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jssh365

我所了解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范为常

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

一个忘记历史的国家，是一个无望的国家

今年5月22日，是我父亲去世26年的忌日。父亲是1920年生人，去世时享年66岁。父亲15岁时到上海，在一家德国人背景的照相制版公司当学徒，后来在上海整个制版行业中做出了名气。1954年国家在上海成立了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印刷人才的最高学府（隶属文化部的中等专业学校），我父亲作为技术人才被录用为该校教师，还任命为专业副主任。父亲一生敦厚仁慈，谦恭逊洁，谨小慎微，与人为善。原来只有高小的文化，为了适应编写和讲授专业课程，在1959年还完成了“夜大”的学业。但好人不长寿，年仅66岁就离开了人世。我母亲和我都认为，他虽然没有直接死于“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但与他那时受到的折磨、伤害而身心俱损是有关联的。

提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的心头就会发紧。这是一段令我及其全家人至今难以挥去的梦魇和耿耿于怀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10月时，我所在的上海市控江中学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阶段。虽然在这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学校里实际上掌权的“红革会”与在野的“红三司”两派还在“打内战”，一批教师还在“牛棚”关押，“复课闹革命”遥遥无期。不久的事实证明中央的“复课闹革命”也就是一个幌子，因为两个月后，政治的风向又有了新动向。

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阿中友好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他把全国各地的武斗归罪于“阶级敌人”，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1968年元旦，“两报一刊”（即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作为我们老百姓根本无法嗅出其中的“杀机”。

几个月后，毛泽东又发表了“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在此之前，发动“文革”之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在首次把“文革”视作“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其目的就是为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制造舆论准备。

5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号召全国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 于是“文革”中一场打击面最宽、手段最残酷的一幕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依靠造反派，把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大清查，并对其实行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斗争的主要矛头不再是“当权派”，而是普通老百姓了，即中共中央转发的《公安六条》规定的21种人。

虽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貌似提出了一些政策界限，但在当时，凡带有旧社会印迹的过来人都视为“清队”的怀疑对象。一时间以层层审查、人人过关和抄家、打人、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为乐事的“红色恐怖”在全国各地盛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轮番进攻、恐吓殴打下，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一大批安分守己的良民死于非命。

那时盛行“语录歌”，我至今还记得在毛泽东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公开发表后，立即就有御用“革命文艺工作者”把这么短短的一句“最高指示”谱了曲。像这样的声嘶力竭的东西，居然现在在网站上还能下载到。

我家的灾难终于来临了。1968年的6月初的一天早上，母亲背着几个妹妹把我叫到她身边，悄声对我说“你爸出事了，昨天下午被审查了，晚上11点多才放回的，我让他再睡会儿。”我一愣，母亲见我不解，又说“一直没对你们讲过，你爸有过一般历史问题。”我问“什么问题？”“解放前参加过‘黄色工会’，是个小头头，现在被造反派翻出来了，昨天叫去交代问题，还挨打了”。我一直认为自己出身工人家庭，属于正宗的“红五类”，现在听说父亲有历史问题，心绪很坏，一上午脑袋都是乱哄哄的。

到了吃午饭时，母亲把父亲叫起来和全家一起用餐，我们都愣住了，父亲脸上全是乌青，眼眶也肿了，显然被打得不轻。父亲见我们惊讶的样子，就故作无所谓地说“怎么不敢认爸爸了？”因为妹妹们还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即害怕又惊讶。我们都无语，还不好意思看父亲。这顿饭吃得太沉闷了，几乎让人窒息。

父亲草草吃了几口，就回到他睡觉的屋里。过一会儿，我妈把我也叫过去，说“他们要你爸写交代材料，他文化不如你，你帮帮他吧”。我看了爸爸写的交代材料，帮助在文字上做了些修改润色，他核对后又誊抄一遍，就带着材料匆匆去单位了。晚上回来，母亲和我都急切地问“材料过关了吗？”父亲无力的说“让重新写，说我不老实。”看来我们太乐观了，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开始一二个月里，写交代材料不知道如何下笔，往往写完一份材料，都要到十一、二点了，甚至更晚。材料交上去后，被专案组批为“避重就轻”、“交代不彻底”、“态度不老实”是经常性的，还需要再修改。因此晚上陪父亲写交代材料是我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好在那时学校停课没有作业可做，也没电视机当然也看不到电视，晚上有太多的空闲时间。

印刷学校的造反派是以“工贼”、“特务”的罪名把我父亲“揪出来”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1947年，父亲所在的工厂工人不满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交涉不成后，工人决定进行罢工。父亲是工人推选出来的几个代表之一。罢工最终被工人中的二三位国民党党员所掌握了控制权。在罢工胜利后，他们提议成立“照相制版行业工会”，并在上海市社会局正式登记备案。这就是“黄色工会”。我父亲被选为理事一职，并没有实际权力。这就是“工贼”的由来。

1946年6月由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市总工会、中统、军统的代表，组建上海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为掩护工作方便，对外则称为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工福会)。工福会分一、二、三级干部。一级干部约有200人；二级干部有近1000人；三级干部人数更多，无确切统计。工福会属于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其中一二级干部在上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定性为特务，二级以上干部必须加入国民党。我父亲属于小厂级别工会的理事，是三级干部。这就是“特务”的由来。

这些历史问题，我父亲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已经做过交代与登记。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是共产党对建国初期原封不动接收的私营工商企业中的全体旧人员进行清理与改造的一次运动，目的是纯洁阶级队伍，清算阶级敌人。1952年的“民改”給我父亲明确的政治结论“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如果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或者定性为敌我矛盾，也不可能几年后组建中专时，把我父亲从私营企业直接录用为教师。

后来的事实证明，“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无论是声势、范围、手段和后果上，都远远超过了16年前的“民主改革”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的专案组的常用的手段有：

刑讯逼供  对被审查对象私设公堂，肆意呵斥、辱骂、打人，轮番审讯，不让休息，不给饭吃，不让上厕所。逼迫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毛选”中的某些文章，比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由于无休止的折磨你，有时就会想到死。有一段时间，父亲常说“我怎么也过不了关了”、“我可能要被他们投进监狱去了”,精神高度紧张，思想压力很大，寝食不安。我母亲是个十分坚强人，自父亲被审查以来，从没当着父亲和我们面前掉过一滴眼泪。在父亲精神压力过大的那几天，母亲坚持让我护送父亲去上班。我每次送到印刷学校大门口时都要安慰我爸：“要挺着，千万不要把没有的事硬扣在自己头上”。

欺骗诱供  除了“逼供信”和威胁外，采取“攻心战”，编造谎言、采信诬陷材料也是惯用手段。为了把我父亲打成货真价实的“特务”，他们编造谎言，“我们进行外调了，已经拿到×××写的证言，你和他是同一天加入国民党的”；我问父亲“你如果加入国民党，应该对加入仪式总会有点印象吧，或者总会记得谁是介绍人吧？”回答“我对介绍人和入党仪式一点也没有印象。”他们还编造更低级的谎言，“我们已经拿到了你是工福会二级干部的派司”。我问父亲“你有过工福会证件吗？”回答“我从没印象有过证件”。他们其实知道只有是“工福会”二级以上的才被要求加入国民党，根据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的有关政策，二级以上才明确为历史反革命。如果搞来搞去还是个三级干部，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诱骗你自己承认是国民党党员和二级干部的做法，就不难理解了。

经济待遇上惩罚  对不同表现的审查对象予以扣减不同的工资收入。这种打击虽然不是最要命的，但对其家庭生活的影响却是很具体的很现实的。我父亲是从私营企业录用过来的，当时给定工资时为130.50元，制版行业的八级工工资在上海地区为108元，22.50元则作为保留工资。父亲被审查后的第二个月，工资收入就被减至105元。

体力劳动上摧残  把学校的脏、苦、累、臭的活让审查对象干，没有休息天和寒暑假。我父亲1962年就做过膀胱癌的手术，还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在审查期间日渐消瘦。

人格上侮辱  要求必须佩戴胸牌，标明“工贼”“特务”。在重大节日来临前，要求写“认罪书”的大字报，并且贴在我们家的楼门外，让其家人颜面难堪，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从而摧残被审查对象的意志。我记得刚上小学的小妹妹，因为父亲在审查就没有当上“红小兵”，回家就哭，我们都很难过，尤其是父亲的表情和内心都是十分痛苦的。我恨透了门口的“认罪书”，在深秋的一个夜晚，我趁没人注意，就把父亲的“认罪书”撕掉一多半，为了怕露馅，同时把其他几个审查对象写的“认罪书”也撕了一些，干完后紧张了好几天。

充当反面教员和活靶子  学校遇到批斗会，就会拉上台作为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进行批斗或陪斗，还要喊打到自己的口号，以表现出驯服的程度。11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公布了刘少奇的“罪恶事实”材料，定性“叛徒，内奸，工贼”，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这给印刷学校的造反派把我父亲打成“工贼”的案子，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对我父亲的批斗力度加大了。

用隔离审查方式从亲情上折磨  到了8月底，专案人员一直没有弄出他们满意的东西，恼怒之下决定实行对我父亲实行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在这之前，尽管在审查中受苦和冤屈，但晚上还能回家，亲情还可以缓解心灵与肉体的痛苦。现在不让回家了，这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认为自己的问题“升级了”，甚至认为此去再也不能与家人见面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帮助父亲提着铺盖与替换衣物、洗漱用品，送到印刷学校大门口的情景。父亲提着物品，拖着沉重步子迈进门口的瞬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清理阶级队伍”的专案组在学校的革委会领导下，他们都是造反派。学生中的红卫兵是专案组的主体，但在成人为主导的社会，我们无法相信不谙世事的学生们会是主谋，通常幕后的指挥者是教师中的造反派，这些人就是私欲、野心和阴谋的混合体。父亲有个学生王××，是毕业留校的，父亲曾全心全意传授给他技术诀窍。我记得“文革”前夕，父亲还把他和他的老婆请到我家吃饭，当时一口一个“范老师、范师母”的叫着，曾几何时就对我父亲下此毒手。父亲关进“牛棚”后，每月通知一次去领生活费，有一次我妈去领钱，对面碰到了这个人，阴沉着脸，装作不认识，真是一场大规模的施暴运动就会造就一批恩将仇报、钻营投机、耍弄诈术的小人。

直到1969年4月30日，我离开上海去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时，我父亲虽然从“牛棚”里放出来了，但仍然还在审查，他想给我送行的唯一愿望也没给满足。庆幸的是我父亲没有惨殁于这场清洗、施暴、下狱、虐杀的大灾难，也看到了践踏民主、违背法治、对抗文明的“文革”的终结。

如果就“文革”的浩劫程度来讲，首推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它远超过了“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和以后的“一打三反”运动。这是老百姓“生命代价”最为沉重的时期，也是建国后人权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据叶剑英讲，“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达1000万人。我想，如果此数符合实际的话，其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应该占到很高的比例吧。这场血腥的运动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斯大林的“大清洗”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以阶级斗争哲学为指导思想、以“砸烂公检法”为条件、以政权专政与群众专政相结合为基本方式、以迫害草根平民为主要特征、以撕裂社会族群和诱发人性恶念及人际关系为结果的政治运动，就是恶名昭彰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它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谨以此文祭奠我的父亲。

让“文革”及其必然发生的悲惨事件永远不再重演！

一切在“文革”中迫害而死的人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