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关于“保护梦想”的建议

jssh365

谢小庆：关于“保护梦想”的建议

● 谢小庆

今日中国，上上下下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转变经济结构”。雾霾消散，蓝天再现，河水变清，全要寄希望于“转变经济结构”。没有人才，“转变经济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了对“钱学森之问”作出回答，为了培养出“转变经济结构”所需要的人才，需要为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尽量创造更好的条件。

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显示，一个人在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最容易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显示，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一个人最容易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多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任教的林春老师曾经与我谈到，为了让最具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尽量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为了给最具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提供一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为了避免那些具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迫于生计去做自己毫无兴趣的事情，可以考虑向大学毕业生提供生活保障。

受到林春老师的启发，我想到，与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如让一部分最具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首先享受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考虑分步骤地对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提供特别生活保障。不仅有利于保护他们的梦想，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也可以部分缓解就业压力。

我的具体建议是：从2016年起，给每个985高校本科毕业生提供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的生活津贴。这一补贴，不考虑其是否找到工作。如果找到工作，这一补贴将成为其收入的增量。这一补贴延续到40岁。40岁以后，如果生计仍无保障，则转入普通低保。

保障范围不包括继续攻读学位的毕业生，不包括出国求学的毕业生。

从2018年起，保障范围扩大到211院校的本科生。从2020年起，扩大到一本院校的本科生。从2022年起，扩大到985院校的研究生。从2024年起，扩大到211院校的研究生。从2026年起，扩大到一本院校的研究生。

考虑到985院校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将继续在国内或出国读书，2016年需要的资金大约是30亿元人民币。对于今天的中国，这并不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不过是修几十公里高速公路的钱，不过是修一两个县级政府或县级法院办公楼的钱。我相信，这为数不多的投入，却可能在人力资源开发和转变经济结构方面获得不可估量的回报。

实际上，在2014年4月3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出台了一些为大学毕业生提供生活保障的措施，已经在“让一部分大学生先享受尊严”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我希望能够继续向前走，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走，一直走到2026年。

反对的人说，这将使大学生变为“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将使大学生成为“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与大学生们朝夕相处的大学教师，我完全不相信这种判断。相反，我相信，当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获得了尊严之后，当他们不再迫于生计去做一些他们毫无兴趣的事情之后，他们的创造力将得到焕发，他们中间将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优秀人才，他们将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变”做出突出的贡献。

反对的人说：为什么是985大学的毕业生？985大学的毕业生就一定是优秀人才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高考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有效性的估计问题。笔者是职业的考试研究者，从事考试研究30余年。笔者知道，高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基础教育的导向方面。在人才选拔方面，高考并无大的问题。就某一个单科讲，例如语文，高考的有效性确实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就包含多个科目考试的高考总分讲，高考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有效性并无大的问题。1984年，教育部就在广东省启动了“高考标准化改革”的试点研究。30年来，在从“知识记忆考查”转向“能力考查”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今天的高考，与30年前的高考已经大不相同。例如，在英语考试中，30年前确实曾经存在“高分低能”的问题。今天，这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语言测试”，20多年主要从事语言测试的研究和实践。今天的英语考试，尤其是包含听力和口语的英语考试，基本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实际的英语水平，“高分低能”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反对的人说，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是为那些贫困人口“雪中送炭”，而不是为985大学的毕业生们“锦上添花”。今天，国家在为贫困人口“雪中送炭”方面是以千亿元为计量单位进行投入的。使少数大学毕业生先享受尊严的投入不过是几十亿元。这有限的投入，将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将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最终的结果，会向贫困人口提供更有力的帮助。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今天，我们先保障一部分大学生，根据国家的财力，可以一步一步地逐渐扩大保障范围。

任何一项政策，肯定是有利有弊。基本不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策措施。是否采用某项措施，主要是对利弊的权衡。不能排除，个别得到保障的学生毕业生不过是“考试高手”而不是“创造高手”。不能排除，个别得到保障的大学毕业生会放纵自己，并未出现我们期望的创造力迸发。我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总体讲，此项措施将利大于弊。

笔者切身的感受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既是快乐的，也是高效率的，高产出的；被迫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既不快乐，也是低效率的，低产出的。以己度人，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享受尊严，感受快乐，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率的，获得更高的产出；我希望更少的年轻人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感受屈辱，感受压抑，以及与之相伴的低效率和低产出。我相信，让更多的年轻人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将使中国获得更快的发展。

1989年春天，笔者曾当面向当时分管教育的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建议，尽快取消大学毕业生的“包分配”，为教育引入优化机制。笔者曾指出，取消“包分配”可以产生“纲举目张”的效应。

1990年9月3日笔者曾在《中国青年报》发表3000字文章《目前发展高教的重点：提高效益、形成内部活力》，呼吁尽快取消大学毕业生的“包分配”。文章指出，在提高高等教育效益方面，人才预测是靠不住的，高校评估和督导是靠不住的，考试也是靠不住的。为了引入动力和优化机制，必须下决心取消“包分配”。

“肥鸡有米汤锅近，野稚无粮天地宽”。25年前我大声呼吁取消“包分配”，是为了掀翻小鸟们眼前的的食钵，将他们逼向天空。今天，我呼吁“保护梦想”，主张分批次逐步向大学生提供生活保障，主张使一部分大学生首先获得尊严，是为了保护青年人的梦想，是为了保护青年人的创造力，是担心那些蓝天中翱翔的“野稚”，在缺乏必要保障的严峻环境中，因一米一粟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梦想，误入猎人的网罗和“汤锅”，沦为权力和资本的奴隶。

（谢小庆，原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

jssh365

王汎森：大学“太紧张” 产不出独创性学问

2014年06月08日

来源：共识网

王汎森：把“世界百大”作为奋斗目标，有一些大学里的“朽木”被清除掉了。但大学也因此失去了它从前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变成了福特式管理的超级市场。


建设世界一流、追逐大学排名，这似乎是亚洲大学都无法免俗的一场游戏。台湾高校过去20年来，迈出的教改步伐不小。相对于大陆院校，台湾地区一些高校的学术和科研已跻身亚洲领先水平。但成天围着欧美高校设定的指挥棒转，做出了符合世界级水准的学问却无法解答本土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构成了对台湾高等教育的困扰和挑战。台湾高校走过的路、积累的经验,甚至在办学进程中遭遇的曲折、遇到的问题，能给大陆高校哪些借鉴和启示？最近，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王汎森受华东师范大学之邀来沪讲学，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专访。
盲目将学院升格大学会升出很多麻烦
文汇报：您一直关心高等教育的发展。台湾高校总体数量不少，但办学质量怎样？
王汎森：过去20多年来，台湾许多原来的工专、商专，或技术学院都升格为大学。记得我念书时，台湾只有30多所大学，现在则有160所。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少子化”令生源变少，学校招生出现困难；同时，台湾的教育资源也被稀释。
在台湾，即使是私立大学也需凭学校的表现和人数，领取教育部一定的补助。过去，教育部用同样的钱可以较为集中地进行资助。可当教育资源稀释后，力道就有所不足。
胡适曾在1947年提出学术独立十年计划。按他的想法，一个政府应集中精力栽培10间大学，因为以其财力，只能扶持这么多。现代高等教育是非常花钱的。19世纪以来的大学所花的钱当然也不少，但都没有现在这么多。
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的工专、农专、商专等许多原来具有很强“实做”能力的学校，在升格为大学后，使用和普通大学一样的评鉴标准，只讲求做研究、写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实做”的传统丧失了，不管是画建筑图、技术改进还是农业培养。这个问题最近又开始被注意到。
十余年前，我曾担任过一次全台湾科技大学评鉴的副总召集人，当时听了一些意见，感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但不知为何没引起注意。等到这两年台湾经济衰退，人们才开始慢慢再度关注这个问题：公司、工厂觉得招不到需要的人才，可是大学又发现培养的人才过剩。其中部分蹊跷就在于缺少“实做”人才。人才是有分工的，大学培养了这么多高等人才，可是招工方不需要没有实做能力、只会写论文的人。
其实，早期台湾企业里在第一线工作、最好、最有拼劲的员工往往是那几所有名的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也在发展生产的第一线。那次评鉴的时候，一个与会的建筑师说，现在从工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不会画建筑图了，都要从头教起。
一个地方的高等教育，必须既有研究高深学问，也有强调实做的。德国的高等教育就分工明晰，全世界经济萧条时，德国的经济相对稳定，失业率也低。相反，亚洲国家却把不同分工的高校全都变成一个模样，最后高不成低不就，高深的学问研究不如别人，实做的也不如别人。
“过度紧张的地方”出不了高度原创性的学问
文汇报：您曾不止一次谈到台湾高校过度竞争化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大学实行“优胜劣汰”，才能产出丰硕的科研成果，提升教育质量。台湾高校的情况如何？
王汎森：我一直在观察台湾的整体学术表现，过去20年中，台湾高校学术质量进步很大。但在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强调竞争而导致的问题。
激烈的竞争把整体学术水平推到了“高原”的状态，可是真正丰沛的、原创的东西一时还出不来。适度的压力是有助益的，但过度的紧张会压垮人、出不了好学问。我们用这么大的压力，一直“逼”、一直“打”，终于打出了世界水准的东西，用英文在国际上和别人较量，但在世界级水准的研究上，却看不到更具有突破性的成就，没有独创的东西。我们在进步的同时也被那些固定的标准绑住了。
大陆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大学都在走同样的路，都在追逐欧美国家给我们设定的标准。达到标准固然不错，但下一步我们怎么走？在我看来，是时候该追求有自己特色、有独创性的、还要能呼应自己社会需求的学术研究了。
这个问题在台湾的另一个体现，是对大学世界排名的追逐。大学排名，真是一个很俗气的标准。台湾大学挂出横幅，要努力进“百大”，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校不是百大！台湾“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诺贝尔奖得主，他也是台大毕业的。每次看到这样的布条，他说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哪有一个学校把“百大”当作一条命在拼的。
把“世界百大”作为奋斗目标，不能说高校没有进步，确实，有一些大学里的“朽木”被清除掉了。但我们同时要看到，有得就有失，大学也因此失去了它从前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带有一些悠闲思考的味道——大学变成了福特式管理的超级市场。
文汇报：您理想中的大学，应有怎样的一种治学环境？
王汎森：大学应该慢慢恢复为一个精神至上、有些余裕的地方。当然，余裕不是懒惰。欧洲中古时期，人们觉得散在欧洲各地的大学是欧洲精神的堡垒，能多少享受有别于基督教教条的思考的自由。现在的大学却变成了最紧张的地方，太硬了，而且越来越硬。
最近，台湾的高校在评鉴这件事上有重要转变。评鉴本来的目的是提升研究和教学水准，但过去10年做得有点过火。系自评、校评、教育部评，每隔几年要大动干戈一次，文书摆了一桌。去年院士会议的时候，几位院士，包括林毓生先生和我，联名提议要求修改评鉴标准。这一意见后来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台湾开始允许一定水准之上的大学自己办评鉴，理想目标是发展学校自己的特色。因为各个学校所擅不同，有些是人文科学，有些是生物医学，不能用一概标准来评鉴。
但是，当台湾高等教育正逐渐从原来的一体化标准中走出来时，却发现最大的阻力是大学的领导阶层。因为一些学校被束缚惯了，或是觉得自己定标准不足以服人，最好还是教育部制定统一标准。真是“演戏的人要散，看戏的人不散”。
推行文理学院和通识教育当是未来努力方向
文汇报：除了评鉴标准之外，台湾高校近期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转变？
王汎森：去年，我和几位院士希望在台湾推行文理学院（Liberal artscollege），但没获得什么响应。
台湾现有的160所高校中，有一大半将来应当转成文理学院。文理学院的特色是：就最基础的学科做极为深入的培养，包括物理、化学、数学、英文等等，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表达。另外，文理学院里的老师都非常关注学生的学习，师生比例很小，彼此关系紧密。在文理学院，老师如果研究做得好，非常欢迎，但是教学是评鉴的重要标准。
在美国，文理学院做得很成功。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务长曾做过统计，发现美国科学院院士出自文理学院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应有的。克林顿、老布什、奥巴马都受过文理学院的教育。奥巴马当年读的是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2年制。这个学院的一位老师恰巧在台湾当客座，他告诉我，奥巴马在西方学院最受益的课之一是西方政治哲学，罗杰·波希教授的“从十诫到上帝之死”。这类课的影响可以从奥巴马的思维风格与言语表达上看出来。由于文理学院讲究领导、沟通和演讲的能力的培养，因此从这里出去的学生担任领导和主管的比例也相当高。
对于我们这个凡事讲求实用的民族而言，会觉得文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有一点“高大空”。西方好的大学的本科教育不那么现实，这段教育的目的是为一个人的终生所用，而非只是眼前求识的准备。这包括人生理想的树立，遇到挫折时的心灵慰藉、与人沟通的方法、自我学习的能力……这些东西是终生所需的。等一个社会认识到教育的真谛之后，才不会把大学当成一个就业训练所。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那里有很多美国南部有钱人家的孩子，毕业后会回家继承家族企业。但学生们选得最多的却是历史系，专业的企管、法律或财务，是到研究生阶段再学。因为他们觉得，要做领导者，必须要先懂得人的世界，而历史正可以扩充心量，一个人不可能做拿破仑，但是在读他的事迹的时候，整个人的经验和心灵历程就延展了。
文汇报：目前，很多国内高校都在试点开展通识教育。在台湾的大学里，通识教育推行得如何？你如何看待通识教育？
王汎森：过去20年，台湾的大学开始陆续建立通识课程。可过去5年，又兴起了一股激烈的检讨风气，认为许多通识课程已经沦为垃圾学分，比如把珠宝鉴定、口腔保护等都列在其中。
通识教育课程必须经过仔细审视。一个人的通识包括哪些东西？一个大学生除了他本来的专业之外，还得有表达、沟通的能力，学好母语和至少一门外语。网络的普遍使得原本的专业知识一查就有，这一点就已对教育产生了冲击。但为什么学习还是要紧的事情？因为学习并不只是获得这些查得到的知识，而是习得把这些知识串起来、形成整体、宏观认识的能力。通识的目标在我看来应该是培养在各个专业之间或之上的“通达之识”。
治学的年轻人最缺的是对远景的想象
文汇报：回顾您的学术道路，您觉得您那一代学者和现在的台湾青年，在治学上有什么差别？
王汎森：我那个年代的台湾青年，追求知识几乎没有分科的界限，所以我们基本上什么书都读。如果你不小心看到这一代人的书架，你会以为他们在读八种学问。但是現在学习变得专业化，最多跨出去一两格。
还有一点，我这一代的台湾读书人还有很强的“道”的抱负，这个“道”的抱负现在大概会被认为有点迂腐、老派。
这个“道”不一定是儒家原来意义的“道”，而是有一个关怀的目标。台湾那一代的青年多少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想法，这种期待会转化为一种公共服务的精神。现在，这种公共服务的精神正在失落中。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已经不欣赏、不接受这样的想法。年轻人受后现代等各种影响，对比较趋向中心的思考、宏大的叙述已经没了兴趣，并且还有一点冷嘲热讽。这就是代际间的差别——老一代觉得要谈时代走向，年轻一代却觉得“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文汇报：您能给现在立志于学术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王汎森：德国小提琴家穆特说，你要教一个人造船，最有效的办法是告诉他船在大海上航行的美好，他就会自己想办法去求得各种知识、技能，来建造一艘大船。对学问本身有一个远景和想象，其重要性在许多具体方法和技巧之前。

至于我的学术“远景”，则是余英时老师给我树立的榜样。余先生常讲，民国以来很多学者写过一两本有名的学术著作之后就金盆洗手了。但我在余先生身上看到，做学问是长韧的追求。余先生现在83岁，每天还沉浸在知识的王国中。前不久台湾东华大学的一个学生说想要了解余先生对我的影响。我告诉他，老师对我的影响，前一个阶段以学术为主，但到最近这些年，又增加了生命历程的榜样这一点。余先生做学问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一种价值和意义，也因此，一些来自政府或国内外大学工作上的催促，我都回绝了。
有一个学术楷模其实非常重要。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缺少的正是一些远景和想象。

jssh365

人物名片
●王汎森1958年10月生，台湾云林北港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明代中期至1950年代思想史、学术史及史学史研究，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等。
观点摘要
突破学科间的界限，非常重要

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不管是科学或人文，最有创新的部分是发生在学科交会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学科大部分都是在西方19世纪形成的，而中国再把它转借过来。19世纪形成这些知识学科的划分的时候，很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背景。像诺贝尔经济奖，这20年来所颁的奖，如果在传统的经济学奖来看就是旁门左道，古典经济学岂会有这些东西，甚至心理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连纳什这位数学家也得诺贝尔经济奖，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学科的交界上，学科跟学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处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学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经search太多次了，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跨领域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天才总是成群地来
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龚自珍《释风》篇中说，“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而是有“纵”有“横”，有“传习”而得，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来源:《文汇报》| 来源日期：2013年07月11日| 责任编辑：姬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