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夫：中国女性的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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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夫：中国女性的现象分析

——由脏联想到的 　　由于工作关系，长时间与农民工（本不想用“农民工”这个带有歧视性的词汇，但因无法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词汇）呆在一起，他们在单调枯燥无味如牢狱般的环境下工作往往以脏话、荤段子解忧排乏，以男女生殖器作为生活的调味品。我长期性地与他们打交道，渐渐耳濡目染也患上了这“脏病”，很快在无拜师的情况下无师自通地承袭了这些人民大众的“菁华”。待与在亲朋好友谈天说地之时，难免会因话无遮拦出口成“脏”，因这事我是没少挨长辈的训斥，“你娃年纪轻轻，出社会还没有多久，倒是时刻不忘把妈娘挂在嘴边，你还不改改这副德行，看你以后怎么讨老婆。”我自认我是一类不肖纨绔之徒，对他们的忠告不但不听其劝慰，还听之任之，反其道而行之，农民工口中的词汇我觉得才是最鲜活的、最生动的，他是用脏包裹着的美。我不仅学说了些脏话，还从中悟出些包裹着的赃物。 　　这东西方的文化不仅在思辨上存有异同，在仅有的英语知识层面上，我发现就在这最原始的骂人方式上也有殊途。我们骂起人向来是妈不离口，逼不离嘴，指向性十分明确，我要“操你妈x”，“x你妈卖xx”……不绝如缕的骂娘带逼直面对方，听来是不堪入耳。西方人在这方面比起来似乎就要稍逊一筹，他们骂起人来就像那散弹武器，一统射出去，不求达到百步穿杨，但求在数量上命中对方，有时候听起来就觉得他们骂人骂的太漫散，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他们除了骂人家是讨厌的屁眼“Asshole”、一坨屎“bullshit”、靠“fuck”，稍微带上有点骂娘的意味就是“sonofbitch”婊子之类拐着直系亲属骂的词汇了。原本以为“fuck”可以带着“fuckyou”、“fuckyourmother”用，问了几位在英语方面的不赖的好友，给出的答复是，“你那是具有中国特色Chinglish，没见人家电影中常常是单个站出来挑衅对方的啊！”美国作家彼得·海勒斯在《消失的江城》中谈到，当他要离开涪陵时，他的学生吉米咧嘴对他笑道，“我想让你念出所有英文中的脏话，把它们也录下来。即便有些是你没有教过我们的，我也想你录下。我会非常喜欢那个的。也许其他的学生也会拷贝它。”吉米很幸运地遇着这么一个会教学生脏话的英文老师，尽管我似乎也有着吉米那样的癖好，但没碰着那样的伯乐，或许叫吉米来谈谈西方的脏话，他是定能说出个一二。回过头来，发现这骂人的话，中西都将骂的受体架置在女性身上，女性为何成为这骂人间的受害者呢，女性在骂架中也往往骂出“我操你老母”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语，当然，在那些同性恋间或许认为这是很正常的除外。女性现在有没有从脏话中重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女性最有发言权的问题，但是由男性来看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另一番风景。 　　我父亲上面有五个哥哥，我从小叫他们的老婆都是叫“细伯”，二伯的老婆就叫“细二伯”，四伯的老婆就叫“细四伯”……“细”，即小的意思。他们的老公就叫“大伯”，“大二伯”、“大四伯”，男女就以大小来区分。我老家是在长寿湖镇回龙村，我没有具体考证过其他地方有这样的叫法没，但是问过五湖四海的人，他们那似乎没有这样的区分法。我觉得这或许很像韩少功笔下的《马桥词典》，马桥人以独特的视角看世界，我老家亦以独特的叫法来区分男女。以前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称呼，现在想来，是不是与我们的道德有联系呢，中国的封建社会，严格的伦理规范使每个阶层的人都置于一种选择，“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男为女纲”，臣下、儿子、女性在君上、父亲、男性的最高权力统治之下，只能是屈从于绝对的服从。《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中，据周以来的宗法制，把家簇后代分为大、小宗，孔子就将女性与小宗次子庶之派系的一类人归为同类下断语，这样的主张也就演变成后世“男尊女卑”的道德律令，成为几千年中国男权主义的核心指导。 　　我小时候常听我母亲开我五伯女儿——春梅姐的玩笑，说她小的时候常与婆婆玩闹，当家里有什么好吃东西，婆婆是第一时间就给我这些小的。春梅姐就感到不平，觉得婆婆嫌弃她，时常在婆婆耳根前唱骂她是，“老婆婆尖尖脚，车子来了跑不脱。”长大之后，春梅姐也常说婆婆是“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你婆婆啊，从来都没把我们这些妹儿当个宝，还是你们这些带把儿的她最心疼了，我和你二姐小时候可以说是来都没有在婆婆面前得到过什么好处。”诚然，在我的印象中，婆婆在60几岁的时候都还在用那种白色的布条将脚裹住，好好的一双脚硬是经人为的缠裹扭曲成圆锥状，她不常出门，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呆着，即便是出门也都是拄一根拐杖趔趄而行。在我的眼里，除了我婆婆是裹小脚的外，我还亲眼见着我“细二伯”的妈，即大舅婆她也是由小脚女人过来的一位农村妇女，她时常煮饭喂猪都是拄根拐棍干活，麻利的动作之下总让人看着有种忸怩之态。在家族里面，不仅我婆婆“重男轻女“，我的爷爷还更甚。我五伯第一个生的便是我春梅姐，当时我爷爷就奚落他没本事，当我五伯生的第二个还是个女孩时，我爷爷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背后里对外人说他的儿子找了个不会下蛋的鸡，当我五伯生第三个小孩依然是女儿的时候，我爷爷没有什么话说了他索性不踏进我五伯家的门了，认为我五伯是在给他脸上抹黑。我五伯当时要儿心切，见连着生三个都是女，迫于当时的经济压力也服了天命——不生了。那时我五伯也患上了胆结石，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他一人供给，三个孩子的重担压得他实在是踹不过气来，最后，不得不将我的堂妹春桃抱养出去。 　　重庆有处地名叫新牌坊，牌坊主要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里的建筑物，如今早已看不到新牌坊的牌坊在何处，即是新的牌坊也没见个踪影，徒有一名字在那处，成为往来过客辨识身处何方的一地名。在以前的古书里面，就常看见女性为了死去的丈夫守节以期自己死后后人给自己竖起一尊牌坊。女性死后的贞操、名声几乎成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即是在今天，我们虽经历了对旧习的摒弃更新，引入了些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但我们骨子里依然浸淫着儒家的道统思维。 　　我五伯家的大女儿春梅姐在我上高中那会儿，受媒妁之言，听父母之命。嫁给了一她原本不爱的人，前些阵子与姐姐通电话，央求她传授点恋爱的经验时，电话这头一路听下来，哪里是浪漫，完全就是强取进门的媳妇。农村女孩子要是没有上大学，出去打几年工后回到家里面，父母就开始为其婚事操心费力了，若是一个农村女子在二十五六岁都没有个男朋友，在外人眼里，就会被看做要么是性格哪里有问题，要么就是身体出了问题。春梅姐，本不想那么早结婚的，但是年龄大了，在混下去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时间逼得她到了谈婚论家的那坎上。由于自幼都受到五伯的严加管教，除了洗衣做饭以外，什么男男女女的事从来没在她的身上发生过，在上初中的时候，曾经有过男孩子给她家里打过电话，当时被五伯知道了，顿时就以为这女儿在学校混坏了，还没等我春梅姐解释就是一顿暴打，在我五伯的眼里暴力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有效手段，笃信黄金棍下出好人的真理。春梅姐在初中上完后就去广州进厂，打了几年工后，她将自己打扮一新，涂抹上新世界下的胭脂水粉，穿着低胸装回到这个穷乡僻壤的故乡，当我“细四伯”好不容易第一个认出来她就是当年那个在黄金棍下教育处的乖孩子时，她恼怒了，比春梅姐的父母都还气愤，她认为一个农村女孩穿低胸装简直就是有伤风化，还整得个怪里怪气的，她更是视为“妖精”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她。“细五伯”见她嫂子如此训斥自己的女儿，自己的生性怯懦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一味地躲在被窝里哭泣，劝自己的女儿正常点。春梅姐至这场事，那还敢过多与男性接触，最初在脑海里萌芽想找个外地男人的想法也不自觉地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年龄到了，在媒人的介绍下认识了我现在的姐夫——一个砖匠。我“五伯”认为，有门手艺的人况且还是个搞建筑的人，必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便允许二位交往。怎么交往呢？不是什么花前月下，风华雪月，出去喝咖啡、看电影的交往，而是在过完大年后，跟着男方到河南工地上干活交往。白天在工地干活，夜里就在床上干活。你要说这是她本人当初愿意干的活吗？对于一个黄花大闺女来说，压在他身上的是个从来没给她送过一朵花，也没有给她说过什么海枯石烂话的人，你叫她怎么愿意，都是“被愿意”的，现在她说起来也后悔不跌。一来二去，春梅姐便有了，给自家人打电话以为要被父母骂，没想到听到的话却是问已经有了几个月？这令她惊诧不已，后来她泰然地给我说，“这就是惯用的“先上车后买票”策略。因为，男方已经鉴定你是个有货的人，也就避免了倒时候掏了钱没买到货的下场。”春梅毫无遮拦地把她自己比作是件商品、生育的工具令我哑然。现在想来也是，她结婚那天，就是挺着大肚子进的婚姻殿堂。结婚后没多久，就生了娃，但是不幸的是她继承了我五伯的家统，第一个是女孩。婆媳之间的纠葛便因为这个女儿而起，婆婆嫌这个女儿懒，不懂得孝敬她，一再责难她，结婚的头一年左右，她由于受不了这气，就老爱往娘家跑，我妈就老爱劝她，“春梅啊，你都这么大个姑娘了，现在也有了孩子，怎么还爱耍些小孩子脾气，婆媳之间嘛都是有点矛盾，你像我们这样嘛，忍忍就过来了，你就像你生孩子那样嘛，忍忍不就出头来了。”忍，就像日本忍者神龟那样，忍了几年之后，春梅姐与她婆婆的关系逐渐也缓和了些，不过这是有前提条件约束的，婆婆要求在未来两年内要春梅姐还给她家还生一个男娃，所以，对于春梅姐来说，避免走他父亲那条路，前方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我看来，小人物的悲剧才是真实的，没人理解，甚至无处诉说。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的生活是任人装扮粉饰一新的。往往有写作权力的，并非大师，而是那些训奴，俨然官办圈养的御用笔杆。皇帝这尊千年屹立在国人心中的至圣至洁之像，不知迷倒了多少想做皇帝梦的人，殊不知，撕开皇帝这张皮，“中国五千年历史，大多数帝王们都短命而死，宫廷里如山如海的美女们昼夜上床，旦旦而伐，是最主要的原因。”（柏扬《皇后之死》）后宫佳丽三千，除了皇帝一个完人可以享用之外，其余的侍从全是残疾人。女人在这期间，完全成为了供皇帝玩乐的性奴，更有甚者，沦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大汉宫廷金柱玉床的遮掩之下，吕雉下令除掉她的情敌及政敌——戚懿，砍断她的双手双足，再挖出她的眼珠，用烟熏聋她的耳朵，再强迫她喝下哑药，最后将她扔进茅厕里面命名曰：“人猪”。柏杨说：“中国宫廷是全世界上最肮脏的宫廷之一”，的确，在这里不乏有比看恐怖片还吓人的场景。 　　上至宫闱秘事，下至黎民百姓，我们总是对性规定下重重禁忌，全然表现出一副很虚伪的国家景象。一方面不许色情网站、色情刊物、色情影像存在；另一方面成人用品店开得满街都是，苍井空在中国拥有粉丝近一千四百万。一方面禁止卖淫嫖娼、色情按摩；另一方面“日记门”“摸奶门”干爹干女门层出不穷。好好的男欢女爱，到了中国人这里就变得猥琐不堪，精神的下流比肉体的下流更下流。女性在中国男性的眼里，往往都被视作权势的附属品，一旦男性手里有了玩弄女人的资格，手里拿着大把的钞票时候，在卡啦OK或迪厅里面，就会要求女性做出一些畜生才有的姿态以刺激他兽性般的性欲，这时候男人便又故作正经地对女性大骂道：“他妈的，真是一下贱的婊子，老子出钱，你他妈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呵。”楚暖暖的婆婆在为暖暖分析在什么情况有可能出轨时说，“据我所知，你爷爷没有过这事，男人生外心，得有条件，要么有权，要么有钱，要么有势，要么有闲……”(周大新《湖光山色》)诚然，怎样使婚姻不至于像楚暖暖与旷开田那样，由爱情一步步走向坟墓，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尤其是女性同胞在这方面更要多加思量。 　　这年头儿，太理想的观点容易近于过激，所以还是“卑之，无甚高论”，以我手写我心吧！在我们上中学那会，常常有女同学学习成绩比我们男孩子好的时候，我们一堆男孩聚在一起都会开玩笑说，等她好去吧，我看她能好多久，等她发育了大姨妈找她时，我看她还比我们成绩好吗。心里禁不住地断定认为男女有别，即是在学习上也同样有很大差别。我当时对此是半信半疑，期待预言的实现，可是几年初中下来，我都没看到预期的效果。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男孩有我当初那样的想法或是有女孩认为自己在学习上同男女有别一样，那时荒谬的想法，现在看来都是男孩子们阿Q式的自勉罢了。 　　文化的传承，我们不仅包办婚姻，还包办子女的工作，这在90后一代出来的大学女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一老乡，原本学的是landscape专业，但是毕业后出来进的是金融证劵单位，问起何故如此，是自愿还是受父母之命？老乡说是受父母之命，在父母那里，他们总认为一个女孩子毕业之后出来到处跑毕竟不是个样子，要是男孩子出来后出去闯闯倒还行，但是女孩子就不如给她托人安排一个好点的工作，买套房子，找个好男人嫁了，生活安心，当爹妈的也放心。她当初也想极力摆脱家庭对她的种种命运安排，但是，在三大姑八大姨面前，她最终屈服了，没能顶住舆论的压力。靠着一纸文凭去学习一门完全不懂不通的专业，尽管拿着不算低的工资3000元/月，但是她老感觉被什么羁绊着，像只笼中鸟，没有激情，没有快乐，也没有自由。 　　作为一位男性，我虽无法切身感受到女性在道德、生育、爱情、学习、工作等方面受到的被动局面。但是，在我这样一个局外人的眼里，我总疑心觉察了些什么，至少我认为现代的女性同胞须具备精神独立、财务自由两方面的能力。精神独立，亦即女性得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度依从于男性，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两个人分手后，女子不会因此而过度悲伤到没了对方不能活的境地。财务自由，亦即男女的财产由旧有的单方控制垄断到两者的共同管理，当女性经济独立时，她对男性的要求也会从平面的审美上升到立体，因为她离开了任何一个男人，都能活的很好，从而在物质上显得从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两个人分手后，女性不会因为陷入钱财的窘境而不能自活。当然这两点是很狭窄的浅见，更多的主张还需女性同胞自身的觉醒，女性同胞在维护自身权利、争取平等的时候，我感到明显的是她们很缺乏自我意识，这也是周作人曾指出来的观点，“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而其原因又在于思想之不通彻。”（《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几十年前周作人指出的弊病，现在依然未得到有效的医治。女性同胞打铁自身硬不起来，想来多与我们的教育有关，英仕曼(ManGroup)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亦非曾在2013新年伊始的微博中说：“全球犹太人只占到人口0.5%，而诺贝尔奖的人中有23%是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智商高吗？NO，是因为犹太人尊重女性，重视教育，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因为教育而抱有一颗“开放的心”，openmind是人不断进步，对自己说yes的过程。”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尊重女性的内容，检视下来多是对女性的无尽扭曲，不论是文成公主入藏，还是王昭君出塞都被无数迁客骚人视为女性大义维护边疆稳定的民族英雄，殊不知，他们是政治斗争祭坛上的祭品；潘金莲的出墙被看做是淫娃荡妇对封建纲常的破坏，二十孝成为我们相夫教子的样板教材。尊重女性在胡适先生那里就显得尤为明显了，他原本提倡“无后主义”，并还考据引了一大批国外近世不婚之伟人，但是在她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无后主义”的牌子就不攻自破地被摘了下来。他在谈到关于老婆的时候，与民主联系了起来，想来很是奇特。舒展在《调侃集》中有一篇《且说怕老婆》的短文，谈到胡适当年担任北大校长时，曾经对学生发表过一番“怕老婆”的“宏论”：“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今人四川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锦城学院外语系在职主任冯川作有一篇《高人雅士，多畏其妻》，恰好印证了胡适“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的论点，文中以苏东坡时代的方山子和东晋时的王导为例，展开了一场畏妻的生动描写。中国的民主该如何前进，我觉得全国人民都得向重庆人民学习，不学“重庆模式”，学重庆“耙耳朵”男人怕老婆的“民主模式”。 　　今天的中国一代，90后已陆续登上历史的舞台，不论是男青年还是女青年，他们都是未来自由中国的中流砥柱。尽管他们是在人为构建的信息柏林墙下长大，但是在介于纸媒和影视传播之外的网络媒介影响下，他们或多或少地呼吸到了自由的气息。或许女权问题现在还没能在他们中间引起注意，但是在潜移默化中伴随着对旧习俗的突破，我相信他们能在不自觉地意识当中看到男女平等、相互尊重在异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可贵。 　　当自由女神像手执圣火伫立在这东方之上时，便是中国民主之日，女性同胞及“耙耳朵”男人行动起来吧，为争取未来自由之中国而行动！ 　　耕夫 　　2013年01月18日 　　于黔西·冷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