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紹大學精神 賡續學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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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紹大學精神 賡續學人使命



                                                                                                       劉  衝
                                                                                                        （四川師範大學田家炳教育行政學院）

     中國從來就是高度重視文化建設的國家，能把宣導“有教無類”的“萬世師表”大教育家孔子推崇到“至聖先師”的高度，並為歷代儒林所宗，這在多元的世界文化體系中絕無僅有。中國從來就是高度重視高等教育的國家，從五帝成均之學，到三代明堂辟雍，春秋戰國稷下學宮，再到漢代太學、鴻都門學，隋唐國子學，宋元明清書院，中國教育肇源綿延、久盛不衰。
     清末，中國教育逐步融入世界教育現代化大潮之中。同治元年（西元1862年），總理衙門專設京師同文館，以培養外語和科技人才；光緒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梁啟超奏議設立京師大學堂獲批，官辦現代大學從此紮根；光緒三十年（西元1904年），張之洞等人《奏定學堂章程》獲批，現代教育制度得以在中國確立；光緒三十一年（西元1905年），“廢科舉、設學校”，從此，有著深厚積澱的中國教育停下了縱向繼承的腳步，嘗試著橫向移植，不斷地向西看，走上了現代轉向之路。
第壹  大學之理性精神
    據說大學是世界上最真、最美、最善的有機體，因為她是發展知識、理性、美感和道德的主要地方。大學是來自世界各地師生聚集的地方，所以她是學者的社團；大學是傳遞文化、探究學問的場所，所以她是永恆的象牙塔；大學是依託並面向社會服務的機構，所以她是服務站。眾所周知，現代大學的直接源頭是歐洲中世紀大學。如果把早期的大學比作村落，今日之大學早已是繁華喧囂的都市。大學之發展關乎一地、一國之文明性格。當下看一所大學的品質，可立判其所在地方或國家的文化水準、民眾素養和發展潛質。
     “世界精神”、“學術至上”，這樣的血脈一直流淌在大學的身體內。民國教育宗師蔡元培先生曾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梅貽琦先生的言論更是人所熟知：“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學者關注多元的問題和領域，而其為學之道卻是共通的，它體現在相似的敘述方式和知識理性上，更體現在共通的道德信念和生命追求上。
    《中庸》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開篇，以至中的智慧為天下之大本，以至和的節制為天下之大道，加上《周易》所推崇的以“生”為天地之大德，共同表達了中國聖哲先賢對道德和生命的尊崇。《大學》有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綱領八條目共同奠定了中國教育以成就為人之道為宗旨的教育理想基礎。德國哲人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說：“大學乃師生聚合以追探真理為鵠的之社會，大學之使命只在忠誠於真理之追尋。”這不禁令我想起古希臘三傑之首的蘇格拉底（Socrates）對備受推崇的四種美德——智慧、正義、勇敢、節制，運用“精神助產”所做的論證。從此，西方教育變得與過去有了大不同，因為蘇格拉底警醒了人們通過教育遵從理性、認識自己、關心靈魂。這便是大學理性精神的基本表達。
第貳  學人之時代使命
     國學大師錢賓四先生在世時，每逢新亞書院開班，坐在輪椅上的他必以“士不可以不弘毅”為話頭，勉勵新老學人，務必牢記為學之道，務必銘記為人之本。古人為學，講究“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力而不返，謂之大成。”宋儒朱子以“小學”、“大學”之名稱呼求學生涯，大學成就之時，總學年不過十二年。歷史行進至今日，每位求學者無不在經過三年幼稚園、六年小學和六年中學共計十五年的學校教育之後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與古人授業年限相較，今人不免汗顏。理論上，大多學人早已超越“小成”、“小學”、“大成”、“大學”水準；現實中，人們仍像一群看著滿天繁星猜想離奇故事的孩童，天上的星星，總需仰望。
     兩個由美國人提出的問題難倒了很多人。文學家科頓姆（Daniel Cottom）問到：“教育為何是無用的？”教師蓋托（John Gatto）的問題是“上學真的有用嗎？”對於教育這個人人必經的且習以為常的生命過程，緣何有如此疑問？現代社會，仍有很多人借用上述問題的語調嘲弄讀書人，以及嘲笑教育。“我是誰？”康德（Immanuel Kant）讓人類認識到了生命的偶然。“上帝死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教會了人類熱愛生命。“哲學的終結”，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帶領人類找到了回答前述問題的答案。原來，當下高等教育的危機是“哲學終結”的症狀之一，主要病症便是人性的喪失。教育的使命不是讓人獲取知識碎片，而是培養獨立人格和思辨精神，造就完整的、能夠把握自我命運的生命體。“教授中的教授”陳寅恪先生在《海甯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中寫道：“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是一位時代鴻儒對另一位時代鴻儒生命歷程的總結，也是對自己生命歷程的闡釋，更是對士人為學為人之道的終極定位。說到此處，我不由地想起陳丹青先生對魯迅先生那張臉的形容。他說：“這張臉非常不買帳，又非常無所謂，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裡卻透著風流與俏皮。”大約這就是真正的知識份子模樣的範型吧！
    先哲有“克紹箕裘，踵武賡續”的告誡，它提示了知識份子的兩大時代使命：一曰“不忘本”，二曰“要創新”。
社會上，“知識份子”的形象是多面的，它時而受到讚美，時而遭到詆毀。之所以如此，概由人們立場差異所致。知識份子應在思想、學術、文化上獨立，而不是淪為他者的附庸。美國文學家愛默生（Ralph Emerson）在著名演講《美國學者》中曾說：“優秀青年學子……今後不是要成為在美國的德國學者、英國學者或法國學者，而是要成為立足於美國生活的‘美國學者’。”因為“周遭那千萬衝向生活的人不可能總是靠外國果實的乾枯殘核來餵養。”中國人又何嘗不能說，優秀青年學子今後要成為立足於中國生活的中國學者。這便是“不忘本”。
    經由“不忘本”，才有“要創新”。《詩經》已有“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論斷，《大學》也敘述了商湯盤銘畿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氣象萬千，“舊邦新命”時時鞭策著每一位有責任感的知識份子負棘前行。雖不能“闡舊邦以輔新命”，但“平生之志蓋在斯矣”。赤縣神州，洪波浩蕩，篳路藍縷，時運交移。吾輩新時代學人，自當盡心竭力，以造新舊泯合之新文明。這便是“要創新”。
     先哲誡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無論為人抑或處事，皆循原委，此之謂務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通俗點說，就是“人活著，總該有點精神的”，不為名所誘，不為利所惑，不為榮所困，不為譽所擾，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雖簞食壺漿，仍甘之如飴，鏃礪琢磨求真我，一朝當驚世界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