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我曾希望成为他们的朋友。但，注定成不了！只保留着对他们的羡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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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对话录：向“道”回归  
2014-06-20  星期五
　　 http://blog.tianya.cn/post-332774-63222081-1.shtml



    记者：刘建永；录音整理：陈筱牧；


    记者：你既在光亚学校教书，又在外面的读书会开讲座，两边会不会有些冲突？你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去办讲座？

    范美忠：当然有多方面的目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个人偏好较为高深的知识和精神思想。教中学生有时候就感觉到他们个人经历、人生阅历各个方面，还不是那么适合作为我的一个教育对象。我更喜欢给成年人上课。到了四十多岁的年龄有很多的领悟，小孩子是不会懂的。我更希望给成年人上课。

    记者：有一种倾诉和交流的欲望？

    范美忠：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到书院做读书会或者讲座。有想法有热情的才会来，它不像中学里有的学生是，不管我愿不愿意学，我都要读这个书。成了年之后呢，他是“我愿意”，“我有兴趣，我才来”。那么凡是来听这个讲座的，他就不会说是来混的。有兴趣你才来，没兴趣，没人逼着你来。

    记者：更加觉得有一种成就感？

    范美忠：因为有意思嘛。坐在下面的人都没有兴趣了，你还有兴趣教么？还有包括成都这边的学校，也许四年之后，书院和培训学校的系统成熟之后我就不想教中学了。因为我希望通过书院的方式，民间书院的方式来获得自由。就像古代的书院自由讲学，这样的方式 ，我就不受大学体制的约束，也不受中学体制的约束，我自由地讲学。既解决了生存问题，又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学的话还不能做到只讲那些经典，但是在书院我可以做到只讲经典。虽然在中学也教历史，但严格来说历史也不是我最大的爱好，我最大的爱好是人类核心经典。

    什么是人类核心经典呢？相当意义上就是雅思贝尔斯说得那个“轴心时代”的经典，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老子》和《庄子》，希伯来的经典如《圣经》，还有希腊经典《柏拉图对话录》，比如说还有佛家的经典《金刚经》和《楞伽经》之类。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这些。当然，我对诗歌这些的兴趣可能又超过历史，我讲唐诗宋词，讲《红楼梦》都感到很愉快。我下学期也准备在书院或培训学校开讲《红楼梦》。当然历史是我的专业，但是呢，它不是真正完全抓住我内心的东西。不过思考很多问题，都需要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和历史智慧作为基础。比如读历史我就觉得：中国的自由派对于美国有太多过度的美化。他们总是用美国的好来反衬中国是多么多么的糟糕，当然中国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共产党书写的历史太过遮蔽了自己的罪恶过错并美化了自己治理下的国家的话，那么自由派构造叙述的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历史，也过度地美化了美国，同时过度地丑化了中国本身。

    欧美人的残酷和丑陋绝不在中国人之下。美国史就非常典型，撰写《独立宣言》的杰斐逊，他说所有人受造平等，但同时他家里有二百七十七个黑人奴隶。所谓平等其实是指白人、欧洲白人平等，印第安人不包括在内，黑人不包括在内。他们为什么这样残酷和丑陋呢？这种种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同时也包含政治经济利益在里面。可他们还是一群基督徒，你能想像吗？有人跟我传教说：除非信靠基督，否则人没有希望。我回答说：即使信靠基督的人，人性能得到多少拯救也很难说。

    从这个角度上讲，像他们对黑人的歧视，对印第安人的伤害——整个美国的土地不都是从印第安人那里侵略和掠夺来的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人丑陋，欧洲人也很丑陋，他们一点都不比中国人更好，而欧美的历史也一点都不比中国的更不黑暗。同时，中国的自由派还构造了一个民国神话。我读历史我就感觉到，如果官方的历史叙述构成了一种遮蔽的话，那么中国自由派对历史的叙事构成了另外一种遮蔽，双方是同样的不真实。所以读历史书呢，就让我逐渐疏远中国的自由派，当然我也不靠近中国官方。历史反思和政治思考必须建立在历史事实的真实了解和反思的基础上，反向构造神话很可能导致我们在政治思想和历史方向的选择上陷入新的迷误。

    记者：你的路径好像和摩罗有些相似之处。

范美忠：当然我和跟摩罗可能还有些不一样，我可能比他更清晰一点。我是即反对左派又批判右派，也反对批判官方。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应该对一切都是持批判审视态度，他的参照系应该是“道”，而不是某种现成的意识形态，更不能拉帮结派地进行意识形态站队，那样的人既不自由，更是思想的懒汉。

    记者：你的兴趣在“轴心时代”，是不是有一种“法古今完人”的倾向在里面？

范：这不是复古，而是向“道”的回归。因为历史时间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圆圈式的。这一点黑格尔早就懂得了，辩证的圆圈。但是受牛顿的直线物理时间观和线性进化论影响的人不大懂得这一点。他们认为“原始”是落后的标志，但是“原始”恰恰不是落后的标志而是最高本源的存在。原始是回到“道”的原点，不是简单的纯朴，而是精神离道最近。换句话说我们的历史在科技物质进步的同时，在精神上从“道”的层面来看又是在退步和堕落。因此向轴心时代的回归，是向我们本原回归。这一种回归本后的时间观是圆圈式时间观，实际上不仅空间是弯曲的，连时间也是弯曲的。

记者：是否可以从中判断，你对社会有一些不满？

    范美忠：在这一点我跟老庄的态度是一样的，所谓人类的进步同时又是退步。因为高度物质化和技术形而上学把人类精神带入了完全的最深的黑暗当中，因此启蒙本身陷入了蒙昧。关于启蒙问题也凸显了我跟自由派的分歧。中国的自由派自以为他们在启蒙，却不知道自己陷入了另一种蒙昧当中。启蒙总是意味着自启蒙，是一种对自我的蒙昧进行反思去蔽的持续超越过程，但当他们自认为掌握了一套现成的真理并对此缺乏反省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完全的蒙昧当中而不自知。在中国这种典型就是自由派和惟科学主义。左派和官方的蒙昧是显而易见的，反而不那么具有欺骗性了。所以说当今中国最大的蒙昧是两个：一个是自由派，一个是惟科学主义。他们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已经陷入了矇昧，却以为自己在光明之中。因为自由派的对西式民主无条件的拥抱，对经济人假设无条件的拥抱，本身就是极大的蒙昧。对人的欲望进行无条件的肯定，本身就陷入了蒙昧之中。这里不是说不要民主，也不是肯定现有的伪民主，而是必须去探索适合中国历史、文化、现实和民族精神的民主实现形式。这比懒汉式的套用欧美困难，但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创造力要体现在这里。

    记者：你会不会陷入另外一种相对主义？

    范美忠：不是相对主义，恰恰不是相对主义。

    记者：“轴心时代”是否意味着“绝对真理”？

    范美忠：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轴心时代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而恰恰是轴心时代人类的危机已经严重地出现。轴心时代的伟大不在于轴心时代的思想都正确，而在于轴心时代的大哲或者先知对人类出现的危机作了最伟大的回应和思考。轴心时代的伟大恰恰在于当那个时代已经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时，他们对这个危机有深刻的意识，并且作了最深刻的回应。没有危机就没有他们的伟大。他们那个时代存在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更加严重。他们的回应同时也给处在相似危机下的我们以无尽的深刻启示。

    记者：回归的原因和动力在哪里？

    范美忠：我们向“道”的回归，能够迎接和开创一个新纪元。这个时代将从物质和科技理性的时代走向灵性、精神的时代。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就是说我们离开那个“道”本身，离得越来越远，当物质主义和科技理性达到极致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最深的黑暗之中，就是已经达到远离“道”的极致。到极致的时候就像一个摆一样，离得最远的时候它就往回弹。总是有一根线要牵着我们精神的风筝，离得最远的时候，我们就要向精神家园回归。物质主义到极致，黑暗到极致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最深的回归渴望升起的时候。所以老子说远离道到极致，就将开始向道返回。

    记者：他会不会成为另外的一个“神”，比如说对“道”的神圣信仰，对神圣信仰的一种膜拜。你刚刚谈到的道，是否存在过分完美化？

    范美忠：当然不是过分的完美化了，“道”就是完美本身，而不是我把它完美化了。因为一个形而下的物质世界本身是不完美的，唯有“道”才完美。就像柏拉图说的唯有逻各斯本身才完美。或者说完美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精神世界当中。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道”本身才是最真实的存在，而我们通常认为真实的存在恰恰是不真实的存在，这就是“色即是空”。

    记者：你不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多元化了吗？或者即使是在“轴心时代”，也没有展现出理想社会的图景？

    范美忠：这个时代恰恰并不多元化，而是非常的“一元”。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一元”，技术形而上学的“一元”，多元化只是表象。这个时代是如此的贫乏和单调，根本没有展现出真正的丰富性。唯有精神那里才有真正的独特性和由此而来的多元，所有的物质主义都是单调的。

    记者：你是不是对这个社会过于悲观绝望？

    范美忠：我并不绝望，但并不认为目前这个社会是值得赞赏的。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绝望，但现在我已经领悟了“道”了，真正领悟了“道”的话，是不会绝望的。道怎么能够让人绝望呢？让人绝望它不是“道”了。

    记者：你从古典历史中找到了力量？

    范美忠：不是从古典历史中找到力量，而是从这些“核心经典”里找到了力量。比如说，《老子》、《庄子》和《圣经》。在这些经典里面才能真正找到力量，因为“道”是所有精神力量的源泉。

    记者：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小众”？

    范美忠：任何引领未来的事物最开始都是少数。

    记者：那么通过你在学堂实验，或者是通过学校，它毕竟只是一个小范围的传授...

    范美忠：我这样来说吧。你觉得基督当年它只有十三个门徒，他们那个范围是大还是小呢？引领时代的东西它最后终将从一个潜流浮出表面，从少数人的变成大多数人的。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对时代的发展潮流和未来深具信心。 信心来自于哪里？现在这么一个高度物质主义的时代，这个信心来自于我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因为人本身来自于道，换句话来说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向道回归的最深切渴望，向道回归是所有人心中永远的乡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意识到。

    记者：身处这个社会，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

    范美忠：我没有觉得，只要你的心灵是自由的你就是自由的。以前我也说在中国我好不自由啊，好痛苦啊，痛苦了十五年。后来我发现这是自设牢笼，只要你是自由的，你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这并不是一种自我欺骗，好像就是说，你心灵自由，但你没有言论自由还是个现实啊。这个关键在于，你没有言论自由，但只要你无所畏惧，你还是可以自由地说啊，并承担自由言说的后果，这样也就逐渐拓展政治自由的空间。虽然说它达不到那样的传播率，但是你是自由的你照样可以自由地说，比如说我在课堂上，现在在这里我就自由地说了，在网络上我也自由地说了。无论在何处，自由都不是一个既成现实，自由就是“去自由”，不仅勇敢面对现实政治的牢笼，也能去克服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恐惧。总是想寻找意识形态抓手的人是不自由的，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记者：你不觉得这不是绝对的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吗？或者称之为“被动的自由”。

    范美忠：对，也不见得是被动的自由。关键就是说，只要你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扼住你自由的翅膀。你照样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说。虽然中央电视台不一定给你播出，你还是自由地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地方去演讲，你照样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记者：是不是感觉有点像王阳明和荀子的“人定胜天”？

    范美忠：也不是“人定胜天”，这是“道”的力量。

    记者：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问题：你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置于一个道德至高点？

范美忠：我没有置自己于道德最高点啊，我说“道”的力量，并不是说我就是“道”本身了，不是说我就占有了道。我去领悟道，道给了我力量，但并不意味着我高高在上。确实我有“道”的至高点。但此“道德”非彼“道德”：“道”和“德”是道家讲的，不是儒家讲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谈“道德”，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懂“何为道德”。“道”是什么？“道”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源，而“德”则是“道”在天地万物宇宙当中的体现，这就叫“道”和“德”。我对“道”有所领悟，这确实是一种至高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好像是说我比你更善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领悟了精神的本源，使我更有力量，使我能够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你真正对“道”有所领悟，你基本上会瞧不起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的哲学研究者，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瞎扯，这也可以叫一种“道”的精神至高点。

    记者：这涉及到“是非”、“有无”，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问题，你觉得仅仅依靠“道”的这一个方面力量就能扭转现在这个现状么，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

    范美忠：严格意义上讲，政治制度架构也是“道”的一个显现。如果没有任何正义的成分，一个政权要维持下去是不可能的。完全失去了正义的一个政权或制度架构绝无可能长久。政治本身，它背后正义的价值基础，就是“道”的体现，也许它只是百分之十的道。“道”在政治层面的显现必须依靠一个制度形式来实现，然而绝非是说现在欧美现成的民主制度就是答案，这点我绝不认同，当下的制度形式当然更非答案，其正义性已经跌落到最低谷的秩序正当性层面。

我有一个追求就是说，希望在政治学上有一个超越东西方的新的贡献，但这是很遥远的。如果说我读《老子》和《庄子》是关心其中的“道”和“德”，那么我读《论语》和《孟子》就更关心它的政治学。换句话说，“内圣外王”并非是一无是处。如果以为仅靠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就能使政治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个幻想，是一个神话。精英政治永远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现在的问题不仅是不够自由和民主，也在于“精英不精英”，问题是如何造就精英。这个地方儒家是有它值得研究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政治精英也需要圣贤书来造就。当然我们政治的改进需要借鉴近代西方宪政制度建构和法治的成果。但儒家的内圣外王这一套本身并不是全无价值，就是说儒家理想的精英政治并非全无价值，历史上比较典型的就是宋代的文人政治。我觉得这些地方是值得重新研究的。我并不认同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历史不会有终结，如果终结了，历史也就完蛋了。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历史就没有新的可能了。从这点上讲我认为无论是瑞典的福利制度，还是英美的民主政治制度都不是人类历史的答案。如果中国的自由派足够诚实的话，他们可以专门去找英美政治的缺点来写一本书，而不总是去说它的优点。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还可以像黑格尔说的绝对精神自我否定向更高层级运动。东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完全可以来一次对立统一的新的综合，从而为人类政治和历史开辟出新的可能。

有很多表面上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实际上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共同性的问题。我的观点是：美国不是答案，自由主义不是答案，当然更不认为共产主义是答案，也不认为现状是可以完全接受的。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还没有成形，只是觉得一味诉诸于民主制度架构，就认为我们可以——当然可能会好一点——变得很好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它也要重新建立一个道统，政治里面一定要有道统。

    记者：还有一种“经济基础论”，就是民主化的前提是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成熟和强大的经济阶层，国家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逐渐向民主化过渡，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你是否认同？

    范美忠：民主化过渡又怎样呢？我去过台湾，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值得我向往的社会。

    记者：是否了解过“上层建筑优先论”？

    范美忠：这个说法，我不赞同。他们没有认真思考过政治的本质。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幼稚呢！我原来的观点完全和他们是一样的。这几年有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就是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回到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什么政治学要回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实现正义是政治的理想，然而政治最基本的目标则是维持秩序。这就是说即使是最坏的专制秩序也比无秩序好，无秩序是最糟糕的状态。换句话说，秩序是几乎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这就是邓小平认为专制秩序比文革好的原因。如果你能够通过自由的方式达到秩序的话当然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如果现阶段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自由秩序，专制秩序也比无秩序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追求自由的扩展，并最终完成向自由秩序的过渡。
    中国历史是一个典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的时候就是乱世。“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道出了残酷的政治学真理，因为自然的无秩序状态是“人对人是狼”的状态。我最近看《罗马人的故事》这套书，那里面讲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里面反复讲到“和平和秩序”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我们的自由派思考问题总是从个人的自由出发，当然个人的自由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它应该纳入一个整体的政治学考量：就是自由和秩序，个体和整体如何平衡的问题。政治的要害无非在这里。

强调秩序太过，将压迫个人自由的创造力；强调自由太过，社会秩序得不到保证。当年的中华民国不是模仿的美国宪政制度么，最后是怎样的呢：军阀混战！政治制度不是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说移植就能移植的。这种普遍主义思维正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唯理主义思维，他们读哈耶克和波普尔读了半天，似乎却并没有懂得什么是经验主义和演进理性。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中国的自由派思考问题没有思考大国治理问题。其实托克维尔在《论美国式民主》中谈得非常清楚，他说美国是唯一一个把大国的综合国力和自由的创造力结合起来的帝国。为什么呢，雅典虽然是民主制，但雅典城邦的自由民只有六万人。当一个国家大到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多的人口的时候，它的统治模式就不一样了。它意味着地方分权为基础的自由和民主是否导致分裂离心倾向的问题了。所以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既有充分的地方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由又能保证它不分裂。你看看中华民国乱局和苏联的解体嘛。最近十来年中国的自由派制造出了一个民国神话并还在继续制造之中，但民国的政治乱局他们似乎不大愿意提。

美国的联邦制不是理念设计的结果，而是对一个既定事实的承认而已。它一开始十三个州就是彼此不同并且独立的。所以美国它只能搞联邦制而没办法搞成中央集权制。所以说美国制度不是一个纯先验的设计，而是经验演进和理念设计的完美结合。既然如此，当今的中国为何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进行量体裁衣式的制度创造呢！不是总是想全盘照搬，那是思想懒汉和教条主义的做法。

    记者：这会不会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厚此薄非，就是过于注重文化精神和信仰，这一种精神的力量，而轻视了一些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等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方面的整体作用或协调的合力作用？

    范美忠：我没有说它没有影响啊，因为绝大部分人不都是从那个角度考虑么。当然我不希望我去强调那一点，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去强调了。就像黑格尔的说法这叫做真理是杂多的统一。我是多中之一，他们也是多中之一。我仅构成真理展现的一个方面。

    记者：处于这个转型时期，如果你也这么认同这么一个暂时假设的前提的话，你希望自己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范美忠：我本人希望起的作用有几个。第一个是中国未来将要走向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社会。它不是为了秩序就消灭了自由和活力，稳定不能压倒一切！很多人对四九年中共的胜利理解得也不够透彻，如果要理解得足够透彻的话需要看金观涛的著作。四九年共产党为何会获胜？难道仅仅是因为日本侵华和它骗得了天下么，不完全是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需要统一和秩序。它满足了这个历史要求，然而也为这个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秩序和统一的需求完全压倒了个人权利和自由以及民间的空间，这不仅导致人权遭到空前的蔑视和侵犯，也导致我们的思想文化创造完全丧失了活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如何在自由与秩序之间获得平衡呢？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广阔的民间社会空间。我与朋友搞书院就是希望开拓民间的思想文化空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宋朝是一个典型，宋是中国文化繁荣的极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民间空间，它的市民社会，它的商业的繁荣。商业这块不是我去做的，商业既带来问题，也有它有价值的地方。我刚才只是说到它的负面，当然还有好的方面。我也可以这样讲：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自由。因为市场经济为民间提供空间。但这个文化思想的多元空间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需要人为的努力去开拓和构建。我们做这个书院，就意味着民间空间的拓展。体制的责任是保证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去实现正义。我们不要指望文化的活力和创造由官方去达成，因为官方从来都是秩序的保守者，是扼杀活力的力量，这是它维持秩序的一个天然的思维惯性。我不会更多地去考虑维持稳定，我考虑的是活力和民间自由多元空间的拓展，这个是我所起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希望在向核心经典的回归和阐发上有所作为。我的看法就是未来的三到五十年，中国将会有一个伟大的文艺复兴，这是我的一个预言。什么叫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对轴心时代对中国过去的文化精华通过加以研究整理阐发的方式来实现新的创造。精神创造从来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创造意味着把本来就蕴含在中国文化开端当中的东西在这个时代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是我对创造的理解。创造并不是说像文革中一样把中国传统文化（破四旧）全部破掉，在一片沙漠的基础上从头再来。创造意味着在与核心经典的对话当中实现它新的可能，我们的创造本来就已经蕴含在种子之中。就像一棵树它在长大，它新长出来的部分是跟它的种子毫无关联的吗，其实也是种子基因规定的展现。老庄、孔孟、易经当中就已经蕴含了我们今天新的创造潜能和可能在里面。只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绝对精神要在这个时代实现它新的展现，道要在这个时代展现它创造的力量。只是在全球文化互相交流的时代，我们当然不能局限于中国的核心经典，根本上是实现在地中海文明世界融合出来的两希以及罗马文明之后更伟大的一次全球核心经典的融合再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和自由主义的普世性是不够的，真理还有待开启。而由于欧美过度的封闭和自负，这个使命更可能是中国人来完成。

    如果要谈第三点的话，我希望在政治学上有所作为。那就是带着这个时代的问题意识去跟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对话，实际上这跟第二个方面是一样的，它也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那是怎样的复兴，我跟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对话，跟西方的传统政治思想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也许就会有一个结果，它就是新的创造。比如说我跟《孟子》对话，其实孟子的政治思想比孔子多得多，孟子跟孔子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有大量的政治思想。我不能说它有什么现代价值，我脑海里还没有萌发出任何创性的火花，我只是跟他对话。持续的对话过程中，新的可能就会出现。我跟柏拉图对话，也可以跟洛克和罗尔斯对话。也许有一天，新的东西就出来了。

    记者：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角度来评价，你认为自己是否有点主观唯心主义？

    范美忠：马克思根本就不懂得哲学！可以这么来讲，凡是讲主客对立的人，他就还没有资格论道。为什么呢，因为主观和客观的说法已经是二元论了，庄子这个道既非主观也非客观，“道”本是“不二法门”，它是主体哲学的超越。实际上从哲学上来讲，现代性危机就是主体形而上学的危机。在西方，最深刻地揭示了这个问题的人是海德格尔。喜欢骂海德格尔的自由派需要谦虚地向海德格尔学习。



-----范美忠小说集-----

管季超注：以下几篇文字，是从美忠的博客里偷来的。美忠不是写的虚构的‘文学’，是写的和他有过较多交往的几个人的‘非虚构故事’。所以我视为‘小说’。
                  美忠上面那篇‘对话录’，我看懂了大半，并不能全懂---因为他读过的书太多，而我读的太少。
                  但以下这几篇文字的妙处，我确信自己已心领神会了。叙述性的文字么，本就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何况，我还真对这一路的文字，颇能领悟妙在何处。
                  有一些地方，在‘思想’上给我一点儿启发；有几处，他写得‘让我肚子笑痛了’。
                  请网友瞄瞄。挺过瘾的！
                 您就当小说看！
                  美忠可以写小说！应该整本儿‘小说’，再把大家‘震’一下下。





我的同事小李

　　
　　同事小李是个地理老师，我刚到中学报道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挺热情，一边惋惜说：“你名牌大学毕业，干什么到中学教书？”一边发牢骚：“龟儿子这儿的待遇太低了！”我看他个头挺高，理个小平头，好象还挺帅，对他印象不错。一来二去不免就要聊到文学上去，他说自己喜欢顾城，尤其《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这首诗，顾城的诗我不是那么喜欢。从一个人喜欢什么文学作品，大致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我想，他恐怕也很任性很阴性吧？他还吹嘘自己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朦胧诗，学生啥都不知道，言下甚是得意。我跟他继续交流下去，发觉他也就知道那么几首诗，那么几个诗人。我笑了笑，没有多说。我想，还是在路上的行走状态更好，能够让人增长很多的见识，知道这个世界上的高人异士很多，不至于夜郎自大。后来他到我寝室看到有那么多书，自己连听都没听说过，就面露惊骇之色：“哇，这么多高深莫测的书！简直是专业人士！”我则笑道：“我这是业余低水平，哪是什么专业？学无止境，作为中学老师我都还欠缺很多。”他更觉不可思议。
　　他看起来很有男子汉气概，其实却非常女人气。我自己狂爱好运动，找不到人一起玩的时候，就抓他出去一起玩篮球足球。结果他在足球场上形同废物，技术好坏倒在其次，关键是根本不敢进行对抗，看见别人冲上来了，就往旁边躲，结果多了他反而是累赘，倒不如少一个人，因为你交给他球他一失误危险更大。此后我对他就有点不屑，一个人读书多少无所谓，但如果没有点剽悍狂野之性，就未免不太象男人了。所以有人说我踢的野蛮足球我不同意，不狠一点还叫踢足球？中国男人两千年被专制和诗书驯服教化得象太监，没有一点野性和脾气。看看人家欧洲人和南美人玩足球，多疯狂！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邀约我周末到自贡市的最高学府自贡师专去跳舞。我这个人对跳舞一点兴趣都没有，不太想去，我说：“去喝喝茶还差不多，跳舞干吗？”他说：“师专妹妹多！”我心里想，这个世界上妹妹到处都是，何必要到学校去，关键不是多少方面的问题。但一方面经不住他的一再要求，同时周末也觉得很无聊，便答应跟他去几次，但作为一个不会也不喜欢跳舞的人，站在舞场里真是难受，几次之后我就不去了。没想到不久之后他居然真的泡了一个妹妹回来。这个妹妹还真有点粉嫩粉嫩的，有点孩子气，爱看点刘墉，林清玄的书，品位自然是不高的，是师专的委培生。他们闹翻了之后我问她：“小袁，你究竟喜欢他什么呢？”她说：“看他高高大大的，挺帅气，又是本科生，但没想到他是那种人！有一次我们去舞厅，有我几个朋友，他连花都舍不得送给我，让我很没面子！”本科文凭都可以作为泡妹妹的本钱，我差点把肚子笑痛。不管怎么说，有一段时间他们之间挺热火，小李寝室里一会儿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一会儿又悄无声息，他们还经常在一起做饭。小李好象还真挺爱小袁，觉得找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的样子。一个同事笑道“原来他喜欢纯真幼稚疯癫型！”
　　但好日子不长，不久他们就闹矛盾了。好象小李认为小袁是个委培生，不过是一个小学的临时老师，没有正式工作，收入太低，或者还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反正一来二去，他们分分合合闹了好多回，最后终究是分手了。
　　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小李突然神色惊惶地闯入我的房间，他说：“小袁要找人打我，如果我出了事情公安局来调查你要出来说明情况！”我又惊又笑，问他：“怎么事情闹到这种地步？”他说：“我今天晚上去跳舞，碰到小袁，她跟另一个男的在一起，我去邀请她跳舞，她不干，还叫另一个男的来打我，我气不过，舞会散场后她一个人回家，我追上去质问，还打了她两耳光，把她的脸都打红了！她边哭边骂，说要找人来打我！”
　　我一边责备他说“既然已经分手了，你怎么又去纠缠人家？有话好说，怎么还动手？人家毕竟是个女孩子！”一边安慰他：“没什么事，她不敢怎样，恋爱一场难道没一点感情？难道没有王法？她能把你怎样？”
　　小李似有预感，当天晚上他就睡在我那儿，第二天也不回自己的寝室，继续睡在我的床上，没想到上午刚九点多，就有大约四十多岁年纪的一男一女两人冲进我的房间，抓住他就打，小李边抵挡边分辩：“干啥？！干啥？！”我连忙挡住，同时劝说道：“怎么回事？有话好好说，怎么能打人？”其中那个女的愤愤地对我说：“你就是范老师吧？我听我们家燕子说起过你，你跟小李不同。你来评评理，他不仅打电话到我家来骂燕子是婊子，还动手打，她回到家脸上都还有手指印，燕子是他打的？我们自己都从来没打过！嫌我家穷？”她又转过头用手指着小李说：“告诉你，我家在银行有一大笔存款，后悔了吧？还要我们家燕子还你用过的钱，你好意思是个男人，借了你钱吗？借条拿出来！”
　　这时忽然又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发现是学校保卫科的来了，原来有同事见事不妙，赶紧去通知了保卫科。小袁的父母这才住手，回去后又打电话找了我们学校的校长，校长则把小李找去谈话。小李回来后我好奇地问他：“校长找你谈什么了？”他说：“校长问我和小袁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说，恋人之间嘛，摸肯定哪儿都摸了，但是肯定没上床！”
　　一个已经成家没住在单身宿舍楼的同事在上班时悄悄问我“据说小李挨打了？”我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他哈哈笑道：“没有上床还挨打，原来小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我回去后，小李又来向我打听别人怎么议论他的事，得知别人的议论后小李痛苦万分：“丢人呐，现在全学校的人都知道了，也许学生都知道了，他们都在议论我！我还怎么做人呐！”小李后来终于还是想办法调走了。





后现代青年小刘   

　　
　　那天是周末，我照例到自贡唯一的一个比较有档次的书店去逛逛，一方面书店老板是一个诗人，大家还可以聊聊，另外也希望能结识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孤家寡人一个，闷得慌。
　　刚一进书店，就看见一老一少在里面高谈阔论。年轻的一个大概比我年龄要小一点，也就二十二三岁左右吧，身材瘦小，背略有点驼。我本来想翻翻架上的新书，却听见他两个在讨论中国近代新文化传统的断裂问题，我这人喜欢跟人争论问题，就也插进去说了几句“救亡压倒启蒙”之类。具体还说了些什么已经完全给忘了。只记得他比较热心，显然他觉得我跟他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类人。互通姓名后知道他姓刘，分手的时候自然免不了留个电话。
　　当天晚上小刘就跟他的一个朋友到我的寝室里来。第一次交流，自然也很难谈得深入，不过他给我带来了一些他认为好的书，比如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潮骚》，《芥川龙之介小说集》，还有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等书。当然，今天看来，这些书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当时确实仅仅听说过而已。毕竟我虽对文学有一定的爱好，学的却是历史专业，而且我的爱好也仅仅限于中国古典文学而已。当天晚上我请他到学校外面的小酒店喝啤酒谈文学，他跟我大肆鼓吹罗兰•巴特、德里达、戏仿、反讽、结构主义。说实在的，对后现代那一套我现在也兴趣不大，当时更是一无所知，被他侃得晕头晕脑的，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如此无知，枉为北大学生，居然不如一个高中毕业的文学青年。他还谈到现代绘画、音乐和电影，比如蒙德里安的冷抽象、康定斯基的热抽象、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涅磐乐队、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等等，搞得我这个现代艺术盲晕头转向，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就诚惶诚恐地说：“看来我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以后还要多多请教！”“哪里哪里，大家互相学习！”虽然口中谦虚，他显然还是难于掩饰对我进行启蒙的快感。能够对我这个北大毕业的进行一番教育，他的自我成就感相当不错。走的时候他从我那儿拿走了《剑桥晚清史》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及三个思想史论。
　　就这样一来二去，几乎每周喝喝茶，或者小撮一顿，我们也就逐渐由生到熟，成了很好的朋友。问起他的职业来，原来他在我任教那所中学高中毕业以后就在当地开了一个卖CD 的小店，刚开始生意也还不错，但不久就遇到一个资本雄厚的同行的竞争，不得不关门大吉，现在是无业游民。谈起以后的打算，他告诉我说，要到成都去碰碰运气。
　　自然我也到过他家里去，他拿出自己写的诗来给我看，说实话，当时对现代诗的鉴赏力真不够高，但我自然也不好说他写得差，诗实在是太个人化的东西，我于是随口说到：“你的诗跟博尔赫斯的诗很相似。”
　　“真的？”他的眼睛睁得老大，显然他并没有看出我在敷衍了事，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当然，大家都是眼高手低，看和写简直完全是两码事，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要有自知之明，确实也很难啦。即使卡夫卡，也未必预料得到他的小说在自己死后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他后来还向我鼓吹过穆时英刘呐欧的小说，施蛰存的《将军的头》《石秀》和《鸠摩罗什》等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还包括徐（言于）的《风萧萧》。小刘尤其推崇日本小说，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三个日本作家是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和村上春树，在他的大力鼓吹之下，我也喜欢上了芥川和三岛，但村上我一直不太喜欢，我想这也许因为他成长于城市而我是农村出生的关系。毕竟村上的作品跟六十年代以来的摇滚和电影文化关系密切。我后来还喜欢看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他引导入门的功劳还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也都讨厌川端的小说，说起来共同点还是比较多。当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他对卡夫卡以前的小说都不屑一顾，我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乔伊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遭到过他的嘲笑，显然他认为我没有悟性。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包括唐诗都已经没有了什么价值，独独对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尤其《野草》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连这样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跑步进入后现代的先锋青年都拜倒在鲁迅的脚下，那些贬低鲁迅的人是否可以放弃那种耸人听闻的姿态，静下心来认真地读读鲁迅呢？
　　不过这家伙蒙我也就蒙了一阵，有一次我跟他俩都各买了一本德里达的《文学行动》，过了几天之后，我们又在书店里面相遇，一见面我们就互相问到：“你看得懂吗？”两人相视一笑，原来他也看不懂，看来他的后现代功夫也高不到哪儿去。
　　他的目标是打通现代文学艺术，包括小说，绘画，电影和音乐，他认为现代文学艺术具有综合的特征，他还举昆德拉和杜拉斯为证。说实话，对于他的观点，我是同意的，他给我开了一个电影和摇滚的目录，我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我说我文学、历史和思想都照顾不过来。他却真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了，他没有素描等任何绘画基础，却要尝试各种创作，记得他曾用泼墨手法画了一只老虎，但在我们几个朋友看来，却不过一坨墨在纸上，我们忍住笑道：“你是属于抽象表现主义，比蒙克和康定斯基还抽象！”他尴尬得脸都红了，从此不再提画画的事情。他侃音乐理论能把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侃晕，但却既不会玩吉他，也不会弹钢琴，就是复调、和旋是什么都还没弄懂。
　　他成天跟我们一起混，但混了一个月左右终于还是觉得这样待业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到成都去找工作。头几天他根本没去应聘，反而是到四川大学去听了几个讲座，随便去试了几个单位之后他说：“我觉得自己好象做什么都不合适！”偏巧他有个姑父在一个县当县长，于是给他谋了个国土局职员的位置，掌握土地审批权的工作，在内地可是大大的肥差，他平时也以社会精英自命，说起政府腐败也是愤愤不平，最后自己的生存却还是靠我党的腐败来解决了，真是绝大的讽刺！后来据说他要去当乡长，我们就开玩笑说：“跟你一起去当民警，跟你一起鱼肉乡民！说不定不久就传来消息，你因为强暴农村妇女被农民解决了呢！”我觉得他的故事简直可以当作一篇荒诞派小说来读。
　　最近刚和他通了电话，他告诉我正在关注中国的思想界比如自由主义和新左的争论，在研究奥威尔的反乌托邦著作和他的随笔，在看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色的蓝》，看来他的日本文学情结依旧。在广州孤独已久，我倒真盼着什么时候回自贡跟他一起煮酒论文学，毕竟彼此都又看了那么多书，想说的话太多，都要憋出个鸟来了。


一个文学青年的堕落

　　
　　我在自贡有三个可以交流文学的朋友，其中一个是后现代青年小刘，一个就是诗人书店老板，那么还有一个是谁呢？
　　他姓杜，是我读高中文科班时候的同学，本来，我和他高中时候就该成为朋友。他当时成绩并不好，甚至可以说很差。在一个凭分数衡量一切的学校里，像他那样的学生是不会引人注目的。但他偏偏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完全游离于高考潮流之外，仿佛从来不关心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时不时喜欢调侃一切，经常是跟另一个同学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说实话，我在高中阶段和他几乎没有任何交往，但高中毕业的时候同学间相互留言，别的同学一般都是说觉得跟我很难接近和交往，不了解我，只是觉得我喜欢看书，成绩好得让人吃惊之类，惟有他的留言非常独特，他写的是：总是试图跟你交流，但总是无法交流，也许十年之后会好一点。说实话，我看到这个留言之后吃了一惊，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总是想和我进行交流呢？既然彼此性情不投，形同陌路也就罢了，又谈什么十年之后，十年之后还不知道彼此漂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考上大学以后，没有了高考那折磨人的压抑，我得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爱好，不过仿佛是重新经历一下青少年时代，比如对足球的狂热肯定应该是从中学阶段就开始，但我是在大学才开始成为球迷，并疯狂得让人吃惊；比如对中国古典诗词散文的爱好，也不应该到了大学时候才如此着迷。我最着迷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仿佛整个人都回到了古代，给同学写信都是用文言文，平时跟同学朋友说话也是之乎者也，仿佛一天不看唐诗，一天不谈论诗词就不舒服。
　　读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回到家里，首先就是到处乱窜，找同学聊天，当我大肆鼓吹《诗经》，鼓吹唐诗宋词，鼓吹《前赤壁赋》，鼓吹《人间词话》的时候，我发现同学当中能够跟我发生共鸣的只有他，不禁对他另眼相看！
　　当然，仅此而已，仍然不过是一般的交流和交往。我上大学到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他就复读一年，由于他第一次高考仅仅考了两百多分，而在四川我们那届本科录取分数线是四百八十分，所以同学老师都断言他即使复读也没有什么希望，只有我对他抱有很大的信心。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聪明的人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就是跟蠢笨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他就属于那种比较聪明的人。其实他家里已经给他找了一个银行里的工作，这在小县城无疑是个大大的肥差，但他还是坚持要复读。他后来说，我肯定要考上大学，而且必须是中文系才行，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自由不羁的逍遥的文人性格只有在文学当中才能找到安居之地。世俗的工作和环境，尤其文化沙漠的小县城对他来讲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生存环境。果然，他复读一年就考上了重庆师范学校，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学。但考虑到他的基础，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我每次假期回家都是成天跟他一起玩，白天到他家开的茶馆去喝茶，下象棋，他的象棋水平的确很高，他也因为喜欢下象棋而很喜欢阿城的《棋王》。晚上我们就到小县城小河边的茶馆喝茶聊天，小县城是落后封闭的，但也是宁静舒缓的。随着我们交往的增多，随着我自己知识领域的拓展，我们聊天的范围也在扩大。但我吃惊地发现他在我热中的文学艺术领域其实比我强得多。不仅古典诗词上造诣比较高，而且他还喜欢画画，喜欢毛笔书法。他出来工作以后，寝室里就挂着一幅自己画的李白饮酒赋诗的水墨人物画，虽然技巧平平，但人物落拓疏狂，意境阔大，显然胸襟不凡，比较起来，我那位成天刻苦磨练技艺的搞画画的朋友就显得匠气太浓了。而且他还仿黄山谷的书法写了一幅《松风阁》的行书挂在书桌上方，也还象模象样的。闲时还要玩玩吉他，也下围棋，看来他在琴棋书画方面都还有点造诣，中国传统文人的气息还是比较浓厚的。
　　我这人属于比较好学上进，求知欲极为强烈，在知识上有无止境追求那种人。大学毕业以后我的阅读从历史和古典文学深入到当代和外国文学领域，也看一些艺术史的书籍和一些画册。大学毕业后我到自贡教书，他复读了一年，我军训了一年，我们同一年毕业，他本想到北京去教书，我警告他说，你一个一般学校的本科生，到北京这样藏龙卧虎的地方，肯定难有出头之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到北京去呢？他深以为然，他也觉得在一个适度压力的、自己的能力和地位都有点优越感的环境对自己来讲更适合一些，于是跟我一样，他选择了一个叫做内江的地级城市当中学语文老师。当然，我也曾问过他：你为什么不读研究生呢？原来他也跟我一样，发生了浮士德式的疑问，怀疑起读书的价值来了！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看不起自己，他说：“学理工科的才是人才，我们这种学中文的简直是浪费粮食的社会渣宰，我们成天踢球，下棋，吹牛，睡觉，我们能为这个社会创造什么财富？”于是跟我一样，他也非常地颓废，痛感文学的虚无不实，于是他也不想读书了，也想到社会上去，看看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究竟追求的是什么，自己究竟想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很凑巧的是他教书的城市到我教书的自贡只需要坐车半个小时的路程。因此工作以后我们的来往更加密切，因为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和大学退守到保守封闭和落后的地方，我们都感到了深渊般的孤独，更感觉到了彼此的需要，因为只有我们相互之间才能进行某些方面的交流。每到周末，不是我到他那儿，就是他到我那儿，我们一般也是喝喝啤酒，踢踢足球，聊聊文学，听古琴听二胡，听古诗朗诵，这时我才发现他不仅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不错的修养，在外国文学和艺术方面也不差，他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肖洛霍夫！喜欢俄罗斯文学的博大、浑厚、忧郁、纯洁的灵魂和对苦难的怜悯和拯救。我们谈起现代绘画，谈起杜桑、马蒂斯、蒙克、康定斯基，谈起达达主义和野兽派，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全新的知识领域，而对他来讲，则好象是早已经熟识了的东西。通过与他的对比我更加感觉到我们的高考制度的荒谬性，客观地讲，如果从文学艺术修养的角度来评价，他比我更有资格读北大文科系！中学的教材又算得了什么呢？考试分数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就是比我更能够随遇而安，凡事都想得很开通，而且不想因为自己对文学和艺术的执着而在别人眼里留下迂腐的印象。这跟我自行其是，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狂狷姿态显然很不一样。因此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几乎不再看什么文学书，从我们购书的差异就可以看得出来！两年间我节衣缩食购买了两万块钱左右的书，而他几乎没有买一本书！除了翻翻大学课本也很少再看书，而且经常跟同事一起打打麻将，看看毛片。本来我与他在文学修养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由于他停滞不前，两年以后我不仅缩小了与他的差距，而且在许多方面逐渐有超越之势！但也因这种与环境妥协的态度，他没有太强烈地感受到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与不学无术的同事，与僵尸般的教学模式，与粗浅的教学内容的冲突！当然，他教的是语文，一般来讲还可以回避政治问题，不像我教历史，动则得咎。
　　当我毅然离开自贡到广州寻求新的职业新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人们的时候，他也曾动心到广州来过一趟，但他最后告诉我，他不习惯劳累的工作和紧张的节奏，他已经习惯了学校安稳的环境和优哉游哉的生活，每天两节课之后看书，下棋，踢球。他觉得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除了当职业作家自由撰稿之外就是呆在大学教书，但现在忍受不了政治考试也就读不了研究生也就只有呆在中学教书！他生平的梦想是写一部《百年孤独》那样的能够反映民族百年历史尤其是下层民众在历史大变动中的命运和悲剧的小说，记录下行将消失的中国普通百姓的情感和生活方式。但他与我一样，总是在准备，总觉得准备不足，总是在构想中，总是迟迟没有动笔！总是想十年磨一剑，总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总是想像武侠小说中的绝世高手一样，一出手就惊天动地！
　　本来还准备再修炼五到十年的我终于在朋友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开始写作了，尽管写出来的东西我自己看着都要面红耳赤，但到底开始迈出了第一步，我也才感觉到什么叫做眼高手低，什么叫做力不从心，什么叫做写然后知不足！才知道华山绝顶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山底开始登上去的。才知道自己以为看书很多其实读书很少，才知道吹牛是一回事自己玩真的又是一回事！也由于自己的切肤之痛，象当初我广州的一些朋友劝说我一样，我也开始劝说他动笔写作，我说你永远不写，你的《百年孤独》怎么出得来？你向往的自由撰搞职业作家的生活方式怎么可能？你难道想永远当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为祖国浇灌花朵吗？你难道想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呆一辈子吗？
　　在我的鼓噪下，他终于雄心又起，重新开始看书动笔！半年前，跟我一样光棍了三年多的他终于找到了心爱的人儿，终于进了围城——结婚了！昨天又跟他通了电话，告诉我一不小心，播洒下了种子，把老婆的肚子弄大了，小杜已经要出世了！我暗暗摇头，教幼稚的初中学生，周围是一群无法交流的同事，当班主任，琐事缠身！老婆孩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地鸡毛！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冲突，心灵和现实的分裂！在学生的吵闹声中，在孩子哇哇的哭声当中，他能够从现实进入想象的世界吗？卡夫卡为了写作，数次订婚数次毁约，写作是孤独的事业，琐事总是对文学造成伤害，文学的追求精神的追求总是要求你牺牲很多东西。平凡的世界呢？日常生活呢？融入世俗呢？还是倔强地走上一条不归路呢？昨天又和他通了电话，他告诉我说，刚写了几十页就写不下去了，我听了不仅摇头苦笑，什么都想得到，可能的吗？文学之路是一条荒芜英雄路呢！坚守是需要勇气需要牺牲也需要放弃的呢！在犹豫在妥协中我们的激情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灵气都逐渐离去！文学的梦想成为遥远的偶尔泛上心头的记忆，多少文学青年走过了这样的心路历程！
　　小杜啊小杜，希望再次相见的时候我们还能谈李白，谈《诗经》，记得你最喜欢的李白的诗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我喜欢的是“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是不是也是千古文人侠客梦？希望再次相见的时候你我豪情依旧！

我的搞画画的朋友   

　　
　　 范美俊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跟我也算兄弟了，在明末清初张献忠绞四川后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中，我们共同的祖先从广东梅州迁到了四川隆昌。当然，到我读书的时候早没有作为亲戚互相来往了。
　　 他是学画画的，但一点也没有艺术家气质。既不留长头发，性情又不狂放，没有叛逆精神。他在为人处世上方正拘泥得惊人。象古代的儒家君子那样多礼，跟他在一起我都受不了。当然，他不是岳不群，是真君子。他考大学的时候比较滑稽，专业早过了，数学竟然只考了三十多分，外语二十多分，当然就只有复读了。还好，第二年他复读一年之后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由于他太过方正，在大学里也就闹了不少笑话。我在北京读书，而他在重庆，所以他的事情我了解得也不多。只是听我另一个同样在重庆读大学的同学说他在那里跟同寝室的艺术家都格格不入。据说有一次他的一伙室友打麻将被抓了，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范美俊去告的秘？可见他的正统形象。
　　 我们交往其实并不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主动选择了到自贡一所中学教书。他表示极大的不理解，这也很正常，我的选择从来就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比如我的痛苦，我选择女友的标准就很少人能够理解。但他说的话却让我极不舒服，他说：“我原本以为你会留在北大或者至少留在北京的，你现在回来对于我没有什么好处。”虽说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但也未免太直接了吧？巧的是，他毕业之后也回到了自贡师专教书，但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不留在重庆，不留在西师。虽然性情相差很大，我们还是保持了来往。毕竟我们是高中同学，毕竟我们都有文学艺术的爱好，有社会批判的热情，虽然差异依然很大。
　　 就说文学吧，他喜欢写点散文，在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比如重庆晚报、自贡日报之类，我虽从不写作，却对他那些文章不屑一顾，他自然对我很不满。想来我也有不是，叫做眼高手低吧，总是用世界文学大师和中国历史上最经典作品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要真那样大多数人还有写的必要吗？还有成就感吗？当然还有文风或者叫文学观的不同，他总喜欢把一切诗化，我却把真实奉为文学的最高原则，比较一下我和他写大学老师的文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他的却是老师境界如何，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类。
　　 当然，还发生过一些具体的争论。记得刚上大二的时候，那时候余秋雨还不是很有名，我还没听说过，但《文化苦旅》的第一版还是出来了，他向我大肆鼓吹这本书多么多么好王道士如何如何！我随手拿来翻了一下，不屑地说：“有什么好，比文学青年的还差，既没有思想文化，又没有真情，也没有散文的灵性。”这一下把他给气炸了，他愤愤不平地说：“你口气太大了，给我压力。”后来余秋雨如日中天，他在我面前就分外得意，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虽然，我从来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我那时能说服他吗？又过了一阵，倒余风潮挂起，他又买了一本余的《山居随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余秋雨实在太糟糕了。但他又买了余光中的散文集，我自然免不了嘲笑他说：“台湾小男人的文字你都要买？跟琼瑶席慕容一个德性的书你都要看？”自然，我们又只有吵架。
　　 至于绘画，虽然他是专业，我也不怵他，比如我同样大谈蒙德里安，谈毕加索，谈波洛克，谈康定斯基，观念倒是比他前卫得多。说实话，我也常到他那儿去，他放音响给我听，不过几百元的音响设备，也不知道是什么烂音乐，他却说，让你享受一下极品音乐。我听了哑然失笑，真是读书人穷疯了，那也算极品享受吗？记得他工作的第一年年终领了五千元奖金，兴奋地对我说：“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也算这一部分人吧。”我赶紧去上厕所，在里面把肚子都笑痛了。
　　 不过说实在的，他的确是很好的人，比如他到我的寝室来玩的时候，实在看不惯我的邋遢和肮脏，不免一边数落一边还帮我收拾打扫，让我很尴尬，并且很不自在，我实在已经不习惯整洁干净的环境。
　　 在自贡呆了两年以后，我终于离开了那个荒凉破败的地方，走的时候很仓促，也没跟他打招呼，前不久跟他联系，又被他数落了一顿：“兄弟，怎么回事，走的时候招呼都不打一声！”跟有些朋友是打了招呼的，只是跟他实在性情不投，我其实并没把他当成很好的朋友，虽然他是个很好的人。

》》两年没见到美忠了。
他肯定是看世界杯场场不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