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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大典活动此起彼伏,气势汹涌,其中不乏真诚者,而反映出来的又是整个社会文化心态的喧嚣与浮躁。
儒学复兴之乱象
中国发展的道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了争论,主潮似乎是要继续“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化,以奔向蔚蓝色的海洋。九十年代后,情况丕变,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接。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已然形成,原因复杂,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们的一些反思。
我对大陆的儒学复兴是赞赏的。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论语〉心得》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八十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量。如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于无奈。
乱象产生之原因
学界无以支应社会需求外,社会条件也不足。社会条件是什么呢?实的是制度,虚的是文化心理。
制度方面,大陆的孔庙、书院,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等名儒故居及旧址,现在大都不属于教育与科研体制,而是隶辖文化部门或旅游部门,不讲学,不做研究,只是辟地做生意,兜揽游客上门。正式教育体制中,大学文科的系所、经费、资源皆远不及理工商管吃香,学生报考文科的热情也正逐年下降;大学里的儒学课也非正式学科,只能挂在“哲学”底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儒学的历史面社会面等等,均非哲学所能涵括。中小学教材的传统文化部分则比重不足,也未能将《四书》纳入课程,对于以私塾方式实施国学教育的机构还颇思取缔。此类制度的社会条件若未改善,国学或儒学云云便只是虚热闹,很难落实。
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则是浮嚣、躁动。感觉传统文化好、感觉需要补充文化知识,便一古脑发起劲来,很有群众运动的架势。这个工程、那个大典,汹汹然好不热闹。若究其实,却多是空乏无底气的。学术性不足,而普及化太早,有点儿本末倒置。
这不仅是发展儒学才如此。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饮膳品味根本还没提升,已嚷着要吃粗食吃土菜,说是厌珍羞而贵螺蛤了;生活上根本还没学会规矩,不太懂得文明礼仪,已大喊要挣脱礼教了;人文与艺术,根本还不娴熟法度,对中西传统不识之无,已然高谈创新,要把自己建立为典范了。此等浮嚣的文化心态,使得大家热衷于放焰火或看烟火表演,而吝于注意埋水管的工作。媒体与社会联手打造着文化明星、追求轰动效应,却并不关心上述儒学发展之体制问题,也未必支持学术。令人沉思的儒学内涵,遂往往在此情境中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全民“向钱看”,朝野上下交征利。以致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各级政府,常以传统文化为名目,办祭典、祀先贤,或打造族谱村、姓氏大会,建中华文化标示城,并把孔庙、书院辟为观光旅游景点。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旨不在弘扬文化,而是藉此发展经济,带动地方建设,招商引资。有些城市喜谈儒商传统,儒商问题,本来在九十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做许多理论挖掘与历史探索,但如今也被庸俗化了。
儒学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一样,原本值得深论,可是目前各学院与人才培训机构所谈中国式管理、易经与决策模式、由历史看管理、中国谋略学、“帝王术”等等,乃是功利实用导向的。让儒学与现代企管勉强钩合,以媚时俗,很少人去阐发儒学对人逐利竞名的批判态度。
现代化浪潮下的儒学境遇
前一阵子李零所写《丧家狗》一书,在我看,便是对上述现象的发牢骚。他说:“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实衣食虽足,亦未必知荣辱。”这就是指现今的社会。他又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前者谓儒学强调独立之人格,不当随时俗转移;后者指儒学贵义轻利,富贵名利均应以义衡之,绝不是如今人般苟逐名利不择手段,然后以圣贤言语涂饰之、附会之。学界中人助纣为虐,曲学阿世,无怪乎为他所鄙视。其语或嫌尖刻,但时尚化、媚俗式地发展儒学,难道不该批评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转了上百年,现在还在持续发展其现代性。现代化的基本态度,便是要扫除传统。这种文化态度,七十年代以后虽替换成“传统与现代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创造性转化”等说词,看起来不那么斩截、对立,但实质上并没什么改变。现代化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向,人们仍对现代化表现着正面期待,为社会意识之主流正价值。儒学或传统文化是放在这个现代化框架中被接纳、被重新认识的,儒学必须符合现代化期待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然而,既要讲现代化,又要发扬儒学,在某些时候是会精神分裂的。现代化的清除史迹,与尊重历史文化的意识,本来就相矛盾,现在我们是采分裂认同或囫囵弥合的方式勉强安顿之,冲突是不可免的。儒学复兴、读经运动、国学热,都一再引起现代化人士之质疑与批判,谓为“保守主义复辟”或“走向蒙昧”。此类争论,不是某些人对儒学特具敌意使然,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儒学必有的冲突。冲突的结果,看来是儒学越来越盛、读经活动越办越畅旺,实则是儒学以向现代化妥协告终,强调复兴儒学无碍于现代化或可让社会的现代化更好些、更快些。
如此强调,本身就充满了现代性,具有工具的、实用的、现世的思考。认为儒学可有助于我们的工作、管理,可帮我们成功、快乐或提高社经地位,增强竞争力。扩而大之,更可强化国家的“软实力”,号召全球华人之精神认同,建立全球化格局中新的文化身分,等等。
对于现代社会中人天破裂的精神处境、机器化的理性态度、科层化的社会及其思维,西方当代思想家颇有评析,儒家思想中也不乏批判现代性之资源。但在我们这儿,这些往往都被掩盖或忽略了。社会上仍在喊:“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谈儒学的人,也许随顺情境,以猎时名;也许求同存异,勉求儒学发展之机。
推展儒学的人,不仅要面对这等现代化情境,他尚有体制化的犹豫。因为目前一部分困境肇因于儒学还不能进入体制,故尚不能成为主流意识或国家意识形态,以主导社会进程。是以亦颇有学者倡言“政治儒学”。但体制化一定好吗?这又不免令人犹豫了。
“儒学复兴”只是一场空欢喜
前文已说过,近年不只地方上热衷儒学,国家亦以孔子为国家文化符号,在全球广办孔子学院,在各地祭孔,强调民本思想,送《四库全书》去日本,大谈中华文化。此亦颇令讲儒学者振奋,且有被体制收编的诱惑。
由历史看,儒者活在一个朝野都提倡儒学的时代,或许比在一个压抑、反对儒学的年份,更要危险。一是诱惑比压力更难抗拒;二是经世致用的理想、成为“帝王师”的抱负,会让人把扩张个人私欲和推广文化的公心混为一谈;三则是体制化了的儒学往往也就丧失了它的民间性与批判性。故在此当如何拿捏,颇费踌躇。
过去的儒学,并不是因帝王提倡了才兴盛的,它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由家庭而宗族祠庙,而乡里社学,而书院,而乡约自治。生活团体与伦理实践团体、讲学团体大致合一。故帝王虽或焚书、禁讲学、毁书院,也不能使儒学不在老百姓的生活上起作用、不能让老百姓不依儒家的伦理去过生活。这个社会基础,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摧毁了,所以儒学才变成抽象的理论、无驱体的幽灵。如今若欲招魂,恐怕使之重新被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如从生活场域的重构来得实际。
但重构生活场域谈何容易?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形态的变革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现代人在面临科层体制之压迫(例如工作压力、强制退休等)时,既无田园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家感,这是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经常谈及的现代困境。人人都想改善,可是被现代化裹胁了的现代人,哪这么容易就能挣脱现代生活形态的樊笼?连重建家庭在伦理生活场域中的地位,皆如此困难,遑论宗族、乡里、学校、社会?何况还有大众消费文化的问题。
消费时代,大众不是接受文化之教养,而是消费着文化。传媒及文化产业推波助澜,追求消费的数量与钞票,一如政客追求着选票。故阿多诺(Theodor·Adomo)形容媒体是“把启蒙的可能,变成了野蛮化的可能”,不只败坏趣味,更迟钝感觉,为集权主义铺路。在这个时代,推展儒学,可能亦只如推销一种新的文化产品。大众购买此等产品,其心态亦类如买维他命补品,并不感觉儒学是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上从事“学”与“思”并做伦理实践的。
所以,为儒学复兴而欢喜或忧伤的人终将明白:原来只是空欢喜与虚担心,儒学并未真正复兴,在现今这种体制和社会中也不可能复兴。
那要怎样才能使儒学复兴呢?儒学应以何种形式重返中国?答案其实就隐藏在前面的批评中。生活场域的重构或许困难,但生活儒学,即以儒学介入生活仍是可能的尝试。
游谈无根,是古代文人之通病,而于今为烈,知识人的实践性都实践在嘴皮子上,以言说为真实。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是在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沉潜下来好好读书。连《四书》、《五经》都没通览,却在那儿辩说该不该读经,岂非可笑?
在浮嚣的社会风气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定得下来,覃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根深自然叶茂,深入了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社会大众呢?则也该知道体制和社会结构问题若不改善,儒学发展就难,我们自己存在的困境亦无法改变。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不该掠影浮光地把玩古人的智慧,而当崇本务实,更关注生活情境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