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课本中不宜删去经典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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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课本中不宜删去经典诗文

孙双金

2014年新学期开学，媒体爆出一条夺人眼球的新闻：上海市小学一年级新课本中删去了8首古诗。编写的专家称是为了减轻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此新闻一经报道，舆论哗然。有媒体点赞道，这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大胆创新，减少学生死记硬背古代诗歌，让学生学得更轻松快乐。更有不懂教育，不懂语文教学规律的人跟在后面乱起哄，瞎表态。8月31日，江苏省教育厅朱卫国副厅长到我校参加活动，询问我对此的看法，我明确表达了不认同的看法。

9月9日晚上，习近平总书记赴北师大看望师生，翻看全国课程教材。他表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很悲哀。总书记高屋建瓴，态度鲜明，认为此举是“去中国化”，切中了问题的要害。我们作为语文人，有必要从学理角度，从语言学习的规律上阐明为什么课本中不宜删去古代经典诗文。

一. 诗教是中国传统教育之精华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诗歌养育了中华文明，诗歌浸润了华夏儿女。从《诗经》到《楚辞》；从《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宋词、元曲。。。诗歌那美妙的语言教化了多少莘莘学子。伟大教育家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和弟子们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解释成白话文就是“同学们怎么可以不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讽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诗歌的功能孔子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能陶冶情操，抒发情怀，追求真善美；就是能引导人向善向上，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就是能增长知识，亲近自然，与万物和谐共生。用孔子最经典的话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就是诗歌中抒发的情怀是善良的，纯真的，美好的。用最好的情怀去教育我们的孩童，那是多么美好的事业啊！

因为有了孔子，中国才进入了新的文明时代——一个浸润诗歌的文明时代。诗的教化从此成了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屈原孑然独立的家国之情，曹操横槊起舞的英雄情怀，李白挥剑把酒的潇洒慷慨，杜甫厚重深沉的杜鹃啼血，苏轼大气磅礴的人生诉求，哪怕是李后主、柳永、温庭筠的儿女情长、浅斟低唱，都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诗的国度，才是文明的国度啊！

“温柔敦厚,诗教也。”“ 温柔敦厚”是《诗》的核心，诗教就是教育人们以正直、朴素、温和、不极端的方式来处理国与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兴旺和谐。

二. 诗教符合汉语言习得规律

我们常常说，做事要符合规律。合规律则事半功倍，违背规律则事与愿违，事倍功半，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我们在发展中因为违背规律吃的亏难道还少吗？

汉语言习得当然也有规律，那它的规律是什么呢？许多人对此茫然，甚至有相当多从事汉语言教学的人也说不出所以然。正因为此，语文教学少慢差费才积重难返，社会对它诟病良多。借此机会，探讨一下汉语习得的规律，让亿万中华学子走上汉语学习的正途，不是功德无量吗？

汉语的发展是从单音节词走向双音节词，走向多音节词，然后走向词组、短句、长句的过程。中国的诗歌也是从三言走向四言、走向五言、七言，逐步走向长短句的过程。语言是这样发展的，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从词到句，从短句到长句的过程。因此，学习语言起步阶段从诗歌开始，从最精炼的语言开始，从最美好的语言开始是合符语言学习的规律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吟诵着这样千古传唱的经典名句，那古诗句的音律美感，画面美感和情感美感如春风化雨，浸人心田。

古人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为什么呢？因为吟得唐诗千百句，语感渐成口吐莲。“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里的“气”不仅是指人的气度高贵、华美，更是指人的语言厚积薄发、纯正美好、出口成章、妙语连珠。

那么语言习得的规律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

语言模仿的规律。任何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首先，学习语言也不例外。开始模仿要好模仿，容易模仿。语言学习起步阶段，要从短句开始，这样便于记忆，容易内化为自己的语感。其次，应该模仿最好的语言。诗歌是最精炼最优美的语言，琅琅上口，便于吟诵，学诗是学习汉语最好的选择。

语言积累的规律。汉语学习重感悟，重诵读，重涵咏，重积累，遵循聚沙成塔、厚积薄发的原则。没有一定数量经典诗文的积淀，难以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

语言运用的规律。语言是个工具，工具就是要经常使用方能得心应手。语言运用贵在多说多写，就像古语说的熟能生巧。在反复运用中达到熟能出新，孰能出彩的境界。

三．诗教符合儿童大脑发展规律

儿童的智力特点是什么？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13岁之前是人的记忆力的黄金时期。少年之记，如石上之刻；青年之记，如木上之刻；老年之记，如沙上之刻。人是自然之子，人之成长也如四季之转换。13岁之前如自然之春天，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在学习的春天是记忆的季节，是积累的季节。13岁之后如自然之夏秋，夏天是生长的季节，是人的理解力生长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在13岁之后学习应侧重理解能力的培养。

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先生认为：“儿童个体智力发展史是人类种系智力发展史的缩影。”人类种系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呢？就是靠口耳相传，就是靠不断地背诵民族的史诗、民族的经典、民族的语言。人类就是靠不断地背诵，人类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靠不断地背诵发展他的记忆力来促进他的智慧，促进他的脑结构的发展。所以靠背诵，人类传承了我们的文明；靠背诵，人类发展了自己的脑神经、大脑，发展了我们人类的智慧。

叔本华在《论教育》一文中论述：“相比之下，记忆力在青少年时期是至为旺盛和坚韧的。在年轻时学到的东西永远都会粘附在记里，所以，人的这一宝贵功能应该得到充分利用，以便得到最大收获。……既然每人只有不多的年轻岁月，并且，记忆的能力总的来说相当有限，那么，把每一学科知识最基本和最关键的东西传授给孩子，而其它的一概免去，就成为至为重要的事情。”

过去的老师是怎么教语文的呢？梁实秋先生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中说：“我在学校上国文课，老师要我们读古文，大部分选自《古文观止》、《古文释义》，讲解之后要我们背诵默写，这教学法好像很笨，但无形中使我们认识了中文文法的要义，体会摅词练句的奥妙。”朱自清先生也多次在文章中谈到背诵的重要性：“中国人学诗向来注重背诵。俗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不但能领略声调的好处，并且能熟悉诗的用字、句法、章法。诗是精粹的语言，有它独特表现方式。学习这些方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综合，背诵便是这种综合的方法。”中国的国学大师、文学大师是怎么产生的呢？可以这样表述：无一例外在童年时期背诵了大量的经典诗文。

总书记为什么不赞同把古典诗文从“课本”中去掉？因为“课本”是教学之本，它代表了国家意志，代表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一篇文章一旦收入课本，成了教材，那它的影响力就难以估量，就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同理，课本一旦删去古诗文，也就是删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化，删去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删去了中国文化得以代代传承的命脉。这就是“去中国化”。这就是课本中删去古诗文不被广大有识之士接受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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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也曾被请出民国语文教材

2014年09月26日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廖保平

(民国安徽省立第一中学使用的教科书（右起）《手工讲义》、《中国地理讲义》、《兵学器械体操讲义》、《植物学讲义》和《乐典》。)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是教育理论和主张的载体，是展示一个社会教育状况的窗口，中小学语文教材尤甚，透过民国语文教材这个窗口可以一窥当时的教育状况。

说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教材编写的黄金时代”，不能说全是吹嘘，仅就小学国文、国语教材而言，从1912年至1949年，全国各书坊共计编印出版了100多套。其中由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全套8册），由叶圣陶撰、丰子恺绘，1947-1949年间开明出版社出版的《开明幼童国语读本》(全套4册)、《开明儿童国语读本》（全套4册）、《开明少年国语读本》(全套4册)，堪称经典。

用新的方法教新的东西

在那个时代，语文教材同样面临着“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的尴尬，小学国语国文教材中没有一首古诗词。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反传统的时代，文言文被认为是消磨反抗意志的东西，不合进步要求。邹韬奋曾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教材骂得狗血淋头：“是以严格的文字和音韵的技术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志，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

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教育无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者（“五育”），共和国教育应该与皇权教育不同，要体现新的教育宗旨。为此，南京临时政府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政令，并在这两个法令基础上，颁了《小学校令》和《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提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民国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

在这些要求之下，新生的民国理想冲云宵，“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以“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着手编写自己的教科书，在课程上废除了读经、讲经科；在教材内容上提出要符合和平宗旨和宣扬平等思想，“国学内容”，尤其是忠君、崇满的思想内容被赶出教材。

不过，袁世凯想要复辟帝制，复辟就得把传统的东西重新拣起来，以使之与帝制相匹配，于是在1915年，袁世凯发布了《特定教育纲要》，“特令部设编审处，迅速编辑中小学教材”，“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且“每一套教材都写上‘提倡孔子教义’这一条”。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死了，复辟也如落花流水春去也，革新派又占上风，教材再度回归新宗旨，用新的方法教新的东西。所谓新的方法，就是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反对填鸭式教育。蔡元培说“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1916年政府公布的《国民学校施行细则》中也规定：“读本文章宜平易切用，可为模范着，其材料就各科内容有趣味及为生活所必须着用之。”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要求，“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新鲜而吸引人的知识

在“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下，民国教材编得有趣味又实用，叶圣陶编的《开明国语读本》表现尤为明显，跳出用成人眼光看世界，以成人姿态教训孩子的老路，课文大量使用拟人化的故事，贴近孩子的心性和识知，在阅读中找到乐趣，寓教于乐，寓玩于教。比如课文《青蛙遇到蚯蚓》：青蛙在田里做工，遇到蚯蚓说：“你是没有用的东西，我要吃掉你。”蚯蚓说：“且慢！你整天帮助农人，吃掉害虫，我很佩服，但我也会做些小事情，把混土掘松。”青蛙听了笑道：“我错了！朋友，你做你的工罢！”

“五育”中的实利主义（相当于现在之智育），认为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以后发展实业的知识和技能，或是一定的职业训练，以振兴国家经济，于是连语文教育也承载了这项任务，十分重视日常知识、科学知识的介绍。学者雷实先生说，民国小学语文教材里，日常知识、科学知识介绍的课文占全部课文的58.6%。

确实，扫一下开明本的教材目录，有大量介绍卫生保健知识、农耕工业知识和外国知识的课文。比如结合儿童生活经验的知识有《节饮食》、《洒扫》等课文，《蝴蝶》一文说：“园花盛开，花上有蝴蝶，六足，四翅，色甚美。妹举扇扑之。姐姐曰，蝴蝶之翅有毒粉，能伤目，不可扑也。妹从之。”既介绍了生物特性，又介绍了卫生知识。

这些课文在今人看来都是基本常识，无需进入语文课本，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语言文字的学习，不过在那个去旧维新，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这些知识却是新鲜而吸引人的。

此外，公民道德教育在教材里也有充分的体现。虽然忠君、崇满的思想被剔除，但传统美德仍有保留，同时加入了“民主共和”的现代思想。庄俞编《国文教科书》，有《爱亲》、《亲恩》、《孝亲》、《陪客》等课文，是教学生爱、感恩和礼貌的，充满温情。如《亲弟》中写道：“丁生有弟，甚爱之，一日，弟疾，卧床不能起，丁生暇时，辄坐窗前，为弟讲故事，唱歌曲，以解其闷，及疾愈，始已。”

泰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进入教材

《新式国文教科书》编有《国会》、《宪法》的课文，《实用国文教科书》有“共和国民之精神”的内容：“以象自由平等博爱，盖共和之国，必人人知此三义。发于心，见于行事，始足互相团结，导国家于巩固之途。故特表而出之，视为共和国民之精神也。”

无论继承传统精神，还是表现现代思想，课文都讲究人文味，语言平实真挚，图文并茂，《开明国语读本》课文中的对话大多为家常话，实实在在，注重细节，无矫揉造作，无豪言壮语，杜绝“假大空”，很容易给人“清新自然”之感，这大约也体现了美育的要求。

民国教材还颇有世界眼光，1912年6月出版的小学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有课文“铁达尼邮船遇险记”，用十五课和十六课两课来介绍“铁达尼克号沉没”事件，课文中还绘制了船撞冰山沉没的插图。第十五课介绍了铁达尼号船体概况、发船时间、发生危险的时间等。第十六课详细写了船撞冰山沉没的过程，其中有大量关于人性美好因子的描写。

泰坦尼克号沉没是在1912年的4月，而这本教科书出版日期是1912年6月，泰坦尼克号沉两个月后就进入教材。这说明一方面当时编写教材颇能与时俱进，紧跟重大时事新闻，另一方面编者对这一事件表现出的美德给予了肯定。在灾难面前，在生死一线之间，船长以及很多船员、游客保持镇静自若的绅士风度，把生的希望留给妇孺、把死亡留给自己，这种人性的光辉怎么赞扬都不为过，把这事件编进教材，可陶冶孩子们的心性，学会爱人、爱生命、爱弱者。这样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生命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站在一百年后再看这样的教材，不能不敬佩编者的良苦用心，并对民国语文教材多一份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