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抢救一个时代的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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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抢救一个时代的活历史

大洋新闻 时间: 2009-10-31 来源: 广州日报

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口述 唐德刚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

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

袁氏当国 唐德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

晚清七十年 唐德刚 著　　岳麓书店　　1999年9月

　　著有胡适、李宗仁、张学良等人传记的著名华人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口述史开山学者唐德刚在美国过世
　　

　　10月26日晚间，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昨天，记者采访了多位与唐先生有私交的历史学家以及口述史研究学者，详述其生平及在口述史的造诣。
　　本专题采写及图 本报记者谢绮珊

　　唐德刚：
　　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 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也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他与当时政要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张学良等人多有接触，和当时人在纽约的胡适则为忘年之交。曾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等。他还曾参与发起在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要求日本偿付战争赔款的运动。

　　北大历史学教授眼中的唐德刚：
　　人情味重的老顽童
　　北大历史学教授欧阳哲生与唐德刚可说是忘年之交，自上世纪90年代与唐先生在一个胡适学术研讨会上结识后，两人常有来往。刚得到唐德刚去世的消息，他第一时间便给唐先生家里发了唁电。
　　欧阳哲生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情味很重的老人。他很幽默，也很好玩，我见到他的时候已是70多岁，但他说话还是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开玩笑什么的。当时我才30岁，但他对我不摆架子，对别人也一样的随便。”欧阳哲生谈到，唐先生虽然长期生活在美国，但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还讲着满口安徽腔的中文。
　　欧阳哲生每去美国开会，必想办法登门拜访。“记得当时他已经80岁高龄了，见到我时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他亲自驱车两三个小时带我去西点军校参观，在军校转了一个多小时，加上回去的时间，来回一共花了六七个小时。”
　　历史学家杨奎松与唐德刚也有过数面之缘，他对唐的印象也是诙谐幽默，而且出口成章，家乡口音非常重，甚至英语也带安徽音。
　　张学良口述史未完成留遗憾：
　　陪张学良见情人得罪赵四小姐
　　近代史学者雷颐说，唐德刚对民国政要、名人的口述史比很多历史研究都更有价值，仅此抢救史料一点，对中国近代史而言，他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人。
　　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学的是美国史，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留下来当美国史的教授不太可能。“他去了哥大东亚所口述历史部，当时有一批国民党要人跑到美国，哥大想对这些人进行采访，保存历史，分给唐德刚的有胡适、顾维钧和李宗仁等人。”欧阳哲生回忆说，唐德并不甘于留在口述历史部，想要做独立的教授，后来纽约大学请他去做专职教授，直至当了亚洲系主任。
　　欧阳哲生说，唐德刚做口述史，下了很多功夫。他与胡适相处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胡适后来很快赴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两人关系很好，成为忘年之交。当时胡适比较落魄。他们都是安徽老乡，又皆毕业于哥大。唐德刚那时还年轻，胡适年纪比较大了，有些跑腿的活常请唐德刚代劳。
　　晚年，唐德刚做张学良的口述史，本来是张主动找他的，但这个工作后来因故中断，成为一大遗憾。后人对此事看法不一，欧阳哲生说：“因为他得罪了赵四小姐。张学良跑到美国去的时候，在纽约见了他原来的‘小情人’，即贝祖诒的太太，刚好是唐德刚陪着他去的。赵四小姐对这个事情很恼火，便阻隔他们的交往，唐后来很难再见到张。原来赵四小姐是很欢迎唐德刚的，他上门时，总亲自给他做很多菜吃。后来哥大另派人代替唐，继续做张的口述史，但其并非这方面的行家，并没有做出什么来。”对于这段逸事是否造成两人口述史合作的中断，唐德刚本人并未证实。欧阳哲生还记得，唐认为张是个大老粗，还保持着军阀个性。
　　而杨奎松谈到，赵四小姐在张学良耳边讲了唐先生很多坏话。“其实赵四小姐阻拦了很多人，她很不喜欢张学良接触外面的人，控制欲很强，把他看得非常严。”
　　口述史研究学者邢小群则认为，唐感觉问题在于，张不跟他说实话，而他所掌握的和听到的事实比张告诉他的要多，做了半截做不下去了。张学良可能觉得还不到时候，弄起来就比较费劲。
　　对话口述史学者邢小群：
　　他开启中国现代口述史
　　广州日报：请谈谈唐德刚在口述史方面所创造的价值。
　　邢小群：唐德刚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口述史的开山学者，我的研究也深受他的启发，视他为精神导师。我在做口述史的过程当中觉得，中国对口述史的认识其实是非常肤浅的，很多人以为口述史就是别人说、你记录而已，唐德刚的意义在于，他从史学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很多人正在逐渐老去，我们是在抢救历史。
　　广州日报：唐德刚说过，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您对此如何看？
　　邢小群：他本身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了解的事情甚至较口述者多。所以听的过程中，去伪存真，质疑或与对方商讨。史学家循着事件发展、人物关系去深问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思维。他做李宗仁口述史时，对李有很多纠正的地方，还跟他争辩。他进行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背景的研究很细致，包括各派军阀间有什么关系等。
　　广州日报：他认为口述史并非美国货，而是中国本来就有的，您怎么看？
　　邢小群：早期我们中国也有口述史，如对蒙古族、傣族等民族史方面的口述，以及口传心授的史诗。过去有一种说法叫采风，某种意义上也是口述史。民族史家或民族学家靠口述历史来完成的，可是那会儿大家对口述还不太重视，但后来通过看了唐德刚的东西，才意识到这是研究史学很重要的部分。
　　广州日报：唐德刚做口述史时材料功夫下得很足，有的甚至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这对现在做口述史有什么启示？
　　邢小群：他更具有史学家的严谨和做事的风范。他想通过一个李宗仁，把中国近现代军派系统的格局，做出一个大体的概况，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现在我们很多东西没有条件拿到，因为不是专门搞历史研究，也不能像他那样下大功夫去做功课，在和口述对象探讨的时候，我会用基本的文化背景进行探讨。我觉得我做的也许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历史研究，但希望我的工作可以作为别人研究的重要补充和启发。
　　广州日报：他在口述史中也有很多评论的文字，是否有悖于口述史的方法？
　　邢小群：口述史方法有很多种，唐带着自己阐述的方式让人对他更有敬意，这种方式是不会违背本意的。我觉得这确实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他写胡适口述史，完全是两个学者间的对话。注释相当多，分量和内容简直不亚于正史本身。说明唐德刚在做胡适口述史过程当中，对胡适谈到的问题、历史事实了如指掌。他们谈得非常活泼，而且是一种对话的关系。我看到有关资料提到，胡适听说唐德刚要来做口述史，丝毫不敢轻慢，觉得遇到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唐罗列了两百多个问题，让胡适觉得压力很大。
　　广州日报：有人对口述史的真实程度有怀疑，您的看法是什么？
　　邢小群：口述史是每个人的经历和体验，构成了信史的归纳、补充和研究。过去做信史的时候，忽略了口述史的这个部分，导致概况性过强、细节性不够。唐德刚认为，口述史是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个历史谈出自己的看法，对我们研究历史是互相验证，互相补充的。作为研究者，有去伪存真的过程。这种历史研究会给别人带来很多启发，提醒那些更接近真实的人加入进来。现在有人做知青口述史、右派口述史，这些工作都很有意义。要写出非常客观理性的信史，亲历者的口述是非常有价值的，缺少这一部分反而让人对信史产生质疑。

　　唐德刚文字风格：
　　文白相间别具一格
　　“他的文字能力非常强，他经常讲到‘四两拨千斤’，即只要抓住一个点，就能把历史的很多事情弄清楚。因为唐先生不是一个下苦功的人，他跟一些历史学家不太一样，他不是一个跑图书馆、档案馆的人，但是他很聪明。”杨奎松说，“他把别人讲过的故事、史料，用他自己的逻辑、史观重新梳理、组织，使整个笔调焕然一新，令人大开眼界。很有意思的是，仔细看他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新东西，不具爆炸性，他的优势在于他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他善于议论，善于把一个平常故事讲出道理来。”
　　杨奎松很看重唐德刚的文字，认为他的文字非常有个人的风格。“毫无疑问，他是华人学者当中口述史的大家和开拓者，口述史与回忆录不同，更多反映出写作者的意向。他采用‘文白相间’的写法，既有文言文，又有白话文。在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中，他的国学基础是非常不错的。”
　　欧阳哲生说，唐先生有极深的史学素养，文字也颇有个人特色，他的自传性小说《战争与爱情》写得很好，有他个人的影子在里面，包括他的身世。他的议论文自成一体，不是正规史家的写法，可说是形成自己的唐氏风格。他的口述史又做得正规、严谨，每有发表自己见解之时，都加以注释。比如《张学良口述历史》中，除了张的自述，还有唐论张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洞明世事人情，对读者阅读也是一种帮助。
　　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在《胡适杂忆》序中谈到唐德刚的散文可读性时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