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寻求一个说真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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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寻求一个说真话的空间

作者:傅国涌

活了101岁的巴金生前曾力倡“讲真话”，然而当他谢世之时，他所栖身的这个民族依然沦陷在无边的谎言之中，没有说真话的空间，在所有的是非面前都不能说真话，对社会不公、人间罪恶闭目不视，“只谈风月，莫谈国事”已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整个民族都仿佛被掏空了灵魂，无止境地追求金钱、享乐，娱乐成为唯一可以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追求的方式，我们的舞台上充斥着恶俗的搞笑，那些本该对这个当下的时代发言的作家们，早已玩弄起文字游戏，或与权势者打情骂俏，极尽献媚之能事，或一门心思迎合芸芸众生的本能需要，我们的文学不断地向本能文学靠拢是个不争的事实。专制在真话中是无处藏身的，任何贪婪的权势者总是与谎言结合。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权势的垄断和监视之中，不久以前我听说，一家大学告诉教师，他们的教室里都装有监视器，这不仅是监控学生的课堂纪律，而且明言教师要为自己课堂上的言论负责。更有甚者，校方还公开宣布，他们鼓励学生对老师的言论进行举报。有人因为说真话而沦陷在黑暗之中，被铁窗高墙所困，失去了最后的人身自由。即使中文网络现在也少有地方讲真话了，基本上被关闭得差不多了，那些自由的堡垒已一个个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讲真话将受到惩罚，这是生活的常识，谎言、特别是与×××保持一致的谎言受到奖励，大多数的人除了向专制低头，向谎言屈服，还能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一个不允许讲真话的时代是可耻的，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一九八四”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权势的案板之上。巴金倡导的“讲真话”，注定了只是一个无法落实的口号。没有讲真话的空间，只能听凭谎言的宰割。我们的“繁荣”社会、我们的“和谐”社会都是在谎言上建起来的大厦，我们只有一种声音、一个口径，我们的社会是为权贵们贪得无厌地享乐服务的，我们的社会只是权贵们的天堂，为了维持这样的天堂，需要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更需要温情脉脉、似是而非的谎言，谎言把耻辱感包装起来，使你不至于直接面对残存的良知的拷问，谎言比暴力更有效，单纯的暴力是不能持久的，暴力加谎言的统治是人类最可怕、最可悲的一个发明。但是谎言无论裹着怎么样美丽的外壳，无论多么多么动听，终究只是谎言。当那个以无法无天而自鸣得意的救世主君临万物之后，仿佛一夜之间，亿万中国人就失去了所有原本属于自己的自由，有的是乖乖地交出自由，有的是挣扎一番被迫交出自由，有的不愿交出自由，被打入了地狱，或死，或囚，或生不如死，这是中国乃至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遭遇。当巴金为自己在1949年以后的经历感到羞愧的时候，他提出了“说真话”。我不知道他是否已洞见权势不喜欢真话、不容忍真话、封杀真话的内心奥秘，我不知道，他倡言“讲真话”是否痛感到灾难、浩劫、荒谬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可以讲真话的空间，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自由。 　　自由的消失，是一切的消失，是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消失。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他喊出了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对今日之中国而言，最需要的就是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讲真话的空间。自由不是一个空洞苍白的词汇，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今只是被统治者用暴力剥夺了，被谎言遮蔽了。“不自由，毋宁死”，应该成为所有人的箴言。自由的社会当然是一个说真话的社会，一个不会为说真话而提心吊胆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我们这个可诅咒的社会是有病的、畸形的，是以十多亿人失去自由的代价来供奉极少数人无法无天、腐败糜烂的自由。 　　巴金说：“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确实，掌握权势的人之所以不让老百姓讲真话，就是怕有人戳穿自己光屁股的事实。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个可耻时代的精英们，一旦获得实际利益的满足之后，摇身一变，马上就会为这个可耻的时代辩护，为既得利益设身处地地说好话。同样可悲的是，生存在这个时代的许多男女青年们除了剩下追求金钱的可怜兴趣，已经完全沦为本能的奴隶，在权势者编制的谎言面前失去了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没有说真话的空间，这个社会是多么无望，在这里，人已经不再是万物之灵长，而是卑微的没有灵魂的机器，没有自由，人不过是统治者的奴隶，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机器上的零件。毫无疑问，要冲破这个谎言弥漫的时代，击穿这个可诅咒的时代，靠的是讲真话，讲真话，还是讲真话。 　　“讲真话”是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对权势讲真话，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而不是跪在权势的脚下，乞求一些残羹冷炙，二是对大众讲真话，不迎合，不吞吞吐吐，不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是说出真问题，说出血淋淋的残酷的真相，三是对自己说真话，直面灵魂的拷问，不再苟且偷生，在屋檐下暂时做稳奴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和权势妥协，向权势屈服，乃至摇尾乞怜就是自我保护的最好办法，其实你什么也保护不了，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对此，巴金曾这样说，“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下一代，人人有责任。保护自己呢，我经不起更大的折腾了。过去我常想保护自己，却不理解‘保护’的意义。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变得连自己的面目也认不清楚，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够大的了。” 　　当然，我们深知讲真话需要空间，当巴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处不断地呼吁“讲真话”时，这片大地上，已经足足有三十年没有讲真话的空间了，所以他才会在痛定思痛之后，提出这三个字。遥想当年，少年巴金可以热烈地追求无政府主义，可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真实地写出社会黑暗，控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更让后人羡慕的是，他可以办刊物，办出版社。从1935年到1949年，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这完全是一家独立的民间出版社，带有同人出版社的性质，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凭理想、热情建立起来的，包括他这个总编辑在内几乎都是义务奉献，他们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即使在烽火连天、极为艰辛的抗战8年中，他们也艰难地坚持下来了。那个时候，虽然他们编的《文季月刊》曾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但他们可以换个名称另创一个《文丛》月刊。只要知识分子还可以自办这样的同人出版社、同人刊物，证明那个时代说真话的空间还没有封死，有理想的人们可以坚持说真话，而不必顾忌统治者的态度。民间办报、办刊、办出版社在1949年后成为一个不能碰的禁区，从此中华大地成了鸦雀无声的一家之天下，从晚清以来特别是清朝垮台以来，本民族最优秀分子追求自由的努力由此进入了一个最为艰难、险象环生的阶段。林昭、顾准、张中晓……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只要我们一天还没有赢得讲真话的空间，巴金提出的“讲真话”，就是对这个不公平、不自由的社会一种有力的挑战。今天我们对巴金最好的纪念就是讲真话，不断地说出真话，戳穿谎话，争取到一个讲真话的空间，也就是一个建立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只有生活在真话之中，我们的人生才能找到最终的价值，只有生活在真话之中，那些谎言支撑的大厦才会轰然坍塌，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获得自由，我们可悲的老大民族才有可能摆脱形形色色的灾难与噩梦。

来源: 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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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说真话的前提是，先让人能说话

（共识网配图） 　　十八大后，多家官媒改变“报喜不报忧”的刻板形象。《人民日报》1月1日开始改版，周一至周五每天推出一个评论版，称要“说真话、写实情”。除了宣传“伟大、光明、正确”的官方报道外，该报用一定篇幅报道网民关注的官场负面事件，如日前在头版追问山西南吕梁山事故中当地的瞒报。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近月作出多个亲民举动，并纷纷承诺担当监督公权力的角色，就地方部门失职、贪腐等问题作出具批判性的报道和评论，引起外界关注。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却发生《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及《炎黄春秋》网站被封事件。是什么力量或影响该为这样的事件负责呢？是某些个别官僚的习惯和惰性在作祟呢？还是控制媒体的一贯政策并不打算有所改变，“开放”和“说真话”只是策略上的表面文章？ 　　说真话首先得让人说话，说真话是让真实的情况显示出来。有些话让说，有些话不让说，这是对真实的强横、不讲理的限制，它的目的就是不让说真话。在完全没有理由，或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强行规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这是出于对真话的恐惧。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它经不起人们用真话对它提出质疑，它又怎么可能真的愿意让别人说真话呢？明明不能允许别人说真话，却又在嘴上高谈提倡说真话，这不是假话和谎言，又是什么呢？ 　　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本质上是一种耍手段、使阴谋的造假，并不是真的说真话。只是选择性地说真话充其量是一种“半真话”（half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说，可以用字词来说谎，也可以用沉默来说谎，逼人沉默，不让人发声说话，就是逼人说谎，逼人成为谎言者的共犯。 　　谎言有“黑”、“灰”、“白”三种。黑色的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极权谎言。黑色宣传是所有谎言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最强势的。这种谎言需要有一个成功的极权制度作保证。它依靠一个封闭的信息、话语环境。它的先决条件是听话者心甘情愿地相信说话人的消息来源和内容。《一九八四》中的“战斗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专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传的例子。 　　与黑色谎言相对的是白色和灰色的谎言，后面谎言两种有着不同程度的“真实”成分，如提供不实信息的确实信息来源、借貌似中立的媒介散播误导性的信息、有选择地摘取只对自己有利的话语、创造性地误读和断章取义、把自己的话强塞到别人的嘴里、将自己的意思移花接木到别人的文字之中、装正经，装正派，鬼鬼祟祟地推卸说谎的责任。当然还有许多不同程度的“半真话”。白色和灰色谎言的目的与黑色谎言无异，都是要故意混淆某些问题的实质，以骗术和欺诈来让人上当受骗。 　　白色和灰色谎言与黑色谎言的另一个区别是，说谎的人特别心虚，因为他们说谎，自己心知肚明，他们还知道，他们的谎言并骗不了人，别人对他们说的慌也是心知肚明，只是迫于他们的淫威，不敢作声罢了。说谎是他们的工作，就像美国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JohnCusack）所说，“墙上的钟明明是10点，他们告诉你是9点。你看看墙上的钟，怎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说谎，“只是因为说谎是他们该做的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以为有人会把墙上的钟看成是9点。这样说谎必须把说谎当作一种职业，对他们来说，说谎不是一种劣行，而是一个工作，他们说起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实只是一些以说谎为饭碗的食客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会把事情越弄越糟。 　　十八大后，说真话被当作一种政治新气象的举措提了出来。要人民对这一举措的承诺有信心，有信任感，就不能允许以说假话为职业的人来把事情越弄越糟。报刊上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次让人说话，都是帮助树立人民信心和信任感的一次担保；而每一句假话，每一次不让人说话则都是对承诺的一件推翻性事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种信任之所以能够得以建立，都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实际事例的担保，而不只是因为有了权威机构或权力人物的信誓旦旦。在今天的社会里，无论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际交往，还是对社会、政治制度，都需要保持足够程度的有所不疑。这种有所不疑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担保的减少，随着推翻性事例的增加，而变得不可持续，进而被彻底动摇，甚至完全毁掉。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3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