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宽窄巷子里的女诗人翟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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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主义诗刊《翼》创办16年：女性的乌托邦？

2014年07月18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黄茜

维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记述道，曾经有一个时代，人们认为女人写作“就像小狗用后腿走路”。”　　1987年，在由唐晓渡和王家新共同编辑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里，收入翟永明、陆忆敏、张真、唐亚平四位女诗人的诗歌。

翟永明和周瓒，1998年9月北京。

维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记述道，曾经有一个时代，人们认为女人写作“就像小狗用后腿走路”。伍尔夫鼓励女性作者赚取一间自己的房间和每年五百英镑，“食品、房屋和衣服永远属于我。不仅再不需要劳神费力，怨怼与痛苦也不复存在。我没有必要敌视男人，他无法伤害我。我没有必要取悦男人，他不能给我任何东西。”

与伍尔夫的时代相隔不到百年，今天，女性写作者的境遇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善。当然，她们获得了写作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也要忍受来自男性批评家的漠视、误读和讥弹。她们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写作的女性都要多，她们中的一些受过最好的教育，具有出色的天赋和追求艺术的高度自觉，但她们依然既不能被公众认知，也不会被写入文学史，或者仅有极少数人被作为性别典型含混地带过。
在这样的现实里，在中国，有一本由女性创办、专注呈现女性诗人作品的刊物已诞生了十六年。6月15日，《翼》创刊十六周年“向诗歌借一双翅膀———翟永明、唐晓渡、周瓒对谈当代女性诗歌”文学沙龙在北京单向空间举行。各位嘉宾就“女性诗歌”概念、八十年代之后女性诗歌的发展、写作的女性主义立场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诗歌的传播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自1998年创刊以来，《翼》一直旗帜鲜明地坚守着女性主义立场。正如“翼”这个美丽的中文字所引申出来的对于女性写作的飞翔的力量，在十六年里，它缔结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一个女性的乌托邦，向着各种类型的女性写作和现代社会纷繁芜杂的女性经验敞开。它的包容度和敏锐度让人吃惊，它忍受孤立和威胁的韧劲又令人敬佩。
按照诗人臧棣的说法，这是一本“安静而伟大的刊物”。通过它的创立和成长，可以一窥女性诗歌三十年发展的历史。
80年代女性诗歌热潮
女性诗歌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此前，在中国的新诗史上，有林徽因、石评梅、谢冰心、赵萝蕤等优秀女诗人，单弱地点缀着由男性诗人的星空。林徽因、谢冰心的创作依然遵循传统美学为女性划定的委婉、细腻之风格，赵萝蕤非凡的语言天赋，也只能借助翻译艾略特、惠特曼才得以体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政治、哲学、文化著作的大量涌入，诸多女性主义著作开始进入女诗人的视野。维吉尼亚·伍尔夫、西蒙·波伏娃、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俄国白银时代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人的诗歌……新鲜、清醒、冷冽的文本，唤起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创造力，让她们有能量和勇气要求与男性诗人共享现实和诗歌世界的权利。
第一个提出“女性诗歌”概念的是批评家唐晓渡。80年代中后期，唐晓渡在《诗刊》做编辑，据他回忆，突然出现了一批异乎寻常的诗歌文本，主要出自女性诗人之手。“尤其以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为标志。最早我拿到的是这组诗的油印本，读了很震撼。”
在他的文章《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里，唐晓渡第一次对“女性诗歌”命名：“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被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另一世界的提示，而且意味着已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
1987年，在由唐晓渡和王家新共同编辑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里，收入翟永明、陆忆敏、张真、唐亚平四位女诗人的诗歌。生于1962年的上海女诗人陆忆敏天赋极佳，并极罕见地将死亡视为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张真的《朋友家的猫》、《流产》等作品，直指女性的痛彻经验。这些诗歌所具有的陌生性和实验性，情感的充沛和修辞的光彩，并不亚于同一选本里男性诗人的创作。
关于那个时代女性诗歌的盛状，唐晓渡讲起一则轶事。有一位新疆女诗人，写作介于主流和前卫之间，总在《诗刊》发头条。“当时《诗刊》感叹，怎么出了这么好一个女诗人。”“于是1990年，《诗刊》的副主任刘湛秋和王燕生专程到内蒙古去考察，要把她作为一个重要事件推出。找到之后，见这位女子正在蒙古包外打水饮牛羊，不像是会写诗的样子。他们问：‘你写诗吗？’她说：‘我不写。’‘那《诗刊》上的诗歌是谁写的呢？’她回答‘是我老公写的’。”
“原来，她老公是‘文革’诗歌造反派，被作为‘三种人’审查过，内部不允许他发东西。可是他少年时就喜欢写诗，用自己的名字发不出来，就用他老婆的名字。结果他发现无往而不利，各种诗歌刊物通吃，而且还在《诗刊》上发了很多头条。刘湛秋他们回来之后把真相说了，大家都目瞪口呆。”
在文学史上，大抵只有女作家、女诗人为了顺利出版、逃避偏见而以男性笔名发表作品。新诗史上，居然也有这样一个时期，女性诗歌繁荣到男性要冒充女诗人来发表诗作，这也让一向在文学上处于次生和边缘地位的女诗人们小小地扬眉吐气。
当然，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的真实格局与状况更加复杂。在大量的女性诗歌写作者和文本出现的同时，也形成了某种固有的、能够成立的、可被模仿的女性诗歌范式。
由时任《深圳青年报》编辑的青年诗人徐敬亚与《诗歌报》编辑、青年诗评家姜诗元主持的“中国现代诗群大展”是新诗史上的重要事件。1986年10月21日，两报均以两个版面的篇幅推出了数十个诗歌团体；24日，《深圳青年报》又以三个版面再次推出数量可观的诗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女性诗歌写作最旺盛的年代，也没有一个女诗人自发组成的诗群。此外，在1988年由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的后记里，作者谈道：“在1986年两报大展的时候，是有女诗人参展的。但因为她们写作的质量不高，因此没有入选最后的选本。”
似乎可以总结说，80年代末期女性诗歌文本频繁涌现，出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第一个小高潮。但对这一时期女性书写的优劣，不同的学人与批评家有不同的判断。
《翼》：第一本女性主义诗刊
按照唐晓渡的说法，80年代的女性诗歌热潮，延续到90年代，由“触目”变成了“耀眼”。90年代整体的诗歌环境较为沉闷，官方刊物换了一批思想保守的编辑，而新锐的诗歌发表则流向民刊。翟永明回忆，“自从90年代起，再也没有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诗歌了。”
第一本具有独立女性意识的诗刊《翼》也应运而生。成都女诗人翟永明和彼时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博士的女诗人周瓒是《翼》的创始人。
由于女诗人一直被忽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平台，翟永明很早就打算自己做一个女性诗刊。
“那时较有影响力的民刊，如《现代汉诗》、《北回归线》、《小杂志》、《偏移》等，依然主要是男性诗人结集，女诗人在男诗人的圈子里，要么是点缀，要么是花瓶。1997年我认识了小翟。1998年初的时候，小翟来北京西苑饭店开一个诗歌会。吃饭时我俩突然聊起来，说怎么没有一个女诗人的民刊。就这样将《翼》做起来。”周瓒说。
《翼》的首期编辑为周瓒、穆青和张宇凌。周瓒在北大念博士，穆青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张宇凌则是北大的本科生。远在成都的翟永明为《翼》的印刷出版提供资助，并为《翼》约稿。1998年5月出版的创刊号，刊登了翟永明、周瓒、穆青、张凌宇、吕约等六位诗人的诗歌，诗选之外还有译诗、评论和对谈等栏目。
周瓒在《创刊号前言》里明确了女性主义的立场：“聚集在‘翼’周围的是这样一些诗人，她们天然的性别并非她们介入写作生活的前提条件和目的预设，而是在实现她们的写作理想和解除写作中的困惑过程里的一种意识支点。”
事实上，80年代提出的“女性诗歌”的概念，其最核心、最重要的意涵，是性别意识。首先体现在翟永明、张真、伊蕾、唐亚平、林雪等诗人身上，又在90年代及以后被丁丽英、蓝蓝、周瓒、吕约、穆青、宇向等诗人继承。正如周瓒在《前言》里言，“性别意识”是女性对自身处境的警觉和反思，是对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内在不平等的锐利洞察，是真正优秀的诗人(无论男女)所必要的素质。
这样一本属于“少数人中的更少数人”的诗刊，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注定孤立、边缘而小众。由于没有赞助人，刊印的费用都靠女诗人自筹。《翼》的现任执行主编，诗人、小说家陈思安说：“我在整理旧刊时，发现《翼》的第三期里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翟姐200，戴锦华100，张耳100……印刷费都是你一百我两百凑起来的，惨极了。”
《翼》的第一期至第七期，每期只刊印200册，读者多是女性诗人及到现场听诗歌朗诵的观众。直到最近出的第八期，才因为艺术家徐冰的资助，首次印刷了1000册之众。从排版校对，到封面设计，都由编辑亲力亲为。
为了节省刊印费用，十几年来，《翼》的印刷都为委托给北大校内的小复印店。这些小复印店专为北大学生制作毕业论文，一张A 4纸只需要两毛钱，也按照毕业论文的路数制作这本民刊。
女诗人珍惜诗笔，《翼》采取不定期出刊的方式。每一期周瓒会约请一位女诗人参与编辑工作。由于周瓒本人是北大的博士生，《翼》首先吸引了一批当时北大在校的活跃的女诗人，包括王海威、尹丽川、马雁、曹疏影、饭饭、刘丽朵、金楠等。

曹疏影是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社长，1999年秋冬，她第一次接触到《翼》，感到像是“帮我打开了一道门”。“之前一直对女性主义感兴趣，也自己去找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的诗来读，但《翼》令我知道了身边可能直接对谈的师姐和朋友。从文章，到诗，到翻译，非常喜欢她们的立场。”
2001年，曹疏影应周瓒之邀参与编辑第四期《翼》，承担当期刊物的选诗和撰写编后记的工作。“其实选诗的过程，除了打开眼界，阅读更多文本和女性对女性自己的看法/表达方法，也是不断重新面对自己诗想法的过程。”曹疏影说。
台湾女诗人阿芒，2002年经由诗人廖伟棠介绍，结识了曹疏影和周瓒。“我们相谈甚欢。我才认识到有这么一个女性诗歌创作群和刊物，此前我只读过翟永明、王小妮的诗，对居然有这么多女诗人自觉地在创作，非常惊讶、振奋。”
从BBS到微信时代
《翼》的创刊并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但在女诗人内部却欢欣鼓舞。长久以来独自写作的女性，突然有了伙伴、有了交流、有了反思和立场。《翼》让她们的声音被听见，让她们的思考与感觉受重视。
2000年，《翼》第三期出刊之后，在北大小南门外地下酒吧举办了一次朗诵会。“那次朗诵会有好多男士加盟，姜涛、胡续冬、冷霜等男诗人都去捧场，他们去朗诵女诗人的诗”。周瓒说。
2004年，作为北大“未名诗歌节”活动之一，《翼》在万圣书院旁的“醒客咖啡”举行了另一场大型朗诵会。在醒客咖啡幽暗、私密的气氛里，朗诵会以翟永明朗读《静安庄》开始。翟永明后来回忆“我那时候还有点羞涩，声音小得像蚊子叫”。那次朗诵会吸引了许多高校学生和在京诗人，以至于“来的人太多，局面难于控制”。
男诗人们似乎也很乐于出席女诗人的聚会，只是在现场不守纪律，总是大声讲话、吵吵闹闹。
除了纸刊之外，2002年，《翼》还与“诗生活”网站合作，办起了《翼》在“诗生活”的同名论坛。论坛由周瓒、安歌、翟永明、阿芒、小鸭四位诗人主持，如今已累积主题8396条，帖数3万个。“《翼》的诗歌论坛在BBS时代是非常活跃的。那时候网络还是新鲜事物，好多诗人都上网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诗作。从前线下的交流转移到了网上。”周瓒说，“比如梨花体、废话诗、垃圾诗派等，都是网络时代发展出现的比较极端的诗歌现象。”
从2002年8月开始，阿芒来到翼论坛贴诗、读诗、参与讨论。“那时候坛子很热闹，大家互相打气评论用诗互动。前辈诗人不吝鼓励新人，我第一次贴诗就得到翟姐的鼓励，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诗友在线互动，即兴写下许多诗。”阿芒回忆道。对女诗人成婴来说，在翼论坛的阅读、倾听、对话，带给她饮酒般的微醺感。“记得在论坛，忘了什么因由，我跟周瓒说过‘她在那边喝酒，我在这边醉’。”
论坛不仅让女诗人相互结识，让从前隐蔽、静态的写作变得活泼通透，同时也引起批评和促发诗意，论坛上的写诗互赠和遥相酬唱，几乎是BBS时代不可复制的美事。
近些年，随着博客、微博和微信的兴起，翼论坛逐渐变得冷清。2013年11月，“翼女性出版”微信公共号建立，开始推送国内外最新女性诗作、评论、讯息、声音及视频资料。谈到这几年办杂志的辛苦，翟永明说：“问题在于一直没有很多人来做这个事，只是周瓒一个人在坚持。”作为《翼》的灵魂支柱，周瓒身上有一股安静而强大的韧劲。因为她的学识和眼界，《翼》不仅向着各种写作类型的女诗人开放，也对当代诗歌发展的前沿保持高度敏感。她说：“最重要的是更多人来参与杂志的编辑过程。”2006年，周瓒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翼》也一度暂时停刊。
2013年11月，“灵魂生就一对翅膀：《翼》女性诗刊十五周年诗歌影音会”在央美美术馆报告厅举行。2014年4月，《翼》的总第八期以全新的面貌复出，收入蓝蓝、吕约、宇向、刘丽朵、马兰、张耳、翟永明等女诗人新作，并着力推介范雪、叶美、廖亮羽、林侧、余幼幼等80、90后女诗人的作品。
“作为一本独立的女性诗刊，《翼》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被孤立的危险。对‘女性诗歌’概念的质疑，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曲解，消费主义社会对女性的物化……对结集在《翼》周围的诗人们构成了巨大挑战，并时刻考验着写作中的女性。”周瓒说。
为什么重申女性主义？
什么是一本民刊所代表的女性主义立场？
想象一下这幅场景：一位职业女性，忙碌一整天后下班回家，做饭、洗碗、安顿好丈夫和孩子，在尽到了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应尽的义务之后，她才能在电脑前坐下，匆匆地写下几行在她的头脑里冲撞的诗句。很多时候，她是这些诗句的唯一读者。无论它们多么奇妙，无论它们如何展现了一颗杰出的头脑和心灵所能追求的最高自由。
经历了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今天女性的地位似乎已有很大提升。女性和男性同样接受高等教育，在智识的许多方面表现得和男性一样出色(或者比男性更为出色)。她们可以涉足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任何领域的任何职业。但在纷繁的表象之下，依然涌动着性别问题的暗潮。
女性写作者缺乏自己的传统。文学史由男性写就，当今的女性写作者不可避免地要向男性诗人学习，并且要在诗歌的原创性和陌生性，在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上媲美她的男性同侪和前驱。与此同时还要保留她深刻的女性意识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敏锐自觉。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并不比优秀的女性写作被男权社会认可更为艰难。
近年性别问题的回潮和倒退，是翟永明密切关注的问题。“新《婚姻法》站在男性的角度，家庭财产最大支配权属于男性，完全不将女性在婚姻里的付出计入婚姻的成本。在工作上，也有很明显的性别歧视。比如大量的招工广告里，全是什么‘1.65米以上，面容姣好……’这些在80年代之前都是不大可能的。”
“2010年张艺谋拍《山楂树之恋》，大肆宣传‘处女’的概念。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现在找不到处女了。’从男性的角度，张艺谋把这当成一个社会问题。他也没想想为什么现在找不到处男了(早就找不到处男了)？”
“很多父母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是一种腐朽观念的回潮。还有‘女博士’问题，说是‘第三性别’。这个时代的‘剩女’现象，又把女性再贬低一次。所有这些，有些用调侃的方式，有些表达得比较隐晦，另一些则是明目张胆。”翟永明说。
除了守旧、腐朽观念沉渣泛起，还有一些社会现象促人深思。周瓒提到，“今年年初东莞的事件，也涉及对女性性工作者问题的讨论。到底女性解放了，自由了呢，还是真正地在被剥削？东莞事件的曝光文章中提到一个现象，在那里，一个男人可以有几个女朋友，这个男人实际上是被女人包养，而包养他的女人则在外面做性服务。”
“作为一个作家，不是说非得站在女性的视角来写作。但你如果想写全局性的社会，或者像巴尔扎克那样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肯定要触及性别问题。有必要将性别问题的警觉和深思，转换成诗人的思想资源。”周瓒说。
事实上，近几年来，女诗人的写作愈来愈及物、愈来愈具有反思性和鲜明的批评意识。她们并不怯于针对重大的社会事件发言。蓝蓝的短诗《嫖宿幼女罪》，起首便是：“写完这首诗，我就去洗手……祝愿世上的人都瞎了眼睛———/一个女童赤裸着蹲在床头/捂着脸发抖。”翟永明的《儿童的点滴之歌》，写给被三聚氰胺毒害的结石宝宝，《关于广渠门的一首诗》，描写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时广渠门男子溺毙事件。
在批评家和大部分男诗人眼里，只有两种女性诗歌，“示弱”或者“逞强”。前者依循男性批评视野里的女性诗歌的狭窄特质，后者则提倡所谓的“超性别写作”，认为如果贴上“女性”的标签，文学成就被“贬低”，写作能力也“降格”。
将女性诗歌限制在某些范畴，带有翟永明提出的“美学上级”的印记，是男权中心的产物。而“超性别写作”的内在前提亦是“女性写作是次要写作”的男性偏见，非但不能真正超越性别，反而证明写作者完全被性别所控制。
在艺术领域从来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翟永明说，由于社会不公持续恶化和腐朽观念沉渣泛起，哪个时代对于女性主义写作的强调，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
臧棣谈女性诗歌
在你看来，最近十五年的女性诗歌有什么特征？
臧棣：其实，作为男性诗人，我不太想谈女性诗歌。在不同的文学传统和诗歌场域里，女性诗歌的界定和含义，差别很大。这里，我只想谈谈我自己观察到的女诗人写出的诗———如果它们能被称之为“女性诗歌”的话。最大的特征，一种写作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一种自信。具体而言，在诗的主题上对内容的独有的体悟和揭示，在语言上的个性化的表达也越来越突出。从批评的角度看，女诗人的写作，让当代诗的面目变得更具有分离性。也就是说，女性诗歌和当代诗的关系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前，我们大致可以将女性诗歌作为当代诗的一个郊区现象来谈论，但最近这十年，女性诗歌绝对是当代诗的一个核心领域。在当代，很多好诗是由女人写出的，这本身也反映了汉语的一种进展。
你认为男诗人的诗歌写作与女诗人的诗歌写作是否存在区别？
臧棣：肯定有区别。但据我的观察，这些区别有时非常有趣，有时又很可怕，很晦暗。就写作本身而言，我们一般会觉得，理想的情况下，它不该有性别意识的东西夹在里面。但就语词的使用而言，历史地看，对语言的意义的界定和发挥，在漫长的时间里基本都是由写作主体中的男性身份来确定的。比如，古典的写作类型里，像秩序，平衡，理智，简洁，智慧，雄辩，这样的语言尺度，实际上都带有男性的书写痕迹。但被压抑的东西，被遮蔽的东西，是否就是可划归女性书写，不一定。在今天，我倾向于男诗人的诗歌写作与女诗人的诗歌写作，有着很深刻的区别。但这种深刻的区别，是否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不敢妄断。
比如，茨维塔耶娃的写作，是一种女性诗歌，但又是一种超越女性诗歌的写作，一种天才的写作类型，我不知道别的男诗人怎么想，我自己只有钦佩的份儿。但我不可能那么写，别的男诗人也很难像茨维塔耶娃那么写。如果一个男诗人像茨维塔耶娃那么写，总有什么地方，让人感觉不对劲。不是分寸会出问题，就是平衡会出问题。茨维塔耶娃那样的写作，是非常天才的，只有以女性身份才能进入。狄金森的写作，也是这样。狄金森的写作从类型上看大于女性写作，但又在某些深层强烈地根植于女性身份的写作。女性视角，狄金森一方面使用它，一方面又像个极其智慧的人那样克服它，这大约是她的写作中最精彩的部分。
你对《翼》是否有所了解？觉得她是一本怎样的诗刊？
臧棣：可以说非常熟悉吧。《翼》是一本安静而伟大的刊物。我多少有点嫉妒，因为我是男性诗人，所以，没法在那上面发表诗歌。就新诗百年的历史而言，《翼》是一本具有高度文学自觉性的诗歌刊物。它的编辑周瓒，不仅是当代一流的女诗人，也是一位有着严格的工作纪律的诗歌编辑。《翼》的诗歌眼光，和它呈现的文学水准，都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你的写作是否曾经受到过女诗人的影响？
臧棣：受过很多女诗人的影响。荣格讲过，好的写作状态都来自雌雄同体。很多人都喜欢声言要独立于他人的影响，我则偏爱罗兰·巴特的想法：我宁愿我写东西时，脑子里呆着的是梅·斯温逊或毕晓普。那至少能让我自己的创造性的大脑休息一会儿。另一方面，我觉得，每个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的女诗人，都是一个女神。在她们的写作中，的确有让人想称之为“天籁”的东西。
翼大事记
1998年5月创刊于北京。
1999年4月于北京大学小南门外霸必龙酒吧举办首次“翼”女性诗歌朗诵会。
1999年5月第二期纸刊出版。
2000年4月第三期纸刊出版。
2001年4月第四期纸刊出版。
2002年3月“翼女性诗歌论坛”在“诗生活”网站上线。
2002年4月《翼》诗刊一至四期电子版在“诗生活”网站上线。
2002年12月第五期纸刊出版。
2005年4月第六期纸刊出版。
2005年《今天》杂志春季号总第71期刊登《翼》女性诗歌专刊，刊登23位翼女诗人的作品。翟永明撰写专辑序言，“女性诗歌——— 我们的翅膀”。
2006年8月第七期纸刊出版。
2008年9月出版阿芒、旋覆、伊索尔诗集单行册。
2010年7月与瓢虫剧社合作推出女性诗歌剧场作品《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北京蓬蒿剧场演出。选用翟永明、吕约、阿芒、曹疏影、尹丽川等十余位女诗人的诗歌文本，进行戏剧及现代舞的呈现。

2011年6月与瓢虫剧社合作推出女性诗歌剧场作品《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成都白夜酒吧、成都文艺之家演出。选用马雁、夏宇、张小静、零雨、郑小琼、宇向等十余位女诗人的诗歌文本，进行戏剧及多媒体的呈现。
2012年5月《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台北牯岭街小剧场演出。
2013年3月《翼》电子版于“豆瓣阅读”整体上线。
2013年11月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灵魂生就一双翅膀”———“翼”女性诗歌朗诵会。
2013年11月推出“翼女性出版”微信公众号。
2014年4月第八期纸刊出版。
2014年5月《翼》电子版于拇指阅读上线。
2014年6月于单向空间朝阳大悦城店举办沙龙“向诗歌借一双翅膀”翟永明、唐晓渡、周瓒对谈当代女性诗歌。
(臧棣，诗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