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百年中国言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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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的木板之一

——重说百年中国言论史

傅国涌

船完全被撞翻之后

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

每块零散的木板

将永远漂浮在海上

                ——根子

记得好像是鲁迅先生讲过，过去的中国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史，是狭隘的政治史、战争史。一句话是权力争夺史，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史。由于老百姓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权利，所以如果要说人民的权利史，实际上那也只是争取权利的历史。

言论自由是人民的权利中最首要的权利，有无言论自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在二十世纪已成为过去的时刻，回顾我们走过的多灾多难的道路，回顾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付出的沉重代价，写下百年中国言论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书写言论自由史就是要摆脱以往历史总是局限于血腥争斗、也就是抢夺椅子的狭隘性，那样的历史无视人民的权利，往往以“胜者王、败者寇”的原则出发，不论是非，只论成败，只有统治者的声音，没有人民的声音，只有枪杆子至上，没有笔杆子说话之处。伟大的顾准在70年代黑暗的隧道里，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岁月，以他无与伦比的坚定、深邃与睿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我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殉道者的鲜血，和他们蘸着鲜血写下的一部人类追求真理的历史，人类至少还将在幽暗的年代多徘徊几个世纪。无可争议，殉道者的血迹要比学者的墨水来得珍贵。

言论自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在秦始皇一统山河、书同文、车同轨之前，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无情战争与杀戮的是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声音，儒、道、墨、法、名、阴阳、兵家，各放异彩，星斗灿烂。孔、孟、老、庄、墨、韩……，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奠定了古老文明的根基，设馆授徒，宏扬学说，传播了文化因子，言论自由当然没有问题（这只是统治者还没有意识到、也缺乏足够力量控制人的思想和嘴巴时的现象，东西方早期文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文化说穿了不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吗？

秦始皇奋长策而御宇内，居四海为己有，焚书坑儒，只允许保留种树、卜巫的书简。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进一步确立大一统皇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言论自由这样不言自明的权利消失了，只留下“文字成狱、偶语弃市”的严酷传统。

在古希腊，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使在这个让后世人们心往神驰的西方文明发源地，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被多数决定剥夺了生命，此外因为思想、言论遭到放逐的还有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等。辉煌的希腊文明，人类最早实践了民主的雅典和古罗马兴旺一时的共和国都象陨星一样陨落了。等待着欧洲的也是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那样的年代又怎么可能有言论自由！

因此，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成为习惯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的人流了无数的鲜血，历经数百年才慢慢确立下来的。言论自由作为人类文明无可辩驳的准则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抗争，经过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在血与火中赢得的。报刊及以后新出现的一切媒体都是人民言论自由的载体，而不仅仅是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一句话不是政治的附属物。这样的自由确乎来之不易，所以才弥足珍贵。今天，在东西方许多文明国度已没有人怀疑这一原则，它已经和其他自由权利一起成为人类文明的坚强基石。

在我看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都是不可分割的，这些自由都属于天赋人权。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然前提，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都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也是无可争议的延伸。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就只是饭桌上的私下交谈，是个人在旷野中的独语，那绝对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须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如报纸、刊物、书籍等其他媒体或公共集会等）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看法，而不是私下的议论与牢骚。没有思想自由，固然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前提是独立思考，是思想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等自由，同样没有言论自由，因为言论得不到公开的表达与传播。

从这一意义上看，秦始皇以前的中国，虽然出现过诸子百家时代，但他们没有对言论自由的自觉，和古希腊一样是文明曙光期欣欣向上的一种短暂现象。秦始皇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毫无言论自由可言，帝王的权杖随时可以打碎任何自由的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十几轮循环中，旧的王朝覆灭了，新的王朝又建起来，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秦始皇确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模式，没有改变焚书坑儒所开创的文字狱传统。所以千年仿佛一瞬间，丧失了一切民族创造力，至少在思想、文化上没有出现足以超越先秦诸子的人物。两千年也没产生几个能称得上异端的思想者（没有言论自由，就算产生了也被扼杀在无声无息的状态）。虽然我们也曾有过李贽的《焚书》、《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谭嗣同的《仁学》。党治国先生曾在《随笔》发表《埋没的思想--读一读文中子王通》，介绍了隋末唐初王通“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的思想，称短短一部《文中子中说》“是最伟大最光辉的思想，其分量超过王通之后140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典籍。”李贽因《藏书》、《焚书》等著作，以“倡乱惑世”的罪名被捕入狱，谭嗣同为他的理想血洒菜市口，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从汉代太学生“诽谤朝政”到明代的东林党人，我们自古就有书生清议的传统，却没有发展为现代意义的言论自由，也从来没有人鲜明地提出过言论自由这一命题。

一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火震碎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天朝大梦。虽然腐朽的专制政权和愚昧的国人依旧沉睡未醒，但从那一刻开始，中国的确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外于世界之外的可能性再也没有了，报纸这一西方文明的新鲜事物开始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最初的报纸基本上是外国人办的，局限于港、澳、上海等地。那时候，个别中国人逐渐也开始接触这一陌生的行业，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就是其中的代表，正是借助这一新型的载体，王韬开创了一个庶民议政的传统。

如果按照中国几千年的老路重复下去，永远也不可能诞生作为言论自由载体的新型报纸。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中国上上下下造成的震撼是史无前例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或维新派）就出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意识到了近代报刊的作用，运用这一新载体传播自己的改革思想。如果说康有为锲而不舍地上书、写折子走的还是传统的老路，那么他们办学会、办报刊就是一条新的道路。《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等报刊应运而生，虽然多数报刊出世不久就夭折了，但如汪康年、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出了六十九期）生存时间较长，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天津《国闻报》影响也较大，甚至打着日本人的旗号详细报道了百日维新被血洗的消息。经过维新派的努力，在光绪帝颁发的改革举措中也有允许官民办报的一条。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第一篇言论即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流亡日本期间所办的《新民丛报》等也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面貌）。

当慈禧太后将改革的事业扼杀在血泊之中，曙光初露的言论自由随之夭折。从那时以来，尽管北洋军阀、蒋介石和国民党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却如出一辙。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这条路上洒满了先行者的鲜血、汗水与眼泪：从沈荩到邹容，从陈听香到凌大同，从邵飘萍、林白水到刘煜生、史量才，无数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没有言论自由，就谈不上文明进步。在以往的史书中人们往往只重视那些怀抱宏大政治理想的献身者。他们毅然决然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重建的宏大叙事中，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我们不该忽略那些执着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殉道者。而且从本质的意义上说，任何狭隘的政治信仰都是暂时的，它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人类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永远的，并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只要人类存在，就将继续为争取和捍卫这些神圣的原则而奋斗。

在百年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纪念碑上，不仅铭刻着无数先驱者的姓名，也铭刻着那些曾流星般划过夜空的报刊。

忘不了1903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先生在《苏报》发表的那些炽热的文字，少年邹容无所顾忌的青春呐喊，他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毫不含糊地向国人提出了创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尤其震撼灵魂的是章太炎、邹容他们赴难时的表现，章太炎从容被捕之后，邹容本可幸免，但他毅然投案，在法庭上慷慨陈辞，一丝畏怯也没有。邹容的作为让人想起他之前谭嗣同拒绝逃生的凛然选择，想起他之后秋瑾同样坦然地面对死神。那一年少年邹容只有十八岁，他被租界当局判处两年徒刑（章太炎被判刑三年），最后惨死狱中。他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他为“大将军”。他的笑容永远停格在二十岁如花的年华，但他的生命比一切即使活过了一百岁的苟活者更长久。

忘不了言论史上惨痛的一幕——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令慈禧太后雷霆震怒。沈荩被捕，刑讯之下“慨然自承”。但根据清朝法律泄露公文并无重大罪罚，加上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受到慈禧面责的权贵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打了两百多杖，“血肉飞裂，犹未致死”，最后用绳勒死。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新闻记者，是二十世纪为言论自由殉身的第一人。消息传出，报界一片大哗，纷纷发表评论责问当局。天津《大公报》刊出沈荩的绝命诗四首，并详细报道了他被杖毙的残酷一幕，还登载了各国公使夫人觐见慈禧时对此表示不满的新闻。为此，远在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写下了题为《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清廷不得不公布所谓沈荩病死狱中的谎言，并在上海各报发表伪造的“绝命诗”。

忘不了鉴湖女侠秋瑾在二十世纪初甩下的沉重而悲愤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忘不了“人血馒头”和绍兴古轩亭的秋风秋雨。1907年，秋瑾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虽然只出了两期，就因秋瑾的被捕就义而停刊，但这是中国第一份女性报纸，倡导女权平等，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在上个世纪初的暗夜里，她倏地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先声。尽管这不是秋瑾被杀害的直接原因，但秋瑾为之牺牲的理想中当然也包含了言论自由的理想。秋瑾就义之后，面对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昧，上海各报纷纷发表的客观报道与评论也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忘不了于右任百折不挠，在上海租界办报的那些日日夜夜，他办的《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特别是《民立报》直接呼唤了辛亥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转型。九十年后重读宋教仁、于右任他们发表在《民立报》上的那些热情洋溢的政论，我们依然会受到强烈的震撼。

他们通过办报实现自己言论自由的理想，不为权势所屈服，不为金钱所诱迫，在一百年前长夜如磐的清末，他们已深深懂得“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为报人之天职”，为此，《京话日报》的彭翼仲被发配新疆，《重庆日报》的卞小吾被残杀，《京话日报》及汪康年的《京报》、文实权的《公益报》等先后被封门。据新闻史家不完全统计，1898年至1911年的十三年间，至少有五十三家报纸被禁或被处分，十七名报人被监禁，一百多人被传讯、拘捕、警告或押解回籍，两名报人惨遭杀害。

三

“近代中国报纸的历史是与外人的治外法权在特权之享受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特权保护下，与这种自治的外侨居住地内，中国的报纸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要素”。这虽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历史悖论，却无法否认。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中文报纸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1872年面世的《申报》，其次是二十多年后出现的《新闻报》，这份1893年英国人创办的商业报纸是最早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1899年由美国人福开森出资购买，聘汪汉溪为总理。汪主持报馆二十多年（直到1924年11月积劳成疾病故），事必躬亲，经济独立是他抱定的办报宗旨。由于经营得法，《新闻报》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物质设备也能并驾齐驱，发行量最高达二十万份。

值得一说的还有1904年6月狄楚青（狄平子）创办的《时报》，他聘陈冷、雷奋等为编辑，以独创的体裁横空出世，以“对开四版、两面印刷”的崭新形态在中国报业中心——上海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使报纸与刊物在形式上分了家。虽然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鼎力支持（康先后付出了七万捐款，梁亲自筹划创刊），但《时报》挂的是日商的牌子，由梁启超手订的“发刊例”第一条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百年前，在中国报业史的少年时代，他们就懂得了这些早为西方报史所反复证实的原则，着眼于公正、客观、真实。因此，《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固然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就这样，1907年9月，康门弟子徐勤在写给康有为的报告中，满纸都是对狄楚青的批评和对梁启超的抱怨。而正是梁启超确立了《时报》的方向，狄楚青则忠实地守护了这些准则。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少年胡适的心中。胡适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两个月后，《时报》就诞生了，十七年后他还深情地自称“我这个同《时报》一块长大的小时朋友”，回忆起当年读到《时报》时的激动和美好：“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他补起来。”〔1〕完全可以说，《时报》对少年胡适的震撼、启迪、熏陶和滋养，是他成为精神巨人的重要源头之一。

《时报》浸透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凝结着无数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忱，正是他们哺育了这份具有近代气息的日报。它提倡教育，注重文艺，首创“时事短评”，“替中国报界开了许多先路”。《时报》不仅以其短小犀利的时评和精彩的通讯革新了文体，赢得了读者（黄远庸为《时报》写的“特约通信”脍炙人口，这一形式也是《时报》开创的），而且“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习惯，不觉得新鲜了”。〔2〕

毫无疑问，《时报》“打开了报界的新机”。而狄楚青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这正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为当时的青年所欢迎，迅速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还是胡适的《十七年的回顾》说得好：“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文法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代诗人的绍介，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3〕

四

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第一次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写进了宪法，民国初年因此一度出现了办报的高峰，仅1912年全国就有五百家报纸（大部分都是政党的报纸）。那时候的报纸天然地认为是“舆论代表”、“舆论之母”，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自觉地担当起了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的天职，不仅无所顾忌地批评各级政府官员，甚至点名骂大总统。

遍地报纸和政党蜂起的现象（曾出现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共同构成民初的两大景观，这是人民一经得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后的必然现象。

但这部《临时约法》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它在第六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但又在第十五条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其中所谓“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都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为政府随时收回第六条第四项赋予人民的权利大开了方便之门。

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的《民国暂行报律》一出台，即导致舆论一片哗然，设在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即通电反对：“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签名的不仅包括了《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还包括了《民立报》这样的和同盟会渊源很深的报纸。3月7日，章太炎在《大共和国日报》发表《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逐条加以反驳，各大报纷纷转载。章士钊也发表文章说：“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3月9日，孙中山发出《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内务部未经参议院议决就颁布暂行报律，没有法律效力，予以否决。

实际上，真正的言论自由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尔后，袁世凯接连颁布的《报纸条例》、《出版法》就是套在言论自由之上的紧箍咒。民初中国，从南到北，即使在袁上台前，以言论被杀也不是什么新鲜事。1912年初，刚刚在辛亥革命中当上广东临时都督的陈炯明就压制舆论，“拘留主笔，勒交访员”。4月，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两报主持人陈听香被逮捕枪毙，报纸被封。1912年8月以后不到半年，黎元洪就先后查封了《大江报》等许多家报纸，该报编辑凌大同被杀；四川二十三家报纸被封，《蜀报》记者朱山被诬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罪名斩首；福建《群报》主笔被捕，两记者被暗杀；绍兴《越铎日报》因为发表批评当地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的新闻和评论而被捣毁，报社负责人孙德卿被刺伤，另有十七人受重伤，葛星驰“伤势过重，竟致惨毙”。这年冬天以来，《国风报》编辑田桐，《民主报》主笔仇亮，前《国风日报》主笔吴鼐，包头《一报》主编王平章，开封《民立报》的五名编辑、记者等先后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被捕入狱的更是不计其数（如文实权、丁佛言、杭辛斋等）。1913年8月19日，北京《正宗爱国报》因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等语，社长丁宝臣被捕，未经审讯就被处死。中国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有盛名的记者黄远生，坚持言论独立，标榜客观公正，为逃避袁世凯的威压出走美国，1915年，却在美国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人当作袁党刺杀。

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至少有七十一家报纸被封，四十九家被传讯，九家被捣毁，六十个记者被捕，二十四人被杀，使得1913年起报纸总数一落千丈，从五百家锐减到一百三十多家。短短四年间，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清末的十三年。从1916年底到1919年的几年间，因言论被杀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仅报纸被封的就有二十九家，至少十七个报人被下狱或杀害。

五

1912年3月，民国伊始，,戴天仇（季陶）在上海租界创办《民权报》，“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词激烈，读之令人兴奋”。从4月16日起，《民权报》接连发表十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4月26日起又连续发表六篇《讨袁世凯》。5月20日，二十三岁的戴天仇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更激烈的短论《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两天后，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天仇。虽然他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对此，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4〕最值得一提的是，唐绍仪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这一件事。

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而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所说，戴天仇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1913年8月，《中华民报》社长邓家彦被租界当局拘捕，判有期徒刑半年，罚款五百元。9月17日，该报被迫停刊。

就在袁世凯称帝前夕的复辟气氛中，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不顾袁的利诱威胁，以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如椽之笔在《大中华》杂志发表了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等予以转载，传诵一时。《时事新报》则因为“力持公论，拥护共和”被袁世凯政府下令取消邮局挂号，自10月23日起不能向上海之外发行。这是《时事新报》史上辉煌的一页，其言论曾与蔡锷云南举义“桴鼓相应”。

同年9月15日，曾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等报刊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从创刊到迁至北京出版，短短不到一年半，由最初发行千份猛增到一万多份。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聚集在蔡元培领导的北大，聚集在《新青年》旗帜下，他们不仅办刊，而且出书，如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陈达才的《政治原理》、陶孟和的《社会问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蔡孑民言行录》等，大力张扬“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青年》标志着知识分子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都是一些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其努力的目的不是权力，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其中言论自由是第一位的。从长远来看，他们在“五四”以后虽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其主流还是始终坚持了“五四”的理想，如胡适、鲁迅都称得上是言论报国的楷模。而走向组党革命的陈独秀，在经过痛定思痛之后也回到了“五四”的立场。

十九、“拒检”运动

    国民党当政以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法律、条例、细则等，如《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出版法》（1930）、《出版法施行细则》（1931）、《新闻检查标准》（1933）、《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标准》（1938）等。
    但知识分子的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1934年2月上海各书局以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的名义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1936年1月上海71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言禁。1938年邹韬奋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文章，生活书店和其他书局发表宣言要求取消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国民参政会上也曾多次通过类似的提案。
    对审查制度最有力的反抗发生在1945年，5月，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多名作家、学者、教授提出“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的审查制度”，并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8月17日，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被搜禁后，重庆《民主世界》（孙科等主办）、《中华论坛》（章伯钧主编）、《民宪》（左舜生主编）、《民主与科学》（张西曼主编）、《中学生》（叶圣陶主编）、《中苏文化》（侯外庐主编）、《现代妇女》（曹孟君主编）等16家杂志联合发表拒检声明，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杂志不再送检！其中10家杂志同时决定出版一、不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二、稿件全部不送检的《联合增刊》）。当时整个重庆也不过是三、四十家杂志而已，这些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专业的刊物联合拒绝恶劣的检查制度，写下了百年言论史上有声有色的一页。
    接着，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立即宣布坚决支持这一拒检声明。8月27日，重庆杂志社联谊会集会时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8月31日，《国讯》、《宪政》等八家杂志负责人集会一致议定不再送审。9月15日，《联合增刊》第一期出版。
    9月8日，成都《华西晚报》等16家报纸、刊物、通讯社发表叶圣陶执笔的公开信予以响应，“共同高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10日，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机构增加到22家。17日，成都27家新闻文化机构举行联谊座谈会，发表宣言，提出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当场成立永久性组织“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昆明、桂林、西安等地也纷纷响应拒检。温和的叶圣陶连续发表了《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发表的自由》等文。
    9月1日记者节那天，面对抗战的胜利，《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 “八年来紧紧束缚着新闻记者的手，从今天开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开始可以透出一点气来了！”9月22日，国民党通过决议，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直言“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
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等十多家文化新闻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明确提出“人民有经营通讯社和创办报纸杂志、印行书籍的绝对自由，除呈报政府备案外，不受任何党派的限制”、“保证人民有批评以至反对政府的权利”等要求。
    11月，马叙伦、郑振铎等91名上海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言论自由，呼吁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
    12月，上海30多名新闻记者联名反对上海市政府统制新闻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并建议新闻文化界开展拒绝登记运动。1946年1月8日，重庆生活书店等35家出版社联名致函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等五项要求。
    在舆论的呼声面前，蒋介石1946年1月10日公开作出了他后来没有兑现的包括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在内的四项承诺。

二十、“我们的抗议”

    抗战的胜利并没有迎来言论自由的全面胜利。1946年1月11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开放言论自由的第二天，杨潮在杭州狱中被迫害致死。1900年出生于湖北沔阳的杨潮，笔名羊枣，是记者、军事评论家，还是翻译家，长期从事军事评论和国际时事评论，在新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1937年11月，教育家、民俗学者李敷仁在西安创办《老百姓》报，这是一家通俗化的报纸，以普通工农百姓为主要阅读对象，宣传抗日，主张民主，用老百姓的话说出老百姓的疾苦与心声，并采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受广大民众欢迎，在当地影响极大。1940年4月，《老百姓》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后，他还办过《民众导报》等，被当地的青年农民尊为导师。1946年4月30日，他遭到特务绑架枪杀，重伤未死，得咸阳百姓相救，才幸免于难。
    1946年，西安《秦风·工商日报》持论公正，倡导民主，连续被特务捣毁、火烧，5月2日被迫停刊，法律顾问王任律师因为仗义执言，被非法枪决。
    内战发生以后，封报馆、捕杀报人的事屡见不鲜，言论自由当然谈不上了。在内战白热化、政权即将移手、面临王朝更迭的前夜，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对当时发生的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他们几乎都作了抗争：
    杨潮之死引发了全国新闻界的抗议浪潮，1946年1月26日，上海新闻界金仲华、柯灵、孟秋江、刘尊棋等60多名记者联名在各报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羊枣之死，向国民党当局的抗议声明》，“羊枣先生无故被捕，时愈半年，既不公开审讯，复不宣布罪名，囚死狱中，实为当局一贯摧残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之直接结果”，“新闻记者失其保障，民意尽遭窒息，中国新闻事业必将走向绝路”。许多报刊发表社论文章，予以谴责。5月19日，上海文化新闻界发表了《祭杨潮文》。
    3月25日由《世界知识》、《周报》、《民主》、《文萃》、《新文化》等组成的上海杂志界联谊会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摧残言论出版自由，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等地受迫害的同行。
    5月，徐铸成等102名记者要求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6月，在“下关事件” 现场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等人也被打伤，新闻界纷纷发表社论、通电，呼吁严惩凶手、保障新闻自由。39位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抗议国民党摧残言论出版自由。
    7月，上海民营广播电台联名抗议当局勒令50多家民营电台停播。
    闻一多、李公仆因为反独裁、争民主的言论遭暗杀后，他们说话了、抗议了。
    1946年6月北京七十七家报刊被取缔、查封以后，他们说话了、抗议了。
    柯灵等办的《周报》、黎澍办的《文萃》、郑振铎的《民主》被封杀，《文萃》三烈士遇难，他们都抗议了：有马叙伦、茅盾、叶圣陶、吴祖光、巴金、郭沫若、郭绍虞他们的抗议，有沈钧儒、徐铸成、赵超构、孟秋江他们的抗议，1946年10月31日，《民主》周刊最后一期封面上赫然就是“我们的抗议”五个大字。
1947年、1948年，上海《文汇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时，他们也说话了、抗议了。
    毕竟那个时代的人们深深懂得自由绝对不是一种恩赐，自由永远是人民斗争才能得到的果实。
    这是言论自由史上悲壮动人的一幕。

二十一、知识分子联名表达的传统

    伴随着压迫言论自由的是杀戮、是牢狱、是查封、是流亡，然而，历史始终贯穿着知识分子群体抗争的声音。今天再读这些蒙上灰尘的记录，我们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却是见惯不惯的——
    20年代有胡适他们群体的声音，提出“好政府主义”，那是军阀混战时代，大一统的王朝解体、绝对的权威丧失了，言论、结社的空间是前所未有，也是后所未见的。
    30年代面临日本入侵的亡国危险，知识分子联名发出群体的呐喊，组织社团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如1935年12月，《大众生活》曾发表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陶行知等281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3月，《生活教育》发表马叙伦等148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1936年7月、8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等等，虽然发生了“七君子事件”，但空前的危机及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终于造成了举国一致共赴国难的大局面。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西南联大十教授联名致电国、共两党领袖，呼吁“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要求尽快成立“立宪政府”。他们还提出四条“当务之急”、应“立即施行”的意见：一、“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二、“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摈弃”；三“军人干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皆为祸乱之阶”；四、惩处叛国奸逆。十教授中包括了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等都有学术成就的知识分子，这些以教学为业的书生，在面临“治乱间不容发”的历史关头，他们是丝毫也不能含糊的。当时和他们一样参与联名发表意见的还有很多，比如成都文化界、昆明教育文化界等。
    在他们之前，1945年2月22日，郭沫若等312个知识分子曾联名在《新蜀报》、《新华日报》发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等。
    在他们之后，1946年6月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人发表公开信呼吁和平。同样的呼声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是孤立的。
    1947年3月8日，朱自清、陈寅恪、金岳霖、俞平伯等十三个教授在《观察》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警察以清查户口为名的大搜捕，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尽速释放无辜被捕的人民。如果说这些联名表达意见的主要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联名抗议国民党政府迫害青年学生的90位北大、清华等高校教授，则几乎涵盖了文、理、工各科。1947年5月，当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五二0”运动发生之后，当月27日，就有31位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声援，32位燕京大学教授发表宣言响应。
    1948年7月5日，东北学生五千人要求撤消“征召全部东北学生当兵”的议案，到北京参议会请愿，军警枪杀吴肇寿等13人，12人受伤。12日，404位大学教授联名发表“七五”抗议书，提出惩凶、还尸、医伤、解严、释放被捕学生、救济东北学生等六项要求。
    闻一多、李公仆的血没有使知识分子闭上他们的嘴，放下手中的笔。整个40年代后期他们动不动就发表政见，或联名集体表达对国事、对其他公共事务的意见。少则数人、数十人，多则上百人、数百人。即使在1947年11月，国民党当局原形毕露，撕去民主的遮羞布，强令取缔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同盟时，周炳琳、金岳霖、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李广田、冯至等48位北大、清华、燕大教授也没有被吓住，他们联名在《观察》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签名者中还包括了钱伟长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其实，他们不是民盟成员，只是以“自由国民的立场”抗议政府不容异己的“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48个教授集体行使“无权者的权力”，捍卫了人的尊严，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在大变动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没有沉默，而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也是20世纪前半叶形成的一个传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

二十二、《新华日报》的呐喊

    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当局允许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新华日报》，10月25日迁至重庆出版，直到1947年2月28日凌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在长达九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高举民主大旗，大力呼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它对民主的呼喊曾倾倒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延安成为无数青年学生心中的圣地。当年《新华日报》上的那些民主言论，在百年言论史的星空中，如同闪烁不定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片大地。
    虽然《新华日报》创刊仅7天，1938年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指使的特务流氓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了营业部、排字房和机器房。一则说明情况的“启事”到19日才刊登出来。1939年6月16日，《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被国民党查封，负责人被捕；襄樊的鄂北分馆及其他各地的分馆、分销处都遭查封；发往各地的报纸经常被邮件检查所拦截、扣押、没收……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八周年时曾发表一篇社论，回顾了八年办报的坎坷历程：
    “我们是一个合法的报纸，但却经常受着非法的阻挠和破坏。讲发行，寄出去的报纸经常要受邮检，几乎完全被扣了，读者经年累月收不到我们的报纸。外埠报贩如要分销本报，轻则被封，重则坐牢。本埠发行，报贩被迫不卖本报，我们只好自雇报童，但仍还要经常受到威胁、毒打、拘捕、撕报等等阻难，使本报不能广泛的、经常的、及时的到达读者手里。还要对读者施出花样百出的迫害，不准看新华日报。工人、学生看新华日报的，就有被开除、被禁闭、以至于失踪的危险。总之一句，要使本报自己不能发、人家不敢看。试问这还谈得上新闻自由吗？
    还有，我们的采访处处受到歧视，人家可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我们的广告受到封锁，在我们报上登广告的，就要受到威逼或者敲索。敌人投降，别的报纸纷纷复员，都到南京、上海、天津、北平、汉口等地出版去了。本报筹备于南京，创刊于汉口，迁移于重庆，八年来始终跟着政府为坚持抗战而服务。至抗战胜利，却不能和别报一样复员出版。所有这一切不合理、不公允的待遇，我们实在忍受够了。”
    尽管如此，这张被视为眼中钉的日报总算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毕竟存在了9年之久。迫于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允许与自己打了十年内战的死敌在自己的心脏创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日报，这不仅在百言论史上空前绝后，在整个中国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利用《新华日报》这块合法的舆论阵地，漫长的九年中，共产党高举民主、人权的旗帜，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面目，赢得了人心。
    前几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收录了许多当年《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今天重读依然能令我们血脉愤张。那是民主的号角、自由的号角、人权的号角，也是庄严的承诺。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当年《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赞美美国民主的评论。1943年9月12日发表的《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以诗一般的语言阐述了美国的理想——“他们为了完全摆脱加在他们身上的铁枷，1776年的独立战争爆发了，独立宣言淋漓地发挥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一切人类生而平等’的誓言，永远地镌刻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上，……”。“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美国人民当然更有对于（政府）进行批评的权利。”“美国人当然更要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的权利”。“这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尺度”。《新华日报》在蒋介石垂拱而治的山城重庆，不断地以美国的理想、美国的民主精神为武器，向国民党的专制制度发起一次次的冲锋。
    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一文，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毛泽东说得更加明白：“‘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是多么动人的文字，这是多么美好的承诺。
    面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言论专制制度，《新华日报》曾在《言论自由与民主》、《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等一系列文章中，为言论自由而大声疾呼。1945年9月1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一个“记者节”，《新华日报》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社论，谴责“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的检查官，“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呼吁“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无论如何还是容忍了九年。九年的时光也许算不得长，但《新华日报》那些如此富有感染力的言论，如同黑暗天幕里的点点星光，确曾激动过一代青年。
                                 二十三、“百年绝响”
    储安平主办的《观察》周刊攀上了百年言论史上最后的一座高峰，9月1日，确乎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接续《大公报》的星火是这一天。1933年，因为刘煜生之死引发新闻界及社会各界的抗议风波，9月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作出积极的回应，一年后这一天被定为“记者节”。永垂史册的《观察》周刊也诞生于1946年9月1日。或许这一切都只是历史的巧合。在《观察》创刊号上，储安平以“编者”名义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直言：
    “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
    接着，他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以及“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在《观察》存在的近三年半岁月中，储安平信守并践行了他在这一天提出的这些“信约”。《观察》以其“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它的近70位撰稿人几乎都是全国一流的学者、专家、教授，由他们撰写的专论是《观察》的一大特色。储安平本人金石般的政论更是达到了那个时代文人论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论之激烈、论述之精辟，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在1949年前夜的中国，《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独立的品格为知识分子自由论政为提供了一块平台。
    1947年5月，当国民党封杀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时，他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面对恶劣的政治气候，1947年11月8日，《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周炳琳、金岳霖等四十八位教授《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对此储安平说：“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遭永久停刊处分，政府磨刀霍霍，黑云压城、《观察》风雨飘摇，7月17日，储安平发表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
“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1948年10月，离《观察》被“勒令永久停刊”已为时不远，国民党败像已露，《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张申府《呼吁和平》一文，尽管哲学家别无动机、别无背景，仅仅“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呼吁和平——“真和平”、“长期的和平”、“为国为民的和平”。但在有些人看来，在毛泽东即将作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著名论断时，还在呼吁和平，那是多么不合时宜。储安平曾说：“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在“左”、“右”之外，它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在一个这样的社会，储安平和《观察》周刊要坚持“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又何其困难，何其难能可贵。他说：“好汉做事，来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也不急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跟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观察》为百年中国言论史树立了一个最富有个性的批评模式，公开的议论，公开的批评，思想、立场、观点容或不同，但对批评权利的珍视，对公开批评的追求，成全了《观察》有容乃大的品格，它的78位撰稿人“皆一时之选也”，其中既有李纯青、杨刚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赵超构等“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以及张东荪、费孝通、许德珩、傅雷等参加了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也有傅斯年、胡适、梁实秋、叶公超等有真才实学、声望卓著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像冯至、宗白华、钱钟书那样的学有专长、不左不右的知识分子。他们汇合在《观察》的旗帜下，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以“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数之众、阵营之强、影响之大，超过了当年的《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这是一种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道义理想在战争的喧嚣中放射出最后一次夺目的光华。储安平以他的执着、热情和勇气完成了百年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观察》最高一期发行量超过了10万份，它以深刻的文人论政为一个黑暗、丑陋的时代画了一个句号。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依然为那个不幸的、生灵涂炭的时代曾有过这样一本周刊而感到温暖。
    《观察》并不是孤立的，在风雨如磐、炮火连天的年代里，不说《大公报》这样有着世界声誉的民间报纸，差不多同时的民间刊物就有《世纪评论》、《新路》等一大批周刊，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1949年到来之前嘎然终止。1947年1月，何廉、张纯明等在南京创办《世纪评论》，宗旨为“超然独立、公正客观”，1948年11月被迫停刊。1947年3月，《时与文》在上海创刊，发行人程博洪，主要撰稿人施复亮、张东荪等，1948年9月停刊。1948年1月16日，《周论》在北平创刊，主要撰稿人包括了朱自清、朱光潜、贺麟等，12月停刊。《新路》诞生于1948年5月的北平，与钱昌照、吴景超的关系最密切，当年12月30日就遭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1948年9月，刘不同在南京创办《天下一家》周刊，不到2个月就停刊了。
    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性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