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儒学“复兴”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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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儒学“复兴”的隐忧

祭孔大典活动此起彼伏，气势汹涌，其中不乏真诚者，而反映出来的又是整个社会文化心态的喧嚣与浮躁。

儒学复兴之乱象

中国发展的道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了争论，主潮似乎是要继续“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化，以奔向蔚蓝色的海洋。九十年代后，情况丕变，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接。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已然形成，原因复杂，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们的一些反思。

我对大陆的儒学复兴是赞赏的。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论语〉心得》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八十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量。如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于无奈。

乱象产生之原因

学界无以支应社会需求外，社会条件也不足。社会条件是什么呢？实的是制度，虚的是文化心理。

制度方面，大陆的孔庙、书院，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等名儒故居及旧址，现在大都不属于教育与科研体制，而是隶辖文化部门或旅游部门，不讲学，不做研究，只是辟地做生意，兜揽游客上门。正式教育体制中，大学文科的系所、经费、资源皆远不及理工商管吃香，学生报考文科的热情也正逐年下降；大学里的儒学课也非正式学科，只能挂在“哲学”底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儒学的历史面社会面等等，均非哲学所能涵括。中小学教材的传统文化部分则比重不足，也未能将《四书》纳入课程，对于以私塾方式实施国学教育的机构还颇思取缔。此类制度的社会条件若未改善，国学或儒学云云便只是虚热闹，很难落实。

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则是浮嚣、躁动。感觉传统文化好、感觉需要补充文化知识，便一古脑发起劲来，很有群众运动的架势。这个工程、那个大典，汹汹然好不热闹。若究其实，却多是空乏无底气的。学术性不足，而普及化太早，有点儿本末倒置。

这不仅是发展儒学才如此。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饮膳品味根本还没提升，已嚷着要吃粗食吃土菜，说是厌珍羞而贵螺蛤了；生活上根本还没学会规矩，不太懂得文明礼仪，已大喊要挣脱礼教了；人文与艺术，根本还不娴熟法度，对中西传统不识之无，已然高谈创新，要把自己建立为典范了。此等浮嚣的文化心态，使得大家热衷于放焰火或看烟火表演，而吝于注意埋水管的工作。媒体与社会联手打造着文化明星、追求轰动效应，却并不关心上述儒学发展之体制问题，也未必支持学术。令人沉思的儒学内涵，遂往往在此情境中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全民“向钱看”，朝野上下交征利。以致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各级政府，常以传统文化为名目，办祭典、祀先贤，或打造族谱村、姓氏大会，建中华文化标示城，并把孔庙、书院辟为观光旅游景点。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旨不在弘扬文化，而是藉此发展经济，带动地方建设，招商引资。有些城市喜谈儒商传统，儒商问题，本来在九十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做许多理论挖掘与历史探索，但如今也被庸俗化了。

儒学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一样，原本值得深论，可是目前各学院与人才培训机构所谈中国式管理、易经与决策模式、由历史看管理、中国谋略学、“帝王术”等等，乃是功利实用导向的。让儒学与现代企管勉强钩合，以媚时俗，很少人去阐发儒学对人逐利竞名的批判态度。

现代化浪潮下的儒学境遇

前一阵子李零所写《丧家狗》一书，在我看，便是对上述现象的发牢骚。他说：“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实衣食虽足，亦未必知荣辱。”这就是指现今的社会。他又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前者谓儒学强调独立之人格，不当随时俗转移；后者指儒学贵义轻利，富贵名利均应以义衡之，绝不是如今人般苟逐名利不择手段，然后以圣贤言语涂饰之、附会之。学界中人助纣为虐，曲学阿世，无怪乎为他所鄙视。其语或嫌尖刻，但时尚化、媚俗式地发展儒学，难道不该批评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转了上百年，现在还在持续发展其现代性。现代化的基本态度，便是要扫除传统。这种文化态度，七十年代以后虽替换成“传统与现代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创造性转化”等说词，看起来不那么斩截、对立，但实质上并没什么改变。现代化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向，人们仍对现代化表现着正面期待，为社会意识之主流正价值。儒学或传统文化是放在这个现代化框架中被接纳、被重新认识的，儒学必须符合现代化期待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然而，既要讲现代化，又要发扬儒学，在某些时候是会精神分裂的。现代化的清除史迹，与尊重历史文化的意识，本来就相矛盾，现在我们是采分裂认同或囫囵弥合的方式勉强安顿之，冲突是不可免的。儒学复兴、读经运动、国学热，都一再引起现代化人士之质疑与批判，谓为“保守主义复辟”或“走向蒙昧”。此类争论，不是某些人对儒学特具敌意使然，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儒学必有的冲突。冲突的结果，看来是儒学越来越盛、读经活动越办越畅旺，实则是儒学以向现代化妥协告终，强调复兴儒学无碍于现代化或可让社会的现代化更好些、更快些。

如此强调，本身就充满了现代性，具有工具的、实用的、现世的思考。认为儒学可有助于我们的工作、管理，可帮我们成功、快乐或提高社经地位，增强竞争力。扩而大之，更可强化国家的“软实力”，号召全球华人之精神认同，建立全球化格局中新的文化身分，等等。

对于现代社会中人天破裂的精神处境、机器化的理性态度、科层化的社会及其思维，西方当代思想家颇有评析，儒家思想中也不乏批判现代性之资源。但在我们这儿，这些往往都被掩盖或忽略了。社会上仍在喊：“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谈儒学的人，也许随顺情境，以猎时名；也许求同存异，勉求儒学发展之机。

推展儒学的人，不仅要面对这等现代化情境，他尚有体制化的犹豫。因为目前一部分困境肇因于儒学还不能进入体制，故尚不能成为主流意识或国家意识形态，以主导社会进程。是以亦颇有学者倡言“政治儒学”。但体制化一定好吗？这又不免令人犹豫了。

“儒学复兴”只是一场空欢喜

前文已说过，近年不只地方上热衷儒学，国家亦以孔子为国家文化符号，在全球广办孔子学院，在各地祭孔，强调民本思想，送《四库全书》去日本，大谈中华文化。此亦颇令讲儒学者振奋，且有被体制收编的诱惑。

由历史看，儒者活在一个朝野都提倡儒学的时代，或许比在一个压抑、反对儒学的年份，更要危险。一是诱惑比压力更难抗拒；二是经世致用的理想、成为“帝王师”的抱负，会让人把扩张个人私欲和推广文化的公心混为一谈；三则是体制化了的儒学往往也就丧失了它的民间性与批判性。故在此当如何拿捏，颇费踌躇。

过去的儒学，并不是因帝王提倡了才兴盛的，它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由家庭而宗族祠庙，而乡里社学，而书院，而乡约自治。生活团体与伦理实践团体、讲学团体大致合一。故帝王虽或焚书、禁讲学、毁书院，也不能使儒学不在老百姓的生活上起作用、不能让老百姓不依儒家的伦理去过生活。这个社会基础，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摧毁了，所以儒学才变成抽象的理论、无驱体的幽灵。如今若欲招魂，恐怕使之重新被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如从生活场域的重构来得实际。

但重构生活场域谈何容易？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形态的变革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现代人在面临科层体制之压迫（例如工作压力、强制退休等）时，既无田园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家感，这是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经常谈及的现代困境。人人都想改善，可是被现代化裹胁了的现代人，哪这么容易就能挣脱现代生活形态的樊笼？连重建家庭在伦理生活场域中的地位，皆如此困难，遑论宗族、乡里、学校、社会？何况还有大众消费文化的问题。

消费时代，大众不是接受文化之教养，而是消费着文化。传媒及文化产业推波助澜，追求消费的数量与钞票，一如政客追求着选票。故阿多诺（Theodor·Adomo）形容媒体是“把启蒙的可能，变成了野蛮化的可能”，不只败坏趣味，更迟钝感觉，为集权主义铺路。在这个时代，推展儒学，可能亦只如推销一种新的文化产品。大众购买此等产品，其心态亦类如买维他命补品，并不感觉儒学是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上从事“学”与“思”并做伦理实践的。

所以，为儒学复兴而欢喜或忧伤的人终将明白：原来只是空欢喜与虚担心，儒学并未真正复兴，在现今这种体制和社会中也不可能复兴。

那要怎样才能使儒学复兴呢？儒学应以何种形式重返中国？答案其实就隐藏在前面的批评中。生活场域的重构或许困难，但生活儒学，即以儒学介入生活仍是可能的尝试。

游谈无根，是古代文人之通病，而于今为烈，知识人的实践性都实践在嘴皮子上，以言说为真实。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是在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沉潜下来好好读书。连《四书》、《五经》都没通览，却在那儿辩说该不该读经，岂非可笑？

在浮嚣的社会风气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定得下来，覃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根深自然叶茂，深入了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社会大众呢？则也该知道体制和社会结构问题若不改善，儒学发展就难，我们自己存在的困境亦无法改变。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不该掠影浮光地把玩古人的智慧，而当崇本务实，更关注生活情境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