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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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在哪？作者：第一哲学
本文由若干问答组成。每一条所涉及的论题都比较艰深，所以，其答案也是线条式的。不过，将这些线条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就看清楚了中国的真实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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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有什么问题？

在中国，真正自信地活着的人，是非常罕见的。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他人，很多时候甚至连起码的道德也不敢讲。稍有反省意识的人都生活在一种空虚、失落、恐慌和焦躁的情绪之中，并且绝大多数人只能用物质刺激来充当精神慰藉。大家都感到没有出路。很多人即使有了宗教信仰，成了基督徒、佛教徒等，一旦遭遇现实，心情也会变得格外沮丧。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认同西方文明，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很多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差。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呢？其实原因再也简单不过！因为中国人的人格是空洞的。或者说，中国人没有人格。或者说，中国人没有“内在自我”。由于没有“人格担保”，所以，中国人害怕真实的世界，宁可将自己封闭在心灵的牢狱之内。或者，即使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很难突破社会的包围圈。事实上，由于“无我”，中国人一旦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紧张关系的时候，神经就会变得异常脆弱。

中国人即使移民海外，也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据说，中国人在海外还是要搞“窝里斗”的。因为在中国人那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历史无意识”。这就是刘小枫所说的：“有一条无形地制约着中国人的至今不衰的传统律令：要做中国人，而不要做人。”中国的问题，其实永远都是那个老问题。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中国人甚至想做奴隶都艰难，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在中国，你想“做人”，等于是向全社会发出挑衅。而心安理得地“做中国人”，则“好处”很多。最大的好处就是，“皇帝轮流当”。在中国，小孩子都知道做皇帝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包括农村家庭在内，中国人从小就得接受这种帝王崇拜的“洗礼”。儒家更是声张“内圣外王”的所谓理想人格。事实上，中国就有数不清的皇帝，李光耀说中国各省的诸侯是“小皇帝”。以此类推，中国的无数村长都是“皇帝”级别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权意识支配了整个的社会心理。有了特权，“做中国人”的“好处”就显得格外突出了，例如，可以无端制造罪恶，可以没完没了地折腾自己人；可以过一种不费力气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可以尽情地做坏事，而且能够集中力量干大坏事；等等等等。

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心理，我们就可以对中西方社会进行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式的比较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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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完全相反的社会类型。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这一点就是“人性”。德国思想家谢林说中国人是“第二人类”，马克思说中国是“木乃伊”，这些都是隐喻，指的是中国人尚未从混沌的人性中走出来。

严格地说，中国人的人性更接近动物性，因此我们还不能从人类文明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中国人有人性。从动物性到人性再到神性，这是一个完满自洽的循环，它们是彼此观照的关系。因此，谈人性不能孤立地进行；就人性说人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这就像我们谈论现实，如果不能结合历史与未来，现实就仅仅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缺乏加工的材料。

很显然，中国人的人性是断裂了的。中国人接不上这个“动物性——人性——神性”的循环。所以，就连人性，中国人也无法将其彰显起来。以此来看，中国人与西方人相较，前者的确很难算“社会人”，而只能看作“自然人”。这不是妄自菲薄，事实就是这样。否则，我们为什么经常说“要呼唤人性”？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人的人性尚未觉醒！

人性不能觉醒，是很危险的。它意味着，中国人只能走下坡路，社会只能趋向溃败。因为人性向下，就是动物性畸长，而神性荒芜。一个动物性发达的社会，只能适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没有“人”的立足之地。事实上，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吃喝、消费。我们不难发现，外来物质文明灌输到中国越多，中国文化就越垃圾。当今的中国人，在胃口上越来越大，而在精神上越来越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当今中国与世界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居“安”思危，我们才有拯救自己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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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中西社会差异的关键概念是什么？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相反的。例如社会制度，中西的根本差异是：西方社会是自组织的，并且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由国家来进行组织的，并且国家高于社会。因此，西方社会是契约型社会，也可以说是合作型社会；而中国社会是管制型社会，也可以说是不合作型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社会”！

西方社会是权利至上（即个人至上），中国社会是权力至上（即国家至上）。权利与权力，哪个居于优先地位，决定了中西社会的体制性的差异。在西方，“惟有权利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伯林）。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石是个人权利，一切都在个人权利上展开。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权利意识。当今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些权利意识，还是制度移植的后果，是晚近的事情。所以，权利意识是否发达，是理解中西差异的一个关键概念。但权利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没有哲学思考的民族，是不可能理解权利的。权利意识的核心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却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即“认识你自己”；同时，权利还是一个信仰问题，因为如何主张权利，主张什么样的权利，都无法离开道德思考。

在西方，权利是神圣的，放弃个人权利等于不道德，等于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而在中国，权力是神圣的，违背权力就等于大逆不道，等于与社会伦常作对。因此，在西方，个人权利就是人格的具体表现；而在中国，个人有无人格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中西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异。在西方，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他人不可取代；而在中国，每个人都没有独立价值，每个人都得依附于他人，尤其是依附于权力、特权或者国家。在表面上，中国人依附于家庭、宗法伦理，实际上，本质上是依附于权力，而很难意识到自身的权利。中国社会仍然没有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因此，中国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处于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并且，这一点非常顽固。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权力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心态。这是原始巫术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残留，也是孔教、儒学长期洗脑的产物。在中国，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既是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上神权的最高代表。所以，很自然地，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整个国家的意志，国家也就具备了神圣性。而在西方社会，“人”才是目的，国家不过是手段，就像韦伯强调的那样，国家不具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国家只不过“是实现完全不同的其他各种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那里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国家坚守自己的这一行动使命的时候，它才能保住这一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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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差异？

用权利概念来考察中西方社会，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的相背性。例如：【在社会核心价值上】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权；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王权。弗里德里希在其所著的《超验正义》一书中写道：“整个西方宪政史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而全体中国人的导师孔子则认为，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君权神授”，君主是全国人民的大家长；君臣父子的伦常关系，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因此，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一般都认为，个人才是目的，如果把最终的价值归属国家，那就是“偶像崇拜”。在西方，世俗权力必须接受信仰与理性的制约，即宗教与法律都有高于政治的地方。但在中国，世俗权力就是信仰本身。

【在政治权力来源上】中国人用的是“夺天下”的方式，天下一旦夺得——不管凭借什么方法——整个天下就是自己的了；而在西方，权力是公共的，而且公共权力不过是私人让渡个人权利的共同契约，更重要的是，公共权力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保护私人权利。权力来源上的不同，也导致了权力运行方式的差异：中国是集权，西方是分权。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人身依附性；分权的根本，是权力的契约性。同时，它还导致了社会治理的不同：西方是个人自治、公司自治、社会自治，中国是没有任何相应的自治。

【在社会属性上】西方是公民社会，中国是私民社会。私民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没有契约关系，只有血缘和宗法关系，所以中国也不会有以契约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而西方的公民社会是依据契约精神组建的社会，所以，西方是契约社会，公民就是处在双重契约中的人，一个是个人与神签下的约，一个是在人的平面内签下的约。对应于双重契约，公民社会突出两个平等，即，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关系上人人平等。

【在社会阶层划分上】西方的社会阶层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续体，而且，每个人都有多重社会角色，所以，西方人的生命形态丰富多彩。一个人可以拥有多种社会身份，而且都是积极主动的。但中国的社会阶层自古以来就十分单调。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讲的稍微残酷一些，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在竞赛中跑在前面的狗与落在后面的狗，他们也经常调换位置。”黑格尔说得更好一些，他认为，中国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在皇帝面前大家都是跪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只有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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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有哪些？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社会有无理性与信仰的文化因子。这种根本性的差异还表现为：有无公私分离，有无社会正义，有无公民社会，有无民主法治，有无个人产权，有无公共道德，等等等等。如果单从社会意识上分析，就是有无公共精神。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没有个人权利，就没有公共权力。所以，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言，公私分离是社会正义的底线。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条底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公私分离，也因此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正义。正是基于这一点，19世纪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都在呼吁“公共性”问题。金耀基说：“在这样的历史框架下，出现了种种对中国积弱的诊断，并开出了种种药方。在众多诊断中，几乎没有例外的，都以‘私’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而在众多的药方中，‘公’则被视为中国最缺少，而又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建立的道德因素。”

1930年代，林语堂就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他甚至清醒地说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林语堂认为，由于没有“公共精神”、“社会纪律”、“公民意识”，所以，中国“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梁漱溟则指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不过，陈独秀认为，妨碍中国人的“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族主义。他说：“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实际上，“无我”的中国人，就连“私”也是没有的。例如，中国人的不自由，与没有私有财产权也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最应该“私”的地方也无法真正“私”起来。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说过：“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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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到底谁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化？

阻碍中国社会进化的力量，可谓盘根错节。但从根本上说，是帝王崇拜和儒家伦理，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正如史华兹所言，中国社会有个“天花板”，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孔教思想则强化了这种权力哲学。

亨廷顿认为，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自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历史地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先天不足”，即某种不成熟、不完善状况。

由于没有民主，所以，中国社会阶层板结、固化。正如林语堂看到的那样，中国只有两个社会阶级：衙门阶级和非衙门阶级。“衙门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树。它们的根与根相交错，再交错，像扇子一样展开。而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这些树都在太阳底下争到了一块地盘，相互和平共处。有一些树所处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当代中国流行的俗语，‘官官相护’。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给这些大树以营养，使他们成长。”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化最大的阻碍力量是所谓的“读书人”——无论是否进入“体制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无法创造社会性的价值。中国的“读书人”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牛虻，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社会的吸血虫。中国社会的奇特之处在于，人们普遍认为“读书人”应该享有特权，而且，每个中国家庭都在砸锅卖铁地培养着这样的下一代。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等说教，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寄生虫群体。中国“读书人”的变态人格，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变态思想。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尤其是“读书人”自身，应该进行痛彻的悔悟。

中国文化的失败，就失败在“读书人”形成的“社会精英”阶层没有人格追求。林语堂说道：“这些人（指所谓‘中国的学士们’）构成了中国所谓的‘上流’阶层。我们再用森林作比。这些上流阶层是寄生虫，他们有办法毫不费力地爬到最高的树上去。中国所有的榕树都被这样的寄生虫包围着。换句话说，他们能爬到树上，悄悄地说一句好听的话，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顺便地把一张委任状塞进兜里。更有甚者，他们经常从树那里接受喝干大地乳汁的责任。”“大地的乳汁被用来滋养那些寄生虫。可悲的是，人民被愚弄，政府及社会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一切，只不过是养肥了寄生虫们自己的家庭。”

中国当今的“社会精英”之所以没有社会变革的动机与动力，是因为中国当今的体制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在这种体制之内，他们享受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逍遥法外！这种“无法无天”的生活，是所有缺德的人的共同追求。实际上，中国的“仁政”、“德治”都是毁灭人性的说教。所以，治国必须依靠法治。法律应该高于政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老大难问题。

这一点，林语堂也说得非常明白：“那些认为我所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制之下的观点伤了他们感情的官员们，就应该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严格按照孔子仁政观点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资，在这里，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帐目，别人也不查帐，为债务问题潜逃的财务管理员或经理也得不到惩罚。中国政府正是以这种绅士风度管理着。如果现在的政府有了什么改进，也是由于受了西方的影响。西方人敢于要求统治者清理帐目，不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失掉任何绅士的荣誉。然而，在中国政府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它就永远会像一个混乱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牟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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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是：帝王崇拜、儒家伦理导致整个社会无法无天，公私不分。因为没有理性、没有信仰，所以，个人无人格，社会无正义。于是，腐败横行，道德沦丧；而且，经济越发展，文化越堕落。这样的国家，如何做到“长治久安”？人民何来幸福与尊严？

那么，有无解救之道？当然是有的。中国人要争取的，还是做人的资格问题。即，中国要好起来，首要的事情是，中国人必须获得“人格”。关键词是“人格”。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格？又如何争取人格？这是一个本文没有交代完毕的问题，也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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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身上的致命性病毒

——“特殊国情论”背后的历史真相

中国人身上的致命性病毒

——“特殊国情论”背后的历史真相

中国真正的特殊之处，就是它的病，难以治愈的病。

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是“木乃伊”，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等等。

随着“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的道路越来越清晰，世界各国差不多全部都踏上了这条道路。但中国似乎仍然是一个例外。中国与世界正在背道而驰，而且前面就是万丈深渊。那么，中国究竟错在哪里？还有没有变好的希望？

一、中国捆绑了自己

中国的标志之一是万里长城。它犹如一条巨大的锁链，捆绑着建造它的人。长城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命运上的隐喻：中国人总是耗费一辈子的精力，为自己建造镣铐和坟墓，从而将自己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起来。又由于大家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每个人也就不能容忍同类们最轻微的动弹。

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这就是中国及其文化的奇特之处！在中国人愚昧无知的表象之下，是中国人在合作性上的缺乏。其实，一个人之所以愚昧无知，往往是因为他看不到世界的普遍联系，即对真理的无知和漠视乃至扼杀。所以，一群愚昧无知的人，除了一起干坏事之外，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合作的。

扩展至整个中国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没有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没有公共性；再或者说，中国人傻就傻在，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开展合作。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即《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合作？答曰：因为没有社会头脑。”但从认识论的根源上说，中国社会的致命问题是，真理对中国人不适用。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不难，你就看看那些醉酒驾车的人，或者那些持刀杀人杀红了眼的人。

黑格尔说过，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这说明，中国不仅在其内部没有合作，而且在其外部，中国亦无法与世界合流，它自始至终都在搞自己的那一套。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沉淀出来的特征，是一种异常顽固的历史惯性，所以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支配并侵蚀着整个中国社会。它就像一个病毒软件，只能将其彻底删除，否则，系统就会瘫痪直到坏死，中国也就不可能与世界对接。

删除这个病毒软件，当然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但我们不能迷信制度，最终还得依靠国民的自觉。因为这个病毒软件早就成了所有中国人身上的国民性的核心部分。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局部的败坏，而是整体的癌变。几千年的病毒吞噬所致的恶果，不能也不应该归谬于某个社会细胞，不管它是秦皇汉武还是孔子老子、孙中山毛泽东。

历史之所以一错再错，是因为我们总在误读历史！中国人总是将历史重担放在某个历史人物的肩膀上，而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推卸掉。或者，迷信制度，将制度当作特效药，而不能运用社会细胞自身的免疫力和自组织功能。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启蒙。启蒙的目的，首先是意识到自己已被病毒感染，其次是自觉地接受医治。所以，我们最开始的工作，就是看清楚我们的病症，从而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中国人的确是有病的。当然，这不是一般的病，而是病入膏肓。

二、“中国例外”的文化根源

当今世界文明如果按照宗教来进行区分，就有四大块：基督教、佛教（以及与其相关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儒教。其中，中国与西方最有可比性（从另外某个角度来看，也最没有可比性），而且，二者的特征基本上是相反的。下面，我们将二者进行一番对比。

【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不变，其最典型的特征是混沌、无定型；早熟、无宗教。所以，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较之西方文化的符号化特征（例如字母文字、逻辑、公理、计算机所运用的“0”和“1”的二进制，等等），中国文化是一个无法符号化的文化。符号化意味着一种简化、抽象化的演绎能力。所以，西方文化具有普适性，能够长久流传，并且始终得以推陈出新。而中国文化只是一种古老的文化遗存，它终将消融于未来的普世文明。

【进化】德国思想家谢林说，中国文化不是真正的古老，而是一种“僵化的古老”。他甚至说中国人是“第二人类”。我则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止于甲骨文。而甲骨文是一种具有拜物教、偶像崇拜性质的巫筮文化的产物。甲骨文的巫术色彩，加上它的图像化、物化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无法符号化，因此早熟而渐衰。所以，中国文化先天不足，事实上，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拜物教与偶像崇拜的文化心理。

而西方文化是一种能够不断进化的文化，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有二：理性与信仰，它们分别对应于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圣经。理性与信仰，是形而上学与宗教神学，都是具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例如圣经说上帝就是“真理”、“生命”与“道路”。很显然，这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述，容易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它不像巫术，只有巫筮本人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而其“受众”只能处于蒙蔽状态。中国的“儒”，其实就是由最早的巫筮演化而来的。

西方文化天然地是一种“讲理”的文化。理性与信仰始终处于一种张力关系，所以，西方文化是一种活性和适应性很强的文化。而且，它们所固有的超越性，足以共同引领西方人以致整个人类，能够向着无限可能的未来敞开。这种开放性也保证了人类社会系统的能量充足以及进化能力。而中国文化基本上没办法讲理！中国文化之所以僵化，中国人之所以抱残守缺，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溃败，原因是中国的闭锁性，但其根子是因为中国文化缺少理性与信仰的因子，所以它必然拒绝开放性。中国走上不归路，好像已成定局。

【个人】在西方国家，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但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中国的个人只能依附于家庭（在中国，“国”与“家”同构，其核心都是家族主义），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从理性与信仰的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个人主义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基石。西方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国家，是个人主义的结果。西方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都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建立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主义的权利。张扬理性，是为了保障个人主义的发展。个人主义下的个人自治，必然催生社会自治、公司自治。所以，具有开放性的西方社会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西方文化是一种谋求合作的文化，当今世界之所以趋向“天下大同”，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的功劳。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哈耶克的判断了，他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扩展的合作秩序”。

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但自从中国被迫拖入世界以来，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个人主义”，不过，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毫无理性的个人主义，是无法抽象、不能演绎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其实跟西方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它就像中国人看起来非常“自由”但实际上毫无自由精神一样。林语堂为我们界定了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他还说：“中国人谈到自己的国家时总是说它像‘一盘散沙’，这每一颗沙子并不代表每个人，而代表每一个家庭。”也就是说，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中并没有独立的社会个体。

【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个人在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尤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要看清楚个人在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就得意识到世界的普遍联系性，即真理性。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格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条定律的产物。按照这条定律，任何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其价值是独特而且也是他人不可取代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社会交往就可以充分地活跃起来。所以，西方是一个契约型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诸多方面十分繁荣，表现为一个“全面合理化”（韦伯的判断）的社会。西方社会完全符合这条定律，但中国人例外。按照韦伯的说法，中国是一个“巫昧之园”，表现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不合理化”，所以，维系社会的不是契约而是强权。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这样写道：孙中山说，中国人的“自由”太多，而不是太少。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指“自我组织的人格”所能享有的只有，而是指“他制他律的人格”不受控制的一面。很不幸，这种过多的“自由”，却往往必须由集权主义去对付。他认为，“在中国人的人格组成中，有完全受制约而丧失个性与基本权利以及完全没有制约而失去任何纪律这两个极端。”实际上，孙隆基所揭示的，也是我所说的“无真理，即无人格”。在“无真理，即无人格”的社会中，“权利”和“义务”都是完全说不清的概念，所以，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契约，进而言之，一个没有契约的国家或社会，就不是真正的国家或社会。所以，同理，“无人格，即无真理”，没有人格的中国人，对于理性与信仰都是没有追求能力的；或者说，这种能力必然会遭到周围环境的挤压。

【自我】个人主义、人格都离不开自我意识。“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相传是刻在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也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另外两句是“你是”和“毋过”。这可以视为西方古代哲学的开始。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始。它们所强调的，都是个人的自主理性。但西方文化不止这个传统。与哲学理性携手并进的，是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恩典真理观”，这种真理观认为真理不是人类自主理性的产物，而是真理客观存在于上帝那里，人类的任务不过是接受上帝的恩典。

理性与信仰，是西方社会的“双保险”。前者是自我哲学，后者是“他者”哲学。在西方社会中，“我与他”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所以，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团结下的个人独立。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自我”必然是社会性的。这样的“自我”犹如网络上的结点，亦如量子力学上的量子微粒，其位置与动量有待于观察方这一“他者”的描述。所以，西方人的“自我”存在着一种无限可能的性质，此即“自由”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自我”意识的明晰化，是个人对于世界普遍联系性的认知程度来决定的。拉康认为所有自我都是被“去中心”的：婴儿自我意象的形成，必待“他者”尤其是母亲这面镜子的反照，因此，统合个体的原理基本上来自个人之外。拉康的理论说明，整体大于且寓于部分，人是社会性的，排斥社会的结果，就是个人丧失自我意识以及理性自觉。

中国人呢？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 私’”。但在我看来，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人哪一个不是“乡下佬”？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这个自我又被家族所包围；中国文化就像一个同心圆，离圆心越远，就与个人越不相干。所以，这样的文化与“大社会”是排斥性的。故中国文化只能拘泥于乡土。实际上，排斥了社会的自我，就是“无我”。“无我”就是个人没有个性特征。而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人，在道德上无疑意味着一种危险。这是因为他们在心智、思想与灵魂上是不可捉摸的。例如一群老鼠，他们就是“无我”的，每一只老鼠与其它的老鼠在行为模式上都没有分别。而且，除了偷盗、破坏之外，老鼠惟一的游戏就是“窝里斗”。在中国文化中，“无我”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害怕社会，忌讳“他者”，没有自我意识，以致自大狂与自虐狂两种角色并行不悖。

【宗教】梁漱溟在其遗作《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终极感悟，他说：“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两大怪异之处：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实际上，梁漱溟的困惑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社会个体没有活性，社会整体没有凝聚力促进社会团结；这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由于个人无法融入社会，所以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缺失，没有人格的人生自然就显得无意义。但是，最干净的说法应该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中国人与真理无缘。

世所公认的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告诉我们：“没有无限就没有有限”，“宗教，乃是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此说赋予了宗教以很强的历史学、社会学内涵以及认识论、知识论色彩。然而，即使按照如此广泛的宗教定义来审视中国，我们也看不出中国有什么宗教，更不要说拿狭义的宗教定义来看了。我们认为，宗教信仰其实就是一种真理观，它是理性与信仰的共同体，所以，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上面所讲的“超越性”。

“超越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西方人之所以执著于探索甚至献身于真理，并赋予真理以宗教色彩（上帝就是真理），乃因为无限的真理能够赋予有限的人生以意义和价值。西方文化认为，通过信仰，通过真理之路，人就能够得救。所以这种终极关怀也是个人道德以及社会伦理的基础。反观中国文化，由于没有“超越性”的维度，所以，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道德，更不敢去追求道德。正如邓晓芒所言，儒家伦理是一种“结构性的伪善”。伪善，导致人人自危，明哲保身成了最佳的生存策略。

孙隆基认真地挖掘出了中国文化“为腹不为目”的“身体化”特征：“没有‘超越界’的中国文化，自然也没有个体灵魂得救的观念，但是却有道家那种‘身体化’的不朽观念——亦即是追求肉体的长生不老。”“身体化”贯穿着中国人的成长历程。例如，孙隆基写道：“用食物笼络‘人心’，却是一种贿赂儿童的方法。因此，又说明中国人有‘儿童化’的倾向。”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儒家、道家、法家，都“将老百姓‘儿童化’，是中国统治者‘弱民之术’的一个主要内容”。例如儒家的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身体化”的哲学，因此它常常谈到如何“保身”、如何“养生”、如何使“身先”、如何使“身存”之术。它对个人要求是“能婴儿乎”以及“复归于婴儿”。它对政府的要求则如下：“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法家的《商君书·弱民篇》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总之，中国文化是没有“超越性”的生存文化。所以，今天的中国仍然将生存权摆在人权的第一位。这种“身体化”的生存哲学，使得黑格尔认为，精神性的东西与中国人完全无关。既然社会个体都无法发育出精神来，那就更不要说社会自身的精神了！

而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超越性”其实就是“公共精神”、“公共理性”，甚至可以具体归结为“公民意识”。1930年代，林语堂就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他甚至清醒地说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林语堂认为，由于没有“公共精神”、“社会纪律”、“公民意识”，所以，中国“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林语堂的这种洞察能力，让人敬佩！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再继续了。下一篇文章将接着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标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在哪？》。再下一篇的标题是《中国将往何处去？》。我将告诉大家，中国社会的未来非一般人看得懂，然而，“大道至简”，中国的未来很可能要出乎所有人的想象。

中国真正的特殊之处，就是它的病，难以治愈的病。

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是“木乃伊”，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等等。

随着“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的道路越来越清晰，世界各国差不多全部都踏上了这条道路。但中国似乎仍然是一个例外。中国与世界正在背道而驰，而且前面就是万丈深渊。那么，中国究竟错在哪里？还有没有变好的希望？

一、中国捆绑了自己

中国的标志之一是万里长城。它犹如一条巨大的锁链，捆绑着建造它的人。长城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命运上的隐喻：中国人总是耗费一辈子的精力，为自己建造镣铐和坟墓，从而将自己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起来。又由于大家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每个人也就不能容忍同类们最轻微的动弹。

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这就是中国及其文化的奇特之处！在中国人愚昧无知的表象之下，是中国人在合作性上的缺乏。其实，一个人之所以愚昧无知，往往是因为他看不到世界的普遍联系，即对真理的无知和漠视乃至扼杀。所以，一群愚昧无知的人，除了一起干坏事之外，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合作的。

扩展至整个中国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没有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没有公共性；再或者说，中国人傻就傻在，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开展合作。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即《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合作？答曰：因为没有社会头脑。”但从认识论的根源上说，中国社会的致命问题是，真理对中国人不适用。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不难，你就看看那些醉酒驾车的人，或者那些持刀杀人杀红了眼的人。

黑格尔说过，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这说明，中国不仅在其内部没有合作，而且在其外部，中国亦无法与世界合流，它自始至终都在搞自己的那一套。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沉淀出来的特征，是一种异常顽固的历史惯性，所以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支配并侵蚀着整个中国社会。它就像一个病毒软件，只能将其彻底删除，否则，系统就会瘫痪直到坏死，中国也就不可能与世界对接。

删除这个病毒软件，当然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但我们不能迷信制度，最终还得依靠国民的自觉。因为这个病毒软件早就成了所有中国人身上的国民性的核心部分。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局部的败坏，而是整体的癌变。几千年的病毒吞噬所致的恶果，不能也不应该归谬于某个社会细胞，不管它是秦皇汉武还是孔子老子、孙中山毛泽东。

历史之所以一错再错，是因为我们总在误读历史！中国人总是将历史重担放在某个历史人物的肩膀上，而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推卸掉。或者，迷信制度，将制度当作特效药，而不能运用社会细胞自身的免疫力和自组织功能。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启蒙。启蒙的目的，首先是意识到自己已被病毒感染，其次是自觉地接受医治。所以，我们最开始的工作，就是看清楚我们的病症，从而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中国人的确是有病的。当然，这不是一般的病，而是病入膏肓。

二、“中国例外”的文化根源

当今世界文明如果按照宗教来进行区分，就有四大块：基督教、佛教（以及与其相关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儒教。其中，中国与西方最有可比性（从另外某个角度来看，也最没有可比性），而且，二者的特征基本上是相反的。下面，我们将二者进行一番对比。

【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不变，其最典型的特征是混沌、无定型；早熟、无宗教。所以，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较之西方文化的符号化特征（例如字母文字、逻辑、公理、计算机所运用的“0”和“1”的二进制，等等），中国文化是一个无法符号化的文化。符号化意味着一种简化、抽象化的演绎能力。所以，西方文化具有普适性，能够长久流传，并且始终得以推陈出新。而中国文化只是一种古老的文化遗存，它终将消融于未来的普世文明。

【进化】德国思想家谢林说，中国文化不是真正的古老，而是一种“僵化的古老”。他甚至说中国人是“第二人类”。我则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止于甲骨文。而甲骨文是一种具有拜物教、偶像崇拜性质的巫筮文化的产物。甲骨文的巫术色彩，加上它的图像化、物化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无法符号化，因此早熟而渐衰。所以，中国文化先天不足，事实上，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拜物教与偶像崇拜的文化心理。

而西方文化是一种能够不断进化的文化，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有二：理性与信仰，它们分别对应于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圣经。理性与信仰，是形而上学与宗教神学，都是具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例如圣经说上帝就是“真理”、“生命”与“道路”。很显然，这是一种符号化的表述，容易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它不像巫术，只有巫筮本人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而其“受众”只能处于蒙蔽状态。中国的“儒”，其实就是由最早的巫筮演化而来的。

西方文化天然地是一种“讲理”的文化。理性与信仰始终处于一种张力关系，所以，西方文化是一种活性和适应性很强的文化。而且，它们所固有的超越性，足以共同引领西方人以致整个人类，能够向着无限可能的未来敞开。这种开放性也保证了人类社会系统的能量充足以及进化能力。而中国文化基本上没办法讲理！中国文化之所以僵化，中国人之所以抱残守缺，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溃败，原因是中国的闭锁性，但其根子是因为中国文化缺少理性与信仰的因子，所以它必然拒绝开放性。中国走上不归路，好像已成定局。

【个人】在西方国家，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但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中国的个人只能依附于家庭（在中国，“国”与“家”同构，其核心都是家族主义），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从理性与信仰的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个人主义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基石。西方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国家，是个人主义的结果。西方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都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建立国家，是为了保护个人主义的权利。张扬理性，是为了保障个人主义的发展。个人主义下的个人自治，必然催生社会自治、公司自治。所以，具有开放性的西方社会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西方文化是一种谋求合作的文化，当今世界之所以趋向“天下大同”，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的功劳。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哈耶克的判断了，他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扩展的合作秩序”。

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但自从中国被迫拖入世界以来，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个人主义”，不过，这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毫无理性的个人主义，是无法抽象、不能演绎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其实跟西方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它就像中国人看起来非常“自由”但实际上毫无自由精神一样。林语堂为我们界定了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他还说：“中国人谈到自己的国家时总是说它像‘一盘散沙’，这每一颗沙子并不代表每个人，而代表每一个家庭。”也就是说，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中并没有独立的社会个体。

【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个人在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尤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要看清楚个人在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就得意识到世界的普遍联系性，即真理性。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格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条定律的产物。按照这条定律，任何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其价值是独特而且也是他人不可取代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社会交往就可以充分地活跃起来。所以，西方是一个契约型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诸多方面十分繁荣，表现为一个“全面合理化”（韦伯的判断）的社会。西方社会完全符合这条定律，但中国人例外。按照韦伯的说法，中国是一个“巫昧之园”，表现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不合理化”，所以，维系社会的不是契约而是强权。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这样写道：孙中山说，中国人的“自由”太多，而不是太少。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指“自我组织的人格”所能享有的只有，而是指“他制他律的人格”不受控制的一面。很不幸，这种过多的“自由”，却往往必须由集权主义去对付。他认为，“在中国人的人格组成中，有完全受制约而丧失个性与基本权利以及完全没有制约而失去任何纪律这两个极端。”实际上，孙隆基所揭示的，也是我所说的“无真理，即无人格”。在“无真理，即无人格”的社会中，“权利”和“义务”都是完全说不清的概念，所以，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契约，进而言之，一个没有契约的国家或社会，就不是真正的国家或社会。所以，同理，“无人格，即无真理”，没有人格的中国人，对于理性与信仰都是没有追求能力的；或者说，这种能力必然会遭到周围环境的挤压。

【自我】个人主义、人格都离不开自我意识。“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相传是刻在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也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另外两句是“你是”和“毋过”。这可以视为西方古代哲学的开始。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始。它们所强调的，都是个人的自主理性。但西方文化不止这个传统。与哲学理性携手并进的，是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恩典真理观”，这种真理观认为真理不是人类自主理性的产物，而是真理客观存在于上帝那里，人类的任务不过是接受上帝的恩典。

理性与信仰，是西方社会的“双保险”。前者是自我哲学，后者是“他者”哲学。在西方社会中，“我与他”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所以，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团结下的个人独立。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自我”必然是社会性的。这样的“自我”犹如网络上的结点，亦如量子力学上的量子微粒，其位置与动量有待于观察方这一“他者”的描述。所以，西方人的“自我”存在着一种无限可能的性质，此即“自由”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自我”意识的明晰化，是个人对于世界普遍联系性的认知程度来决定的。拉康认为所有自我都是被“去中心”的：婴儿自我意象的形成，必待“他者”尤其是母亲这面镜子的反照，因此，统合个体的原理基本上来自个人之外。拉康的理论说明，整体大于且寓于部分，人是社会性的，排斥社会的结果，就是个人丧失自我意识以及理性自觉。

中国人呢？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 私’”。但在我看来，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人哪一个不是“乡下佬”？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这个自我又被家族所包围；中国文化就像一个同心圆，离圆心越远，就与个人越不相干。所以，这样的文化与“大社会”是排斥性的。故中国文化只能拘泥于乡土。实际上，排斥了社会的自我，就是“无我”。“无我”就是个人没有个性特征。而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人，在道德上无疑意味着一种危险。这是因为他们在心智、思想与灵魂上是不可捉摸的。例如一群老鼠，他们就是“无我”的，每一只老鼠与其它的老鼠在行为模式上都没有分别。而且，除了偷盗、破坏之外，老鼠惟一的游戏就是“窝里斗”。在中国文化中，“无我”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害怕社会，忌讳“他者”，没有自我意识，以致自大狂与自虐狂两种角色并行不悖。

【宗教】梁漱溟在其遗作《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终极感悟，他说：“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两大怪异之处：一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实际上，梁漱溟的困惑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社会个体没有活性，社会整体没有凝聚力促进社会团结；这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由于个人无法融入社会，所以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缺失，没有人格的人生自然就显得无意义。但是，最干净的说法应该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中国人与真理无缘。

世所公认的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告诉我们：“没有无限就没有有限”，“宗教，乃是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此说赋予了宗教以很强的历史学、社会学内涵以及认识论、知识论色彩。然而，即使按照如此广泛的宗教定义来审视中国，我们也看不出中国有什么宗教，更不要说拿狭义的宗教定义来看了。我们认为，宗教信仰其实就是一种真理观，它是理性与信仰的共同体，所以，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上面所讲的“超越性”。

“超越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西方人之所以执著于探索甚至献身于真理，并赋予真理以宗教色彩（上帝就是真理），乃因为无限的真理能够赋予有限的人生以意义和价值。西方文化认为，通过信仰，通过真理之路，人就能够得救。所以这种终极关怀也是个人道德以及社会伦理的基础。反观中国文化，由于没有“超越性”的维度，所以，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道德，更不敢去追求道德。正如邓晓芒所言，儒家伦理是一种“结构性的伪善”。伪善，导致人人自危，明哲保身成了最佳的生存策略。

孙隆基认真地挖掘出了中国文化“为腹不为目”的“身体化”特征：“没有‘超越界’的中国文化，自然也没有个体灵魂得救的观念，但是却有道家那种‘身体化’的不朽观念——亦即是追求肉体的长生不老。”“身体化”贯穿着中国人的成长历程。例如，孙隆基写道：“用食物笼络‘人心’，却是一种贿赂儿童的方法。因此，又说明中国人有‘儿童化’的倾向。”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儒家、道家、法家，都“将老百姓‘儿童化’，是中国统治者‘弱民之术’的一个主要内容”。例如儒家的孔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家思想基本上是一种“身体化”的哲学，因此它常常谈到如何“保身”、如何“养生”、如何使“身先”、如何使“身存”之术。它对个人要求是“能婴儿乎”以及“复归于婴儿”。它对政府的要求则如下：“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法家的《商君书·弱民篇》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总之，中国文化是没有“超越性”的生存文化。所以，今天的中国仍然将生存权摆在人权的第一位。这种“身体化”的生存哲学，使得黑格尔认为，精神性的东西与中国人完全无关。既然社会个体都无法发育出精神来，那就更不要说社会自身的精神了！

而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超越性”其实就是“公共精神”、“公共理性”，甚至可以具体归结为“公民意识”。1930年代，林语堂就在《中国人》一书中写道：“‘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词一样。在中国没有这类商品。”他甚至清醒地说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林语堂认为，由于没有“公共精神”、“社会纪律”、“公民意识”，所以，中国“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林语堂的这种洞察能力，让人敬佩！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再继续了。下一篇文章将接着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标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总根子在哪？》。再下一篇的标题是《中国将往何处去？》。我将告诉大家，中国社会的未来非一般人看得懂，然而，“大道至简”，中国的未来很可能要出乎所有人的想象。

jssh365

中国人头顶上的那块“天花板”

——是官场“天花板”还是制度“天花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2c43f0100gjz7.html
如果我说“中国的公务员都是废物”，有人可能认为我偏激。那我们还是以数字说话。

经济学家樊纲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99年到2005年间，政府的行政成本平均每年抵消经济增长1.73个百分点。（参见《行政成本上升拖累经济增长》）虽然2005年之后的数字没有人统计，但是，一个“钓鱼执法”事件就足以表明，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势力最强，并且越来越野蛮地劫掠民间财富的利益部门。

实际上，中国的公务员早已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惯坏了。这支队伍在20年前就喊着要“高薪养廉”，然而，20年工资福利的持续递增，培养出的却是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更集团化的贪腐现象。更加荒谬绝伦的是，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居然“身在福中不知福”，胃口反而越来越大，对升官发财的追逐简直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据昨天的中国青年报介绍，新一期《人民论坛》杂志关注了中国官场晋升的“天花板”现象。调查显示，“天花板官员”在45--55岁年龄段上扎堆，县处级天花板干部最多。在党政机关中，大约有四五十万的县处级干部，作为一个庞大的中层干部群体，他们中只有大概10%--15%能够在仕途上继续升迁，剩下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天花板官员”群体。《人民论坛》的调查说，一些仕途升迁无望的官员，会出现自暴自弃、得过且过，甚至抓紧机会贪污腐败等心态，对官场造成危害。

《人民论坛》的调查文章，在数据上是可信的。然而，该文作者的观点却是成问题的。文章结尾，如同放屁——

滋生出“晋升无望就自甘堕落”的负面心态的最重要因素恐怕还是这些为官者没有端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理念。没有正确的职业认同感，再科学的用人制度，恐怕也难以彻底解决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需求的无限性与政府机关领导职务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不妨回头看看历史，古代社会里一些官员流芳百世，而与那些佳话所对应着的官阶，不也仅仅是个“九品芝麻官”吗？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历史佳话，是否能够鼓励那些晋升无望的当今官员。

我在雅虎看到了对此文的一则网友评论，甚为精辟，格外犀利。尽管大爆粗口，然而，他骂得相当准确——

上行受阻的社会状态和正在板结的阶层构造，无疑成为普通百姓阶层翻身的最大障碍。特别是对于新一代年轻人而言，社会资源基本被先行者或者少数精英集团所占有，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作用，后来者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创业与生活安居的成本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在个体发展的空间里，处处都有看不见的“天花板”。确实如此，但是你妈个狗逼作者，你他妈就是一条既得利益阶层的狗！操你妈逼的，站着说话腰不疼。

四五十万县处级“天花板官员”！肯定是一个祸害社会的群体。在地方，中国的县处级官员，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需要干活、只需要懂得溜须拍马欺上压下本领的官僚阶层。只要不犯大错，这个官阶是最舒适的温床。45--55岁的年龄，本来是一身力气的时候，然而，在中国的官场上，这帮人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折腾老百姓。不过，话说回来，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的公务员都是废物”！不是不想贪污腐败，而是更低级别的官员机会不怎么多而已。因此，所谓“天花板官员”，并不限于县处级。我敢说，中国的所有公务员都有如下顺序的“天花板心态”：盼望升迁→没有止境→升迁无望→得过且过→抓紧机会→贪污腐败。

因为，制度的“天花板”，造就了官场的“天花板”。我们的制度，让每个中国官员都有机会主义的道德风险。因为，他们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或对社会负责，而只需要对上级负责。中国官场的“空降”式的任免制度，必然形成“天花板官员”扎堆的现象。那么，在“天花板”之上的，是什么东西？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阶，它逐级上升，直达最高权力。所以，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根源，就是家天下的帝王体制。因此，被“天花板”笼罩着的不仅仅是官场，还有整个社会。就像上面的那位网友所言的那样：在个体发展的空间里，处处都有看不见的“天花板”。

每个中国人的头顶上，都有一块来自最高权力压迫着的“天花板”！这是中国人持续了几千年的悲剧！这块“天花板”，也是中国社会及其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不打破这块“天花板”的压迫，中国的社会就不可能走向开放，官场就不可能不贪腐，公务员就不可能不拼命往上爬，老百姓就不可能不受苦受累。

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史华慈，早已为中国人指出了我们头顶上的那块“天花板”。他在《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历史中，有一思想特质似乎贯穿它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典范”，但我更愿称之为“深层结构”。我并不是指它是儒家所特有的，而应该说是先秦许多思想家（像墨家、法家、道家等）所共有的特质。为什么我会对此感兴趣呢？因为有一个恼人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相异的替代品？

对史华慈的观点，有关学者给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参见《读书》2009年第七期，赵瑞广，《“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

史华慈这里所说的“深层结构”，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历史上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中国思想史上，正如史氏所言，从没有人敢于给它设计另一套替代品，从而避免这个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后果。（……关于最高权力的探讨……）在中国的漫长发展史上，它实际上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软肋，一块中国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在文章结尾，应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民主自由体制中，是没有所谓的“最高权力”的。哪怕你贵为一国之总统，你的权力也受制于法律、政府机构与社会民众。对“最高权力”的盲目追求，就是扼杀中国人生命个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的总根源。唯有消解了“最高权力”，才能搬走每个中国人头顶上的那块“天花板”。

呜呼！猴年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