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对如何评价一个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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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恒：对如何评价一个人的思考

前一阵子讨论高考改革，有人提出不考数学，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工作和生活中只要小学的数学知识就够了，尤其高中数学没有用。这个观点是对数学与人类思维方法之间的关系没有充分认识。数学分应用数学和数学原理两部分，前者是我们一直比较重视的，而后者是被忽视的。被忽视的原因理由是这部分内容太深、太难。从哲学意义上来讲，人类主要思考问题的方法就是从数学起源的，数学最基本的原理散布在人们日常的会话中，更是科学的基础，完全有必要把它整理完善一下，在中小学课堂里讲解基本的内容。例如“判断”就是我们话语中最常见的类型，“好、坏”；“正确、错误”；“多、少”；“长、短”等等。人们之间的“争论”能进行下去，最后能达到共识，常常就是出于大家共同遵守了“判断”的原则，也就是遵守了数学逻辑的原则。反过来，大家对一些看法产生分歧，多出于两个原因，一是选择的标准不同；二是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可判断的命题。如果此时大家有点数学逻辑的基础，对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达到新“共识”，这就是调整“标准”或是放弃争论。如果大家缺少一定的数学逻辑基础，就会出现争论不休甚至更混乱的局面。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原理是不需要得到实际的支持，现实也不可能满足数学原理的条件。例如现实中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你在现实中就找不到做“加法”的可能。所以数学能被广泛应用是忽略掉了一些枝节。其实我们说话也一样，追求话语的极端准确，我们将“无话可说”；反过来，不讲逻辑的话语是信口雌黄，毫无意义。下面就如何评价一个人谈下这个问题。 　　首先对一个人的评价必须要有一个“坐标系”，如同在数学上确定一个点的位置必须要有坐标系一样。如何评价一个人也首先要确定从哪个方面去看，而不存在“笼统”去看的问题。国人喜好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对极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所谓的普通“老百姓”，这样就自然而然以普通人的标准建立了“坐标系”。一人如果讲信用，勤劳，有智慧，有责任感，乐于助人，同情弱者……，我们就认为他是个“好人”。如果是有些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有缺点，就以普通人的标准综合一下，得出好、坏的结论。正因为是有了这个“普通人”的“坐标系”来看问题，得出对一个人的评价一般是不会有太大争论。但这个“坐标系”是经不起推敲的，它这里面将一些不同性质的“东西”做了综合，也就是“加法”。由此可以推出我们对某人得出一个评价只能是粗略的，只能在大家彼此容忍的环境中起作用。 　　我们的社会习惯于在普通人里面找出“楷模”，号召大家向他学习。长期以来我们树立了无数的楷模，同时又很快被遗忘，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既不持久，也不普遍。其中的原因就是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逻辑的。树立一个楷模，“名、利”双收，同时也暗示其他人是“差”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必然会问“凭什么”，拿出一个违反“加法”规则的所谓“综合评分”作为理由，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这种做法延续到教育领域就是评选“三好生”的教学管理制度。德、智、体是不同的，把它们“加”在一起，出来一个“三好”的概念，是典型不符合逻辑的做法。实际上大、中、小学在评三好生时，无一例外是以考试分数划线，“三好”变“一好”。违反逻辑的制度自然在现实中得不到认真执行，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学校没有评选“三好生”的制度，可能对学生的教育效果会更好一点。这种无效的制度很长时间了，已经是见怪不怪，到了需要我们 “大喊一声”的时候了。我们的社会需要宣扬“好”的现象，指责“坏”的现象，评优也是社会的常态工作，这应当如何进行呢？很简单，这就是评比一定要是单项的，应当尽可能避免“笼统”去看问题。这方面体育比赛是典型的例子。人们热衷于体育运动，就是因为满足了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实现竞争和胜利的人性需求。在学校你可以去评谁学习好，谁哪项体育好，谁唱歌好……。但不能评谁“道德好”，因为“谦让”是重要品德，来确定“名次”本身和“道德”是矛盾的。 　　但对于政治历史人物来讲，我们不可能按普通人的“坐标系”来谈论。此时由于大家选择的“坐标系”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我们要谈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你是从哪个方面去看就非常重要，真正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现在对争论的政治历史人物总是谈什么“三七开”，谈什么成绩多还是缺点多。这种笼统评价一个人的做法是算糊涂账，是反科学的，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室抢救出十个人的生命，在外面又谋杀了一个人，我们不能得出他的行为“总体是好的”，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在政治和法律面前，没有宽松的环境，我们只能按照较严格的逻辑来判断，来看问题。在数学上，只有“同类项”才有合并也就是有加减的结果；在物理上量纲不同的量是不可能做加减法的。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做得怎样，我们只能在这方面来评价，没有“合并”起来看的理由。例如最高领导人生活再简朴也不能抵消他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 　　人们总喜欢对逝去的人说，现在可以盖棺论定了，而在实际上，一个人在世时口碑较好，完全可以带着合适的“光环”入土的。一个人如果在世时对他的评价已经有了争论，他入土后依然可以争论下去，为什么要“论定”呢？“盖棺论定”依然是把一个人不同的方方面面“加”起来，得出评价，所以这样做，就是试图用一些不可能说清楚的“理由”来掩盖实在的历史。对政治历史人物的评价关系到一个国家将执行什么政策，是“以史为鉴”的大是大非问题，评价必须要符合逻辑。我们讲，对一个人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这种评价依然是强调“全盘”如何，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无助于对历史的认识。对重要政治历史人物的评价第一步是将与他有关的历史事件罗列开来，看看在这些事件中的责任；第二步是看看这些罗列的事实有无归纳整理的可能，由“流水账”写成文章；第三步能否归纳成简单的修辞话语，例如口号之类。对这个人物如果存在争议，就停留在第一阶段，在每一件事面前摆证据讲道理，争论下去。这个认知的过程也就是“以史为鉴”，是我们评论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理智的态度。我们本着这种分析方法去看待一个人，就不会对一个人得出综合的评价，评价也将是围绕具体事物，不会得出“伟大”之类的极端评价。 　　对政治历史人物我们主要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看看他运用权力所做的事对普通民众产生什么影响。例如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多少使贫雇农得到实惠，对抵御日本侵略有作用，可以说是个不坏的决策。实行暴力土改，破坏农村正常的伦理秩序，对相当多生产组织者造成伤害，这是违背社会法理的，但对一部分人夺取政权有益。随后又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进行“大折腾”，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面积之大，死人之多都属第一。这样的“领袖”仅仅从不懂经济去看已经不够了，因为是在犯罪，伤害到了大量的普通民众的生存。赞扬这样的执政者不是很奇怪吗？仔细分析所提出的赞扬理由，相当多是不符合逻辑要求的，不能作为“证据”，也不是可以判断的命题。例如“他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显然是一个修饰语句，是形容一个问题，并没有提出问题。把它作为赞扬一个人的理由是逻辑上的混乱。类似现象举不胜举。 　　从理论上评价一个政治历史人物也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但必须要在“知识分子”界内来谈，这和你要下棋，必须找会下棋的人一样。让不会下棋的人来评论一个人的棋技是很荒唐的事，但这种无理的现象在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时却是常见的。例如研发出核武器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如何，对本国经济如何，这绝不是一般人可以讲清楚的，让普通民众对此唱赞歌，不就是缺乏逻辑吗？让普通民众从政治角度评论历史人物，去唱赞歌就是一种不讲理的现象。什么“推进了历史的进步”，“解放了劳动人民”……这些都是从社会学理论看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社会里，但理解这些社会理论是困难的，多数情况下也是没必要的。再如所谓创建了“某某思想”的说法，仅就“思想”这一概念就不是可以简单去理解的，用“某某思想”来作为赞扬“某某”的理由，对普通民众来讲不是缺乏逻辑基础吗？ 　　一个人总会有某种精神需求，但常常又不能得到，有从得到的人那里“分享”的心理，最突出的就是对胜利的渴望。同时普通人有“鲤鱼跳龙门”潜意识，尤其对由普通人上升到“帝王将相”的人，充满好奇，容易产生盲目崇拜。这些心理作用常使得一些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忘掉了是非标准。不在乎这个人具体做了什么，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只是以是否胜利作为标准，也就是我们传统中的“胜王败寇”。这种思维对个人在复杂情况下如何“选边站队”提供了最简单的“标准”，但对自己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并没有去想，很可能如人们形容的“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胜王败寇”的认知阻碍了社会向文明发展，助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恶劣行径。同时这也是无知的表现，往往只是看到他人的辉煌，而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任何胜利都只能是暂时的，任何由“暴力”带来的光环都将很快褪色。 　　基督教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要崇拜偶像，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人就是人，当把一个人评价到极端，这就把“人”神化了，就成了外表看上去鲜亮而实际上是没有活力的“泥胎”，除去说明跪拜者的无知，什么用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