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齋：书法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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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危险（《美术观察》11月号）

在当代，任何讨论书法的企图都是勇敢的冒险。其危险性在于，今人所谓的“书法”与古人传统意义的“书法”不是同样的概念。

传统上的书法其本体是清晰的，无非就是写字的艺术，但其价值层面却是混沌的，其评判标准涉及到书写者的道德、学识、修养和地位等方方面面；当代书法其价值层面是相对清晰的，即“艺术性”成为检验书法作品的最高标准，然而书法的本体却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至今尚未寻觅出方向，一个最尖锐的责难和困惑就是：到底什么是书法？

这个看似荒谬可笑的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学者所谓“中国文化核心”的书法艺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尴尬处境和未来命运。当代有关书法的研究和批评，其实质都指向一对关键词：传统和现代。

无论就书法创作还是书法评论而言，都可以大致地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阵营。坚持“传统说”的人最常引用的一句话来自元代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而拥趸“现代性”的人则会拈来清代石涛的名言“笔墨当随时代”。

应该说，两者都没有错。从形而下的角度，就书法内部的语言来说，“用笔千古不易”是精准的，它确认了书法之所以成为书法的内在规定性（不仅是就“笔法”而言）；从形而上的层面看，“笔墨当随时代”也无庸置疑，因为任何抱残守缺的摹仿者不可能表达出时代的风貌也就无以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但是，恰恰在这里，问题的症结得以暴露，而看似矛盾的两面得以契合统一。首先是“用笔千古不易”，“用笔”的前提是有笔可用。当古人搦管挥毫的日常性被现代工业社会剥离，文房四宝在生活情景中的“缺场”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笔墨当随时代”的基础也就就此消弭。更何况我们早已经历了汉字的解构和再造、文化传统的割裂和信仰的重建与迷失，这段时代的断层在经历了又十余年笔墨“真空”的历史之后，更是破壁残垣。八十年代再现的“书法热”引领的“书法复兴”延续至今，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作为书法之内涵已今非昔比。

书法在短短十余年里迅速升温，从寻常巷陌直登大雅之堂，直至高校开设博士学位，这是从前的“书家”所未尝想象的。评论家陈传席认为“书法专业之业者是不能成为书法家的，历史上也没有一个专业书法家。”但是，从前也同样是没有“科学家”的，今之所谓数理化文史哲各学科乃全由西方现代科教体制搬用而来，至于陈传席指出的历来书法家皆名士政客文人的说法，在当代已失去了人文基础，背景早已抽离。而不以名流论艺术，将书法与油画、雕塑等同列，却是社会进步之表现。

当然，陈的见解有其直指要害的力度：古人作书者皆饱读诗书，往来无白丁。当代书家为大众所不屑，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胸无点墨，至于道德情操更与古时圣贤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又与作为艺术本体的艺术何干？于是我们又要转身正视中国书法的艺术标准问题：书法在中国从来不是纯粹的“艺”，按法国学者福柯的说法，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权力史。

就连当代书界的争论亦是如此。没有纯粹的“传统派”，也没有彻底的“现代派”。陈振濂阐释他的“学院书法”时说：“首先，书法不应该只是写字而应该是一种艺术创作；其次，书法不应该是抽象画而应该是‘书’的艺术，前者保证了它的现代性，后者保证了它的本位性。”而洛齐则如此保卫他们的“书法主义”：“把书写艺术作为传播当代思想文化的手段，使书写成为文化发展的新空间，并赋予这个新空间特定的社会意义。”尽管，对于书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思想文化赋权还看不出一丝端倪。

书法始终陷入一场“权力”之争。不同的是，过去人们争夺的是“人权”，今天人们争夺的是“话语权”。王镛祭起“艺术书法”的旗帜，立即有人诘问：艺术难道不是书法的应有之义？责问的人忽略了，王镛的“艺”绝非古人的“艺”，古人从未给书写者以艺术家的位置，书艺只是人格的附庸，而艺术也并非社会性格之一员。书法只有在当下才有机会在现代体制框架内成为艺术的门类，当然你也完全可以屏弃这个“机会”，继续祖先的书写之娱。

事实上，王镛的做法是给予书法以纯粹艺术形式的地位，而使之从传统的士人趣味和审美结构中抽身引退。真正能够置疑王镛的或许是：对书法艺术性的强调，一方面容易滑入形式主义的泥沼，一方面的趋向是迫使书法走出书斋进入市场，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书法传统的崩溃。

这个传统，事实上早已在崩溃。士作为中国特有的阶层已渐行渐远，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人们的审美日趋麻木和急功近利。书法要么选择随波逐流，义无返顾地“沉沦”；要么选择独标高洁，延续祖宗的微弱香烛。可是，什么又是我们的传统？伽达默尔说：“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确实，就连所谓的传统，也从来都是变动不居。

在书法家论坛网上开展了一个小调查，参与者约近200人，其中80%的人选择“时代的正大气象”作为当代书法的审美标准。可见，明清前朝的高古苍迈之韵已随风而逝，书法这个祖宗的遗产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中酝酿着厚积薄发。也许书法的生命力将在下一个历史节点再次闪亮。英国艺评家斯托克斯说：“在如今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社会里，越来越需要艺术为我们提供我们自身以外的生气勃勃的象征物，而我们能与这些象征物产生和谐的关系。”而书法所能给予人们的，正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