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夭折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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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夭折的构思/梁卫星

十五年前，我正年轻。记忆中，那时，我整天躺在床上，无力感渗透了每一个毛孔。我常常自问，这不可救药的胸无大志，是与生俱来，还是看破红尘？只是，淡泊尚且难以天赋，颓废，岂非只为历尽沧桑？少年不识愁滋味吗？谁又能理解辛弃疾只是在自嘲啊，除了否定自己，难以言说的，总是世事的艰难与理想的尘埋。于是，我拒绝了身外世界——在这个强大而又不可理喻的世界面前，我总是手足无措；我也拒绝了自我规划——有多少规划，不就有多少耻辱吗？小人物的命运，在丑恶的世界里，早已注定，一切的挣扎，不过以惨淡人生确证异己世界的强大而已。然而，我却没有办法逃避时间的零碎。我真愿意化身为睡虫，长眠不醒。只是，我永远都没有勇气让行动践履思想，活着难，死亦难。我能怎么办呢？躺在床上，总有醒的时候，即使为了这睡了又睡的肉体，我还得努力起床去吃饭。此外的时间，便是漫不经心的看书；有时，望着天花板脏兮兮的虫迹发呆；有时，则一个人如孤魂野鬼般在声势逼人的街道上无所用心的游荡；有时，则与一帮貌合神离的朋友们撒疯买醉；再有时，则在破败的荆州城墙上旁若无人的狼嗥……那是怎样黯然的青春啊！

我就是那时看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的。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家们永远只能贩卖西方的术语。书斋里优雅自闭的思考，自我本能膨胀的精英话语，怎么可能理解现实人生呢？那整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李鸣，不就是我吗？那帮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依旧一无所获，反而落得一身伤痕的音乐才子们，不就是我同寝室里那些时而飞扬跋扈时而垂头丧气，最终只是灰头土脸的兄弟们吗？这基本上属于原生态的大学生活啊，怎么就成了现代主义文学呢？毫无疑问，这是绝对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却非批判现实主义的！的确，刘索拉的笔致还是太表面化了，她最先着笔的李鸣成了一个小小的配角，可他本是最清醒的人啊。为什么不着笔写一写这个躺在床上的人是怎么躺到床上去再也不愿起来的呢？如果写好了，那么后面他的兄弟们的痛苦与挣扎就不会过多的草草归因于青春的反叛与激情，失败是一种宿命。是谁在与青春为敌呢？几千年来，我们的文化与政治，道德与伦理不就是一直与青春为敌吗？几千年来，我们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就一直与正常合理的生活为敌吗？

我于是萌发了自己写一部小说的想法，起名为“苍老的青春”，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被侮辱与损害的青春与生活唱一曲挽歌，达成批判现实与历史的目的。当然，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都需要行动力；而直面自己无意义的生活更需要勇气，这于我这个近于自宫的二十余岁的老人而言，于我这个手足酸软早已丧失了实践能力的人而言，事实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于是，唯一的亮光依旧只是乱七八糟的阅读。而挽歌尤在心底惨怛，青春即便苍老亦早已消逝无踪，唯余茫然的心境相伴而眠，那《苍老的青春》只留下精神的丝缕，永远存埋在了时间的深处。

当即便是苍老的青春也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当死亡的恐惧成为仅有的生存动力的时候，人生的唯一内容就只余讨生活了。走过异路，逃过异地，最后是落脚在一个叫黄花的乡镇，离我家乡不远的又一个农村。是教书，不是种田。不是靠手，而是靠嘴，讨一碗饭，和妓女一样，但远没有妓女的坦荡。只是因为在一个所谓大学里胡混昏睡了几年，我便永远丧失了种地的能力，也远离了大地。我的记忆再也不复大地的沉厚，只有青春的身体在其间盛气凌人的沉浮。

那是别人的身体啊，他们正当黄花勃发的季节。我从没想过身体可以如此气焰嚣张，也从没想过身体能让我自惭形愧——我的身体什么时候如此剑气纵横过呢？而且，我和我大学时代那些兄弟姐妹们的身体不就是这些黄花身体的升级版本吗？但那是怎样的身体呢？我的身体早已为床板所同化，上面盖满了死神松软的预约；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的身体固然比我的身体性感，但却要么因过于沉沦在性欲中，要么因过于为酒精所浸泡，也一样丧失了身体的扩张向度，他们身上弥散的精液味与酒精味颓废糜烂，不过昭示了权力规训方式的层出不穷与强硬伟大，这些层出不穷与强硬伟大的权力规训方式甚至于让我们年轻的身体习惯了自我规训。然而，我记忆中的那些盛气凌人的身体却还没有如升级版一般，学会快乐的自我规训，身体先在的扩张能指，使黄花灿然的他们不断的要求着自身的所指——一种自我安置的生命权力。我看到，一种疯狂甚至扭曲守护着他们身体的纯正与尊严。不管上课下课，无论家里学校，他们总是让所有的身体器官尽可能的舒展奔放，视觉、嗅觉、触觉、听觉、味觉，总在自由的众声喧哗。他们完全无视教育的要求，不管教育来自哪里，他们更多的相信，身体也会自我教育！

正是从这些尽乎疯狂的身体的激越中，我在苍老的青春时代所持有的现实与历史批判才获得了具体独特的内涵——我发现了多少世代以来，我们总是作为真理膜拜的关于身体与精神的价值观念的阴险与无耻，也发现了我们这些升级版的身体何以在被规训之后还快乐无比的根源。多少世代以来，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善恶势不两立，身体是恶，灵魂是善。依此敷衍，我们短暂寓居的世界紧张对立无处不在——物质/精神、欲望/意志、感觉/理智、感性/理性、直觉/经验、本能/理想、存在/本质；个人/家国、自由/忠诚、激进/保守、革命/改良；今天/明天、现在/未来；现实/理想……这个二元对立的菜单可以在人之为人的任何领域无限延伸，自然扩充。我们被告知，在我们的生命与生活中，前者是无价值的，是恶，后者才是有意义的，是善；我们的一生，心心念念只在必须坚决扼制前者，夯实后者，如此，才能成为一个为社会接受的人。然而，要让前者灰飞烟灭，让后者丰盈沉厚，却是何其之难啊，当然，不要紧，圣人导师们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万古照耀如明灯的修身养性之道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武器，这些享有绝对真理霸权的价值观念，前有孔孟儒学，后有马恩列斯毛邓思想，再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继而是自由主义，如今，他们求同存异亲密无间的济济一堂，我们只要全身心的信奉并不遗余力的践履，自然就能“圣心备焉”，德功言俱立，再不济，也会荣膺接班人的行列，做稳成功人士。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一套终极价值的指令规训之下，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我们只是因为无法完全信奉与实践而充满了罪恶感，如果在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获得了这一套价值的些微肯定，总是会感激涕零。我们先被毒害，然后陶醉于自我阉割的崇高快感中，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与一生。

然而，那时候，这些伟大的黄花却以他们气势凌云的身体告诉我，这一切只是一个天大的阴险谎言，谁说身体是纯粹物质的呢？谁说灵魂超脱于身体之外呢？谁说孔孟之道与导师之思就该先验的占据我们的灵魂之地呢？从这些孩子们自信张扬的身体化生存中，我看到身体始终存有着其内在的精神向度。不是吗，不正是肉体的有限性赋予了肉体以内在的精神扩张的向度吗？我们的肉体总在不间断衰老，最后，不可避免的死亡。而在肉体衰老与死亡的既定性之上，生长出了超越性的要求，于是，肉体要行乐及时，肉体要飞扬跋扈，肉体要建功立业，肉体有一个千古不灭的梦想：永恒。在肉体的永恒梦想与肉体不可避免的衰老死亡之间，肉体的挣扎奋斗，肉体的享乐放达，谁能说那不是属灵的呢？肉体这种本身灵性十足的明媚纯净与庄严神圣，为什么要被人为的从其上血淋淋的割裂抽离出来，然后，割裂者却道貌岸然恬不知耻的指控肉体只是一种物欲化的存在，从而要求一切生命必须按照他们的所谓圣人药方与理想主义大丸去驯服肉体，并将这占据了肉体内在灵性的荣耀之地的所谓药方与大丸称之为精神或灵魂。从此，“肉体的灵魂”这肉体与灵魂一体性的生命存在被人为的变成了“肉体/灵魂”的二极对立，生命的漫长苦难开始了，更糟糕的是，与肉体对立的精神或灵魂，这实际上的身体内部的外来者通过对身体的严厉控制，逐渐让身体为自身的存在自惭形秽，最后自觉服膺了这外来者的指令，并以自我矮化自我作贱自我阉割为乐。从此，身体不再关心自己的疼痛、饥饿、寒暖、疾疫、喜恶，身体也不再敢于理直气壮的满足自己各个器官的要求，舌头不再敢说想说的话，生殖器不再敢悦纳喜欢的对象……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成了羞耻与罪恶的印记，抹杀尚且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去满足呢？于是，肉体的这种本有特性及其内含的四大天赋人权——言论自由、信仰（思想）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此失落了。最后的发展是，我们能吃饱肚子了——我们本就该吃饱肚子啊，我们也得感恩戴德，至于想要有人尊重我们的恐惧与匮乏，倾听我们的思想与祈祷，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了。而谁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告诉我，对这四大自由的自然要求不是我们身体内在的又一灵性呢！然而，当圣人之道与导师之思僭越了肉体的属灵之位，僭主了所有的生存伦理，这样的质问不过只是空谷足音而已！我总算明白了，当身体已不再成其为自主的肉体时，青春的苍老与衰亡实在是一种宿命！

我因此而兴起了写一篇小说的念头，名字是自然涌现的：你是黄花你就要远行。这注定是一个悲剧，一切听从肉体本质灵性指令的远行黄花们最终能如何呢？无论黄花们是多么的强悍，等待他们的，只有非自然死亡、发疯或者迅速苍老！《你是黄花你就要远行》最终没能成文，这悲愤的构思在后来的日子里悄然远行，是因为无法承受我深爱的黄花们的惨烈宿命，亦或思力无法达成如此深刻的生命表达，亦或久被压制的身体在觉醒之后依旧无法亦无力恢复行动力？也许三者兼而有之。然而，黄花们力图身体化的生存影像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之中，我因此而洞悉的中国式身体价值学也成为了自己观察判断人生世相与一切言说的逻辑基点。从此，我、我身边人们及无穷远方的苦难再也没有可能被遮蔽，无论官家姿态如何仁厚，无论精英们如何概念玄虚，无论主义们如何逻辑自洽，无论言说们如何“三农底层”；无论是张扬启蒙，还是高调宽容；无论是网络维权，还是法制宪政；无论是儒教兴国，还是基督救世；无论是痛心疾首，还是苦口婆心；无论是高楼大厦遮断了天空，还是兴农支教弥漫了乡村；无论是股市繁荣，还是奥运将近；无论是娱乐占满银屏，还是德政挤爆报刊；无论名词如何伟大，形容词如何炫亮，动词如何坚实，虚词如何意味深长……我总心明肚亮：天上暗藏深渊，一切眼中俱为无所有。就这样，从那时候起，苦难无遮无拦的涌现在我眼前，如此漫无边际，如此具体而微，如此深广宽厚，我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承受，因为我没有虚假的爱与宽容抹杀内心的仇恨。这样难挨的生活如何值得过，又如何能过呢？

是那些苦难人们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抚慰开启了我——无论如何难过的日子，我们不总要工作休息，结婚生育，养老抚幼，一代代繁衍吗？谁能说这样的人生就不值得过呢？从肉体的有限性理解，苦中作乐，原是生命的最高律令，是身体属灵性的召唤。于是恋爱，于是结婚，我的身体在这种朴素的伦理行为中苏醒，生命的激情寻找到了暂时的栖息地，生存的意志立足在了责任的土壤。苦难的大地依旧浓黑酽密，但苦难中近乎无事般的坚韧生存，那种养生送死中淡远至无的充盈踏实，却如一条清清浅浅的细流在蜿蜒绵长的泛光闪泽，正是这细碎的光泽于波澜翻涌的间隙增添了我沉静隐忍的个性品质。这种个性品质，让我开始心甘情愿的做一个世俗的人。是啊，只要身体还存在，生活就要继续，做一个幸福的人，为什么要从明天开始呢？

“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不正是一种违背身体固有伦理的虚妄与软弱吗？这种诗歌美学与所谓“思无邪”的教诲一样，是反身体的，他们一旦伦理化，就与国家意识形态合流，占据了身体灵性之地，抹杀了生活的现实合理性。——我们的身体，哪里有明天呢？我们的身体日日衰老，时时死亡，这肉体的大限，正是肉体灵性的最高表达：我们今天就要求拥有一切肉体本该拥有的享受、权利及自由，当然，我们也不会放弃一切肉体本该在今天承担的责任与道义，一切所谓明天的承诺，一切所谓改良的鼓吹，一切所谓转型的理论，都是欺骗与自我欺骗，是无止境的延长我们今生的苦难，其潜台词就是：人的肉体是罪恶的，不配拥有享受、权利及自由。不，世界不让我幸福，我却要遵循身体灵性的指引，在个人的生活空间里尽量幸福，我的幸福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爱与仇恨。洗衣，做饭，收拾碗筷，聊天，与妻子在田野乱逛，晒太阳，发呆，静静的思考，看书，与学生交流，平心静气的教书……日子在简单的秩序里流逝，我的心反而有了更多看世界的渴望，我的身体反而有了行万里路的底气与冲动。

于是，1995的夏天，脚揣800元，我踏上了孤旅浪流之途。没有目的，没有计划，我只是想走一走，看一看，近距离接触那一直存留在心中的无穷远方。不想让妻子担心，劝她回了娘家，说是自己想要静静的思考一些问题，说是孤独的老父母身边也应该有几天儿女的身影，然后，在她走后的第二天清晨搭上了前往武汉的汽车。很少出远门，更没有出过省，在汉阳文化宫下车，没有坐公交，选择了步行。一路走过长江大桥，浑浊的长江之水波涛起伏，淹没了堤岸。黄鹤楼在身后脚手架的映衬下，显得是那样的不合时宜。身边的公共汽车来来往往，上面总有站着的人。经过红楼，孙中山的铜像站在那里，满身灰尘，身边多是卖烧烤或零食的小贩，从烧烤架子上弥散出来的浓烟辛辣呛人。红楼斜对面是一栋未完成的建筑，几年后，我再次经过，黑深深的墙洞依旧。隔着马路，与中山先生遥遥相望的，是彭刘杨三位辛亥英烈的铜像，他们并肩挽臂的身体上面落满了鸽子的排泄物，一位鹑衣百结的汉子躺在他们的脚下，嘴里流淌着饥饿的口水，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破碗，里面零星的散落着几枚硬币和五角或一元的纸币，从旁经过的人多掩鼻绕道而行。

从阅马场到武昌火车站只有四站路，经过两所大学，一湖北教育学院，一中南财经大学。路上走着许多勾肩搭背的年轻学生。学校周围满是各式各样的考试书店，律师、会记、托福、研究生，想考什么就有什么样的对口书，生意不错，每个书店里都有付款的人。中南财大前的天桥上，有二个人用手推车在卖盗版书，余秋雨的最多，其次是武侠小说。有人讨价还价。路上人很多，我的眼中则主要是乡下人。他们三五同行，穿着粗朴，行李很多，脚步飞快嘴里却没闲着，时不时吐出一些我听不清楚的乡言俚语。不用问路，我跟着他们，到了火车站。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喧哗之极。人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有的坐着，有的躺着，身子下面是报纸或席子，有的则是床单。他们或玩扑克，或睡觉，或聊天，或吃饭。吃的多是自带的干粮，少数则吃盒饭或馒头。食物在人们的嘴里放肆的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我见缝插针的穿过人群，脚上的鞋子已是又脏又臭。候车室与售票厅里挤满了人，我好不容易挤进售票厅，浑身上下湿透了。到哪儿去呢？我并没有明确的目的，眼睛在电子广告屏上扫描着，决定第一个跃入眼帘的9点半的车次就是我要上的车。上海，9点半，221次，63元，而且有座位。火车是那种绿皮的，车上座位基本满员，过道上畅通无阻。乘客绝大多数是一伙一伙的，我这样的单身孤客基本没有。我周围的这一伙人是湖北利川乡下同一个村子里的，他们要到上海去做水泥工或木工。他们像亲兄弟一样合吃着东西，玩着扑克，说着闲话，吵吵闹闹，但却不谈工作与将来。他们气定神闲，安车当步，仿佛上海就是他们出门不久即回的家。车行很慢，沿路的每一个小站都会停下来，有时还会在无站的地方停下等对面的车过去再重新启程。没有听见抱怨，人们似乎久已习惯，就仿佛车走累了打个盹。车行几个小时后，过道上的人越来越多，终至于没有了一点空位。要上厕所？忍着吧。

这个时候，大约车门口已经很难挤上来了，所以就时不时的有人从窗子里爬进来，车上的人也不以为意，反而帮对方拉大窗口，接过行李，就好像是帮自己的家人。进来的人没地方去，就往走道上挤，甚至干脆蜷缩在行李架上或趴在座椅下面，没几站路，行李架上、座椅下就再也没有空间了。   火车里没有空调，虽然窗子全都开着，盛夏天气，人又多，火车里就是个火炉子，男人们基本上都是光着膀子，我也光着膀子，但还是热得人昏昏沉沉的。但这并不是最让人痛苦的，最让人痛苦的事，是上厕所。我肠胃不好，想上厕所得厉害，但挤出去吗？百分百的不可能。即使挤出去了，厕所也是关着的。——我身旁的老乡说。我很不好意思的问身旁的老乡，这么长的路程，不上厕所怎么办。老乡道，这还不简单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说，搞在这里面嘛，搞好了，舒服了，就从窗户扔出去。我满面赤红，心想，这如何好意思。这位老乡年纪有四十来岁，他慢悠悠的道，兄弟，出门在外，什么都要将就啊，你看，我给你做个示范。他身子微微耸起，一只手在下体摸索着，一只手把袋子放到了下面，不久，我就听到了淅淅沥沥的声音。弄完，他把袋子从座椅下塞进我手中，说，快点弄吧，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人有三急，一急也不能忍，忍着忍着就得病了。看看周围的人，大家好像都无所谓的样子，我便迅速的如法炮制。真舒服啊。做完，我把袋子扔出了窗子，内心忽然涌起了难以言说的悲凉。我想，男人方便一些，女人怎么办呢？老乡好像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他说，女人吗？没办法啊，少吃东西不喝水，尽量忍着，好多女人都忍出了病啊。他一向平静的脸上掠过一抹阴云。我想，他一定是知道一些这样的事的了，唉，这可怕的火车之旅啊！可怕的火车之旅持续了天半一夜的时间，到第二天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到站了。下车后，我没来得及和老乡们道别，就拼命往外跑，我憋不住了！其实，好多人和我一样，在往外跑，抢火一般，大约和我是一样的吧。别了，我一面之缘的老乡们。解决完问题，浑身舒服，肚子也饿了，口干舌燥——我在火车上没吃没喝任何东西，我怕要上厕所啊。在火车站吃了一碗面，二个大馒头，喝了二瓶水，感觉自己好像野人。

这个时候才有了心情看看上海火车站。有什么区别呢？和武昌火车站一样，人山人海，广场上，就是一个永远的暂时住地。出了火车站，到哪儿去呢？什么人也不认识，管他，先熟悉上海再说。于是，在火车站旁边的公汽站随便上了一辆车，临窗坐下，一直到终点，再换一辆，再临窗坐下，再到终点，再换车。眼睛则始终盯着窗外。唯一的印象，就是：上海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拆，到处都在建，到处都是我挥汗如如雨的老乡。后来，我就下了车，在一条大路上走，也许是解放路，也许是中山路，记不清了，只知道那条路上，有华东师范大学。晚上，我在路边吃了一碗面，天气太热，不觉得饿，只是要不停的喝水。浑身是汗，脏极了，洗澡和睡觉的确是个问题，我没打算去住旅社。但很快问题就解决了，解放路上——姑且称这条路为解放路吧——环城高架水泥路正在修建，路下面有很多民工生火做饭，他们搭起一个小棚子，就什么都解决了，洗澡则用水龙头一冲，完事。我在路边向一群民工说了自己的要求，他们很热情，让我洗澡，并邀请我吃饭。吃饭就不好意思了，但我冲了个澡。睡觉在哪儿呢？解放路上两边那些高大建筑物门前宽敞的水泥台阶上睡满了人，有的还是一家老小，那些六七岁的孩子睡得真香啊。我不好意思抢他们的地盘，一路拐进了华东师范大学。

本来是准备在球场上铺上床单睡觉的，但和一位浙江乐清的小伙子聊上了，可惜名字忘了，好像是姓杨吧。他聊请我到他的寝室里去洗澡睡觉，我来了兴致，便跟着他去了。寝室里还有二个小伙子，都是物理专业的，都是大三的，他们放假了不想回去，就留在学校，家教并上英语托福补习班，打算出国。和他们聊起来，他们对徐匡迪赞不绝口，并为泽民是上海前书记骄傲之至，为当时刚开始的蒲东开发及环城高架公路建设大投赞成票，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上海将是这条路上的急先锋。我说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唱反调是肯定的。不过，我没想说服他们，他们都是合格的大学生，只是中国的前途既然如此美好，何以要出国呢？当然，我没问。这样，我晚上到他们那儿睡觉，白天就在街上乱逛，有时和高架路下汗流浃背的汉子们聊会天，有时跑进书店坐一坐，坐的结果，是回来时，带了150元钱的书。我现在还记得几本书名：《转身的忧叹》《流亡与栖居》《台湾的忧郁》《人文忧思录》《聒噪的时代》。最后一本书是朱大可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文字，其华丽与机智让我当时惊羡不已，现在，我知道，他的绝大多数观点其实都是来自西人，现在，他的文字只有油滑了。因为《人文忧思录》，我突然想起了王晓明，王晓明不就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吗？于是，我起了拜访的念头，我想告诉他我所看到的，我想对他说，要做到理性清明的忧思，至少也得先去坐几次绿皮车再说，书斋里的人文忧思不过是自恋而已。王晓明不在，到韩国做访问学者去了，为期二个月，才去不久。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一定要说有遗憾，那也只能是他的，而非我的。

最后，特意跑到火车站和民工们滚了一夜，在鲁迅先生墓前下了一跪，起程回家。回家时是坐的轮船，自然是通铺，依旧人如潮涌，但能自由的上厕所了。轮船逆流而上，江岸平阔，江水涛涛，两岸风光无限。大多数时候，我都站在船头，江风劲吹，江山迤逦，村落如星，城镇如棋，如画铺展，此前所见所闻的郁闷慢慢沉积下去。胸怀大畅中，怀想古国千年，一代代人于苦难中死去，一代代人在苦难中诞生、挣扎，宛若这长江之水千年执着的流淌，不觉有泪涌出。

快到汉口码头时，我在船上买了一套绿色的睡衣，35元，给妻子的。很多年以后，她还穿着这身衣服，说是穿着很舒服。女儿出生后，她就穿着这身衣服告诉女儿我当年的疯狂。回到家，已是十二天之后，妻子快急疯了，家里人到处找我，父亲甚至找到了荆州。当我浑身疲惫，脏兮兮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什么责备的话都没有说，只有妻子，又是打又是笑，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今天想起来，依旧温暖萦胸，而这团暖意，不正是被封闭在火车里的人生持续的动力与安慰吗！

是啊，当血气勃发的黄花肉体或死亡或疯狂或衰老，当衰老的青春亦已不再，我们肉体的生存空间不就只能是那被彻底挤爆的封闭火车厢吗？我们的人生不就只能是那辆火车里被封闭的人生吗？回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眼前梦里，总是缓缓爬行着那辆绿皮火车，在那辆火车上面，我因为忍耐，得了肾病；因为饥饿，得了胃病；因为长时间保持僵硬姿势，几近瘫痪；因为空气肮脏，我的肺部也出了严重问题……因为无法忍受所有这些肉体器官的朽坏，我肉体的灵性慢慢失控，极其焦燥，最后，竟然返祖，成为了浑身毛发，满眼凄切的可怜怪物。而我身边的人们也纷纷返祖，变成了或暴力嗜血，或狡猾凶残，或乡愿骑墙，或软弱善良的怪物。野蛮的战争于是在这些动物之间展开了，毛发纷飞，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但这战场虽然阔大，厮杀虽然惨烈，却仍然被一个巨大的铁皮铜墙圈起来，绕铁皮铜墙一周，是巍峨高耸的看台，无数西装革履的看客正在疯狂的呐喊欢呼，那些人里，有干城要员，有黑帮老大，有企业老总，有记者作家，有教授博导。我看见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身影，熟悉他的西装革履，陌生他的兴奋狂燥：他是WXM，当代最具盛名的批评家。一段时间里，无论站着走着或躺着，我总会被这些变态残暴的叫喊声惊醒，浑身酸软无力，心跳极不正常。我知道，这不是幻觉，而是现实；不是寓言，而是活剧。

什么样的如椽大笔可以写尽这血淋淋的隐密现实？什么样的坚韧悲情可以唱彻这莽苍苍的虐杀活剧？我没有鲁迅那样犀利的洞察力，也没有他那样不可思议的承受力，然而，鲁迅不也被他们当成动物一样的活活凌迟而死了吗？我能写什么呢？我的《火车动物园》注定是写不出的，我只能看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只能看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只能看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只能看叶·扎米亚京的《我们》……通过阅读，我从外族人的满腔忧患与深刻悲情中抚摸自身的苦痛。通过日常生活，我的工作与休息，我从中吸取温暖压制我肉体灵性的内在伤寒。我知道，我的肉体灵性还是太弱小，她配不上我肉体所感所受的苦难，然而，我是如此热爱着这一言难尽的人生。我，还得活下去；我，还是多么渴望能触摸并记录我兄弟姐妹们的沧桑人生啊。我告诉自己要坚信这一点：我听，我看，我嗅，我触摸，我记忆，我记录，因为我在，所以我在。

是的，我还得活下去，但我不知道，我所有的肉体器官是否都已经面向世界敞开，世界也是否向我无穷开敞。历史与现实，远方与近旁，我力求在场，但我不敢相信，我均已在场。人生如此有限，人又能看多少，听多少，嗅多少，触摸多少，了解多少，知道多少，记忆多少，记录多少呢？更何况，这人生的有限更指向承受能力的有限呢！我的悲痛实无足道，在黄花灿烂的肉体死去或疯狂之后，在衰老的青春远逝无踪之后，在目击了火车箱里密封的人生之后，我已经明白，肉体的灵性在这片生存空间里，永远也不会得到尊重，但是，肉体的灵性也永远不会被彻底抹杀，而且，正是这残存的一点肉体灵性，维持着这片国土上的缕缕炊烟，于是，活着，变成了唯一的真理。然而，无论历史与现实，无论远方与近旁，即使是如此低水准的活着，也一概是多么艰难，多么扭曲，多么荒诞啊！当我如此感慨的时候，这些夭折的记忆，这些无人尊重的人生，黑白电影胶片一样，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于午夜浓酽如酒的黑暗里深深沁进我的骨髓深处，伴我在这无声的大地上度此漫漫无眠。

写于2008年元月5日夜-2008年元月1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