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舜：教育对学生的摧残让我不满

jssh365

马一舜：教育对学生的摧残让我不满

刚才，在深圳中学的王赫老师和马小平老师的女儿马前在追忆马小平老师的时候我哭了，而且哭得很厉害——我拼命地压抑，还是被你们听到了。这不是因为马小平老师做了什么特别感动人的事情，恐怕只有我们这类在糟糕的教育环境中顽强寻找有意义的教育、能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人才可能这样哭。我不是一个容易流泪的人，我不仅是为马小平老师哭，更是为我自己哭。如果要把我在2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贮蓄的泪水全部哭出来，它肯定是一场滂沱大雨！由钱理群教授写序并由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专著，原题是《教育，我为你流泪》，后来被编辑改为《为爱教书》；这一改动令我很不愉快。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我的不满和希望》。 　　不需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都会对中国社会有太多的不满，何况我还算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钱教授的文章中经常会看到“理想主义”这个词，这是我们年龄悬殊、学养悬殊、地位悬殊、名望悬殊，从未谋面却能产生友谊的根本原因）。因此我的不满是很多的。如果，仅就我所比较了解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谈我的不满，范围是大大缩小了，但不满也不少啊！讲完我的不满需要的时间太长，由于有时间限制，下面我有详有略地谈谈主要的几点不满。 　　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我的不满不是来自道听途说，不是来自报刊杂志的报道，不是来自某种理论和学说，全来自我的工作经历，来自我的切身感受，来自我的切肤之痛，来自于我伤痕累累的心灵。 　　一、我不满中小学教师的官本位意识 　　我深为尊敬的傅国涌先生在他的博客中谈到了一篇发表在新华每日电讯上的文章——《中国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这篇文章我也看过。这篇文章谈的高校中的官本位意识，我这里要谈的中小学中的官本位意识。 　　有人也许会说，中小学教师还有什么官本位意识，一个校长大不了一个科局级，一个乡镇中小学的校长连副科都不是。这么大的一点点官，有什么意思？谁还会很想做？ 　　想做的人多呢，不仅有的人想做，还有不少人为当上一个主任校长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城区学校，为当个主任，动用市委书记或市长副市长来说情的事并不鲜见。有一个知情的老师对我说：不花一二十万当不了一个中心学校的校长（这只是我听说的，但在今天的政治生态中是可信的）。听说某市里有一所高级中学，要换校长了，初定的是市教研室主任去接任，通知教育局把通知都下了，他准备明天去上班。晚上，突然变了，说是市委书记开会回来要重新安排，说是某人在中央有人，中央有人打招呼了，不听不行，局里的通知就作废了。我听人说，上来的这个人无论在资历在能力上都比先定的那个教研室主任差。为了一个中学的校长，动用了中央的人，可见这个位置（不过一个科级）的吸引力是够大的。——难怪有教授趋之若鹜地去竞争处级甚至或处级。 　　前一个多星期我听人说到一件事：一个副校长请假出来在武汉的一个培训机关上班，问他你当副校长为什么要出来？他说在这里可以挣六七千，且原单位的工资照拿，加起来差不多一万块。过了几天，他突然说不干了，原因是他听说校长要调走，他要回去竞争校长。一万块一个月对一个中小学的副校长来说是有吸引力，但对一个校长来说就没吸引力了，因为一个掌握了实权的正校长所获得的好处就多了。 　　有哪些好处呢？我随便想一下，当一名校长好处多呵！ 　　那些贪几千万上亿元的贪官我没接触过，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没级别和条件接触到他们，我只是用刘姥姥的眼光，大惊小怪地谈谈我见的小官们捞到的好处。 　　1、搞建设。我们喊创新喊了这么多年，恕我孤陋寡闻，我没发现有什么创新。但领导们在建设上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是惊人的。把教学楼各层上的厕所全部封掉后又在操场上建了一座新的大厕所，其理由是为了节约水。试问：难道在原厕所里浪费的水费比建一座大厕所的钱还多吗？厕所浪费水难道不能通过管理来杜绝吗？不少领导对教育教学不怎么上心上意，但对搞建设很热衷。有的领导是教育教学的外行（这样的人当校长本来就匪夷所思），但绝对是搞建设的内行。很多事例可以证明他们在建设上的挖空心思。 　　2、如果是所谓的好学校里当校长，就能在学生的择校上得好处。 　　3、在吃请、送礼、租车、购物中得好处。一所经常对老师们说这没钱那钱的乡镇学校，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可达到十万以上，一个学年的租车费甚至可以买一部车还养活一个司机。 　　4、承包小卖部的绝大多数是校长副校长主任。普通的老师要么不敢承包，要么与领导合伙承包。学校的办公用品全部高价从小卖部购买；卖给学生的东西比市场上的高很多也无人过问。有学生从外面买了东西还要受处罚。 　　5、在承包食堂中得好处。我在永合中学的时候发生了让好几个老师刻骨铭心的“食堂风波”。校长夫人名义上只是学校食堂的一个炊事员，久而久之，她揽了权力，管食堂的后勤人员竟成了傀儡，物质的进进出出都要经她的手。克扣学生厉害，学生吃得像猪食，个个吃得面黄肌瘦。连老师们也被食堂狠心克扣，早在九二九三年，老师在食堂里平平常常吃一顿，就要花两元或两元五。老师和家长都骂食堂黑良心。脑残的人都会知道食堂利润很高，但食堂不仅不上缴学校一分钱的利润，还要学校付几个炊事员的工资。老师们个个怨气填胸，但都只是在背后嘀嘀咕咕。终于有一天，有一个胆子大点的老师组织了几个老师向学校工会反映，要将学校食堂重新承包，并草拟了一个新的承包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学校不仅不再付炊事员的工资，承包主还得每学期向学校上缴五千元的利润。工会主席把老师们的这一要求向校长反映，校长只得召开全体老师大会讨论这件事。会议中，校长终于忍不住心中的火气，与一个出头的老师（彭老师）吵起来，并打了这个老师。校长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说：你们这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几个提了意见的老师作检讨。其中有一个女老师也曾说过几句话，他说：造反的人里面竟然还有女的！迫于他的权势，好几个老师都作了检讨。与他扭打过的彭老师被他赶到一所村办小学。 　　6、在老师的调进调出中得好处。想调进，就算你的书教得比魏书生、于漪、余映潮还好也得送礼；想调出，就算学校的教师实在有富余，也得送礼。干什么都得送，这实在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7、评先晋级提拔，处处在普通老师的前面。 　　好处够多了吧。该不该有官本位意思？这样的现实每时每刻都在启示人们：做官好，做领导好！最弱智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官本位意识浓，这绝不是某些部门，某个阶层的现象，正如傅国涌先生所说的：普天之下，莫不如此。它几乎刻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脑髓，进入了我们民族的第一个细胞。 　　领导天天得好处，事事得好处，教师们心里能平衡吗？当然不平衡，也想尽法子捞一点。老师怎么捞？只能从学生身上想办法。要学生多订学习资料 ，从卖资料中得好处。 　　一个老师这样劝我：“学什么东西是玩的，说穿了就是为了搞几个钱。我们快点布置学生把已经发的两本做破，做完了之后就对学生说，你看，做完了，没资料用了，要再订一本。”“跟任何东西过不去都可以啦，不要跟钱过不去啦。你恨钱？”“你说，我们不吃学生吃么子？当官的吃下级，下级吃他的下级，最下级吃老百姓，我们只有吃学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泥巴。我们只有吃泥巴，因为我们是虾子。” 　　为什么几乎人人都有官本位意识？什么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些分析或许有理，但要我说就一句话：“当官好处太多。”为什么好处太多？缺少监督。为什么缺少监督？没有民主。就这么简单。说多了是绕弯，与其绕弯地说，不如不说。 　　二、我不满学校里只有法制教育没有民主教育 　　201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在学校里找民主》，全文如下—— 　　原来的《中学生守则》中没有“民主”这两个字眼，后来对《中学生守则》作了修订，当然不是因了缺少“民主”而修订，当然，修订后的守则中也就仍无“民主“。《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也找不到“民主”。 　　跟前面所写到的《中学生守则》一样，修订前后的两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均无“民主”字样。 　　几乎所有的校训中都无“民主”——在中国的校训中随处可见的是“遵规”“守纪”“礼貌”“团结”“友爱”“文明”等词语，后来为了赶时髦“创新”“开拓”这类词多起来了。（须不知，没有民主焉有创新！民主与创新的关系是另外的一个大话题，这里按住不表。） 　　几乎所有学校墙壁上所贴的名人名言中都无“民主”——我这样说似乎太绝对了，但在我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前后工作过几所学校，去过几十所学校，的确不曾在某学校的墙壁上见过含有“民主”字眼的名人名言。 　　所有的校园橱窗和“文化长廓”中极少见“民主”——偶尔见到“民主”，那肯定要么是在宣传和赞美“社会主义的民主”,要么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民主”，当然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教材中少见“民主”——即使有“民主”，也是要么高度肯定××主义的民主，要么言之凿凿地批判××主义的民主。 　　校长的报告中极少有“民主”，教师的计划中没有“民主”，学生的日记和作文中更没有“民主”。 　　学校里无民主，社会上焉能有民主！社会上没有民主，就算校园里有再多的民主又有何用？——不过是又在课堂上增添了一个与社会和生活脱节的内容罢了。 　　大多数国人是很痛恨美国的，痛恨美国是因为它总是常常与中国作梗；它能够常常与中国作梗，是因为它强大；它为什么这么强大？是因为它有能即时自我纠错纠偏并能让国家永葆活力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的实施端赖国民的民主素养，而国民的民主素养又端赖从幼儿园就开始向学生灌输民主思想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 　　三、我不满教育对学生的摧残 　　学校对学生的摧残表现在：1、上课时间太多，尤其是晚自习太长；2、活动开展太少；3、过份强调分数，对学生压力过大；4、作业太多，睡眠不足；周末补课挤占了他们可怜的一点休息时间。5、歧视差生，心理伤害大。 　　学校不仅成了各路人寻求生财之道的好地方，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监狱。学校是制造近视眼的工厂。学校是自杀现象的频发地。学校是成了造就成年人痛苦记忆的地方。 　　四、我不满什么都与分数挂钩 　　在不少的学校，教师的评先、评优、晋级、提拔， 甚至家属的就业，都要与分数挂钩。 　　刚才梁卫星老师说：在中国，没有正教育，只有零教育和负教育。对于一个与他有着同样的遭遇和痛苦的人，我对他的这个可能被很多人视为偏激的观点表示充分的理解，也基本认可。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可能有极少数学校办得还算差强人意，还有正教育；就算在糟糕的学校，也有极个别的“另类”老师，会给学生正教育。就算有了正教育，当学生进入社会后，在社会这个什么都能腐蚀的大染缸里会不会很快化为乌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卫星老师的观点又是不偏激的。教育的确够绝望的，但我们不能完全绝望；实际上，只要我们冷静地想一想，还是能看到一些希望。我的希望来自—— 　　1、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普世价值。这一点我们在互联网上可以充分感受得到。 　　2、今年的四月，发生了一件令我很高兴的事情，就是4月9日，江苏启东市汇龙中学一名叫江成博的高二学生，在升国旗仪式的讲话中，将此前老师“把过关”、主题为“如何树立远大理想”的演讲稿偷换，发表了一篇抨击现行教育的演讲“做美好的自我。”中国有这样的学生，中国就有希望。 　　3、有像钱理群、傅国涌、杨东平这类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中国教育，无畏地批判非理性的教育，并用他们的名望发声来影响中国教育的一批专家学者。 　　4、有像马小平、王栋生、蔡朝阳、郭初阳、魏勇、梁卫星、夏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绝对数并不少的在教学一线怀着理想主义情怀经常在课堂上“跑题”的老师。这里所说的“跑题”，就是指“另类”老师在课堂上讲与考试无关的东西，甚至讲与教材相反的东西，为培养学生的现代公民意识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所作的种种努力。 　　5、有像周为民先生和王瑛女士这类有境界有良知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的慷慨解囊。 　　总之，希望是在的，星火是可以燎原的！ 　　让我们用钱理群教授的话互勉：我们不能有大作为，但我们可能有小作为或中作为。 　　最后，我呼唤：让更多的好人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