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现状与趋势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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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现状与趋势探析

邵培仁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杭州 310028）

廖卫民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内容摘要：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在本学科领域内具有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和方向性，这与美国传播学博士项目国际一流的水平密切相关。检索ProQuest近年来有关的传播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数据并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实际在不断铺设新的前进路标，关注复杂而生动的全球问题、国家命题、民族事务、社会现象、时代风潮之下的传播与媒介课题，从中寻找学科理论的发展线索，提出新的理论问题，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寻求新的理论解释。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作为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最高的学术检验成果，无论是其发展历史、选题范围和发展趋势，甚至是其存在问题，都会给中国传播学界带来有益启示。
关键词： 传播学  博士学位  论文选题  理论发展  交叉研究  文本分析 美国博士项目

Exploring the General Features, Research Trends, and Problems for Choosing Topic of the PhD Dissertatio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AO Pei-re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stitut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LIAO Wei-min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e topic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ually are considered as an indicator of academic research direction with the forward-looking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 U.S. Ph.D. communication program have the world-class level. Searching about the ProQuest PhD thesis data in recent years and undertaking text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American PhD Thesis in communication actually makes new progress by constantly laying new road signs, exploring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lated issues from the complex and vivid attention to the global problems, the state proposition, national affairs, social phenomena and the age fashions. Hence, it finds clu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by putting forward new theoretical questions, taking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seeking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Regardless of its history, the scope of topics, developing trends, and even their existing problems, American PhD. Thesis, which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highest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doctoral educ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ll bring new ideas and be helpful to China's communi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 Ph.D dissertation; thesis topic choosing; theory development;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text analysis; American Ph.D Program


要探寻和了解国际传播学前沿信息，除了要密切关注权威的传播学术期刊（例如，传播学SSCI期刊），通过检索和阅读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内容，同样可以探源寻路，进入“一览众山小”的学术境界。这是因为，美国既是传播学科的发源地，也是传播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拥有举世公认、位居第一的传播学博士教育水平，具有较为科学的教育模式和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作为在高等学府中代表最高水准的学位论文，只要通过答辩，即意味着它不仅反映了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眼光和水准，更代表和昭示传播学科领域的创新性、前瞻性和方向性。有鉴于此，为了准确把握国际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潮流和趋势，大力推进中国传播学研究，对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内容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既十分紧迫又非常重要。
一、研究背景：美国传播学博士项目发展的简要历史和研究对象
美国传播学教育的源头可追溯到1943年。当年，施拉姆首次在衣阿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开设以“传播”命名的博士课程。接着，伊利诺伊大学（1947年）、威斯康星大学（1950年）、明尼苏达大学（1951年）、斯坦福大学（1952年）等也都相继开设了传播学博士课程。至今，美国建制化的传播学博士教育已经有60余年的历史。传播学博士课程由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些所谓“赠地”（land grant ）大学兴起，逐步在美国推广发展，从最初的从属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学科领地（胡春阳，2008）。同时，硕士生和本科生教育也如火如荼。E.M.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2005：423）中记述道：“美国大学拥有传播学院和传播系的数量飙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从那时起就一直稳步增长。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传播系注册的本科生剧增，在许多校园里，注册传播学的本科生人数最多，或是人数最多的系之一。”
在美国传播学大发展的背景下，自1948年两人在衣阿华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博士学位后，位于学术金字塔上方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与日剧增。根据罗杰斯（2005：423）记录的资料可以列出若干关键年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例如，1970年为145名，1989年为250名。事实上，要想确定每一年究竟有多少人获得传播相关的博士学位，可以说是一个难以计量的问题，主要是统计口径的不同，特别是传播学与影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交叉学科研究取得的博士学位较难归类。那么，对于传播博士项目的统计相对来说似乎要容易一些，但是不同机构的统计数据之间也会出现一定的差异。根据胡春阳（2008）转引SCA（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6年统计数据，美国一共有68个传播博士项目，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2年的数据表明美国拥有115个传播博士授予机构，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2005年数据为美国76所大学拥有105个传播博士项目。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统计说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一所能够授予传播博士学位的大学里可能存在着不止一个学院或科系有能力授予这类学位，即除了传统的新闻学院、传播学院可以授予之外，也可能在英语系、艺术系、戏剧系、电影学院甚至商学院授予。例如，纽约大学既在“文化、教育和人类发展学院”设立了“媒介、文化与传播”的博士项目，又在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研究的博士项目，但又都可以归在传播博士项目。基于上述思考，在确定本文的分析研究对象时，我们将既尊重传播学博士培养的历史传统，又兼顾它的交叉性和延展性的学科特点。
二、研究思路及数据：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数据的简要统计分析
1、 本文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着了解把握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的初衷，本文作者及其研究团队从2008年起就对2006-2007年的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整理和分析，并将其所透露的学科前沿信息应用到中国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之中，组织出版了《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同时，密切跟踪研究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最新选题，并着重分析了若干有参考价值的博士论文文本，从而获得了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在不同层面所呈现出的学术镜像和生态状况。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文本分析的方法。主要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信息检索获得大量的文献数据，即通过Proquest[1]检索美国的博士论文库，在此基础上做信息检索和文献计量分析；其次，对选题信息文本进行分析整理，对众多论文的学术动向和研究特征进行分类总结，从而获得整体性的认识；第三，依据整体性认知，有针对性地挑选若干博士论文进行论文选题、内容提要分析，并对全文进行研究，探讨其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可借鉴之处。第四，再从具体的选题中跳出来，从整体上来把握分析选题乃至整个传播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
我们根据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在ProQuest检索页面的“高级检索”框下，通过选择科目（Subject name）、学位、时间等限定条件进行检索，非常迅速地查找到相关的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非常方便地获得了相关学位论文的题目、摘要、关键词等一系列信息，对于部分论文还下载了pdf文档。在获得数据后，首先对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学科领域分布和数量进行一些基本的统计分析，然后再具体研究论文选题折射出的基本特征等。
2、 基于ProQuest对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数据的文献初步统计
通过检索ProQuest数据库，在科目下如果输入“Communication”一词，则意味着可以把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等等涉及传播学研究的论文都检索出来。因此，按照这个检索方式，基本可以检索到所需的传播学论文。当然，被检索到的还有一些在中国本土传播学一般不作为关注对象的企业或组织内的传播交流问题的成批论文，也有一些可能属于传播学但不一定被数据检索到的文献。此外，还有少部分非美国的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含在其中，比如偶尔会发现有加拿大[2]、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地区的博士学位论文被检索出来。因此，在ProQuest数据库检索“Subject name= Communication”的结果里面，大体包含了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也还掺杂了非美国的传播学博士论文。对此，也可以用剔除的办法查询到更精细的数据，例如不含加拿大之后的传播学博士论文。在ProQuest数据库检索“Subject name=Mass Communication”，出现的检索结果基本是有关“大众传播”研究的博士论文，这是中国本土传播学最集中关注的领域。于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可以检索出一个基本的文献数量统计表（如表1所示）。

表1：ProQuest数据库中检索到的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数量统计表

年份项目	美国大众传播博士 学位论文	传播学博士论文 （除加拿大）	传播学博士论文 （含英、加、澳等国）
2000	0	309	313
2001	0	315	332
2002	0	310	314
2003	1	318	328
2004	0	290	296
2005	1	328	337
2006	14	364	379
2007	57	437	475
2008	386	673	701
2009	461	739	783
2010	183	381	394
总计	1103	4464	4652

根据上表，大致可以发现ProQuest数据库所收集的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从2000至2010年，整体上呈数量增长的趋势，在2000-2005年之间，数量变化起伏较小；从2006-2007年，开始略有数量增加，较为平稳；2008年起，数量有一个较大的跃升[3]。2010年的数据仅获得1-9月的统计数据，因此，相对前一年少很多，是很正常的。
三、文本分析：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基本特征
为研究方便，本论文主要集中考察2006年以来收录到ProQuest中的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说，凡可以检索到本文写作时的2010年10月9日的符合条件的ProQuest论文，都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样本，总体大约有5年时间的博士论文。此外，为了研究分析的需要，也会涉及到加拿大以及2006之前的个别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同导师一样，必须要有研究和探讨学术的自由，有发表和传播学说的自由。新闻与传播研究在猜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下、在没有责疑和辩论的环境中无法蓬勃发展。通过对检索到的选题文本进行分析，我们不仅强烈感受到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中自由探讨的学术精神，而且也明显看到了关注世界、国家、民族、社会、文化和学科的研究取向和选题特点。
1、对全球和他国问题的关注，渗透出强烈的帝国意识和国际情怀。
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包罗万象，不仅是美国本土题材的大杂烩，而且是世界问题的大拼盘。能够进入美国传播学博士生学术选题视野的问题，很多都是国际性的问题，其学术触角几乎深入或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选题犹如文化万花筒，杂糅聚合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艺术、生活等方面的各种论题，这与美国作为全球文化熔炉（melting pot）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彼此呼应、互相佐证。印第安纳大学在2008年通过答辩的一篇博士论文《媒介、革命与共产主义的衰落：拉脱维亚，1986-1991》，研究分析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在1986至1991年间发生的大众革命运动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证明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巨大作用。这是关于和平演变中的媒介使命与社会影响的研究，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帝国意识和窃喜之情。
从其关注的地域范围看，不仅关注欧洲，例如：《仅仅是害群之马？法美两国市府丑闻的社会建构》；还关注亚洲，例如：《有争议的新闻业与互联网优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公共话语民主化》、《电视、政府和社会变革：印度独立后前半个世纪的媒体政策》、《美国高等教机构网站描绘的亚洲形象：均衡性、立体性和权力性立场》；也关注非洲，例如：《新自由的全球治理：国际发展组织如何改变了东非的媒介景观》[4]；以及关注南美洲、大洋洲等其他地区的问题，有时还可能跨区域进行关联研究、比较研究。在这当中，也包括对中国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例如：《中国的新闻制造：以CCTV9为例》、《大众传媒与中国台湾民主》、《转型期中国媒介中的妇女从政成为领导：以广州市为例》、《打折的宣传：报纸新闻内容商业化的影响与中国公众舆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市场过渡与空间动态》、《中国大陆框架台湾：网络新闻、事件理解与议题态度》等等，从这些题目上就可以发现这些博士论文对于中国传播研究的全面、深入和其独特的兴趣点和着眼点。
当然，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国际化程度高,与其学生来源国际化程度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可能会带来五花八门的国际性论题，然后用美国传播理论与方法去分析研究。相反，也有美国本土传播学博士生研究国际问题，国际学生研究美国问题的。因此，在选题方向上，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具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和巨大的地理跨度。
2、对国家和民族事务的关注，有强烈的行政研究色彩和本土特色。
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施拉姆开创传播学博士课程时的某些学术传统，比较关注重大严肃的国家议题，关注重大的美国民族事务。例如：论文中的战争宣传、国家形象、民族身份认同、外交政策传播等选题，包括那些有政府或专项基金资助的对策性题目，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美国行政研究色彩。这与美国传播学传统从战后新闻局的研究和农业部项目资助、美国政治选举研究的实用性和行政性，都有某种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相关性，具有典型的美国学术研究特色。
比较典型的有2008年的《赢得美国心智：国家特征、公共关系与大众媒介》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国家如何运用大众媒介进行形象公关，从而获得美国民众理解支持信任的议题，这个题目就有点像美国大选的政治课题。再如同年的一篇博士论文《从悲伤到希望：纽约时报如何激励一个民族超载9/11悲剧的案例研究》，通过对《纽约时报》的讣闻版的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来看媒体传播过程对于一个遭受灾难的国家的心理疗伤、振奋国民精神的作用。这样具有重要的彰显国家象征意义和民族精神力量的选题，体现了博士生强烈的人文关怀、爱国热情，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从选题涉及的议题看，《希望在美国：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5]研究的是总统修辞技巧，《外交、民主与变革：冷战后对外政策传播团体与公众》讨论的是外交传播策略，《兜售民主：1953-1976美国信息署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描绘》、《变化中的美国种族轮廓：后911时代媒体再现与阿拉伯和穆斯林裔美国人种族化》探究的是民主和种族关系及其媒介呈现问题，《安全话语与冷战终结：纽约时报的美国国家安全报道研究》考察的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冷战的媒介话语问题，一看《重写美国梦：当代电影电视中的农村形象》和《红旗高高飘扬：二战女兵的宣传、记忆与口述历史》的题目，分明张扬了美国理想主义的旗帜，具有美国本土性。这些选题出现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极具深厚的美国政治文化烙印和浓郁的美利坚民族风貌。
3、对重大事件和议题的关注，有紧密联系现实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
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敏锐地捕捉到社会重大事件和关键议题，具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能够把传播学理论与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其选题的触角所及，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贴近性，理论视域所及往往又具有前瞻性和广阔性。例如，对于“9/11”事件相关议题的研究，就不断有博士论文选题涉及到，除了前面提到的一篇探究超越悲剧感的论文之外，最近2009年的就至少有3篇相关论文。《“迷失”：后“9/11”美国的一个修辞学分析》的论文从修辞学、传播学的理论视角揭示了美国的社会心态和精神世界在后“9/11”时代受到该事件的深刻影响；《媒介与恐怖主义：“9/11”前后的全球报道》则关注了恐怖主义与该事件的某种联系。
从某种角度看，与恐怖主义或反恐相关问题的研究成为博士论文选题的一个集中点，这也是当下美国社会现实的反应，使得博士们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例如：《恐怖主义信息运行策略的转换:一个比较案例分析》关注的是恐怖主义的信息策略问题，而《媒介反恐：什么让我们害怕？》则提出了媒介有可能借助反恐之名渗透或侵害到个人隐私，危及到个人的信息安全问题；《危机文化：信息与恐怖分子威胁时代的美国公民自由范围》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在恐怖主义威胁下的个人自由边界何在，与上个题目具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同样，伊拉克战争、西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卡特里娜飓风等重大事件也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例如，《知则事成一半：战争背书如何暗藏于CNN伊拉克战争报道》关注的是伊拉克战争中的CNN报道的特殊作用。《媒介框架：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贫困》和《新闻媒介、黑人妇女和卡特里娜飓风：本地内容和视角的比较》，都是研究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中的媒介与传播现象的选题。
除此之外，在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各种社会问题也被敏锐地发现和挖掘出来，涉及暴力、艾滋病、性（病、犯罪或问题）、种族歧视、毒品、贫困等社会问题往往会成为较稳定的选题来源。例如，涉及社会暴力问题的选题有《冲突与协作：暴力预防的话语》，涉及信息公平和数字鸿沟问题的《没有接线的传播：数字分化的一个定性分析》，《信息的贫困：公共健康与地方电视新闻》研究的是信息贫困与公共健康传播的问题，《青少年吸食大麻的情感纠结及其对意图、行为和反毒信息处理的影响》则涉及到青少年与毒品问题，《黑人女新闻工作者：新闻演播室里的种族、性和阶级主义的历程》关注的是一群特殊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识别问题，从中透露出美国社会对种族、性和阶级的社会意识。
4、对媒介与传播现象的关注，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创新探索热情。
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虽然涉及面非常广泛，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并且与时代发展紧密同步。但是，传播学科的主体地位并没有被稀释或消散，反而得到紧紧的守护和坚持。对媒介和传播现象的研究一直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集中关注点。例如：关于报纸的研究选题有：《危机时刻报纸观点版面上的民族身份商讨：以阿拉伯裔美国人为例》、《美国精英报纸在大海啸前后的报道（2003-2006）：以斯里兰卡为例》、《报纸在地方新闻报道和内容多样化竞争中的效果》等，这些选题主要是以报纸内容来研究各种相关问题。关于广播的研究选题有：《从经典公共广播走向新媒体未来》、《实在性艺术：广播、现实主义和德国电影，1924-1932》，反映广播本身不仅是一个正在演变的研究课题，也可作为一种崭新的媒介表现形式进行研究。
电视媒介的研究选题似乎更加灵活多样，充满了时代感和现实性：《女性性别身份的创立：新瓶装旧酒》、《美国（电视）家庭中的同性恋青年：理解其在21世纪初之表征》、《你在吗，上帝？是我，电视：美国电视剧中的宗教（2000-2009）》、《“初次约会不接吻”：妇女仪式化观看电视约会真人秀中的符号融合》、《为何我必须转向数字电视？数字电视转型中的公共利益分析》、《加纳的儿童电视：历史、政策、多样性与在一个日益变化的媒介环境中的展望》。从这些选题看，各种不同的电视节目往往成为研究者观照和分析特定社会问题的窗口或样本，研究分析电视媒介新技术也可以从中找到媒介转型的关键和原因，透过一个电视节目也许能见微知著地看到一个国家电视发展的历史、政策和文化等问题。
关于互联网等新媒体自身发展及其与其他问题结合形成的课题，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涉猎的数量相当多。例如：《悲剧的表达，希望的表达：面孔、话语和弗吉尼亚理工案》研究的是网络社交网站在一个震惊世界的校园枪击案中的话语分析；《博客选举：传统媒体和博客在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报道中的新闻来源互动分析》则是研究博客与政治选举的关系；《武力总是与你同在：电子媒体、“星球大战”和X代的社会化进程》是研究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媒体与战争动用武力的观念传播问题。这些选题，一看题目就很能吸引人的眼球，一种强烈的时代感扑面而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选题能及时将社会热点和新闻事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还有运用不同学科、结合两种以上的媒介进行研究的，例如，《重写美国梦：当代影视中的郊外》主要研究电影与电视中的媒介地理问题；《过去三十年美国新闻杂志的照片插图研究》主要研究杂志中的新闻照片和插图；《营销文字：1870-1912日本明治时期的出版企业家》是从媒介经营的角度强调影视业重在营销图像，而出版业重在营销文字；《六千个电台的选择：网络广播的发展及相关问题研究》从产业转型的角度说明网络广播已是大势所趋；《大众媒介、流行文化和技术：作为社会控制突发事件的传播和信息模式》则论述了社会控制突发事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些选题出现在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充分说明媒介与传播现象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无论是对其本身发展规律的探寻，还是借助媒介内容分析来研究相关问题，还是把几种媒介或传播现象结合起来一起研究，都说明了传播学学科主体的核心领地——大众传播媒介——在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的位置，在选题中往往是难以避开的，各种相关研究实际上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另一方面，在这些选题中又往往融入了时代气息和创新元素，可以在这类年复一年看起来相同、相关或近似的选题中，发现其时代感、理论性或历史深度，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总会发现不少选题中蕴含的新意。
尽管从选题内容的角度看，还可以归纳出更多的特点，但是以上这四点大致反映出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鲜明特色，而这些特点对于中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四、趋势分析：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发展趋势

下面从两个维度来分析，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发展趋势，一是理论，一是方法。从论文选题中，往往可以确定其所运用的理论框架或理论基础是什么，也能够明晰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或手段，而这两者在一篇博士论文中往往是最为关键的成败因素。
1、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理论创新发展趋势
一篇好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往往能透露出其理论的创新点、闪光点或者是兴趣点。因此，从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可以探寻出其理论创新发展的变化趋势。美国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和新兴理论往往都能在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发现其踪影，例如：议程设置、框架理论、涵化理论、修辞分析、话语分析、身份认同、知识沟、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媒介殖民、媒介怀疑、媒介恐慌理论等等。
以最为主流的议程设置理论为例，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但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还一直持续着，即便在最近的2009年的博士论文中，还有相当多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的选题，例如：《全球化时代的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一个多国议程设置的测试》，是把理论研究从单个国家延展到多国、跨国的案例，并进行实证测试；《社区搭桥中的新闻媒介角色：议程设置的共识功能》，是研究议程设置中的更精微的社会功能，具备在社区间起到沟通搭桥的作用；《议程设置的心理学机制：测试消费者在原因相关的营销中的感知所建构的认知过程模型》，是从消费者研究的视角构建出一个认知模型，从而揭示和探究议程设置理论中的微观心理学机制问题。可见，这几篇论文选题无论是拓展其宏观的应用地域与边界，还是揭示其微观作用于社会或心理的机制，无疑都在理论上拓宽或加深了对媒介议程设置理论的理解，都是新的探索和研究。还有一些论文把议程设置和其他媒介效果结合起来研究，例如：《21世纪的媒介效果：选择机会、预设立场和它们对议程设置及引爆的影响》，就把议程设置和议程引爆两者结合起来并增加了两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深化了传播效果研究；《审判前公开之效果的理论评估：对罪行假设的议程设置和框架解释的尝试性测量》则同时结合了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分析于司法审判案件公开的传播效果，对有罪无罪的判定进行了某种尝试性的测试，这一选题具有实际应用意义。选题综合两个理论同时解释一个现象，体现了某种复杂性，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研究难度和创新意义。
同样，框架理论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传播理论，在博士论文中不断地被完美和推陈出新。2009年论文《谁拥有空白的场记板？公共舆论中的新闻框架竞争及其效果》，则是研究不同新闻框架在公共舆论中间的竞争，即研究两种或多种框架同时出现在一个舆论空间，究竟哪个能占上风？效果如何？这就突破了经典框架理论分析的局限，而进入到更高层面的理论探讨。
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运用交叉学科研究，创新概念，创新思维，创新理论。除了媒介安全、媒介景观、媒介反恐、恐怖主义等许多具有创新意味的、理论性和现实性都较强的选题，还有很多好的选题。如将第三空间理论纳入选题，《介乎制造狂欢节和制造旅游之间：特立尼达狂欢节的第三空间表征》一文，实际是把空间经济学、文化产业研究、传播学三者结合起来研究狂欢节文化传播现象的；《对消费化叙事和非叙事健康博客的一个实验测试》则是把叙事学和健康传播、网络传播三者结合起来，并运用实验法进行的颇有新意的研究；《见证的压力：种族屠杀时代的媒体与动员》、《媒体选择竞争理论：超脱争论理解媒体间如何与何时互动》、《互联网地理学》、《情感传播地理学》等选题则体现了传播学与政治学、进化论、地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特色。
还有一些理论创新体现在对传统观念和观点的突破和反思。在一些精炼简洁的选题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理论价值或耐人寻味的深意。例如：《反思传播》、《反思新闻学：年轻成人如何需要新闻》、《危机中的传媒》、《必须拯救传播》、《媒介殖民论》、《媒介全球化》、《媒介怀疑论》、《外表的痛苦：在危机时的种族惩罚》、《金钱的声音：1890-1925年的音乐、机器和市场》等等。
在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的选题中，有的传播理论的产生可以归功于一人，有的传播理论的出现则几乎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如关于媒介恐慌、危机传播的研究），有的传播理论则经历了从简单的理论模型逐步发展到更高层次的理论建构。这个过程往往就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提升的过程，论文中有的是引进新的研究变量或更多的关系，有的是在宏观上将其拓展到更加广阔的地域或更加复杂的情境，有的在微观上将其深入到社会、心理、传播等十分细微的层面，还有的是结合两种以上理论、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和交叉研究，从而使得传播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可以说明和解释更多的传播现象和问题。
2、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方法运用趋势
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不仅可以看到理论发展的趋势特点，还可以看到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运用状况及发展趋势。经典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实验法、民族志、案例分析、问卷调查、话语分析、修辞分析等等，都可以在最新的传播学论文选题中看到，这说明它们依然是传播研究领域通行的研究方法。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仍然可以看到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某些趋势性特征：定量分析方法依然占据较大的比重，定性分析方法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两种方法或多种方法呈现出综合运用的趋势。
不仅如此，在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还有不少选题直接把研究方法予以明确，即在其选题中就确认了使用某种研究方法，并连同其研究对象的关键词都出现在标题中。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明显的选题特征和发展趋势。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同样的主题可能已经有了不少同类论文，为了强调本论文的独特角度和特殊价值，于是将研究方法直接写进标题。例如，常见的定量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在很多博士论文中成为标题的主题词，除了可在前面列举的论文选题中见到，还有3篇200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名人、产品和风格呈现：对中国名人代言电视广告的内容分析》、《这个药是给你的：电视药品广告内容分析》，《运用大众传播社会认知理论对青年体育杂志的文字和图片的内容分析（1989-2008）》，其题目中都出现了“内容分析”。《全球媒介空间结构：对国际媒介流动的一个社会网络分析》一文，则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中的较新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还有很多的定性研究方法也都出现在博士论文选题中，例如《视屏反映：音乐影像对黑人妇女影响效果的一个民族志视觉表演研究》、《机构内的民族志研究：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如何谈成功》两篇论文则强调在整篇论文中主要使用了民族志方法。案例研究如：2009年博士论文中的《视觉团队的洞察力：一个定性案例分析》、《新闻的地理政治：半岛电视网的案例研究》等。
一篇好的论文往往需要把多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在前文所举的选题中，有许多论文实际上包含了多种研究方法。有一些博士论文的题目不指明具体采用哪些方法，但是会确认是定量还是定性的研究，或者包含了几种方法之后，用定性或定量予以概括。例如：《一个对战略的定量分析：收藏机构的劝服修辞》，修辞研究本来是常用定性研究方法的，但这里却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做，而前面所举的视觉团队的研究，常用的可能是媒介管理的定量方法，但博士学位选题却可以偏偏用定性的案例分析来做，这种方法的有意串用或反其常用之法而用之，往往是出于研究课题的实际需要，也是方法创新的一种方式。这从一个侧面映衬出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方法上的创新性、变通性、灵活性和实用性，即在博士毕业论文研究这样的阶段，往往能达到“文无定法”、“法外有法”的境界。关键是选题本身创造的问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博士生们在融会贯通之中，就可以出神入化地找到此处最适用的方法。
五、结语：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有学者说，中国的文科学术研究包括传播学研究不问“是什么”、“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行不行”，只问“为什么”，因为除了“为什么”，其余的都不是传播学应该研究的问题。但是，综观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选题，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融入博士论文的结构和内容之中，成为整篇论文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文科学界的一些人长期以来过分沉湎于纯而又纯的学院派学术研究，认为学术研究只应关注学术本身，对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兴趣或无话可说,以为关注国家、民族和社会问题那是学术界“流浪难民”的最爱，结果逐步退出公共知识领域，脱离现实，远离大众，导致学术失声，沦为学术的边缘人。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虽然也具有诸如选题过于宽泛化或过度窄小化、过度交叉化、过度生活化等问题，但从总体上说，只研究自己的问题，安全地隐身在政治与公众的视野之外，显然不是美国传播学界导师和博士生们的选择。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甚至看到，美国传播学博士论文的好多选题都是紧扣时代脉搏，理论联系实际，关注各种各样生动而复杂的全球问题、国家命题、民族事务、社会热点、突发事件之下的传播与媒介理论问题，从中探讨重大或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寻求新的理论解释，建构新的研究模式。
中国曾经一味注重实践先行，认为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拒绝理论的先期探索与指导，不仅容易导致实践的盲目性和危险性，增加失败的机率，也容易错失良机。因此，一定要允许并提倡理论先行和学术冒险，再让理论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以不断地深化或修正理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最低，也利事、利国、利民。（邵培仁，2010）从美国传播学博士生的论文选题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敢为人先的学术求真和学术冒险的精神，以及导师层面的学术同行们对博士生们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高度认可和包容，很少那种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的“文人相轻”或对创新研究的莫名排拒。理论创新是整个创新体系的核心，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基础。只有突破陈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在新的理论的指导下，实现其他方面的创新。分析显示,理论创新不仅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关键，也是其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推陈出新的持续动力和不竭源泉。

【作者简介】邵培仁，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和文化创意产业。廖卫民，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

参考文献
1、E.M.罗杰斯（2005）：《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胡春阳（2008）：《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传媒报告》第2期。
3、邵培仁（2003）：《新闻与传媒研究中的五大提倡》，《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第1期卷首语。

——邵培仁、廖卫民：《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现状与趋势探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4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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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quest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收录了欧美1000余所大学文、理、工、农、医等领域的160多万篇博士、硕士论文的全文，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参考信息源。

[2]加拿大在ProQuest数据库中所占比例是在非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最多的一个国家。

[3]这个数据是笔者检索浙江大学图书馆ProQuest数据库所得，严格地说，只是对浙江大学图书馆用户开放的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还并不能与美国实际的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划等号。

[4]这篇论文英文原题为：Neoliberal global governance: A study of how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transform East African mediascapes，严格说是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2008年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但由于加拿大传播学博士项目与美国的情况较为接近，在一些项目存在互相交流访学的合作，因此，也列入进行研究探讨。

[5]这篇论文英文原题为“Hope in America: Lyotard and Rorty, Dobson and Obama, and the struggle to maintain hope in postmodern times”（by Keen, Daniel E. Rossi, Ph.D., Ohio University, 2008），根据其内容摘要进行了意译，其他论文题目基本上是按照英文原文直译，并保留原题的文字韵味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