代就是典型的伪命名。要么是出于一种写作策略的考虑，要么就是完全出于个人功利和野心的需求。纯属刻舟求剑。至于80后、90后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无效的命名。

插话二：关于70后诗人与文本
    我同意江雪“当下文本和未来文本”的说法。70后文本既不像梦亦非所说的那样乐观，也并非如老赵讲的那样一无是处。我们真正需要的文本是有说服力的文本，有强大说服力的文本。七零后有没有好的文本？我认为有一些诗人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这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举证。但由于传播的方式不同，以前人们的关注力更多的在纸刊上，后来由于网络的冲击，人们关注的视野被分解掉了，没有集中到这一代来。作品被历史认可是需要时间的。十年后很难说。和70后接受朦胧诗与第三代不同，70后最尴尬的问题在于，连80后这帮小兄弟也不认可。70后是最艰难的一代。此外，70后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是，群体影响力大于个体写作，这是事实。

插话三：关于写作环境的问题
    我反对这样的论调，动辄把写作与生存环境扯在一起。这纯粹是一种外行的，不道德的论调。生存条件不能毁掉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能否成就一个伟大的诗人，凭藉的是强大的人格力量和抵抗现实的能力。文革的环境恶劣吗？你们的写作环境再坏，能与前苏联的诗人命运相比拟吗？如果说写作与环境有关系，那也指的是和文化、传统有关的那个大环境，而不是你们说的那个环境，你们那个环境只是个人生存的小环境。衡量一个好的诗人，只有一个前提，说到底就是一个个人写作能力的问题。

插话四：我与70后诗歌的关系

    以前我拒绝承认自己是什么70后。我讨厌这种贴标签式的诗歌代际划分。我对这些命名和什么代际划分有生理上的厌恶，所有的命名与代际划分都有伪的成分。我一直希望并要求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写作者。但从今天起如果有人说我是70后诗人，我就是了，因为我确实是一个出生于70年代的诗人。

孙磊:重申：建设性——关于70后一代写作的实践可能

    我们总在现实中看到多元的平庸，从而过多地夸大自己的才能。有时候，这变成了某种所谓独立的品格或者立场。这当然既是一种自我幻觉，也是竞争机制（主要来自物质）下对征服和权利的一种有意识强化。虽然每个人都有权对自己的认识做出错误的判断（总是这样），但这并不等于自己就有权要求别人的认同，要求一种一致的声音。更重要的，它不等于就能要求一种愤怒。“愤怒出诗人”所强调的那种对世界的责任感在今天早就被消解掉了，即使那些未被消解的意义也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强力。我并不想探讨它被消解的原因，因为事实更重要。当然，我所说的“愤怒”还更多的指向那些具有消解力的力量，以激进的、革命的、嬉戏的、叛逆的姿态来实施即时的排泄而形成的“愤怒”不是愤怒之根，它所投身的狂欢令人绝望。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一条把自己尾巴当作食物的蛇，这种美餐的前景让我们不得不去注目那些对我们的存在更具建设性意义的写作方式。诗歌作为存在的途径之一当然也不能例外。
    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垃圾，到处都是不能消化的废弃物，鲍曼在《废弃的生命》一书中给我们描述的现象是对噩耗的预言。我们是否能正视这一切？正视我们的无力、盲目和苍白？正视那无法控制的、肆无忌惮的、以无视现实废弃物与精神垃圾为代价的全球化进程？“诗歌从来没有阻挡过一辆坦克”，这是否已经意味着诗歌也正成为无数废弃物当中的一种。我的尊严使我不能接受。但我悲哀。我重申坏损、衰弱的权威，实际上是在重申一种恐惧。诗人的傲慢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立刻能认出每一个真实有效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不可推脱的恐惧，所以，诗人有理由更傲慢。因为，诗人永远有一种反驳在恐惧中，永远有一种拒斥在权威中。诗人天生具有处理不可碰触事物的才能和勇气。尤其今天，一个可行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发言方式不仅仅是为诗歌辩护（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可值得辩护的了），而且是为了证实一种返身的汹涌。而不是澎湃。澎湃来自表面，它所产生的力量尽管骇人，但只停驻在事物的表层，并主要靠外在的力量驱动，是被迫的、有限制的、难深入的形态。那么汹涌却来自力量的本质或者本源，它自发的组织自己的力量，它所撼动的事物只能听从。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表层可以安静得出奇，而内心早已波澜壮阔。此外，返身实际上是强调那些原本需要承接的传统和历史因素，它们在时间和实践的审视下已经剔除了大多数泥沙，比起目前混乱的价值观，它们更值得我们依赖。今天，即使它们无力推开明亮的未来之窗，也一定能作为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未来的暴风骤雨。
    当桑塔格1964年写下《反对阐释》这个文论题目时，很明显是有时代、社会、文化、艺术背景作为批评前提的，在文学艺术现象和时间发展秩序上是有其明确的针对性的。正如她所言，那个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反对阐释主要是针对“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的。但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与欧美六、七十年代恰好大体相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所谓“自由创作”的时代，到处充斥着浅薄、脆弱的消费化热情，到处泛滥着即无根基也无深度的文学艺术垃圾，尤为严重的是我们的时代甚至在逐步丧失德国作家、诗人海因里希·波尔所说的人的良心。“每一个与语言打交道的人，无论是写一篇报刊新闻，还是一首诗，都应该知道，自己是在驱动着一个又一个世界，释放着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的，可以使另一些人受到致命的伤害。”那些为之欣慰的始终主导着人类文明意识的前行，而今天，语言被轻易地吐出，在某种失控的速度里不停地急促地泼洒，那些语言中明显有一种践踏而不是质疑。质疑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不是轻易就能获得的。因此，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要求一种阐释？是否应该在表达中恢复更多的诗歌尊严？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今天的阐释实际上是一种发言。在沉静中发出声音。将理解建立在可以生发诗意的节点上，它会同时生发出更多的东西，由于这是沿着真正的自由人性的生发，它变得尤其可信。
    沉静有时候是一种慢。众所周知，“我们的世界是由速度所标志的：历史变化的速度，传播的速度，甚至还有人与人建立联系的速度。”诗人一直在片断里享有这种速度，并时常将这种速度定格或者放慢，让它在读者内心形成一个可以回旋的空间，慢慢咀嚼，有一种浓烈也有一种荡漾，有深刻而痛苦的疏离也有轻松而愉悦的浮游。当然汹涌有时候也是一种慢。这种慢要求两件事情发生：一是恢宏的、高唱的，二是紧密相连的、环环相扣的。也就是说汹涌既需要胸怀和定力，又需要理性和逻辑的能量。这样的慢才有一种“拧”的执着和坚持，才有将活力变成良心、将自由转化成尊严的热情和魄力。
    也许，以上这些文字正是我想要表述的那种建设性。或者仅仅就是部分的建设性，我也有理由这样的写作者致敬，向更多为时代深湛的活力而发言的人致敬。向在质疑中仍保持诗性尊严的人致敬。

江雪：

    首先，我想到一点，由诗人广子、梦亦非发起的此次70后诗歌论坛活动，实行AA制有点意思。它肯定让中国极大一部分在体制内混惯了的诗人产生了一些感触，AA制颠覆了他们的想法和诉求。我刚才，听了白鹤林的发言，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一个诗人应该具有反观时代的敏感度，包括如何洞察、解构政治中的人性。如果诗人不关注他的时代、社会与政治中的人性，一味地在个人的生活场景、自然风景中去自我抒情，自我陶醉，一定有问题。在我们中间，一些具有社会历史感与悲悯情怀的诗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谈论政治与时代的关联时总会有所保留，但他会用他能够奉献的一切来切入这个时代，并做出牺牲。我的经历可能一些诗人朋友不太了解。由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遭受监控，直至20世纪初，我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将近八年，2003年开始复出，从事体制外写作与艺术创作。我是在1987年开始诗歌写作并发表诗歌的，1988年成立荷西诗社，并创办民刊《荷西》（共5期），随后创办《解决》（1992，共1期）、《声样》（1997，共1期）、《后天》（2005），目前坚持下来的只有先锋文化艺术杂志《后天》（已出3大卷）。我早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几乎全是发表在民间报刊上，比如《科学诗刊》、《扬子鳄》、《面影》、《白鲸》、《锋刃》、《故乡》、《魔岩》、《第四代诗》《野外》等，再就是《今天》、《平行》、《不解》、《界限》、《滑动门》等网刊。由于我出道较早，导致国内很多诗与读者一直以为我是出生于60年代的写作者，甚至把我跟出生于60年代的南京同笔名的诗人搞混。另外，国内众多70后诗歌选本和70后诗歌评论均没有涉及我的作品，这也许是我个人历史的原因导致诗歌个体的缺席，当然这个并不重要，每个时代所有的诗人都会面临自生自灭这个历史规律。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思考的重要问题。我和我交往的70后诗人们，其诗歌背景曾经在很长一段的时期，被遮蔽在六十年代诗人的诗歌美学阴影之中，那就是我们生不逢时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思考诗歌写作对时代的关怀，对理想的关怀怎么实现，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年，参加这样性质的会是第一次，别的诗会我大多拒绝了。这个会没有功利色彩。这是大家的事，我们的事，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可以碰撞出许多火花性质的东西出来。我克服许多困难来参加这个会，我的职业让我难以请假。我关注的诗人，是对这个时代社会具有强烈的焦虑、忧患、道德意识的诗人，对自然与生命充满宗教般的虔诚与敬意的诗人，同样，我对这样的诗人也充满着敬意与虔诚。当下社会的深层苦难与生存背影已经在逐渐模糊我们的生活视野、文化视野与历史视野，一个大时代的理想远景离我们越来越远，那仿佛就是我们眺望中的海市蜃楼。现实中，我也看到了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批努力凸现政治中的人性、追求自由精神、追求内心灵魂的诗人。关注时代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诗人越来越少了，关注人类灵魂历炼的诗人也越来越少了。这种理想，在70后诗人中间，还有一批在努力，在挣扎，到了80后，就少了，当下文化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荒凉影像，混乱，浮躁，裂变的痕迹，太过明显。现代性人文传统精神在加速丧失，加速偏移，整个中国文化艺术领域陷入精神裂变的新维度。下面，我谈谈对70后的看法。我的内心比较复杂。这一代诗人中的前几年出生的诗人比较接近六十年代中后期诗人。那末，从哪里来判断“70后”这个概念？从代际？还是从作品？76年以前出生和诗人观念与76年以后出生诗人有很大差异，为什么要捆绑在一起来命名呢？我认为76后诗人与80后的诗人更接近。我做《后天》时，不提“70后诗人”概念，而是用时间代际的方式来操作，“1970—1979”，也就是通过诗歌文本的方式对这十年中出生的诗人的作品进行一个总结与回顾，而不进行诗理上的命名，因为如果命名他们为“70后”，显然有不成立的一面，因为76年以前出现的诗人与76年以后出生的诗人总体分析，差异太大了，无论是从文本上，还是从诗歌精神上，还是从其生活观念、文化观念上，普遍存在差异。只有极少数的80后诗人的文化背景与个人学识，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并保持敬意，而更多的80后诗人在集体式地丧失中国现代诗人的人文传统，也在丧失时代历史感，却又在加速“口语诗歌”、“口水诗歌”的死亡速度。“口语诗歌”根本不成立，这是一个伪命题，只有“口语”一说，我反对“口语诗歌”一说，“口语”充其量仅是一种诗歌赖以生存与普及的有效元素而已。但70后诗人大部分具有人文关怀与情结，这就是一种诗歌传统的坚持，是积极的文化理想行为，决不是消极的，更不是反动的。我认为，所谓先锋，就是一种周期性的传统回归。最后，我想说一点的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杰出诗歌和杰出诗人，其实都是与政治中的人性，或多或少有着因果关联的，社会就是政治，对，“生活就是政治”（赵卡语），无法逃避的。诗人是时代的镜子，就算镜子一旦破碎了，它还会成为一块块碎片，散落人间，成为一把把可以插入大地心脏的匕首。
    两种文本，一种是当下文本，一种是未来文本。这两种文本都可以确认一个诗人。也许每个时代的当下文本确认的诗人很快就会消隐，甚至消失，比如说，徐志摩、郭沫若、汪国真等，谁能肯定现在红极一时的诗人，能在五十年后、百年后能继续暴得大名呢？诗人名气的大小与历史的感召力不是一时能确认的。有文化历史资料显示，在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名气是很大的，而诗人杜甫的名气则一般，与诗人李白更没有一比，甚至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他怀念李白的诗，却难看到李白怀念杜甫的诗。到了宋末明初时期，杜甫才开始受到人们重视的，“李杜”才开始并驾齐驱。如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李白的名气依然大，王昌龄的名气小了，杜甫的名气也大了，杜甫的诗歌最终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成为一种未来文本。十年河东，百年河西，这是我常说的一句话，我从来就不会考虑我的诗歌是否会被当下文本所肯定和确认，能否进入文学批评家的视野，那不是我操心的事，我只想安静地写作，清贫也好，平富也好，均为这个时代而写，为理想而写，为朋友而写，为生命而写，在云中漫步，在水底思想，挺好。我做《后天》也是这种想法，首先为大家提供各种当下尽可能优秀的文本，优秀的文化艺术蓝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几个，不，哪怕是一个，半个，能成为五十年后、百年后甚至千年后的杰出文本，这就是我做《后天》杂志的努力所在，也是“后天”的旨意所在。我曾在2005年提出“后来写作”，也就是指一种当下无为的写作思想。

白鹤林：结束与开始——“70后”以后的汉语诗歌写作

　　首先代诗人范倍、刘春、曾蒙、陶春、胡应鹏等向到会的各位问好！我是《终点》的主要编选者之一。《终点》创办于1996年，2001年出总第四卷后停刊，2006年复刊。《终点》早期质量不是很高，后面慢慢加入更多的全国各地诗人，主要同仁也逐步成熟，有提高。《终点》没有主义或流派之别，是一个开放自由的聚集地。被一些评论者认为重要的地方在于，《终点》介入网站最早。1997年左右，诗人、翻译家陈子弘利用单位之便，为“终点”设计网页并上传至美国一网站服务器提供的免费空间，与“终点”同仁创办了“终点”诗歌网。因此，《终点》被誉为“中国第一家网络诗歌刊物”。《终点》纸刊到今年已出七卷。
　　当时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和新的世纪，苦难、责任和历史使命式的写作（如群体抒情和宏大叙事）对于汉语诗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开始削减，或者说在新一代的诗歌写作者身上正逐步丧失激情。诗歌和诗人开始与全球化的经济信息浪潮、个体的日常生活和虚拟的网络空间等当下性更强的领域、具象结合。一句话，诗歌对“小”的关注开始增强。这个“小”，相对应的就是“群体抒情”和“宏大叙事”这样的“大”。
同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所成长的和其诗歌实践所经历的社会、文化背景明显区别于第三代或者更早以前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写作，也自然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和趋势：如写作心态上的更加开放、自如而戏谑，语言上的更加热衷于口语和叙事，关注方向上的更加逼近日常、个体和内心。
如果诗歌还是一种艺术，那么我认为其基本准则应该是一种审美的愉悦。说简单点就是，写作最起码的要求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或者带来阅读快感的事情。但今天的很多人恰恰忘记了这一点，诗歌写作变成了“苦差事”，好象诗歌整得不古怪、不惊世骇俗、不深奥晦涩就不是好诗。的确，诗歌须要精确、想象、深刻和震撼，但绝不代表它是莫名其妙和胡作非为的。而如果一首诗让读者感动、快乐甚至因此而热爱平凡人生，然后在语言、形式或者其他方面有所拓展和创新，那它肯定是一首好诗。即使它在艺术和形式上有所不完美，它也至少已经具有了好诗的基本品质，只是读者帮助作者完成了这些未完成的创造过程而已。快乐写作，说得诗意点，就应该是“在词语中成为一个寻欢作乐的异乡人”（范倍《写作的羞愧》/《终点》总第2卷）。
　　无容质疑，“第三代”诗歌之后的汉语诗歌写作，其显著特征或者重要贡献，就是汉语诗歌的写作真正从“群体写作”、“政治写作”和“史诗写作”等回归“个体写作”，以及“个体写作”在一批诗人的自觉写作努力下趋于成熟。作为更加尊重个体和回归诗歌写作本身的“个体写作”，其必要前提就是当下性——作为个体的写作者而关注到的当代人在时代生活中所呈现的状态和处境。
　　正如时间是指向过去和未来的，诗歌作为时间的一种呈现形式，它同样指向过去和未来。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对于时间，没有确定的、可把握的“现在”，所以，我理解的“当下”即是我们刚刚经历的、仍然有普遍记忆的时代生活。因而，当下主张就是我们的写作应该更多的关注个体生命在这个时代生活中所呈现的命运和境遇。
　　因而，所谓个体写作，是要通过个体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呈现，真实反映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生活。反映在作品上，我们看到致力于“个体写作”的诗人，在关注的事物和方向上趋于“小”，在写作心态和行为上更加冷静，在对诗歌的认识和探索上逾见广阔。一句话，诗歌作为一种艺术的魅力和它在当代生活中的更多种可能，正在被中国新生代的诗人们逐步发掘出来。
　　正如藏棣所言：“‘宏大’叙事，原本起源于探索人与世界的超验特征的关系。但在现代，它越来越沦为一种粗暴的政治技术。”、“90年代以后，我确实也在有意追寻中国古典审美中优异的那一面，小中见大。尤其是从更新当代诗歌的措辞系统上说，专注于“小”，可以避免许多大而无当。” （《臧棣访谈：诗歌就是不祛魅》/木朵 ）。
　　时至今日，诗歌在不少人的手中，仍然并不单纯，因而，按照内心的写作仍然是汉语诗歌的一种责任和方向。内心写作是个无法准确界限的概念，但它所对应的部分是清晰的，如：功利写作、假象写作，以及打着所谓的“苦难”、“责任”的旗号所进行的“政治写作”。
诗歌，从根本上讲，是一场心灵的旅行。或者说，诗歌不是哲学、宗教和以及政治等等其它任何东西，更不是某种工具，它只对心灵负责。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的写作是心灵旅行的一场冒险，至于旅途中将出现怎样的风景和考验，完全取决于诗人面对心灵世界的真诚度和面对现实世界考验所具有的勇气。所以，它要求我们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去写作。内心写作，也绝对不是一种狭隘的、个人日记式的情感宣泄式写作，而是要倡导一种尊崇心灵真实体验的写作，通过诗歌的审美方式和记忆方式，通过诗人个体的经验或者群体的经验，为一个时代或者一代人的心灵记忆存档。

　　最近我正在读文楚安先生翻译的《后垮掉派诗选》，我发现“后垮掉派”诗人们的生存与写作处境，和我们中国七零后诗人的处境非常相似，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已不可能再像之前的诗人们那样能够完全抛开最基本的“生存环境”而去无所顾忌的“生活”。明白这一点，我认为对于我们讨论七零后诗歌写作的差异性，以及找到七零后诗歌之所以成立的文本支撑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生存以及文学境遇的全球性变化，已经反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中，从而使我们的写作区别于之前的写作。

赵卡：

    70后诗歌论坛能在内蒙古举办首届，我认为这是内蒙古的莫大荣耀，来了这么多全国各地的诗人，这要感谢老广和老梦两位台前发起人和老吕这位幕后发起人，我代表内蒙古的少数人感谢你们！
    内蒙古的官办文学会议基本是一些老王八把持，都棺材瓤子了都舍不得屁股下面椅子大点地方，文学成就没有，可什么也拉不下，为体制大唱颂歌，炮制一些谄媚垃圾，现在看来70后诗歌论坛暨草原诗会对我们内蒙古文学来得太及时了。对了，两位媒体的朋友，把我刚才的话如实写下，别以为在这儿说了就等于白说了。
    关于70后诗歌的命名和界定，老安石榴说得很准确，它就是一种群体策略，即群体行下的作为个体的写作。一直以来，我认为是不存在50后60后80后甚至90后的，只存在一种70后。70后作为一个群体行为与一种事件的出现，是有大量诗歌文本与诗歌运动支持的，老吕说得好，有一个优良的办纸刊传统，这是区别于其他乱七八糟0后的主要特征。像老吕当年搞的《锋刃》，可以说是70后办刊的一面最大的旗帜。
    70后诗歌论坛，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诗歌主题活动，可以说是70后诗人的第一次，我建议要把70后诗歌论坛打造成一个品牌论坛，持续搞下去，一年一届，在各个地方搞。
    关于70后的话题，我在《70后诗歌：五种叙事力量构成的广义消费主题》中已经说了我的一部分观点，想必大家已经看过了。有一个问题，即70后如何定位？我的观察结果是，70后之前的写作因为关注精神领域的东西大于物质领域的东西我把它归为“元叙事”，80后因生活累积不够而倾向于欢乐原则则成为了娱乐叙事，而70后的诗歌，因为存在一种具体的生活，我将它的写作定位为消费叙事。什么是消费叙事？建议大家看我的《70后诗歌：五种叙事力量构成的广义消费主题》，我在这里就不费口舌了。
    70后已经成为事实，没必要再废话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强化70后？首先肯定的是70后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系。最大的过一年就四十岁了，步入中年写作了，而这个时候总结70后我认为是恰当而必要的。我界定的70后应该是75年之前（严格一点应该是73年之前）出生的这批诗人，其他的不算。
    以我为例，八九年之前我在写小说和散文，八九年之后我感觉这些文体不能满足我的写作抱负，（当然，我现在感觉诗歌更不能达成我的写作抱负），于是开始尝试成为一个诗人，说起来，这要感谢北岛，虽说北岛现在写得越来越烂，但八九年前后他就是我的汉诗传统，甚至他是现在所有写诗的人的传统。那时我通过一张规格很小但分量很重地位很高的民间诗报《扬子鳄》认识了许多诗人，如阿翔、吕叶、安石榴等。那时正是大干民刊的时候，70后的民刊质量又是非常高的，到今天为止，我想70后办民刊的高度应该是以《锋刃》为标志大家是没有异议的。我常以在民刊发表为荣，并且我的重要诗歌文本都在民刊发头条，安石榴说我是“70后的老头条”，我常常为之窃喜不已。这说明我们70后许多重要诗人的作品都是民刊发出来的，包括沈浩波和他们下半身那帮人，要不是民刊、网络和运动，沈浩波和他们下半身那帮人就是脱光了也没用，还一把好乳呢！好象是潘漠子说过“别人不给我位置/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位置”，这应是70后当时真实的心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利益呀，兄弟们！你看“盘峰论争”那帮人，一个个义正词严似的，实际上谁不知道，为了利益就差叫黑社会摆平了，哪有一个好鸟！“盘峰论争”和“衡山诗会”就成就了一个人，沈浩波，此人是天才的商人，我这个总经理今后得多向他学习，懂得借势。
    但70后还是存在问题的，它的主要问题就是刚才老吕所说的，缺乏有力的文本支持和理论建设。我们记住名字的诗人太多了，可就是没有记住诗篇，这都快成一个笑话了。而前代诗人不是这样，估计各位都记得《玻璃工厂》、《汉英之间》、《中文系》、《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鹰的话语》吧？那就是纯正的汉语诗歌。人家称“第三代”是有东西的，包括口语诗，我看没人会反对韩东的口语诗吧，如果不屑，你写一个试试？甭提于坚和王家新，现在返回头看，就是两泡狗屎，王家新编编书还是可以的，《0档案》、《飞行》、《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什么玩意！更甭提女性诗歌，中国压根儿就没有女性诗歌，充其量是女人诗歌，那也是无效写作，你也甭提什么翟永明，我早就说过，她是被哥们儿拔高的，欧阳江河和唐晓渡估计都没少出力，王小妮就更不能读了，老女人之后的中年女人和小女人的诗我看也不想看了，我建议你们女人就不要写诗了，又写不好。
    跑题了，再返回来。说到70后写作，我和老梦是有写作抱负的，为什么？没看出来，我们试图写史诗啊！我的自我评价：有野心，但不成熟，但绝对是以后的写作方向。我不着急，我确信有一首伟大的诗在等着我。理论建设方面也远远不够。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欧阳江河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个是臧棣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它们都是对一个时代的写作做了非常精确的总结，而且被引用的频率也是最高的，这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而70后没有。有人说老梦的理论批评不错，什么呀，那也叫理论批评，没呕出来就够给老梦面子了。
    这就是70后的现实，老梦说70后的蒋浩、孙磊、广子、黄礼孩、阿翔等写得不错，是70后的一流诗人，他那是胡扯，我看都挺扯淡的，像阿翔，我和他太熟了，他在2005年之前就不会写诗，包括蒋浩、孙磊，不稳定，时有杰作，但平庸时更多，你老梦的评论为什么不怎么样？我想和你的鉴赏能力有关。不行就是不行，什么叫不行？我感觉70后写得不行主要是不成熟，有的连起码的分行和断句都没解决，还写个屁呀！
不能流传的文本它就是失效的文本。不能让别人记住你的诗，哪怕一个句子，肯定它不重要，是失效的写作，所以以后你们就不要互相瞎*吹了。为什么说70后的文本不成熟。吕叶说它是“成长时期的诗歌”，虽然这是早几年前他和我说的，但还是一语道破了70 后诗歌的残酷性。
    70后的诗歌消费性强，这里的消费我指的是具体生活。如果说70后之前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即生活，70后的意识形态则消费即生活。70后在探讨具体的生活问题。为何要说与时代关系，因为诗歌与时代风尚、政治生活、舆论道德等都有关系，消费就是我们的70后的真实生活。
    我想，70后论坛要有一个宏伟计划，要做品牌论坛，许多诗会是有始无终，有的论坛、诗会开始就结束了。我们这个是有主题的，能做延续性的。以后要申办，要做成品牌论坛，要做的不是一届而是十年，在中国汉语诗歌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要出书展示70后有成就的诗人，不能每人发两首，要每人三五十个页码。要作品质量第一。评论方面不能自己夸自己，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做得不好，今后要改正。

草原上空的原音
——70后诗歌论坛夏夜朗诵会侧记
◎赵卡

    经历了一上午和一下午的煞有介事的诗歌讨论会后，口干舌燥的诗人们在旅行社的司机安排下到一个名曰“草原兴发小活羊”的火锅店饕餮一顿。在去这个饭店的途中，导游兼司机的小赵师傅说：“我们去的地方就是你们向往已久的小肥羊火锅！”早饿晕了的诗人们哪里知道，此羊非彼羊啊！
    2008年8月15日，由著名诗人广子和梦亦非发起，70后诗歌论坛暨首届坚持草原诗会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召开，粗略算了一下，受邀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有20多人，除极少数几个长得还算可以外，大多奇形怪状。这些身怀诗歌绝技的诗人们不声不响下榻九鹏宾馆，为此九鹏宾馆的老板专门为这些大侠们在宾馆的电子屏上狠打了几天广告。
    按照诗会的流程，第二天上午下午为自由讨论时间，各个诗人可以自由发挥，甚至大放厥词，晚上则是诗会的高潮：70后诗歌夏夜朗诵会。酒足饭饱的诗人们在吃过假小肥羊后，略事休息调整，在诗会秘书长牧川拎的杂牌啤酒的陪伴下就到了九鹏宾馆的会议室，细心的宾馆老板还为诗人们准备了大号的麦克风，他可能担心诗人的嗓门不够大吧。经本人的极力申请和大家不情愿的推举，本人有幸成为这次朗诵会的主持人，从此可以正告内蒙古的各个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们，你们可以正式下岗了。
    我的第一个提议是，关掉麦克风，用原音朗诵。在得到几乎是全体诗人的一致同意后（当然也有不同意的，但我假装没看见），我先把著名画家、徽籍诗人魏克拎了出来，此君糊里糊涂的朗诵了一首连他自己都没听懂的诗就又糊里糊涂坐下了，得到的掌声稀稀拉拉。第二位朗诵的大概（次序我已记不清了，以下皆是）是川籍诗人白鹤林，他在主持人我的提议下用四川方言朗诵了他的诗作，效果差强人意，也获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算是对诗人劳动的尊敬。接下来的是伪旅行家、桂籍诗人安石榴的朗诵，此君个矮、貌丑、声嗲，掌声稀；内蒙古诗人牧川，不自信加赤峰口音，掌声稀；鄂籍诗人花语，此君虽为女性，但性格粗放，人称花大爷，有装腔作势之嫌，掌声稀；徽籍诗人夭夭，乃美女诗人，声小，掌声稀；苏籍小说家、诗人育邦，因方言重加之诗没选好，掌声稀；京籍不写诗的诗人世中人、雨竹伉俪，共同演绎了一首他们合写的一首诗，纯正的京腔混合着豫剧的韵味，算是一种假装的享受，有人给了一些掌声；贵籍诗人梦亦非，个矮，方言，等于没朗诵，掌声稀；宁夏诗人宁夏混子（你听这名）、谢瑞、何武东因为人朴实、声音洪亮、加之西部方言效果，获得掌声一片。
    我有点担心，照这样下去，等于自己砸了自己的场子。
    重量级人物湘籍诗人吕叶出场了，此君前著名诗人现著名商人，不做大哥好多年，一上场就朗诵了他的旧作《马王堆》片段，声音洪大，气势压人，大家鼓足了面子掌；又一位重量级人物鄂籍诗人江雪出场了，他拎着一瓶啤酒，给大家即兴朗诵了《OUR FACE》，等他朗诵完的时候，有的人快睡着了，说明此君的诗具有高超的催眠效果；来自内蒙古的诗人广子站了起来了，他先是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然后一本正经要求工作人员“把灯先关了”，他要在黑暗中缓慢朗诵他的名篇《在夜行的中巴车上》，忽然，他发现一个问题，灯关了，屋子里一片黑暗，纸上的文字什么看不见，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没办法，又不好意思再开灯，只好就着手机的微光勉强读完他那首诗，没有什么意外的效果，灯光起，掌声稀。
    诗人们真正期待的朗诵开始了。
    这也是我早就成竹在胸的事实，我憋了一天就为这个时候出彩，多少人在这个时候一战成名……哦，对不起，说过头了。我的优势在于身高、体宽、头秃、嗓好，太适合舞台表现了，特别是话剧舞台。我强烈要求朗诵八首，但没有获得同意，不让我朗诵这么多我认为遗憾的是他们而不是我。第一首《黑暗来临，我脱口而出》，由于本人极赋天赋的肢体表演和性感的嗓音，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巨大的掌声；第二首《给我一块铜，我醒酒》，太投入了，掌声太激烈了；第三首《需要》，表演过度，终于掌成倒彩了。
    正式的朗诵环节告一段落，自由朗诵时间到，可能是方才都不尽兴吧，世中人上来又朗诵了一首，在朗诵的过程中，他发现诗还可以唱，索性唱完了这首诗，旋律好象是《两只蝴蝶》或《纤夫的爱》那种挺俗的音调；安石榴憋不住了，他拎了一瓶啤酒边喝边朗诵他的《西海固》，词没听清，就见他没少喝。
    一直采访本届诗会的《呼和浩特晚报》的一位美女记者看到大家这么尽兴，也在别人的怂恿下上台朗诵了美女诗人夭夭的一首诗，她的同伴在别人更大的怂恿下也上台来居然用英语朗诵了一首。意外收获的是，这位美女居然记得我在召河草原上唱过《雕花的马鞍》，拗不过热情的观众，我用那顺的嗓音以假乱真唱了一段《雕花的马鞍》，好评如潮。
    散伙的途中，诗人们意犹未尽，今夜无人入睡，不知谁又扯起了嗓门，那是在朗诵呢还是在歌唱？

怕瓦落地

这个好象不是个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