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茶居：罗素与“教育家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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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与“教育家父亲”

文 _ 林茶居

1921年9月，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第二次走进婚姻的殿堂。两个月后，儿子出生。大概是因为“老来得子”，罗素对教育问题产生了远胜于其他问题的兴趣。两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女儿。随着两个孩子的长大，他对教育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有针对性。1926年，罗素出版《论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一书（200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杨汉麟翻译的中文版，书名改为“罗素论教育”）。第二年，为了能以自己合意的方式教育两个孩子，他与妻子在英国南部创办了比肯希尔学校，实践和检验自己的教育思想。

罗素除了是一位哲学家，还是数学家、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因其研究的领域众多且成就斐然，被时人称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1950年，他因“创作了多种多样的捍卫人道主义思想和思想自由的作品”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自1901年创立以来五位获奖的“非文学家”之一，其获奖作品是一部探讨婚姻、家庭、性等问题的著作：《婚姻与道德》——有意思的是，罗素的一生经历了四次婚姻，最后一次结婚时他80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历史信息”，是因为我从罗素的学术生涯当中，看到了一个人做了父亲之后，整个生命激荡出一种强烈的“父亲情怀”，并使之成为一个“教育家父亲”。罗素这样说：“我所必须阐述的意见乃是我为自己的孩子寝食不安、百感忧思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社会、心理等）现象。记得几年前采访哲学家周国平先生的时候，我问他，你的哲学思考是不是有一个父亲的视角？他的回答是：“这恐怕是我唯一的视角。”对于教育，周国平先生尽管没有专门的论著，但他的“教育言说”遍及很多哲学谈论，纠缠其中的一样是“为自己的孩子”而特有的那种“寝食不安”和“百感忧思”。可以说，周国平先生一样是一位“教育家父亲”。

在我认识的教师中，也有一位“教育家父亲”——浙江绍兴稽山中学的蔡朝阳老师。2013年10月，“大夏书系读书节”在厦门海沧做了一场活动，蔡朝阳老师作为嘉宾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阅读生活和职业经历。他说，在很长时间内，他对教育是无感的，因为没有感觉到教育的创造性，后来做了“奶爸”，“教育价值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相信，有很多人，有很多教师，因为做了父亲（母亲），而被自己的孩子唤醒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教育价值感”、“教育意义感”。这是父性（母性）的洋溢与澎湃，足以使人的精神疆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扩展，心灵变得柔软而多情，对教育产生更多体贴入微的醒悟。

当然，“父亲”并非由此就必然地成为“教育家父亲”——从“父亲”到“父亲教育家”，除了必须有爱的支撑，还必须有理性作为引渡。以罗素为例，就是说，他的教育思考，除了有作为一个父亲的舔犊之情在持续发酵之外，还有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深刻见地和批判精神，以及作为一个数学家的缜密思维和严谨推演在产生作用。

在《罗素论教育》这本书中，罗素首先阐述了“教育的理想”，然后顺着人的成长阶段，从幼儿期到青春期（大学时期），探讨人的“品性教育”和“智力教育”。这其中必定融合了他对自己的孩子如何长大成人的理想设定，也必定渗进比肯希尔学校的办学理念。

从另一个角度说，罗素之所以要为自己的孩子创办一所学校，正意味着他对教育的不满和不放心。对于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理论及新教育理论，他进行了深刻分析，同时不断回望自己的童年及童年经验，进而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核心观点：“在我看来，将活力、勇敢、敏感以及智慧四种特征结合便可奠定理想品格的根基。”

我想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教育家父亲”，罗素思考教育的理路和方法，有两点尤为值得我们借鉴：其一，双向追问，即不仅批判时代问题,同时反思自我成长。其二，历史考量，即没有囿于当下情境，提出“每代人都必须改正其教育方法”，因为，“人类知识的总量以及人类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不断增长之中”。

罗素说：“三种极其单纯而非常强烈的激情支配了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悲悯。”这应该是罗素所有思考的动力源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或许我们最终无法成为“教育家父亲”，但依然可以也需要抱持这样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