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经验，书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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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经验，书写存在

王芫

    2006年底，我以“自雇作家”的身份移民到了加拿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开始写作至离开北京，我已经出版过五本小说和一本散文集，做过北京作家协会的两届签约作家。在温哥华落地之后，忙完了安家所必须做的那些事，我便习惯性地打开了计算机。在我看来，作家无非就需要“一间自己的房子”，至于这房子的经纬度是多少，其实并不重要。
    然而，半年过去了，我的写作毫无进展。计算机文件夹里不过是徒增了几十个开头而已。如今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移民绝不仅仅等于搬家。既然已经作出了飘洋过海的选择，就应该首先梳理自己的心路历程。如果忽略了这一环节，每天只是坐在“自己的房子”里，时间一长，人就会意识不到自己在现实世界的坐标，当然也更无从在文学的天地里行走。
    但是，要梳理自己的心理历程，谈何容易。尽管我已经做出了移民的选择，但我对自己为什么移民，以及移民生活对我的意义，仍然是懵懵懂懂。
    2007年夏天，我在一家中文报纸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将我带出了自我的封闭世界，使我和社会有了真实的接触。2009年我进入温哥华电影学院（Vancouver Film School）学习编剧。这段经历提升了我的英语水平和写作技巧，也给了我更加开放的艺术观念。与此同时，在加拿大生活得久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免会从门缝内渗透进来，想躲也躲不开。于是，2010年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我感觉自己已经有了相当厚的生活储备，可以动手写作以移民生活为主题的作品了。
    然而，按部就班地工作了一年多，我还是没有生产出任何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2012年，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又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和当初移民一样，经历了一段时间不短的安家过程，我又习惯性地打开了计算机。在浏览从前写下的只言词组时，我忽然感到有一双沉睡了许久的眼睛睁开了。在新视角的观照下，过去的经验变得清晰起来。
    作家格非曾在23届香港书展上讲过一个故事：他小的时候，村里有一个种菜的老人，时不时会跑过来跟他讲一番莫明其妙的话。他以为老人是个疯子，有时就会刻意避开他。等他读了大学，从上海回家，发现这个老人还活着。两人在路上相遇的时候，老人照例又跟他讲了一番话。这次他听懂了，原来老人讲的是英文。这个讲座的题目叫作《什么是文学的经验》。格非用这个事例来说明：经验的意义，只有在与他者相遇时，才能得以彰显。
在北京——温哥华——北京之后，我终于可以把计算机里的断章残片整合起来了。我构思了一个短篇故事集，集子里的每篇小说都以温哥华的移民生活为背景，故事和人物之间存在交叉。这个集子的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路线图》发表在《当代》2013年第二期，随后被《北京作家》2013年第二期转载，最近又被以温哥华为基地的《加拿大都市报》分六期转载。
    《路线图》虽然仅仅是一个短篇，但它对我的写作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移民之前，我的写作更多地是出自表达的本能。移民生活成为我写作上的转折点，因为它促使我思考文学与经验的关系。
也只有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移民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移民是文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的现象。我在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的展览上看过一幅历史图片。1896年李鸿章访问加拿大时，数千华人前往迎接，希望李鸿章能与加拿大政府谈判，废除“人头税”，使他们得以与留在中国的亲人团聚。这些华人内心深处仍认为自己是大清子民，但腐败的清政府却不可能将这几千蚁民的福祉放在国事谈判的议程中。华人身份问题的解决是在加拿大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宪章之后。2006年，加拿大总理就“人头税”向华人道歉，更是一个文明社会持续进步的结果。现如今，每个人在出生之后，可以选择自己居住的国家，这在一百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仅就种族/国籍这一对概念而言，我们这些移民是文明体验的先锋。作为一个加籍华裔作家，我深为自己能成为这种历史经验的一部分而感到庆幸。
    然而，如果仅仅书写经验，虚构作品并不具备任何优势。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无数作者正在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与读者分享加拿大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有很多正在准备移民的朋友，还没踏上卑诗的土地，就已经知道如何通过南下美国购物来省钱。如果文学的任务只是描写经验，那么虚构作品反而处于先天不利的地位。
    另一方面，经验时刻面临着价值的挑战。我在北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人移民到加拿大，也无非是二等公民吧？”又或者：“既然已经是加拿大人了，干嘛又要回北京呢？是不是混不下去了？”每当遇到这样的质疑，我自己内心的天平也会左摇右摆：移民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究竟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我相信，每个移民心里都有一本账，都在不断地加加减减。这种判断、比较、衡量，使我们患得患失，心灵不再自由。
    我就是在这时，痛苦且清醒地意识到：虚构作家的任务，是站在存在的高度来描写经验。经验属于理性范畴，单纯描写经验的文章都具有理性的目的。比如我们会从报纸上读到《华裔女过海关未如实申报被罚款》这样的文章，它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可归纳，可分析的现实。假如后面再跟一行小字：“如有相关法律问题，请咨询某某律师行。”则它的理性目的就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
    虚构文学的任务，则是向读者展示理性之外的存在，是描写一些无法被得失概括的东西。比如我在《路线图》中写到的一对母女。母亲热爱西方文化，一心拖拽着女儿向前行走。结果几年过去，猛然发现女儿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已经把母亲超越了。仅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看，这位母亲难道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但是，人生并不仅仅只有得失这么简单。在得失之外，每个人都渴望去探索生活的可能，去获得更丰满、更完整的人生体验。于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经历和感受，是无法被价值判断来概括的，甚至是无法言说的。
    在我看来，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代表作《无命运的人生》，便是站在存在高度描写经验的典范之作。年少的主人公在经历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残酷生活之后回到家乡，却意识到发生过的一切无法传达，在牺牲者和局外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站在两个时代交替的门坎上，这位少年只能带着他的过去，继续他那“无法继续的生活”。
    假如读者看了我的小说，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接一个的理性选择，意识到过往的经历中也有无法归纳，无法分析，但是每每想起便会令自己感动唏嘘的部分，那么我就可以说：作为一个虚构作家，我及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