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松：把真相告诉我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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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松：把真相告诉我们的后代

正在上初二的儿子突然跟我说，学校要搞一次辩论赛，主题是“雷锋精神”，正方：雷锋精神离我们越来越近；反方：雷锋精神离我们越来越远。抽签时儿子抽到了反方，我告诉儿子：“抽到了反方，你很幸运。” 　　面对我的表情，儿子不明就里。我决定给儿子上一课，上一堂反洗脑的特殊教育课。我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谈论政治，在家里也没有讨论政治的氛围。这一次，我觉得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敷衍了事。 　　那么，什么是“雷锋精神”呢？这个问题，身为家长的大人们也未必明白，我们已经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裹挟着走了太远，以至于大脑被反复清洗的时候，仍是浑然不觉。 　　“雷锋精神”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雷锋精神”概括为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这就是说，在雷锋这样一个20多岁的普通战士的身上，具备了“阶级立场”、“革命精神”、“共产主义风格”、“无产阶级斗志”。被贴上这种政治标签的雷锋，无疑是一个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完美的“政治超人”，或者说，这样的雷锋已经不是世俗的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周恩来对“雷锋精神”的概括，每一句话所包含的问题都很大，都是宏大叙事的政治辩论话题，对于一个读初中的贪玩的少年，自然难以理解，但又无法完全回避深刻的政治理论。 　　第一个问题：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根据宪法序言的表述：“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同时，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国体。 　　这里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按照宪法序言的定义，“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在南方周末做记者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江平教授的家里采访他，内容涉及到宪法修改问题。他当时反问了一句：“我们现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个问题太前沿了，我敢断定，那些主持宪法修改的立法官员和御用学者们，没有几个人能回答、敢回答这个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竟然被贴在了雷锋的身上，他被称为“无产阶级战士”。雷锋说过的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构成了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雷锋所指的敌人，在当时的语境下，既包括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也包括“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制度的一切反动分子”，特别是境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 　　或许，雷锋这个小战士压根不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教唆的道具。 　　从政治学上说，战场上与敌国军人兵戎相见，那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军事冲突，虽然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但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显然不是阶级冲突。而在今天，过去被视为被统治阶级（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构成一个阶级）、政治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已经不存在，充其量只剩下一个“反”，在刑法层面上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至于那些杀人放火贪污受贿的行为，则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与阶级无关。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刑事犯罪分子，即使犯死罪，也受到正当程序的严格保护，更不能“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第二个问题：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问题本来很简单，却被打上了政治烙印。不管是儒教文化传统下的中国，还是影响面最广泛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西方社会，一言以蔽之，无论中西，言行一致都是对一个人品行的最低要求，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与“革命精神”有何关系？ 　　第三个问题：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又是一个争议巨大且容易拿来唬人的复杂问题。我们搞了30年的反私有制，“狠斗私字一闪念”，剥夺了国民的一切生产资料，我们幼稚地以为这样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了，直到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我们才承认失败，于是，私有制得以劫后重生。 　　几十年来，我们对国民宣称将来一定要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人平等的世界大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人已经被消灭了一切私心和欲望，人人都是天使，“N亿神州尽舜尧”。 　　在一个没有私欲，遍地天使的社会，人们不仅对物质失去了占有的欲望，而且对精神的追求也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可以想见，圣洁的爱情也就不再是自私的，再也听不到王子对公主的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将是远古的笑话。当然，你不用担心孩子的抚养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一个天使的王国，童话的世界！ 　　很不幸，倘若人类达至这样的目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必将是一个逆天理、灭人性的丑陋的社会！ 　　当整个国家被卷入滔天的政治洪流时，不仅那些只会打仗而不懂治国的武夫们狂热起来，甚至连本该冷静的思想者也变得极度弱智，我们真的以为通过消灭私有制，再辅以无处不在的政治洗脑，就能灭了人的私欲，让人变成天使。 　　雷锋的存在，就是“天使”在人间的生动写照。他把一切交给党，在他的心里，只有党、国家、组织和他人，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无私奉献”、“一心为公”的楷模；他成了一个政治模特儿，按导演的要求给全国人民示范，进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变成雷锋。 　　或许，我们现在只能摇头叹息：中国人那时候真傻，就像三八线北侧的某个国家。我们不明白，私欲不仅是人性的本能，人的自然属性，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否则，人类至今还处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原始社会。 　　同样的道理，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没有任何私欲的人，意味着失去物质保障，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而这样的人，必然没有家人，没有亲情，没有人性。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将某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与私欲相联系，这方面的贬义词比比皆是，什么“私欲膨胀”、“利欲熏心”、“欲壑难填”等，而私欲的积极价值往往被忽视了。私欲并不可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却被我们长期的片面宣传扭曲了。 　　周恩来就曾经说过：“哪来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邓小平的观点则更加朴实：“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四个问题：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作为一句成语，“奋不顾身”来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本意是不顾个人安危乃至生命，捍卫国家利益或者救他人于危难之中。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义”，正所谓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国家“赴汤蹈火”，因此，也可以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奋不顾身成为“雷锋精神”的一部分时，就有了阶级属性，从而将奋不顾身上升到“无产阶级斗志”的高度。 　　必须承认，在“义”的层面上，奋不顾身是需要的，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不能两全时，自己受到损害乃至牺牲而使他人或国家利益受到保护，就是以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换取更大的利益。这种奋不顾身的前提，必须是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方案，且这种个人的利益损害是值得的、必要的。 　　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曾经出现过用身体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用手举起炸药烧毁敌人碉堡的董存瑞等非常极端的奋不顾身的例子。在我们为他们的英雄壮举感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这种行为不应当作为一种国家价值观而大力宣扬，即便是在战场上，一个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和战士，也懂得先保护自己，再消灭敌人的战术思想。 　　1988年3月13日，山火频繁的四川省石棉县再次发生山火，像往常一样，各个学校的中小学生们都被组织前往扑火，只有14岁的初二学生赖宁也在其中，不幸被大火吞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团中央、原国家教委授予赖宁“英雄少年”荣誉称号，号召全国的少年向赖宁学习——“……学习他热爱祖国，临危不惧。”这一悲剧过去多年后，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要让一个14岁的少年去山上扑火？让全国的少年学习赖宁的英雄事迹，岂不是要鼓励更多的未成年人面对危险奋不顾身？这不仅违反科学，也有悖于《未成年人保护法》。 　　因此，奋不顾身不管是一种“义”，还是基于爱国主义的精神，都是有前提和条件的。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下水救人，不仅救不了落水者，而且可能使救人者付出生命。这是愚昧、无知，决不是奋不顾身。 　　我们不难看出，被贴上上述四种标签的雷锋和“雷锋精神”，原本就是一种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脱离现实生活，甚至违背人性和良心，是当年政治挂帅年代的产物，是不真实的，这样的“雷锋精神”从来就不存在。及至今天，一个崇尚个性的多元化的社会，本能地排斥按照“雷锋精神”培养出来的高大全的冷血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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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雷锋所做过的那些看起来很平凡的小事，比如搀扶老人过马路、公交车上给人让座、帮助有困难的人等，这是不是“雷锋精神”呢？答案是否定的，它只是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善良行为，是每一个人的本能。之所以把这种日常生活中随手帮助他人的行为称为“雷锋精神”，也是一种人为的拔高，就像第一方面的大问题一样，也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被称为礼仪之邦，路见危难，援手相助，更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传统美德，与“雷锋精神”毫不相干。 　　雷锋事迹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如果做好事就是“雷锋精神”，那么，在没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之前，中国人就没有帮助他人的美德吗？难道中国人的美德就是从雷锋开始的吗？ 　　如果说我们在公交车上给需要的人让座，我们给那些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是学习雷锋的结果，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反过来就说明，因为学习雷锋，受“雷锋精神”的鼓舞，我们才产生了助人为乐的美德，这岂不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侮辱？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给有需要的人提供适当的帮助，是人的本能，比如，在公交车上，突然上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管谁都会站起来让座，无关“雷锋精神”。 　　当然，在公交车上是否给有需要的人让座完全是一种道德问题，无法强制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做，或许会有个别人不让座，我们只能说这个人缺乏道德修养。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忽视了“雷锋精神”的学习，才做出这种看起来不讲道德的事情。 　　我们再看看过去所宣传的雷锋做过的好事。他自己说做好事不留名，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结果：雷锋做的那些好事不仅留名，而且都有专门的人拍照片。这就奇怪了，难道雷锋每次做好事都被手拿照相机的人碰到了？要知道，在50多年前，一般老百姓是没有照相机的，他做的好事之所以都被拍了照片，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做好事”都是事前导演的，是为了宣传做的假，这已经被很多媒体的报道所证实。 　　需要说明的是，类似于公交车上让座等做好事的行为，都是举手之劳，不需要你刻意去做。而现实生活中，谁也不能像宣传的雷锋那样，经常专门上街做好事，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根本做不到。 　　这里不得不说到最近几年出现的“小悦悦事件”、“彭宇事件”等一系列引起社会震惊的案例。“小悦悦事件”所反映的是人的冷漠，而“彭宇事件”对应的则是恩将仇报，是另一种版本的“农夫与蛇”，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这种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 　　随着多起救人遭诬陷的事件见诸媒体，“彭宇事件”仿佛推倒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多米诺骨牌”，其表现便是路见危难，无人相助。直到此时，我们似乎才开始吃惊：那个千百年来的礼仪之邦，何以在一夜间被摧毁了？我们用“雷锋精神”筑起的道德大堤为何突然坍塌？ 　　我们应当明白，人的社会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初期，有的人抓住了机会，有的人却一无所获，社会因此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特别是官员腐败日甚一日，权钱交易带来的一夜暴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规则，引起老百姓的愤怒，进而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穷人与富人的矛盾，老百姓与官员的矛盾，农民与城市人的矛盾，病人与医生的矛盾，小贩与城管的矛盾…… 　　当人们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时，怨恨和不满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社会道德，使一部分人失去社会责任感，不愿意帮助他人，不愿意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其结果就是冷漠，对社会的冷漠，对他人的冷漠。由于众多复杂的社会原因导致人们的道德滑坡，同样与所谓的“雷锋精神”无关。 　　这个时候，我们真正值得检讨的是几十年来学雷锋的失败。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无论社会形态还是人的价值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官方仍然强迫全国人民学习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个政治高大全式的英雄，将其视为对国人进行道德教化的“万金油”。事实上，雷锋不过是一个早就被戳穿的假典型，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一个国家靠这个捏造的假典型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所谓的“雷锋精神”早已变成官方意识形态，几十年没有创新，这难道不是治国无能的表现？ 　　最后，我告诉儿子，“雷锋精神”既没有“正在走近我们”，也没有“正在远离我们”，它从来就没有实际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 　　几代中国人活在“雷锋精神”的假象中，它成了中国人道德的麻醉药，药效过后，疼痛就开始隐隐发作。所以，我们必须打破按照“政治超人”的模板教化国人的制度，让我们的后代远离政治洗脑式的教育。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真相告诉我们的后代。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振聋发聩的呼喊言犹在耳，“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救救孩子！救救少年之中国！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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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雷锋“失效”的根本原因

此次学雷锋，各地搞了一点新花样。如，长沙将设立一个常设机构——“学雷锋活动指导处”，拨经费对“学雷锋先进人士”，提供招考招聘、子女升学、住房保障等方面的特殊照顾。重庆将开放雷锋公园。北京组织雷锋班长到各校演讲。河北开通“河北好人网”。央视播出“放歌雷锋城”专题报导…… 　　对此，人民大学教授李萍说：“执政党在雷锋牺牲50周年之际提出推动学习雷锋活动常态化，不仅是对社会道德滑坡的一种回应，或许也是出于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夯实执政根基的考虑。” 　　人们不禁要问：学雷锋，能够扭转社会道德滑坡的趋势、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雷锋早已失效。 　　“学雷锋”的有效期大约持续了将近20个年头，起于1963，终于1982。当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求真务实风气席卷中国的时候，“假大空”的学雷锋活动就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而“高大全”的雷锋形象也随之崩塌，手表、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雪花膏等诸多雷氏奢侈品，渐渐浮出水面。 　　尽管在1990-1993年间，执政党又刻意推动过一次高潮，但最终还是因曲高寡和而黯然谢幕。原因何在？一个“假”字。 　　造假，其实在雷锋生前就已经开始。专职为雷锋拍照片的宣传干事张峻回忆说，沈阳军区为了塑造这个典型，专门为雷锋成立了拍摄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两年多时间里，拍摄照片300多张，平均每三天一张。这就是“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只留照片和日记”的真实内情。而真相被大量揭穿，却是民众在最近几年获得有限的网络自由之后。 　　例如，雷锋学毛选。此类照片过去一直占据雷锋事迹展的主要版面。有：一个人学、两个人学、全班学、在屋里学、在车内学、白天学、晚上学……。纰漏出在“熄灯后在被子里刻苦学毛选”这张名照。照片上有许多物件的影子——分明是摆拍的。 　　再如，雷锋艰苦朴素。一张照片显示，雷在补一双补丁摞补丁的烂袜子。但人们却发现他的腕上赫然戴着一块“英纳格”牌名表。与当时的收入相比，这相当于今天人们买一辆家庭轿车。铁证之下，雷锋纪念馆只好将封存于库房的这件遗物拿出来展示。 　　另一件令人捧腹的事迹，是雷锋春节不休息，在抚顺大街上捡大粪，一天捡六百多斤。当时的抚顺还是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城市，春节期间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如此“粪量”，每天该有多少人不畏严寒到大街上“配合”雷同志？ 　　维持假形象屹立不倒的不二法门，就是永远阻绝真相的披露。雷锋倒掉的不幸，就在于真相已经被部分揭示。毛的形象同样如此，在延安整风、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诸多运动的真相被揭示之前，伟大，绝对伟大！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历史，满篇都写满了“吃人”二字。我以为，中国的文化，满篇都写满了“虚假”二字。我曾经看到有人这样总结中国文化——代表专制、代表腐败、代表虚伪。我以为，首恶是虚伪。其实，就我对雷锋经历的解读，我认为，雷锋有与常人同样的情感和优点，如爱美、爱酷、爱姑娘、爱助人，是一个比较正常、相当正面的小伙子。问题出在上头想造神。极权主义对正常人的异化，是可怕的。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 　　要想真正扭转社会道德滑坡、凝聚民间道德共识，不妨再回到邓-胡当年曾经倡导的求真务实的路子上，“雷人”的事不提也罢。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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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谁最该学习雷锋？

今年两会与雷锋逝世50周年重叠，洋溢着道德重建的热忱，并迅速波及全民。 　　作为中国最知名也最有影响的道德标杆人物，在一个全民道德滑坡的年代，雷锋无疑在搭设一个代表委员共建善良利他的互动平台。外电甚至评论说：在如今中国社会重拾雷锋精神，就是重拾人们的善念和人心，也是挽救自己。 　　耐人寻味的是，很多人在热议这样一个话题：谁最该学习雷锋？ 　　毛主席当年一声令下，说：学习雷锋好榜样。显然是针对全民的。麻烦的是，如今阶层分化，贫富、官民对立情绪日益严重，人民和人民天天PK。加上制度不完善，价值功利化，学雷锋成了一项成本高昂的行为艺术。如今民谚有云：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另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公民意识觉醒，但整体社会管理仍由权力主导，因此两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因此，要像过去那样国家集体意识至上地教化子民，无疑已缺乏社会基础。 　　雷锋精神在今天主要体现为“利他、真诚、诚信、奉献”，尽管普通公民与这样的要求有差距，但由于体制性不公带来的利益集团逐渐成为中国发展最大受益者，因此，公众要求这些强势阶层率先成为雷锋精神的践行者，尽管显得很天真，却也合情合理。 　　如果他们秉承“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准则，主动顺应民意，全面学雷锋，无疑对促进社会稳定、唤醒传统美德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假如公务员中的实权派学雷锋，不再公款吃喝，将为公民每年至少节约3000亿，再将每年4000亿的公车消费减一半，全国校车所需的4500亿马上得到解决。而现实是，政府决定将教育投入历史性提高到GDP的4%，公众却普遍担心这些经费会不会又变成茅台和奥迪。如果再推演下去，可以少出国玩两趟，少贪污，少包二奶，反正现在制度反腐阻力重重，通过学雷锋提高觉悟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望各部门抓住大好机遇，全面开展整风运动，以对得起人民的厚望。 　　假如垄断央企学雷锋，主动公开账目，接受社会监督，多上缴税利多分红，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偷着乱花钱，往汽油里兑茅台的丑剧会谢幕，才像共和国的长子而非现在的败家子。 　　假如那些趁着出国旅游将西方商场的奢侈品抢光的老板们学雷锋，将这笔银子用于帮扶留守儿童，即使你们的收入是灰色，相信公众也会消弭仇富情绪，对你们唱《感恩的心》。不过对于扮成雷锋唬人的陈光标来说，作为面临生存发展困境的民营企业，最重要的任务却不是拼上整个家产做好事，而打造阳光运行、依法纳税、善待员工的好公司。 　　最后，该说说百姓了，相当一批纯朴、热情、真诚、善良的人穷得只剩下道德了，会不断出现郭明义式的活雷锋的，真不用为他们操心。 　　但请面对一个悖论：为什么雷锋式的人物，从来就活该一辈子在底层？

来源: 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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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如此年轻的螺丝钉

作者:苏小和

——1962年，雷锋去世，毛泽东亲笔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 　　关于雷锋，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年轻生命的夭折。1962年，他被一根倒下来的电杆击中，就此告别了这个世界。之前他短暂的人生、之后他漫天的光荣，都与他无关。按照常态，他本应该结婚生子，养家糊口，直至两眼昏花，满头白发。但命运让雷锋走上了一条异路，22岁这一年，他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一个时代迅速将他供奉成一座偶像，像一只细小的螺丝钉被固定在一台坚硬的机器之上。 　　我们念着雷锋的名字长大，知道他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是组织和老师谆谆教导的时代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如数家珍一般说出一大串优美的词语：勤俭节约，助人为乐，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甘作革命的螺丝钉，这些人生的准绳，都与年轻的雷锋有关。 　　雷锋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是亲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他心中的伟大领袖会为他亲笔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在国家机器大面积的宣传下，全国各地踊跃掀起各种形式的学雷锋活动。雷锋精神，就在这样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口径下，成为一个标准化的道德样板，国人心中统一而完美的雷锋形象因此诞生。 　　雨夜送大娘回家；周日放弃休息主动参加义务劳动；偷偷给战友的父亲寄信寄钱；一双袜子缝了补，补了又缝……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雷锋。这些事迹感动过几代人，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个道德英雄的影响。 　　多年以后的一个日子，我们仔细端详着雷锋年轻的照片，那些曾经热火朝天的赞美渐渐远去，有人发现了雷锋精神背后隐藏的点点常识。 　　“一个革命者，当他一进入革命行列的时候，就首先要确立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风格。……要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 　　这篇雷锋写于1959年12月8日的日记，可以看作他人生观的一个缩影。雷锋一生践行大公无私信念，将党、集体、人民的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敌视那些考虑个人利益的行为。当发现身边的同志有自私自利的行为时，他不但发自内心地感到厌恶，还出面进行批评： 　　“毛主席说过：‘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想，那位同志太自私自利了，没有集体主义思想。对于人脑子中这种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今天看来，雷锋提倡忘我奉献、帮助身边的同志打消利己心的行为看似值得称颂，细想却并不实际。在任何社会，私人利益都是客观存在，生命本身就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人生下来喝母亲的奶，就有着保护自己生存权利的本能。倘若彻底无私，连生命都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更无从建立。命令一个人彻底消灭利己心，无异于剥夺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文革期间广为流行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假设私人利益可以革除，雷锋身边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由于无人愿意得利，所有的奉献行为都失去了对象，雷锋精神也就失去了土壤。建立大公无私的社会，无疑面临着逻辑的冲突，因此只能是乌托邦的神话。 　　可见，雷锋的奉献精神虽可提倡，却不应忽视私人利益的存在，更不应以道德绑架或强迫他人放弃自己应有权利的方式为之。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对于私人利益的尊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主流声音对于各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道德典型大肆宣扬。 　　教育学家扈中平教授将最为常见的道德典型分为四类： 　　（1）“有病不看型”——如因工作繁忙之类的原因，为不耽误工作而有病不看，最后延误病情而昏倒在工作岗位上甚至壮烈牺牲。（2）“不回家过节型”——如为了加班、加点或为了关照他人，连续若干个春节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而在工作岗位上度过。（3）“不顾家人型”——如由于工作繁忙父母病危、去世而不去探望或奔丧，或者妻子生产不去陪伴，或者家人生病而未及时送医院就诊而耽误病情甚至造成终生遗憾。（4）“发扬风格型”——如把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让给他人，把本该由他人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揽在自己名下。 　　在国家机器长期宣传下，雷锋精神已经演变成国家提倡个人牺牲私利的工具：牺牲越巨大，形象越高大，精神越伟大。这样一种忽视个人利益、从一开始就将道德标准与私人利益对立起来的价值导向，必然是违背人性的，也就难以起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作用。 　　既然集体主义精神与人性本身是相违背的，那么雷锋身上的自我牺牲精神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注意到，雷锋的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毛主席”“党”“祖国”“政府”“人民”诸如此类的词语，他在日记中一遍又一遍的记载着自己对于毛主席的热爱、对于党和人民的效忠、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回报——这些就是雷锋奉献自我的原动力。 　　“我决心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好好地学习，顽强地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做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人，我一定争取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真正见到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在旧社会里受尽了折磨和痛苦。参军以后，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深深懂得了社会主义的今天是由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得来的。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了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 　　“我们的党、政府和全国人民对革命军人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我，是多么的自豪啊！但是我不能骄傲，一定牢牢记住党和人民对我的委托，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勇敢战斗，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此类感恩情和表决心的话语，几乎贯穿雷锋日记的始终。尽管大多数时候，对雷锋而言，“毛主席”“党”“祖国”“政府”“人民”这些词语的概念也许并不明晰，甚至混淆不清、经常替换，然而这并不影响这个苦孩子出身的年轻战士向庞大的国家机器表达自己的虔诚信仰，他甚至希望自己可以“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当雷锋被政治体制异化成一颗螺丝钉，他就不可能再具有一个完整的人的属性。从精神到肉体完全被奴役后，他再也不能辨别自己的方向，也无法判断自己在国家机器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雷锋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在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中，工业方面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农业方面虽然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仅减轻了严重天灾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时移世易，后来的历史承认了三面红旗的错误政策，也不再提及自然灾害的说法。为了保全雷锋“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在重新出版的雷锋日记中，我们很难再读到这段话。然而这段日记恰恰证实了雷锋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完全的信任，他当然想不到英明的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会有出错的时候。 　　对于更多试图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人们而言，雷锋这样一个完美的榜样也会犯政治路线错误，似乎难以致信，其实并不意外。愚昧和盲从早已使他受到蒙蔽，他既看不到大炼钢铁的荒谬，也看不到亩产万斤的谎言，更看不到上千万人面临的饥荒，当国家机器走上错误的轨道，这颗紧紧跟随的螺丝钉自然不可幸免。 　　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到了“平庸的恶”（evilofbanality）的观点。她指出，日常生活中貌似本分、规矩的人在极权主义的机器里发挥的螺丝钉作用，由于丧失判断善恶的思维，会犯下巨大的罪过。幸运的雷锋并没有活到这个国家最荒谬的时代，不过不难预料，倘若亲身经历文革，他必定会被卷入狂热的革命浪潮中。当失控的国家机器遍地屠戮，螺丝钉也将沾染上血迹。 　　沿着阿伦特阅读雷锋，我忽然止不住内心的悲伤。年轻的雷锋，一颗心甘情愿的螺丝钉，单纯、善良，容易被人蛊惑，这种单薄的人性，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与罪联系在一起。可是历史的轨迹却分明显示，雷锋带着自己的单纯，也带着别人强加给他的道德精神，遮蔽了太多的年轻人。他们像雷锋一样忠诚，也像雷锋一样不了解自己，他们一辈子活在人造的偶像之下，活得像一句口号，像一颗螺丝钉。即使有一天螺丝钉生锈了，被别人丢进了垃圾桶，也在所不辞。 　　所以，雷锋的命运，其实是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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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雷锋与美国好人“撒玛利人”

提要：好人好事的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有弱者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做旁观者。美国好人“撒玛利人故事”做好事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善良天性，与政治培养或觉悟无关联。而原初的阶级论的雷锋故事则不是，雷锋是不会愿意去帮助一个阶级敌人的。 　　 　　图说：雷锋在天安门前。（资料图） 　　好人好事的一个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有弱者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做旁观者。弱者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基本的温饱需要，而且还包括对社会公正和平等机会的需要——他们需要免受暴力、羞辱、压制、恐惧的威胁，需要有受教育、获得信息、并以此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的机会，需要在争取应得利益时有自己选举出来的政治代表。具有这些需要，而不能得到合理满足的人都可能是社会弱者。因此，能够在社会的平等、自由、尊严价值出现问题和危机时站出来说话，也是非常需要有人来做的好人好事。 　　每年3月5日,都是“学雷锋”的日子。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刘江龙选择在3月4日这一天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申报“雷锋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讲，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大厅中悬挂着5幅人物肖像，雷锋肖像也在其中，西点军校的学生守则上，印有雷锋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有人批评刘江龙说美国人学雷锋是在“忽悠”国人。我倒觉得这个提案有点意思，因为它可能无意间令许多人好奇：美国人到底会怎么看待雷锋?怎么看待“好人好事”? 　　其实，“好人好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为描述，而是一个由社会，甚至政治环境引导和规范的道德概念。在大多数的社会文化中，“好人好事”的道德意义往往是用某些平易的人物故事来传递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雷锋做好事”跟“孔融让梨”、“韩信报恩”、“武训办学”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今天要申报雷锋事迹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有人把雷锋做的事情拔升到了“精神”的高度。 　　今天呼唤“雷锋精神”，不是因为中国历史缺乏好人或好事的事例，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许多事例象征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从最好的用意来看，雷锋故事是用来填补中国道德故事空白的一种努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对雷锋故事的形成和流传，政治权威的直接干预和操作要比在中外古今的任何其他好人身上来得更加明显。雷锋也因此不再是一个一般文化意义上的“好人”象征，而成为一个具有某一特定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好人”。 　　雷锋是一个“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他的政治觉悟比一般人高，比一般人“先进”，因为他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听了毛主席的话。雷锋做的“好人好事”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作“为人民服务”。这个说法也是有特定政治含义的，因为“人民”并不包括所有的人，至少是不包括“阶级敌人”的。 　　美国并不缺乏做好事的人，也不缺乏“好人”的象征。但是，美国不可能出现像雷锋这样的政治好人，也没有弘扬“雷锋精神”的政治、社会环境，更不用说以这一精神来作道德象征了。雷锋故事特定的政治颂扬远远超过了一般的道德劝善，因此不具有普世道德意义。雷锋无条件地赞美他的政治培育者,他的政治培育者则以同样的方式赞扬雷锋,因此便有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美国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可以向全民作道德号召的至高政治权威。 　　以神喻故事来劝善,而不是政治权威来号召,比较符合美国的国情。在美国，“好人”的象征不是一个爱党、爱领袖的军人，而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人们并不知道他姓什名谁。只知道他是一个撒玛利人。他所做的好事只有一件,记录在《圣经》的《路德福音》中。这件“好事”也有一个特定的说法,不叫作“为人民服务”，而叫作“帮助你的邻人”。 　　一好心的撒玛利人 　　《路加福音》中的“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律法师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在这个故事里，有三个有能力帮助伤者的人物：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人，其中祭司和利未人都有很高的身份。祭司传达神的旨意，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相当于今天社会中的“领导”)。利未人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特别选招的一批人，从血统上他们都是以色列十二个儿子中一位名叫利未的子孙。从身份而言，神要利未人替代以色列人每个家庭中的长子。以色列所有的祭司都是从利未人当中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包括了教导神的话语、赎罪、感恩、敬拜、献祭、并且要做神子民的好榜样。 　　和祭司一样，利未人的身份也很尊贵。神不准利未人做任何工作，他们唯一的事业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相当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神要求以色列人在经济上要供养利未人，使得他们能够专心于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上。为了树立好榜样，神在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中，特别有一章是给利未人的律例(叫“利未人律法”)，希望他们遵守(相当于给先进组织成员提出高标准的要求)。神要以色列人能够从利未人身上看到属于神的人何等圣洁美好，也因此看清了世俗中的罪恶，和它给人带来的不良影响。为了达到大众教导的目的，神要利未人分散住在以色列各地，这样一来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社区都有利未人，让大家看到合神心意的生活(相当于先进组织成员渗透到每个基层)。 　　与犹太人中的佼佼者祭司和利未人相比，撒玛利亚人的身份极为贱卑。撒玛利亚人接受的宗教约束较少，崇拜偶像，又与异族通婚，为犹太人所鄙视，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早已成为仇敌(相当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阶级敌人”)。耶稣用贱卑的撒玛利亚人来举做好事的例子，要说明的是，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 　　好心的撒玛利人是一个身份卑贱的人,但他做了比他身份高贵得多的祭司和利未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他的故事因此有了这样一个道德教训,有责任、有地位教化普通民众的高贵人士未必有实际的道德行为。撒玛利人做好事不是宗教或政治领导人教育他、培养他的结果。他是独立的行为者,他的善行就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撒玛利人的另一个道德教训是，做好事不需要特别高的觉悟，做好事不过是平常人做平常事而已。 　　二 “爱你的邻人”和“为人民服务” 　　在美国，做好事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善良天性，与政治培养或觉悟绝无关联，与爱什么政党，服从什么领袖也毫不相干。做好事的人往往被直接称作为“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在基督教的道德语言中，“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就是“爱你的邻人”。那么谁是邻人呢?邻人指的不是住在你隔壁或邻里间的熟人,邻人指的是因为你去帮助而与你结成亲近关系的人, 那个原本可能是与你完全陌生的人，你把他当邻人看待，对他做好事，他于是就成了你的邻人。 　　“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或“爱你的邻人”凝聚着基督教传统的道德哲理，同样道理，“当雷锋”和“为人民服务”凝聚党国体制的政治原理。 　　耶稣用撒玛利人的例子来解说“爱你的邻人”,其深刻的道理在于，受撒玛利人帮助的那个伤者,原本是一个与他陌生的人。你先帮助一个人,后与他因此成为邻人,与你先确定一个人是你的邻人,再去帮助他,是有根本区别的。帮助熟人、亲近者，仍然是一种以帮助者的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发生在行为者的“我族”人群范围之内。在一个人与你毫无关系,全然陌生的情况下,你去帮助他,那才是真正超越自我中心的利他行为。 　　撒玛利人并不认识那个伤者,甚至不知道那个伤者是不是也对撒玛利人有过歧视和排斥的敌意或行为。撒玛利人是在全然不顾一切外部因素的情况下,出心帮助那个伤者的的。这与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是相违背的。雷锋要帮助的是他心目中的“人民”,除了“人民”,他是不帮助的,不仅不帮助,还要加害打击。他的座右铭是,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用“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去理解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意义,雷锋本人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好心的撒玛利人”待人的方式是人性论的，而雷锋待人的方式则是阶级论的。如果简单地把雷锋看成是中国的好心的撒玛利人，就不免得出这样荒唐的推论,那就是，雷锋去帮助一个人,无论那个人是“工农群众”也好,“阶级敌人”也罢,他只要受到雷锋的帮助,就会与雷锋结成一种亲近的“人民”的关系。这样的“阶级调和论”显然是违背“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雷锋本人的意愿的。从雷锋的立场来看，一个阶级敌人就是一个阶级敌人,不可能因为受到他的帮助而改变他的“阶级本性”和敌人本质。 　　再说，雷锋是根本不会愿意去帮助一个敌人的。这就给雷锋做好事增添了实际的困难。这使得雷锋在做好人好事之前,先得摸清对方的身份,或者至少确定对方不是一个阶级敌人。每次做好事之前,不能不先有所犹豫,不能毫不犹豫地想做就做。要是碰到“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中的那种情形，遇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伤者怎么办呢?是查他的阶级出身,敌我身份?还是硬着头皮,先救了再说,出了差错,再按“好心办坏事”做自我检查?翻遍《雷锋日记》和雷锋光荣事迹纪录,他似乎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类为难的情形，这是很令人奇怪的。雷锋经常地在做好事，帮助过这么多的人，而他又生活在一个阶级斗争非常激烈、隐藏的阶级敌人为数众多的国家里。他居然一次也没有碰到那种令他尴尬、进退两难的情形，一次也没有不小心帮到了不该帮的人，真是太神奇了。 　　人性论的“撒玛利人故事”是一个关于好人好事的道德寓言，而原初的阶级论的雷锋故事则不是。“雷锋故事”是一个政治神话。政治领袖们早就规定了“学习雷锋”的政治含义,至于后来媒体宣传的“做好事”，不过是故意隐讳了这一层政治内容而已。要是没有当年和今天政治机器的全力开动，哪里会有雷锋这个“国家级”的好人象征? 　　对于雷锋这个人物，“制造”要比“自造”来得更重要。雷锋行为的意义不是自我完足的，而是依附于他的制造者的英明、伟大。英明、伟大的英雄制造者即使自己一件好事不做,只要雷锋做好事,就理应收取头份的功劳和荣誉。这可以从每年的“学雷锋”日定在3月5日看出来。3月5日既非雷锋生日也非雷锋忌日(雷锋于1962年8月15日去世),而是1963年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日子。在雷锋之前，就有了不少先进的英雄。经毛泽东题词，雷锋从许多先进英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最”先进的英雄。是领袖的题词使得每年3月5日成了例行的雷锋纪念日。记住雷锋，首先要记住的是那个把雷锋制造成为英雄的伟大领袖。 　　三 学雷锋是学做好人好事吗? 　　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要学习什么呢?伟大领袖自己从来没有明说，至少没有明说学习雷锋是学习做“好人好事”。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们在题词中对学雷锋要学什么有过种种较为具体地说说明，也同样没有一个是说学雷锋是学习做“好人好事”的。 　　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在所有的题词中，又以林彪的题词最重要，最得要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所有的题词突出的都是党国政治，没有一个是太把“好人好事”当一回事的。这当然不是说，学雷锋必然与做好人好事无关，而是说，就算做好人好事，先决条件也必须是忠于领袖、有共产主义精神、有革命觉悟、无产阶级斗志等等。 　　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的人就不能做好人好事了吗?做了能算是真正的好人好事了吗?或是反过来也是一样，具备这些先决条件的人就一定会做好人好事了吗? 　　作为一个寓言，“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提醒人们，具备了优越的社会、政治、道德条件，未必就等于最乐意做好人好事，更不用说真的会去做了。“好心的撒玛利人”因此成为一个反讽的故事。反讽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批评。撒玛利人故事直接批评的对象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位高权重、精通礼法,自以为是普通人的精神导师,但在最基本的仁爱之心和行为上,却不如一个卑贱的撒玛利人。用外在于人行为本身的“政治”或“觉悟条件，将人按“政治”或“觉悟”进行等级区分,无法衡量行为的意义。以此来作为鉴别人心和善行的标准，结果往往是荒谬的。 　　“政治”或“觉悟”使人很容易陷入对立和仇恨的关系之中，也使雷锋落入了抽象敌我划分的陷阱,让他觉得自己对“敌人”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在这个陷阱中，普爱意义上的助人为乐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敌我划分正是普爱的耶稣道德教诲所特别反对的。耶稣自己奉行就是一种与仇恨完全不同的行事之道。爱自己人算不得真爱，爱敌人才是真爱：“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6: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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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首先需要不仇视任何人。爱的第一条件是不仇恨，能否爱别人，真正的考验是能否不仇视你眼中的“罪人”和“仇人”。耶稣为此做出了榜样，他首先把自己放在与“罪人”平等的位置上。对那些“罪人”， 耶稣并没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29-32) 　　耶稣助人比撒玛利人助人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意思。耶稣不只是在关心别人身体的饥寒之苦,而且也关心别人的精神之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今天的社会中，许多开启人性、提升道德心灵、批评社会非正义现象、促进政治进步的行为,不仅也都可以算是好人好事，而且是更重要、在帮助更多人的好人好事。 　　四 道德寓言和保护弱者 　　同“雷锋精神”一样，“为人民服务”也是一个政治神话。“人民”是在与“非人民”(阶级敌人)的虚构区分中得以确立的,却被当作了一种真理事实。雷锋对此深信不疑,学雷锋也必须也对此深信不疑才行。但是,谁是“人民”呢?是“人民”的，就都一定是需要帮助的吗?那些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的权贵和那些为基本生存不得不仰人鼻息、看人脸色的下层民众，那些已经大富和豪富起来的“人上人”和那些生活在贫困之中、随时可以被欺侮的“人下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民”吗?难道他们同样程度地需要雷锋式的“为人民服务”吗? 　　撒玛利人故事强调的是帮助弱者，而雷锋故事则没有这一层意思。撒玛利人故事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是处于困难状况中的弱者和易受伤害者,不是空洞的“人民”。 　　耶稣在给利末人订立的律法中要求他们“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末记：19：33-34.)留下麦穗和果子的人，不需要知道他帮助的是谁，因为“做好事”不是做秀，帮助弱者和易受伤害者，那才是要紧的。 　　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它自己的道德寓言故事，道德寓言故事能帮助一个社会的道德自我维护和自我建设。政府号召做这做那，说明社会的助人机制已经出了问题。政府并不能代替社会形成自觉、自发的道德习惯。国家政治权力介入社会道德，是国家干涉和宰制社会，看上去是在帮助社会提高道德水平，其实是在损害社会自身的道德机能，往往反倒会起揠苗助长的作用。更何况，一般民众都明白，国家以道德干预社会生活，其实是出于政治需要，所以这种号召并没有充分的道德说服力。一次次运动式地号召学雷锋，早已变成老一套的行政说教，没有效果是可以预料的。明明这是一个可以预料结果，但却还是一次次照样号召，反而显得号召者没有诚意、能力低下、缺乏领导创意和道德眼光。 　　与国家政治色采浓厚的雷锋故事相比，撒玛利人故事是一个社会性的道德寓言故事。但是，即便是道德寓言人物的撒玛利人，他也不是什么人人必须学习的“榜样”。不管撒玛利人故事有什么样的道德意义，今天的人们毕竟已经不再生活在《圣经》时代了。在现代公共社会中，这个道德寓言带给我们的只是关于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启示，而不是行动榜样。今天，个人做好事无论如何值得提倡，都已经不再是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最有效方式。社会制度性的福利和公正对待才是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根本保障。个人做好事固然有帮助他人的作用，但是，仅仅以此理解好人好事，那就太狭隘了。偶尔地帮人洗一个澡、提一下包、给一点钱,未必真的会付出持久的爱心。在倡导爱心助人的社会中，这种个人性的好人好事大多是纳入了民间和非政府组织的慈善事业和各种义工服务。在这样慈善和义工服务中, 好人好事虽然由个人参与，但并不以个人的名义进行。面对社会中总是会有人需要帮助的现实情况，好人好事靠的是有组织机制的日常运作,而不是凭个人一时的情绪冲动,更不是搞每年只是热乎几天的运动。 　　好人好事的另一个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做旁观者。弱者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基本的温饱需要，而且还包括对社会公正和平等机会的需要——他们需要免受暴力、羞辱、压制、恐惧的威胁，需要有受教育、获得信息、并以此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的机会，需要在争取应得利益时有自己选举出来的政治代表。具有这些需要，而不能得到合理满足的人都可能是社会弱者。因此，能够在社会的平等、自由、尊严价值出现问题和危机时站出来说话，也是非常需要有人来做的好人好事。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社会弱者”并不只是一个用所谓“客观”经济或社会指数就可以限定的观念。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弱者,因为每一个人在一定人际关系中都可能成为易受伤害者。正因为如此，避免伤害弱者和保护弱者,应当成为与每一个人有关的公共生活道德规范，也应该成为好人好事的基本内容。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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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政治好人”雷锋

每年3月5日，都是“学雷锋”的日子。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刘江龙选择在3月4日这一天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申报“雷锋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讲，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大厅中悬挂着5幅人物肖像，雷锋肖像也在其中，西点军校的学生守则上，印有雷锋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有人批评刘江龙说美国人学雷锋是在“忽悠”国人。我倒觉得这个提案有点意思，因为它可能无意间令许多人好奇：美国人到底会怎么看待雷锋？怎么看待“好人好事”？ 　　其实，“好人好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为描述，而是一个由社会，甚至政治环境引导和规范的道德概念。在大多数的社会文化中，“好人好事”的道德意义往往是用某些平易的人物故事来传递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雷锋做好事”跟“孔融让梨”、“韩信报恩”、“武训办学”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今天要申报雷锋事迹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有人把雷锋做的事情拔升到了“精神”的高度。 　　今天呼唤“雷锋精神”，不是因为中国历史缺乏好人或好事的事例，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许多事例象征都已经被破坏殆尽了。从最好的用意来看，雷锋故事是用来填补中国道德故事空白的一种努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对雷锋故事的形成和流传，政治权威的直接干预和操作要比在中外古今的任何其他好人身上来得更加明显。雷锋也因此不再是一个一般文化意义上的“好人”象征，而成为一个具有某一特定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好人”。 　　雷锋是一个“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他的政治觉悟比一般人高，比一般人“先进”，因为他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听了毛主席的话。雷锋做的“好人好事”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作“为人民服务”。这个说法也是有特定政治含义的，因为“人民”并不包括所有的人，至少是不包括“阶级敌人”的。 　　美国并不缺乏做好事的人，也不缺乏“好人”的象征。但是，美国不可能出现像雷锋这样的政治好人，也没有弘扬“雷锋精神”的政治、社会环境，更不用说以这一精神来作道德象征了。雷锋故事特定的政治颂扬远远超过了一般的道德劝善，因此不具有普世道德意义。雷锋无条件地赞美他的政治培育者，他的政治培育者则以同样的方式赞扬雷锋，因此便有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美国找不到一个类似的，可以向全民作道德号召的至高政治权威。 　　以神喻故事来劝善，而不是政治权威来号召，比较符合美国的国情。在美国，“好人”的象征不是一个爱党、爱领袖的军人，而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人们并不知道他姓什名谁。只知道他是一个撒玛利人。他所做的好事只有一件，记录在《圣经》的《路德福音》中。这件“好事”也有一个特定的说法，不叫作“为人民服务”，而叫作“帮助你的邻人”。 　　一 好心的撒玛利人 　　《路德福音》中的“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律法师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在这个故事里，有三个有能力帮助伤者的人物：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人，其中祭司和利未人都有很高的身份。祭司传达神的旨意，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相当于今天社会中的“领导”)。利未人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特别选招的一批人，从血统上他们都是以色列十二个儿子中一位名叫利未的子孙。从身份而言，神要利未人替代以色列人每个家庭中的长子。以色列所有的祭司都是从利未人当中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包括了教导神的话语、赎罪、感恩、敬拜、献祭、并且要做神子民的好榜样。 　　和祭司一样，利未人的身份也很尊贵。神不准利未人做任何工作，他们唯一的事业就是帮助以色列人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相当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神要求以色列人在经济上要供养利未人，使得他们能够专心于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上。为了树立好榜样，神在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中，特别有一章是给利未人的律例（叫“利未人律法”），希望他们遵守（相当于给先进组织成员提出高标准的要求）。神要以色列人能够从利未人身上看到属于神的人何等圣洁美好，也因此看清了世俗中的罪恶，和它给人带来的不良影响。为了达到大众教导的目的，神要利未人分散住在以色列各地，这样一来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社区都有利未人，让大家看到合神心意的生活（相当于先进组织成员渗透到每个基层）。 　　与犹太人中的佼佼者祭司和利未人相比，撒玛利亚人的身份极为贱卑。撒玛利亚人接受的宗教约束较少，崇拜偶像，又与异族通婚，为犹太人所鄙视，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早已成为仇敌（相当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阶级敌人”）。耶稣用贱卑的撒玛利亚人来举做好事的例子，要说明的是，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 　　好心的撒玛利人是一个身份卑贱的人，但他做了比他身份高贵得多的祭司和利未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他的故事因此有了这样一个道德教训，有责任、有地位教化普通民众的高贵人士未必有实际的道德行为。撒玛利人做好事不是宗教或政治领导人教育他、培养他的结果。他是独立的行为者，他的善行就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撒玛利人的另一个道德教训是，做好事不需要特别高的觉悟，做好事不过是平常人做平常事而已。 　　二 “爱你的邻人”和“为人民服务” 　　在美国，做好事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善良天性，与政治培养或觉悟绝无关联，与爱什么政党，服从什么领袖也毫不相干。做好事的人往往被直接称作为“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在基督教的道德语言中，“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就是“爱你的邻人”。那么谁是邻人呢？邻人指的不是住在你隔壁或邻里间的熟人，邻人指的是因为你去帮助而与你结成亲近关系的人， 那个原本可能是与你完全陌生的人，你把他当邻人看待，对他做好事，他于是就成了你的邻人。 　　“当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或“爱你的邻人”凝聚着基督教传统的道德哲理，同样道理，“当雷锋”和“为人民服务”凝聚党国体制的政治原理。 　　耶稣用撒玛利人的例子来解说“爱你的邻人”，其深刻的道理在于，受撒玛利人帮助的那个伤者，原本是一个与他陌生的人。你先帮助一个人，后与他因此成为邻人，与你先确定一个人是你的邻人，再去帮助他，是有根本区别的。帮助熟人、亲近者，仍然是一种以帮助者的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发生在行为者的“我族”人群范围之内。在一个人与你毫无关系，全然陌生的情况下，你去帮助他，那才是真正超越自我中心的利他行为。 　　撒玛利人并不认识那个伤者，甚至不知道那个伤者是不是也对撒玛利人有过歧视和排斥的敌意或行为。撒玛利人是在全然不顾一切外部因素的情况下，出心帮助那个伤者的的。这与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是相违背的。雷锋要帮助的是他心目中的“人民”，除了“人民”，他是不帮助的，不仅不帮助，还要加害打击。他的座右铭是，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用“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去理解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意义，雷锋本人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好心的撒玛利人”待人的方式是人性论的，而雷锋待人的方式则是阶级论的。如果简单地把雷锋看成是中国的好心的撒玛利人，就不免得出这样荒唐的推论，那就是，雷锋去帮助一个人，无论那个人是“工农群众”也好，“阶级敌人”也罢，他只要受到雷锋的帮助，就会与雷锋结成一种亲近的“人民”的关系。这样的“阶级调和论”显然是违背“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雷锋本人的意愿的。从雷锋的立场来看，一个阶级敌人就是一个阶级敌人，不可能因为受到他的帮助而改变他的“阶级本性”和敌人本质。 　　再说，雷锋是根本不会愿意去帮助一个敌人的。这就给雷锋做好事增添了实际的困难。这使得雷锋在做好人好事之前，先得摸清对方的身份，或者至少确定对方不是一个阶级敌人。每次做好事之前，不能不先有所犹豫，不能毫不犹豫地想做就做。要是碰到“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中的那种情形，遇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伤者怎么办呢？是查他的阶级出身，敌我身份？还是硬着头皮，先救了再说，出了差错，再按“好心办坏事”做自我检查？翻遍《雷锋日记》和雷锋光荣事迹纪录，他似乎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类为难的情形，这是很令人奇怪的。雷锋经常地在做好事，帮助过这么多的人，而他又生活在一个阶级斗争非常激烈、隐藏的阶级敌人为数众多的国家里。他居然一次也没有碰到那种令他尴尬、进退两难的情形，一次也没有不小心帮到了不该帮的人，真是太神奇了。 　　人性论的“撒玛利人故事”是一个关于好人好事的道德寓言，而原初的阶级论的雷锋故事则不是。“雷锋故事”是一个政治神话。政治领袖们早就规定了“学习雷锋”的政治含义，至于后来媒体宣传的“做好事”，不过是故意隐讳了这一层政治内容而已。要是没有当年和今天政治机器的全力开动，哪里会有雷锋这个“国家级”的好人象征？ 　　对于雷锋这个人物，“制造”要比“自造”来得更重要。雷锋行为的意义不是自我完足的，而是依附于他的制造者的英明、伟大。英明、伟大的英雄制造者即使自己一件好事不做，只要雷锋做好事，就理应收取头份的功劳和荣誉。这可以从每年的“学雷锋”日定在3月5日看出来。3月5日既非雷锋生日也非雷锋忌日（雷锋于1962年8月15日去世），而是1963年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日子。在雷锋之前，就有了不少先进的英雄。经毛泽东题词，雷锋从许多先进英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最”先进的英雄。是领袖的题词使得每年3月5日成了例行的雷锋纪念日。记住雷锋，首先要记住的是那个把雷锋制造成为英雄的伟大领袖。 　　三 学雷锋是学做好人好事吗？ 　　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要学习什么呢？伟大领袖自己从来没有明说，至少没有明说学习雷锋是学习做“好人好事”。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们在题词中对学雷锋要学什么有过种种较为具体地说说明，也同样没有一个是说学雷锋是学习做“好人好事”的。 　　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在所有的题词中，又以林彪的题词最重要，最得要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所有的题词突出的都是党国政治，没有一个是太把“好人好事”当一回事的。这当然不是说，学雷锋必然与做好人好事无关，而是说，就算做好人好事，先决条件也必须是忠于领袖、有共产主义精神、有革命觉悟、无产阶级斗志等等。 　　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的人就不能做好人好事了吗？做了能算是真正的好人好事了吗？或是反过来也是一样，具备这些先决条件的人就一定会做好人好事了吗？ 　　作为一个寓言，“好心的撒玛利人”故事提醒人们，具备了优越的社会、政治、道德条件，未必就等于最乐意做好人好事，更不用说真的会去做了。“好心的撒玛利人”因此成为一个反讽的故事。反讽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批评。撒玛利人故事直接批评的对象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位高权重、精通礼法，自以为是普通人的精神导师，但在最基本的仁爱之心和行为上，却不如一个卑贱的撒玛利人。用外在于人行为本身的“政治”或“觉悟条件，将人按“政治”或“觉悟”进行等级区分，无法衡量行为的意义。以此来作为鉴别人心和善行的标准，结果往往是荒谬的。 　　“政治”或“觉悟”使人很容易陷入对立和仇恨的关系之中，也使雷锋落入了抽象敌我划分的陷阱，让他觉得自己对“敌人”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在这个陷阱中，普爱意义上的助人为乐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敌我划分正是普爱的耶稣道德教诲所特别反对的。耶稣自己奉行就是一种与仇恨完全不同的行事之道。爱自己人算不得真爱，爱敌人才是真爱：“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6：32-35） 　　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首先需要不仇视任何人。爱的第一条件是不仇恨，能否爱别人，真正的考验是能否不仇视你眼中的“罪人”和“仇人”。耶稣为此做出了榜样，他首先把自己放在与“罪人”平等的位置上。对那些“罪人”， 耶稣并没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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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助人比撒玛利人助人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意思。耶稣不只是在关心别人身体的饥寒之苦，而且也关心别人的精神之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今天的社会中，许多开启人性、提升道德心灵、批评社会非正义现象、促进政治进步的行为，不仅也都可以算是好人好事，而且是更重要、在帮助更多人的好人好事。 　　四  道德寓言和保护弱者 　　同“雷锋精神”一样，“为人民服务”也是一个政治神话。“人民”是在与“非人民”(阶级敌人)的虚构区分中得以确立的，却被当作了一种真理事实。雷锋对此深信不疑，学雷锋也必须也对此深信不疑才行。但是，谁是“人民”呢？是“人民”的，就都一定是需要帮助的吗？那些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的权贵和那些为基本生存不得不仰人鼻息、看人脸色的下层民众，那些已经大富和豪富起来的“人上人”和那些生活在贫困之中、随时可以被欺侮的“人下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民”吗？难道他们同样程度地需要雷锋式的“为人民服务”吗？ 　　撒玛利人故事强调的是帮助弱者，而雷锋故事则没有这一层意思。撒玛利人故事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是处于困难状况中的弱者和易受伤害者，不是空洞的“人民”。 　　耶稣在给利末人订立的律法中要求他们“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末记：19：33-34.）留下麦穗和果子的人，不需要知道他帮助的是谁，因为“做好事”不是做秀，帮助弱者和易受伤害者，那才是要紧的。 　　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它自己的道德寓言故事，道德寓言故事能帮助一个社会的道德自我维护和自我建设。政府号召做这做那，说明社会的助人机制已经出了问题。政府并不能代替社会形成自觉、自发的道德习惯。国家政治权力介入社会道德，是国家干涉和宰制社会，看上去是在帮助社会提高道德水平，其实是在损害社会自身的道德机能，往往反倒会起揠苗助长的作用。更何况，一般民众都明白，国家以道德干预社会生活，其实是出于政治需要，所以这种号召并没有充分的道德说服力。一次次运动式地号召学雷锋，早已变成老一套的行政说教，没有效果是可以预料的。明明这是一个可以预料结果，但却还是一次次照样号召，反而显得号召者没有诚意、能力低下、缺乏领导创意和道德眼光。 　　与国家政治色采浓厚的雷锋故事相比，撒玛利人故事是一个社会性的道德寓言故事。但是，即便是道德寓言人物的撒玛利人，他也不是什么人人必须学习的“榜样”。不管撒玛利人故事有什么样的道德意义，今天的人们毕竟已经不再生活在《圣经》时代了。在现代公共社会中，这个道德寓言带给我们的只是关于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启示，而不是行动榜样。今天，个人做好事无论如何值得提倡，都已经不再是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最有效方式。社会制度性的福利和公正对待才是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根本保障。个人做好事固然有帮助他人的作用，但是，仅仅以此理解好人好事，那就太狭隘了。偶尔地帮人洗一个澡、提一下包、给一点钱，未必真的会付出持久的爱心。在倡导爱心助人的社会中，这种个人性的好人好事大多是纳入了民间和非政府组织的慈善事业和各种义工服务。在这样慈善和义工服务中， 好人好事虽然由个人参与，但并不以个人的名义进行。面对社会中总是会有人需要帮助的现实情况，好人好事靠的是有组织机制的日常运作，而不是凭个人一时的情绪冲动，更不是搞每年只是热乎几天的运动。 　　好人好事的另一个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做旁观者。弱者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基本的温饱需要，而且还包括对社会公正和平等机会的需要——他们需要免受暴力、羞辱、压制、恐惧的威胁，需要有受教育、获得信息、并以此增强自我保护能力的机会，需要在争取应得利益时有自己选举出来的政治代表。具有这些需要，而不能得到合理满足的人都可能是社会弱者。因此，能够在社会的平等、自由、尊严价值出现问题和危机时站出来说话，也是非常需要有人来做的好人好事。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社会弱者”并不只是一个用所谓“客观”经济或社会指数就可以限定的观念。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弱者，因为每一个人在一定人际关系中都可能成为易受伤害者。正因为如此，避免伤害弱者和保护弱者，应当成为与每一个人有关的公共生活道德规范，也应该成为好人好事的基本内容。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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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能从《雷锋日记》学习说理吗？

在中国，话语的私域和公域区别十分模糊不清，公域话语一直受到私域话语的不当影响，而私域话语的“我与我”关系则无法顺利转化为公域话语应该具有的“我与你”关系。从1960年代起，各级学校教育都号召“学雷锋”，学习的远不只是做好人好事，而且更是雷锋式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最典型的文本就是《雷锋日记》。小、中学语文教科书里充满了与《雷锋日记》相似话语的文本，教师要求学生的是一种只讲“深刻理解”，不讲“说理评估”的阅读方式（其实许多教师自己也不知道还有说理评估这么回事）。 　　《雷锋日记》中的话是雷锋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域写作。雷锋说：“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语是“我”。无论雷锋对自己提什么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与我”的话语是无需作公共说理的。但是，如果雷锋是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说“你”必须这样做，那就成为“我与你”的话语。这时候，他就必须给对方一些充分的理由。给予充分理由，那就是公共说理。 　　“学雷锋”是一种以非理性的话语机制为基础的行为模仿。它要求的是，雷锋怎么做，你也怎么做；雷锋怎么想，你也怎么想。除了“雷锋这么做”和“雷锋这么想”之外，你再不需要有其它理由，也再不能问“为什么”。长期用这样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来规范社会，必然会取消公共说理的作用，也必然会削弱公众的说理能力。 　　《雷锋日记》式的语言本身无所谓好或不好，雷锋只受过小学教育，能够写出这样的日记已经很不容易。他心地善良，虽然他做好事会有一些功利的动机（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照片和事迹了），但我们不应该用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他做的好人好事。然而，把雷锋日记的语言拔高为公共说理，却是有害无益的。 　　至今，仍然常常可以看到对《雷锋日记》的一味推崇和赞扬，很少有对他的语言做说理评估的。例如，有人赞美雷锋语言善于“巧用比喻”、“对比套用”、“排比连用”，是青年人应该学习的语言榜样。雷锋说，“我懂得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来，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的道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赞美者评论道：“通俗的比喻，鲜明的对比，形象地说明先进人物要带领大家一道进步的深刻道理。” 　　雷锋只是用了一个比喻，连理都还没说，哪里来什么“深刻道理”？如果硬要把雷锋的话解释为“说理”，那么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问题，那就是，并没有谁说过“一朵花可以打扮出春天”来啊。先提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错误想法”，然后把它驳倒，这种常见的逻辑谬误叫“稻草人战术”。 　　其实，“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是一句俗语，而俗语或谚语都属于口语文化，不能直接拿来当作论据，因为这么做可能出现“人云亦云”的谬误逻辑。波兹曼指出，“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它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 　　说理是一种波兹曼所说的“印刷文字的文化”，虽然它也可以用说话的形式来表达。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时，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日记无论写得多好，多么有文采，有学问，都是一种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话语。因此，没有谁会对没有发表的日记提出公共说理的要求。但是，日记（或其他形式的私人写作）一旦发表出版，并且有了开导、影响别人的企图，那它就已经进入了公共话语的领域，因此也必须接受“说理评估”的检验。例如，《中国不高兴》中就有许多经不起“说理评估” 检验的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这一现象在中国许多别的出版物中也屡见不鲜，这是学习《雷锋日记》成长起来的那一代读书人（程度当然有所不同）潜移默化地学会使用的语言。 　　《雷锋日记》私域话语中的“我”是他个人。但是，这个“我”的范围有时不只是个人，而是由亲近者组成的小群体。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亲近关系与公共群体成员之间的那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的关系是不同的。陌生人公共群体所特别需要的说理话语，对于亲近者小群体常常是可以舍弃的。这是因为，在亲近者小群体(如家庭、帮会、教会、政党)中，成员之间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维系力量(亲情、义气、共同信仰、同志关系等等)，也有一些与平等对话无关的结合原则(儿子对父母的孝道、帮会的邦规、宗教的教规、政党的党纪、领导/被领导等级等等)。 　　在亲近者小群体中的那些形似“公域”的话语其实并不充分符合公共说理的要求。例如，在民主的政党内，也许可能会有说理的话语。但说理并不是所有政党话语的必然特征。党内很可能为了保证统一意志，在组织各层次中一级级下达“指示”，这种指示的话语充其量不过将“我与我”放大到“我们之间”而已。但这种“我们之间”的话语是建立在上下级领导的科层、等级关系上的，它与平等对话的“我与你”话语并不符合。 　　当一个政党（顾名思义是一种小群体）的观点要传达给它之外的社会人群时，“我们之间”的同志关系就必须转换为“我（们）与你(们)”的平等公民关系，原先不一定需要的“说理”也就变得非要不可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政党的观点被直接放到社会中去，并要求其他人群象党员一样对之加以接受，这在中国几乎已成为惯例。“我们之间”和“我(们)与你(们)”这二种不同话语严重混淆，使得“我与你”的平等公共说理话语一直无法在中国得以确立。雷锋在他日记中说话，总是在作一种只是出于党性，并自以为是的一人独语，虽然或许能博得一些同声相求者的喝彩，却未必能为一个多元、开放的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说话作出好的说理示范。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03-01 |

寂寞雷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ca6d20100hkv6.html
    路过湖南望城，有机会去看一看雷锋纪念馆，当然不能错过。
    还是读中学时背诵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就知道了望城这个地名。
   
    从家乡望城
    彭乡长那
    亲切的笑脸
    到团山湖农场
    庄稼梢头
    那飘动的微风
  
    青年雷锋青涩的成长就从这里起步。望城，雷锋的故乡，勾起青年人无限的神往。
    雷锋纪念馆坐落在望城县城一侧，始建于1968年，1999年扩建，2002年再次扩建。看得出有关方面还是想做大做强。广场宽阔而简朴，几级浅低的台阶登上，是青年战士雷锋的全身塑像。纪念馆面积不大，一侧是湖南省青少年国防教育展览，明显属于同一建筑群。看得出建馆到扩建，设想规模要大一些，那个展览更像是空余的房子挪作他用。当然这是我的推测。雷锋在这里长大，后到抚顺当兵。这里展出的优势是有少年雷锋的人生经历。
    买了门票进去，展厅空荡荡的。两个小时，一直是我独自一人。临近出门时才有几个女孩子进来，叽叽喳喳的说笑格外响亮。“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落惊飞鸟，时鸣深涧中”。寂寥无人，人声自然清晰入耳。几个女孩子显然和这里有什么关系，不时和导游说笑问答。整个下午，购票进场的大概就我一人。让人感到，雷锋身后几十年，怎么这样寂寥清冷了。
    导游大约看出了我的疑问，解释说遇到重大节假日活动，游人还是很多的。比方说每年3.15毛泽东题词纪念日。这倒更加重了我的担忧，人们不难推想，这个日子的活动，大多都是官方组织。单位搞一次免费旅游，来人少有心怀瞻拜之情的。
    雷锋出生在1942年，1960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62年在军事训练中因事故牺牲。他参加工作时间很短，却是创造出了迅速出众的奇迹，在那个年代，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学习的样板。特别是1963年毛泽东题词号召学习雷锋以后，学雷锋成为全国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学雷锋，做好事”，那一代青少年谁没有憧憬地模仿过雷锋。雷锋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最响亮的名字，学雷锋是当时中国上空最耀眼的一道颜色。从那时起的几代人，谁不知道雷锋的名字呢？就连近30年世事变迁，人们感叹世风日下，怀恋旧时光，嘴边常叨咕的也是：雷锋叔叔不在了。
    时运交移，风雨沧桑，雷锋这么迅速地就被人遗忘了？人们冷落到不理不睬的地步。从大红大紫众星拱月到寂寞开无主，不禁让人凝神深思。
    我也曾狂热地学过雷锋，60年代在部队，也曾学着雷锋，偷偷给战友家里寄过15元钱。星期日帮炊事班喂猪，做好事不留名。等等。现在怀想，再没有当时的崇高和喜悦感。面对雷锋的浮沉，学雷锋的起落，只有反省和沉思。
    周恩来总理曾经把雷锋精神概括为四句话：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个概括虽然带着那个年代的浓重痕迹，也还大体准确。我们依然可以沿着这个购架，追寻雷锋的精神的形成和衍变的历史。
    雷锋纪念馆第一部分展出的便是雷锋的童年。展览文字说明，这一部分由阶级仇、民族恨、传家史三部分组成。跃入眼帘的是一组泥塑。日本鬼子凶神恶煞，地主狠毒残酷，管家阴险而猥琐，劳动人民穷苦仇恨。一旁标明创作时间：1968年。无疑这是一组《收租院》雕塑的翻版。从文革时期的“创作成果”移栽过来，几十年未可更改全盘照搬，展出方面肯定认为这一结论铁定无改。40年过去了，有关方面还在依照文革那个最荒唐年代的荒谬理解来诠释雷锋宣传雷锋。奇怪，文革时期大规模高唱的阶级斗争呼啸，他们现在也不觉得丑陋荒诞吗？
    少时学习雷锋事迹，就知道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穷孩子，“苦大仇深”是六十年代报章宣传的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雷锋也确实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青年榜样。雷锋的祖父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父亲死在国共战争中，母亲不堪财主凌辱自尽，雷锋是个孤儿。对于仇人，满腹血泪仇。雷锋的确是个苦孩子。即使如此，雷锋和仇家的全部做法也不能统统理解为阶级行为，并不是所有的地主富农都理应心怀刻骨仇恨。雷锋成长的所有动力，雷锋精神的所有内涵，并不能完全从阶级觉悟得到解释。言行一致分明更应该界定为一种优秀品质，大公无私在志士仁人中不乏其人，奋不顾身更不唯独属于所谓无产阶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高标阶级斗争学说的声浪中，“爱憎分明”更多地成为煽动仇恨，点燃斗争热情，搜索斗争对象的理论依据。雷锋的“爱憎分明”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得以出世又被强化，它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登上政治舞台，以阶级斗争起家，以阶级斗争终结，他一生特别喜好阶级斗争学说，经常把它张扬到极端。人类社会史被解释成阶级斗争史，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归纳成为阶级行为，“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斗争的烙印”。地主富农资本家自不必说，甚至“民族斗争，说到底，也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他习惯把社会各色人等分成对立的两极，不断掀起一方对另一方的残酷斗争来制造国内外的折腾决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连人口众多都成为自斗自的理由。八大好不容易确定了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方向，庐山会议阶级斗争战端再起，雷锋的阶级斗争觉悟，明显是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宣传选择。1960年到1962年，雷锋精神生逢其时。
    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大伤国家民族元气。所谓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方法，历史证明都是站不住脚的。人类社会史当然不是阶级斗争能包涵的，各个社会集团也不仅是矛盾斗争。合作共谋，发展进步才是正道。走进改革开放的1978年，执政党首先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家庭成份的决定，给上一代地富分子摘帽，给地富子女恢复名誉和待遇。在农村，这是稳定底层，消化矛盾，合力建设的进步举措。其他划分成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等林林总总的政治异端也一样欢天喜地摆脱了贱民身份。新世纪以来，执政党更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重新整合国民队伍，尽可能吸收积极力量，构筑稳定的社会基础。阶级斗争的聒噪不得人心，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日益遭到厌弃。
    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付出巨大的精力治疗阶级斗争的后遗症。在一片呼吁和谐社会的愿景想望中，翻出雷锋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恍如隔世。人们自然只有摇头和苦笑了。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那个耳熟能详的“做革命的螺丝钉”的人生格言。雷锋是解放军队伍的普通一兵，他的做人信条是：坚信个人力量是极其渺小的，每个人都应该服从上级组织安排自己的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做好革命的螺丝钉。那是一个强调普通，以平凡为光荣的时代，出人头地往往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名词，因而是十分危险的。我当兵时所在部队有几句顺口溜，就是雷锋这种精神的普及版：“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那里搬。搬上高楼不骄傲，砌到厕所无怨言。”这不仅仅是组织安排工作，而是组织安排命运。个人只能俯首帖耳屈从于权力的摆布拨弄。来自权力顶端的愚民政策，需要底层的顺民主义人生观匹配迎合，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正中下怀。在这里，个人的主体价值被深度埋没，只不过是权力的驯服工具。当今世界，崇奉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个人价值重新发现，再度高扬，即便在强调纪律，强调统一的军队，“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也已经成为士兵突击的奋斗格言。有谁愿意再去理会那个“革命的螺丝钉”之类的絮叨呢？
    雷锋的螺丝钉宣言，由对组织接着走向对领袖的极端崇拜。雷锋日记中这样的记载很多。这些著名的雷锋语录当时在全国广泛传播：“毛主席的著作是粮食武器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文革中间那些肉麻的歌颂，比如“一天不学要犯错，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滥觞当起自雷锋。我还注意到，1963年3月15日为学习雷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集体题词。领袖题词中间，朱德题为“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是第一次提出“做毛主席的+++”，从对党组织的崇拜推进到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文革中间就自然演变成为“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走路想起毛主席，立场坚定步不移，吃饭想起毛主席，一粒一颗你给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荒唐阿谀。还有一首雷锋作词、才旦卓玛演唱的歌传遍天下：“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历史的经验证明，一旦把党和领袖比作父亲母亲，一场民族灾难往往就在同步进行。我们的北邻，高歌斯大林胜过生身父亲时，正是斯大林实施残酷的罪恶暴政时期。我们的近邻，日日夜夜讴歌“爸爸金日成元帅百战百胜的主体思想”，搞得三千里江山民生凋敝，国民满脸菜色。文革中演出一部他们的电影，剧中人好不知羞地声称：“我们的父亲就是金日成元帅，我们的母亲就是劳动党。”观众当即哄笑这种党和领袖夫妻关系的世纪荒唐之最。一个人若是把别的什么比作亲过父母，不是别有用心，便是灌了迷魂药。这种四十年前的荒诞剧，今天回放，除了恶心和惋惜之外，还能唤起别的什么感觉呢？
    雷锋的螺丝钉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展馆存有原望城县委书记张兴元的书面回忆。1957年雷锋在望城县委当通讯员，有一天下乡，路上捡了一颗螺丝钉，张书记把螺丝洗干净包好，教育雷锋，别看螺钉小，拧上机器就有用。每一个人要是都像螺丝钉牢牢地固定在自己的岗位上，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此事对雷锋触动很强烈。在1960、1961年的日记里，雷锋都有感想。可以看出，这个螺丝钉理论的首创权，应该还在这位县委书记。雷锋成名的过程中，多方看护设计，甚至越龃代庖，使得这个典型的成长更像是人工牵导的木偶戏。雷锋的成长爆响和耀眼夺目，其实不是雷锋个人的意志选择，这是特定时期一个党一个国家方方面面力量的集体创作，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中国制造。雷锋个人对执政党和领袖崇拜迷信，官方也乐意合作打造雷锋这个国产形象。你拜我，我树你。造神造势，树典型，移花接木引导拔高，推出张扬，整个雷锋成长过程中，时常可以看到拔苗助长、人为虚饰的炒作，这就使雷锋形象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有点头脑的人怀疑雷锋某些作为的真假，不是没有道理。
    展馆的核心部分，我看到了雷锋的辉煌时期，即就是他到处“做好事”，因此被全国人民奉为道德楷模的的那些场面。有一副照片，拍的是那个著名的送迷路老大娘回家的故事。雷锋搀扶着大娘，亲如一家。老大娘满面洋溢着幸福的喜悦，周围是赞美的目光。事情是好事情，宣传也应该。我就奇怪了，怎么那么巧，雷锋做好事的那一刻，偏偏就有人带了照相机在场吗？看出了我的疑问，解说员连忙解释：这张照片是后来补拍的。哦，原来如此。但是面对这张现场仿真复制片，我对所谓的“做好事”，敬意顿时减去了大半。解说接着告诉我们，雷锋成为典型以后，上下各方面都在关照这个军中之宝。他身边常年跟着一个记者组，摄影的文字的都有，随时报道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像一旁的雷锋为战友洗床单，缝被子，谈心劳动练武等，都是当时的“记者团”所为。多年来我心底的一直藏着一个谜团，这些照片拍摄水平，无论角度，无论用光，无论色彩，人物表情呼应，都是一流的，看得出出自专家之手。尤其是雷锋身子倚着汽车的那幅标准照，表情、背景、光线，都经过严格选择，绝非三下两下能摆弄好的。雷锋洗床单那幅，光线柔和，表情自然，背景的虚化迷离，照片远远超出新闻摄影的水平，说它是一流的艺术人像摄影一点也不过分。雷锋怎么能随时拍出这么漂亮的艺术照？今天这个谜团终于解开。原来这些照片，都是有意安排的。有人导演，有人配合，有人客串，事前准备，事后效果，早已安排妥帖，英雄呀模范呀种种作为，更像是做戏。一个人如果知道身后每天跟着一个庞大的记者团，有人记录，有人拍照，他的作为，有几分属于真实的自己呢？他记日记，如果知道日记终究要公开，这日记能保留几分真实书写呢？他做好事时不留名，可贵可贵。要是知道事后记者肯定报道，不留名反而得大名，这不留名只留下了虚饰。反复“讲用”作报告，在千人万人面前诉说自己多么崇高伟大，即使宣传的是做好事，也令人反感。因为连佛家都知道“善欲人知，不是真善。”
    围绕雷锋的种种宣传导演，给后来的“抓典型”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事实证明，凡属真正的典型，都是实实在在长在民众之中，自己并无意成为典型的那些人。英模的选择往往与众不同，因而不同程度地带着风险。至于成功之后的众人簇拥爱戴，那是始料不及的事。由各级组织出面选择培养，吃偏饭搞特供，领导授意，有人导引，有人策划，设定模式，扶着走路，宣传媒体集合在身边，略有成果，立刻一哄而上，连篇累牍拔高夸大，讲用会，英模报告团，巡回讲演，组织接听，集体造势，生生地把一个本来不坏的人搞成见风使舵顺杆上爬的狡黠虚浮之辈，这种各级政府怀里抱大的典型，只能招致民众的反感。那一代典型人物后来大多无声无息，就与当时这种毫无实事求是之心的“抓典型”操作有关。
    关于雷锋的整体评价，还是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这样歌颂雷锋和雷锋日记：

    十万言
    一道穿云破雾的
    冲天长虹
    两个字，
    中国一代新人的
    光辉姓名

    雷锋无疑是一个善良正直、聪明上进、有文化有抱负的好青年。但是，他当不起诗人这个分量的评价。
    1960年，抚顺望花区成立人民公社，雷锋赶去捐出一个战士难得的积蓄200元钱。
    1977年，四川广汉向阳，当地农民欢天喜地撤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全国第一个乡政府诞生，宣告人民公社体制的破产收场。
    1961年，雷锋在日记中反复歌颂三面红旗，誓词保卫土地公有的集体经济。
    1977年初，高层还在不断清查“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倾向，风浪凶险，安徽小岗村民冒死签下土地承包到户的秘密协议，表明了底层对于集体化的决死反抗。
    几十年的沧桑作证，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1958到1960年，左倾恶手把中国推进了一场空前的灾难。1962年调整收敛，国人才稍微从濒死的边缘还阳缓息。雷锋的故乡湖南深受其害。大同乡刘少奇、彭德怀相继回乡调查，向最高领袖报告底层农村的惨状。望城距离平江、宁乡不远，雷锋想来不会不知道乡亲们的苦日子。但这些，在所谓雷锋日记中如何记载的呢？
    雷锋写道：“近两年来，我国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阶级敌人有所抬头，想乘机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听了心里直发火，恨之入骨。”
    雷锋笔下的“阶级敌人”指的什么人，大家心里都清楚。
    1958年到1960年的大饥荒，是一场全国性的民族灾难。中国人付出了饿死几千万人的代价，依然没有能够让最高当局心生恻隐，改弦更张。相反，走向荒谬，走向决绝的政治大逆转就从这个年头开始。雷锋要代表整个一代人，哪么一代民众此时的选择是什么？
    1960年，深圳人均收入100元，对面的香港人均收入10000港币。饥饿大潮驱使成群结队的村民外逃香港找活路。
    1962年，就在雷锋奋斗终身的那一年，深圳每天晚上两万人偷渡香港。小小的“国际桥”挤爆了人流。民兵站岗，铁丝网扎起，看不住美好的社会主义。对面守军荷枪实弹，高墙电网，挤死淹死，挡不住人流奔向万恶的资本主义。雷锋如果在场，该做如何感想？对待外逃的饥民，应该“春天般的温暖”，还是“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大规模的边民外逃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1977年邓小平、叶剑英相继到边境考察，面对此情此境，心情沉重。巨人只有一声叹息：不怪他们，只能说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作为“一代青年的光辉姓名”，雷锋，能代表一代民众的心愿吗？雷锋日记，能代表民族情绪的主流走向吗？面对水深火热，雷锋的轻歌曼舞多么不和族群，雷锋的怒目而视甚至有几分可憎。
    无论如何，对于暴政，外逃总是一种反抗，尽管是消极的、自发的。而雷锋的颂歌，表现出对暴政的盲目亲近。雷锋的愚昧颟顸，让人叹息。
    把雷锋推上圣坛的毛泽东，一生喜欢把“政治正确”作为判断个人价值的绝对标准。一个人只要政治上紧跟党和领袖，其他过错甚至弱智低能一概忽略不计。1949年，当国共内战进入最后阶段，大陆政权唾手可得之时，毛泽东曾经志得意满地调笑美国政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依照这种逻辑判断，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觉悟高在哪里？对于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国情的认识判断，雷锋，甚至还不如一个外逃的饥民。
    愚民政策和顺民思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作为20世纪现代共和体制内的国民，雷锋缺乏起码的公民意识，满脑子的臣民心理。监督政党政府正确执政，是公民的职责，和政府对话，是公民的基本素质。雷锋没有这些，他天然信仰好政府主义，英明领袖主义，是一个标准的臣民。政治上盲从，做一介芸芸众生，足可以苟活。做为典型人物，一代人的代表，雷锋缺乏应有的觉悟和素质，不足以让人仰视。
    我们那时的死敌“苏修”，早看出了这一点。当国内轰轰烈烈掀起学雷锋红潮，塔斯社立刻讥讽我们想要全国人民都做“一颗没有头脑的螺丝钉”。局外人都清楚学雷锋究竟要干什么。
   雷锋的旗帜在中国人的精神上空飘扬了这么多年，成为几代人不能忘怀的记忆。雷锋精神是遗产，却天然存在如此明显的局限，进入新时期，许多人便开始开动脑筋重新阐释雷锋精神，力图使它传之久远，走向世界，虽万里而可至，历百代而不衰。当我们要走出纪念馆的时候，迎面坐落一道影墙，上面嵌刻了当地名人解析雷锋精神的新思维：

    爱人类之所爱想人类之所想为人类之所为是人们的共同行为大小好事总要人去做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人人都坚持做好事那么人间就会环境优美生活愉悦子孙幸福雷锋就是这样的人……雷锋事迹永远让人传诵雷锋精神光耀人间

    看得出来，阐释人企图把雷锋精神导入民族道德传统，以此介入人类文明，从而发扬光大。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雷锋生前一再强调自己胸怀阶级爱憎，提倡雷锋精神的毛泽东，终生批判敌视“人类之爱”。由于阶级偏见太过浓重，许多重新阐释注定不能自圆其说。除了那四句“对待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比喻，雷锋一则著名的日记结尾，特意注明“对党和人民永远忠诚，对敌人则越诡诈越好”，这不是与人为善，更像是与人为恶。这种思想，连古代哲人成仁兼爱的包容度都没有，倒是相似于一类无情虐杀对手的原教旨主义爱憎观。多亏身在军营，雷锋的阶级仇恨没有发泄对象。要在文革中斗争地富，雷锋做出怎样荒唐恐怖的事情难以预料。许多人经常自豪地介绍美国西点军校把雷锋奉为军人楷模，我宁愿相信那是一种积极误读。如果知道雷锋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次大骂“美帝国主义横行霸道”，这些美国人作何感想？
    毕竟雷锋精神作为中国大陆的高调宣传风行一时，事后必然有种种过度阐释。问题在经得起检验吗？融入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总要具备某种普世价值。雷锋精神恰恰属于20世纪共产主义实验运动的产物，这一左倾思潮以过激褊狭为能事，要融合进和谐宽容博大无边的人类之爱，无异于方纳圆凿。
    阐释雷锋精神的种种，现在说的最多的是雷锋的“做好事”。做好事总没有错吧？总该学习吧？且不说雷锋对于做好事对象的种种限制，（地主富农他是不伸手帮助的）这一道线无情地把他划在人道主义之外。即就雷锋的小救助、小帮扶，显然不属于我们眼前高速前进的经济时代。雷锋精神是经济短缺时代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救助关切特别能体现人性的温暖。小困难、小帮忙，在这个经济巨轮轰隆轰隆翻滚，收入交易动辄亿万的岁月，日益显得无力而过时。不要说江浙广州一掷千金的大老板，就是富裕起来的农家，谁还稀罕那些小恩小惠？他们有能力也宁愿货币化地摆平所有烦恼。当贫困如冤鬼纠缠，人们当然感恩相濡以沫。眼前的出路大海一般宽阔，人们还是乐于接受相忘于江湖。
    至于每年的315，政府组织，各级动员，全民上街做好事学雷锋，我看更像整个社会职业换位的一番过场戏。理发的帮钉鞋的，钉鞋的帮卖菜的，卖面的帮卖水果的，中小学生帮助清洁工人，炼钢工人下地送粪——互相帮扶，看来热闹，不过是一场短期的职业错位。高层出面组织，全民停业上街演出。一个指挥棒飞舞，全体国民精神癫痫定期发作。315一过，平复如常人，日子接着日子。有什么意思呢？
    雷锋呀雷锋，就这样远离了我们。这个年轻小战士的身影，越来越被人们淡忘了。
    我走出纪念馆，站在广场。雷锋纪念馆在夕阳的余晖中清冷地坐卧着。馆区四周，是新开发的别墅群，暗红色的玻璃瓷砖光闪闪的，面对纪念馆，格外刺目。两边的新建筑仿江南民居风格，高楼两侧墙体砌起了防火墙，白墙黑琉璃顶尖，屋顶两坡一律天蓝色的大方瓦，好像长高了放大了的徽派建筑。馆区背后，大概更是一群高价楼盘。欧式的外观设计，屋顶尖塔，乳白色护栏，高大的绿树遮掩着，静穆又威严。开发商肯定是看中了这块地皮，环绕纪念馆区，采光好。这样一来，倒把纪念馆陷进了一块盆地。天地转，光阴迫。新生的楼群就这样自负地看着场馆，好像围观奚落晚年沦落潦倒的兄长。江山有代谢，思潮且起落，声名载浮沉，永生的是文明。雷锋精神的命运，堪忧了。
    馆区背后一条小巷，直通雷锋故居。小路边一面墙，黄漆刷地，底子上浅描着树藤水面，深蓝色的颜料写了行草字，显然是推销楼盘的广告，抄写的是一段《荷塘月色》：

    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天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光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这便是独处的妙处。我且享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了。

    这倒仿佛说的学雷锋。经历了多年的造势热络，卷进大潮的人们终于可以歇一歇。热闹过了，独处也好。雷锋精神曾经呼风唤雨，那不全是他的过错。冷静了，想一想雷锋的是是非非，学雷锋的风风雨雨，人们会更加清醒。
    我们的司机师傅就是望城人，上了车，他说，小时候就听人说雷锋，我不信。世上真有这种人吗？我问他现在呢？他说，现在更不信了，你挨个找一遍，世上有一个这样的人吗？
    人为的热炒总是不长久的。没有人顶礼膜拜，这地方还得冷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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