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中的说话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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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丕志：套话、假话、大话、官话
——机关中的说话哲学

我说话的原则是不得罪人。俗话说，守着矬人不说矮话。说话要看清对象，尽量避免说到人家的短处，特别是不要说到人家的忌讳之处。局长爱开会，我就决不会说文山会海之类的词；局长爱搞排场，我决不会说有关防止铺张浪费的话；局长爱打麻将，我只字不提麻将的坏处。总之，我在说话之前，总是三思而后说，决不会说没有把握的话，这就免于祸从口出。这是我在机关工作多年，经过反复总结教训才达到的境界。 　　说话 　　在机关工作，成败得失全在于说话。对这一点，我特别有体会。我曾当过多年中层干部，靠的就是说话的技巧。古人说：好马出在腿上，能人出在嘴上。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我擅长说赞扬的话。我爱赞美别人，特别是对于局长，我总是赞不绝口，以表示我对他的敬重和拥戴。赞美别人是一种学问，如果你赞扬得体，抓住了关键，一句话就会把双方的关系拉近许多。要赞美别人，脑子必须活络，得会使用哲学，善于在对方身上全方位找到长处，多角度发现成绩。如果我们单位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工作任务，我会说，是局长高瞻远瞩，指挥有方，功不可没。如果我们单位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会说，局长带领我们艰苦创业，已经把任务实现到最好程度。如果单位不出事故，我就说局长抓安全防范政绩突出，堪称楷模。如果单位出了事故，我就说局长在事故处理上坚决果断，雷厉风行。如果局长被上级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就说局长业绩突出，实至名归。如果局长没被上级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就说局长淡泊名利，不与别人争抢荣誉。如果局长身体肥胖，我就说局长强壮有力、风度翩翩。如果局长身体瘦弱，我会说局长精细干练，气度不凡。总之，在局长面前，我会有成千上万种由头来表达我的赞美之情，让局长感到舒服、满意，让局长记住我，让局长喜欢我。当然，我赞美局长不仅仅限于他自己，我还不失时机地赞美他的家人，比如赞美他的孩子。如果他的孩子学习好，我会说他的孩子有出息，将来能成大器。如果他的孩子学习不好，我会说他的孩子聪明，还有潜力可挖，后劲一定很大。如果他的孩子听话，我就说他的孩子懂事明理，今后必有出息。如果他的孩子不听话，我会说他的孩子有主见，将来必成大业。总之，说给局长的话肯定会顺耳动听，决不会让他讨厌。 　　我说话的原则是不得罪人。俗话说，守着矬人不说矮话。说话要看清对象，尽量避免说到人家的短处，特别是不要说到人家的忌讳之处。局长爱开会，我就决不会说文山会海之类的词；局长爱搞排场，我决不会说有关防止铺张浪费的话；局长爱打麻将，我只字不提麻将的坏处。总之，我在说话之前，总是三思而后说，决不会说没有把握的话，这就免于祸从口出。这是我在机关工作多年，经过反复总结教训才达到的境界。当然，这境界属于一般水平，还差得很远。可是，有人不服这个理，结果自食其果。我们单位的小李，本来业务能力很强，工作也很卖力气，可是，就是因为一句话，使他倒了大霉。就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心血来潮，一时兴起，竟当着众人的面说：再过二十年，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了。结果，这句话流传开来。局长们显然不是年轻人，他们表面不说什么，可心里却牢牢记住了这句话。结果是，几任局长都不肯提拔重用小李。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李已变成了大李，前途暗淡。我牢牢记住了小李这个教训，坚决防止自己由于说一两句不该说的话而坏了大事。 　　我常常贬损自己。我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称号，别人见面总是要夸我两句，我却说，我这个人不配当先进工作者，受之有愧呀。我经常说自己是笨蛋、傻瓜、糊涂虫。我常常把自己办的一些糊涂事、可笑的事、没办好的事讲给大家听。我发现，我越是贬损自己，越容易和别人接近。我发现一个定律是：抬高自己就是贬低别人，贬低自己就是抬高别人。所以，要想让别人接纳你，就要处理好贬低与抬高的关系。所以，一旦有人表扬我，我早就准备好八十句自贬的话来应付对方。其实，我知道，别人表扬你的时候，人家等待的是一句自谦或自贬的话。如果你顺杆往上爬，说你胖你就喘，岂不是瞧不起人家，不领人家的情嘛。我发现，我越自贬，人们对我的印象就越好，尤其是我们的局长，他说我很谦逊，很有自知之明，将来可以担当重任。 　　我提意见的水平很高。在召开民主生活会时，通常要求大家面对面地给局长提意见。很多人在会上都默不作声，而我却畅所欲言。我说，局长太心急，没白天地没黑天地干工作，要是把身体累坏了，那是要影响工作的。局长应对本单位员工一视同仁，你儿子本来工作干得不错，又有大学文凭，为什么不提职？还有，你经常工作在乡下，这不是事必躬亲吗，今后应少下乡，把机会给别人就行了。大家都说我提的意见有分量，使会议免了尴尬，又使局长能够接受。我每次提意见时，局长总是很诚恳地说，提得好，提得好，我今后一定要改正，决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套话 　　套话是机关最基本的语言。我在机关当过秘书，不知道写了多少套话。可以不谦虚地说，写套话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单位家庭，马不停蹄地写着。我写得头脑发麻、精疲力竭、没完没了。你可别小瞧我写的这些套话，它的作用太大了。我用这些套话写成了局长报告、局长讲话、经验材料、工作计划、经济论文、调查报告、各类文件等。 　　套话里面的学问很大。套话是一种精妙、实用的语言，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变成套话的。对此，我有几点肤浅的体会。首先，套话应该是先锋的词、时髦的词、响亮的词、上口的词、精致的词。在内容上不一般，读起来气势恢宏，流畅自如。其次，套话应该是正确的词，大家都认可的词，说上一千遍都不会挑出毛病来。不成熟的话、有漏洞的话、过头的话、似是而非的话，是不能写成套话的。再次，套话须符合领导的口味。领导喜欢短句，套话里的短句就应多一些，领导喜欢长句，套话里的长句就应多一些。所以，写套话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人而异。 　　套话大多是正确的废话，重复来重复去，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它却十分有用。它支撑着机关的话语体系，如果机关停止了套话的运用，那非得关门不可。套话可以翻来覆去地运用，虽然味同嚼蜡，但是它总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谁也不能撼动它。使用套话是需要具备资格的，在我们局，只有局长、副局长才有资格在台上宣讲套话。我原来很瞧不起套话，认为套话是耗费别人时间的罪魁祸首。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发现，套话是一门艺术，它是一种智谋、一种武器、一种生存手段。它无处不在，无人不晓得它。它强大无比，没有人能够打倒它。机关已离不开套话了。 　　我写套话驾轻就熟。为了写好套话，我总是留意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视里的套话，并牢牢地记住它们，准备在关键时候派上用场。我还十分留意局长平时讲话，掌握他的说话习惯、表达方式，以及爱使用的字眼等。掌握了这些，我写套话就做到了有备无患。由于我写套话写得多了，心中逐渐形成了套话库，随时可以提取套话，往往写起来思如泉涌，一蹴而就。我们局总是不停地更换局长，给我写套话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不过，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适应每位局长的套话口味。李局长是学经济的，我为他写讲话稿的时候，尽量使用经济方面的名词套话，这样，他就感到很满意，时间久了，他就十分信任我了，我写的东西他常常是简单看一看就通过了。王局长是学管理的，我为他写讲话材料时，就尽量使用管理上的理论和提法，并多使用数字，他很快就认可了我的写法。如果遇到写套话的行家，那我当然不放过学习的机会，提高写套话的本领。我们局曾经有一位林局长，一上任就安排我为他写一个讲话材料，我很卖力地写出了稿子，自以为写得不错，可是，林局长却对讲话材料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把其中很多响亮的套话都删去了。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遇到自己的同行了。原来林局长在某局办公室当过分管文字综合工作的副主任，后来升任了局长。他研究套话的水平比我高多了。他的套话精练准确，寓意也更为深刻，写法也十分成熟老道，无懈可击。我自愧弗如，于是虚心地向他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钻研，我写套话的水平又有很明显的提高，并受到了林局长的肯定。由于我善于写套话，套话又很适合领导的口味，领导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我写套话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局长念了我写的报告就等于套话发表了。听着我写的套话，我心里就油然升腾起一种快慰感，飘然欲仙。我遗憾的是，我们局只有一百多人，能够听到我写的套话的人毕竟有限。我费了那么大工夫写出来的套话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幸的是，我写的许多套话伴随着一些文件和资料被存入了档案室，永久地保存，其价值可想而知了。 　　由于我总是不停地写材料，对此，我心里也感到很幸福。我心里作起了作家梦，决心当一名套话作家，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于是，我写了一些套话文章，投稿给报刊，有一家幽默杂志发表了我几篇作品，编辑来信说我写的套话是套话中的经典，并向我约稿。我的女儿特别崇拜我，她说要以我为目标，长大后当一名作家。一次，她写了一篇作文求我帮她修改。我心想，这下子可以露一手了。于是我下了很大力度，把作文改得面目全非。我把自己掌握得最为出色的套话都用上了，觉得这篇作文无可挑剔了。女儿带着作文去找她的老师看。没想到的是，女儿放学回家后，气咻咻地对我说，老师说这篇作文中的语言全是套话，没有一句有用的，只能给一个不及格的分数。老师还问这些套话是从哪学来的。我对女儿说，不可能吧，你们老师是不是没有听过领导讲话呀？ 　　假话 　　我总是在说假话，假话是我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年，我是机关的笔杆子，如果不会说假话，早就被炒鱿鱼了。我说假话水平是比较高的，一套一套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说得理直气壮，说得兴致勃勃。我认为，说假话是一种智慧，在机关这个充满玄机的地方，没有假话怎么行呢。假话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最擅长的是用假话写出各种材料。我的工作任务是写各式各样的材料，不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假话写东西，而且越写越顺手，越写越有名。比如，给局长写报告，我就会大胆地使用假话。在总结成绩时，假话使用得越多，使用得越大胆，局长就越喜欢。既然如此，我就毫无顾忌了。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员工心不平、气不顺、矛盾甚多，我却写成了全体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明明是大家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人心浮动，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做好了两手准备；明明是职工收入在减少，我却说职工收入在大幅度提高；明明是单位发生了多起事故，有的职工还进了监狱，我却说单位在安全保障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单位的工作经过我的假话一装饰，成绩斐然，亮点多多，很不一般，自然皆大欢喜。至于假话本身，没有几个人较真。现在大家对假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真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账，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识时务、没有脑子。 　　总结工作成绩时要用假话，在写下一步工作意见时同样离不开假话。有些工作本来就不够重视，我却偏偏写上要高度重视；有些工作局长根本不插手，却写上了局长要亲自挂帅；有些工作只有几个人去办就行了，却写了全员要齐抓共管；对于违章违纪者，常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却写上了对违章违纪者将严惩不贷；明明是在机关工作的人收入高，我却写收入要向一线倾斜。假话说得头头是道、冠冕堂皇，也就达到了写作的目的，至于效果，那我就管不着了。 　　这些堂而皇之的假话通过局长的嘴在大会上念了，假话也就成了局领导的意见，谁反对它就是同领导过不去。此后，这些假话还要通过下发文件、检查督办、树立典型、总结表彰等形式进行深入落实。你说假话是不是很重要、很实用呀？我给局长写报告有一个经验，那就是必须敢于大胆地使用假话，用足用好用精，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我在秘书岗位上干了多年，很多人想争这个位置，都让局长给否决了。我们局长多次对我说，你写稿，我放心。这是我的莫大荣誉呀。 　　我说假话上了瘾，不仅仅写假话，也经常把假话挂在嘴上。我经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夸大其词的话、掩饰自己的话、无中生有的话，以及和自己的想法截然相反的话。一天不说假话，我就感到不舒服。在机关，我经常找几个同事聊天，大家当然不在乎说话的真假，只要有趣就行。于是，大家云山雾罩地聊起了。吹牛越大越好，瞎掰越没有谱越妙，给别人编排故事不用打草稿，确实有一点说真话没有意思、没有趣的感觉。我说假话成了习惯，以至于一说真话心里就不踏实。一说真话，总觉得有重大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了，对自己十分不利。有时，我一说真话就觉得别扭，觉得自己太心直了，是个大傻瓜。 　　假话说得多了，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现在，我常常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谁，连我自己的真正的年龄、身份、学历、经历、身高、籍贯都弄得似是而非了。因为，我常常把自己说成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时间长了，大脑一片混乱，以至搞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有时，我填写人个材料的表格时，填了几次都不能成功，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把假的东西填上，可实际上并不是每次填表都有必要填假的。到后来，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哪些话是真话、哪些话是假话。在我的大脑中，真话和假话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我更多想到的是，这些话怎样说才对自己有利，怎样说有利我就怎样说，别无选择。 　　说假话使我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由于我经常写假话，我成了单位的大手笔，别人写这样或那样的材料，总是习惯于找我修改，大家都称我为老师。我的身价越来越高。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经过我修改的文稿才是合格的稿子。由于我写出了大量材料，局里上上下下都认为我功劳很大，于是，我每年总是能够顺利地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还用假话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在很多报刊上发表，我又经常被评为宣传报道先进个人。而我善于说假话，善于伪装和打扮自己，所以成了局长的红人，也在单位里混了个好人缘。在民主评议的时候，我获得的优秀票率非常高。前一段时间，局机关按规定进行精简，很多人如坐针毡，到处托门子，以便保住岗位。可我稳坐钓鱼台，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我心里清楚，局长需要我，局机关需要我。 　　大话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说大话了。说大话铿锵有力，说大话有气势、有风度、有面子、令人振奋、使人激动、催人奋进。我想，如今我是局长了，不能混同于一般同志。我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大才行，否则，就显不出我的魄力和水平了。所以，说大话是免不了的。在机关工作，如果连大话都不会说，那真的就没啥指望了。其实，在机关，说大话是一种工作需要，不说大话，大家就不会有热情，工作就不会有奔头。大话是我从政的秘诀，我是靠大话才取得上级认可和群众支持的。我爱讲大话，大话给了我数不尽的好处。 　　说大话是我的习惯。我没有升官的时候，我很烦别人说大话，心里想，说大话就不怕让风闪了舌头？可是，不知为什么，随着我逐步升职，我就喜欢说大话了，真是有些身不由己呀。我发现，大话很可爱，也很实用，不说大话，那是绝对不成的。我常在大会上，面对众人口若悬河、喋喋不休地说大话。我把大话说得有板有眼、铿锵有力、充满激情。在总结过去成绩的时候，我总是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伟大、杰出的成绩，写下了历史新篇章。我代表全局干部对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在安排下一步工作的时候，我总是说，我们要认真贯彻上级的精神，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奋力拼搏，扎实苦干，实现一个突破、两个创新、三个跨越、四个新高、五个辉煌。这时，常常赢得热烈的掌声，这是大家对我讲话的认可和支持。大家都说我讲话有气势，有水平，能够鼓舞人心。对此，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在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总是挖空心思地准备好大话、漂亮话，宁长勿短，宁高勿低，宁大勿小，宁多勿少。这些，都是上级爱听的。有时，我也想谦虚一下，可我发现，我要是谦虚了，上级会认为我无能、缺乏工作信心和魄力，反而不高兴了。所以，对于上级部署的任务，我不假思索就回答：保证完成，请领导放心。我经常向上级上报用大话组成的宏伟蓝图，常常受到上级赞赏和表扬。我深深体会到，在机关工作，如果你不会说大话，说明你不适合在机关工作，最好换一个地方。在机关，大家相互之间竞争得十分激烈，想出人头地实在不容易。你有了成绩，就得敢说，敢于夸张，敢于放大，要理直气壮地用大话及时地、充分地、有效地表达出来，这样才会体现你的本事和魄力。现在是信息爆炸时代，各种信息塞满了大家的眼睛和耳朵，如果你不善于表达和张扬自己，有谁肯注意你？你以为你是谁？ 　　说大话体现我对工作的重视。我常说，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是政治任务，能否完成，那就关系到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任务能否顺利完成，我们的使命光荣而艰巨。所以要使出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力量才行。如果任务完成得好，历史会记住我们，人民会记住我们，国家会记住我们。在年初，我都会在大会上讲，我们现在处在关键的历史关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历史和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要本着为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好工作，创造出不朽的业绩。与会的人经常说我的讲话站得高、看得远、有思想、有魄力。为此，我说大话更加起劲了。在我的带头之下，大家纷纷学会了说大话。秘书给我写的材料，总是大话连篇，在重复旧的大话的同时，力求找到一些新的大话，让材料富有新意。我常对他们说，说大话是一种学问，大家一定要多学习、多体会、多领悟，大话要说得到位、说得得体、说得头头是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述职的时候爱讲大话。召开述职大会，是我大说特说、堂而皇之地说大话的时候。述职是什么，述职就是讲成绩、说大话，如果在述职的时候不敢说大话，不会说大话，那真就成了书呆子了。现在大家都在说大话，如果你不说，就显得你不行，显得你落后，显得你没有本事，那你就要吃大亏了。所以，我是坚决要说大话的，而且说得要有水平。涉及改革，我就说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涉及基础工作，我就说实现了规范化管理；涉及工作评比，我就说实现了历史性升位；涉及精神文明建设，我就说职工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涉及反腐败，我就说反贪工作硕果累累；涉及指标完成情况，我就说创造了历史新高。有时，我还说，我采取了一项新办法，使单位的某项工作由落后变成了先进；我发现了单位一项管理漏洞，使单位免受了巨大损失；我出了一个主意，使单位财源广进等。大话使我的政绩十分突出，出尽了风头；大话也使我的底气十足，风光无限。我的荣誉接踵而至，我的好事源源不断。我发现，到机关工作的人往往一开始不敢说大话，很谦虚，可时间长了，就渐渐地学会说大话了，而且一个不服一个。如果让谁把大话说得更好，说得更有水平，就必须将他提拔，这样，他说大话的水平就会迅速提高。 　　官话 　　你别看我现在只是一个正处级的局长，但我管着局里上上下下几百号人呢。在我们这里，一个人弄上一个正处级实在是不容易呀。有人说我是一个当官的料，当官有气派，显风度，其实，什么官不官的，我只是负点责任而已，为大家服务嘛。俗话说，干什就得吆喝什么，当官的就得会说官话，会打官腔，会保官位。我知道，有些人对官话有反感，殊不知，官话在机关是实用的语言、常用的语言、管用的语言。说官话，看似简单，其实学问可大了，一辈子都学不完。我口才好，善于说官话，官话是我的特长，官话帮了我的大忙呀，没有官话支撑，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光。 　　在报告中，我常用的词语是坚决、必须、保证、一定、彻底、立即等词，表示我的坚决与果敢。我还常用上台阶、创新高、迈大步、跨越式等词来形容我的目标宏伟。我经常用加大力度、齐抓共管、创新机制、工效挂钩来表示工作措施得力。我还常在报告的后面说，让我们团结起来、锐意进取、励精图治、大胆改革、艰苦创业、再铸辉煌。由于这些词实在是太熟悉了，所以，我根本不看讲稿就能背出来，但是为了表示认真，我还是假装照着稿子念。

在下级请示工作或提什么要求时，我最常说的一句的话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其实就是决策程序，你说不研究怎么能集中大家的智慧呢？在我们单位，不论大事小事，一律要研究。当然，研究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无限期，反正没准儿。所以你得有耐心才行，这是我们局的办事规矩，如果你爱着急的话，那么就不要张口。多少年了，机关的事就是这样办的，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爱总结，每当我讲到成绩时，我总会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之下……你别看这句话反复地说，一点新意也没有，让人都烦死了，但你不能烦。如果你不写上这句话，说明你心里没有上级，你要讲成绩，就要把成绩归功于上级。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上级，你能办成什么事？如果你瞧不起上级，不尊重上级，撇开上级谈成绩，那是自吹自擂、空中楼阁，上级不会承认的。所以，我这句官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尽管重复了一千次一万次，但每次都有每次的重要性，不敢有任何的疏忽。不然让人家抓住了把柄，你这局长就不好当了。 　　在调整下级干部的岗位时，我总是说这是工作的需要，这句话最管用了。你想想，谁能反对工作的需要呢？对于落实上级的政策决定以及工作安排部署等，我总是说要高度重视、坚决执行，显示出我的积极态度。我经常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说，我代表局领导班子向全体职工的积极拼搏和忘我工作表示深深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对于我的错误和不足，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不管大家怎么想，反正每次我都这样讲，你说我尊重不尊重职工呀？在大会上，我反反复复地感谢职工，我也反反复复地让大家提宝贵意见。你不领情，不提意见，那是你的事，反正，我这个局长把话摆到桌面上了。我常想，官话这东西用途实在太大了，不用还真不行呀，不讲官话，这官就没法当了。我讲官话，人们还说我想得周全，滴水不漏。但是，我的老婆对我有特殊的规定，她规定我回家后不准讲官话。可是这比让我戒烟还难受呀。每次回家前，我都提前在单位里把我想说的官话一股脑说完，以免回家后忍不住。 　　可是，这讲官话的瘾犯了以后，想憋都憋不住。一次，我去到了岳父家，我对岳父说，在岳父岳母大人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夫妻生活得十分美满，我还荣升了局长，在此，我要对岳父岳母大人表示深深的谢意和诚挚的问候……说完，我猛然发现自己违规了，明明是对妻子有过承诺的，在岳父家决不说官话，可是，我无意中又犯了戒。 　　正当我准备接受妻子的斥责时，意想不到的是，岳父大人却十分高兴，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这个女婿自从当上了局长以后，讲话水平大大提高了，这话让人听起来多舒服呀，比送给我几瓶茅台还高兴呢。凭这个，我的女婿肯定还要往上升职呀。我感到十分得意，可忽然发现妻子用眼睛狠狠地瞪我，我心里一紧，只能假装没看见。 　　重要讲话 　　当上了局长之后，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我说的一切都变成了重要讲话。我曾当过副局长，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讲话了，可是我知道，没有一句被称为重要讲话。当上了局长，我的讲话价值立马实现了质的飞跃，连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就是我患了牙痛症，随便哎哟几声，也都是重要讲话。你说说，这感觉是不是很爽呀？ 　　我爱发表重要讲话。既然我讲的话是重要讲话，说明我的讲话很必要，是我们局上上下下最需要的。我想，既然我当上了局长，得尽职才行。及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我最基本的工作。我这个人工作热情很高，自然越来越爱发表讲话了。我已形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我在局里，总是要到场，哪怕是三分钟、五分钟都行，主要任务是发表一通讲话。如果我不参加这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就不会有重要讲话了，因为我们局有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局长讲的话才可以称为重要讲话。所以，大家在组织开会时，无论大会小会，无论是重要的会议还是不重要的会议，总是千方百计把我找去，使会议提格。想想看，我是局里的一把手，只有一把手到会，才说明会议很重要，没有一把手参加的会议，没有人敢称为重要会议。由于需要我发表讲话的地方太多，弄得我疲于奔命，往往是一到会场，感觉是一头雾水，不知讲什么才好。为了避免尴尬，我规定，凡是让我参加的会议，会议的主办部门，必须提前给我准备好讲话材料，我得照材料念。当然，我若来了灵感，也可以借题发挥一番。为了使我的重要讲话覆盖我所管辖的所有地方，我总是有会必到，到会必讲，以充分展示我的口才。我整天口若悬河，讲得口干舌燥，但我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很充实。 　　我几乎天天在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局每天都在开会，有全局性会议，有专业性会议，还有座谈会、生活会、研讨会、分析会、碰头会、庆功会、联欢会，每次会议我都发表重要讲话。按惯例，我的每次讲话都由秘书整理后，印成文件下发。 　　文件要求全体员工认真学习贯彻我的重要讲话。我时常想，讲话是否重要，关键看是谁讲的。我的讲话之所以成为重要讲话，并不是说我的讲话内容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我是局长。局长的讲话才是重要讲话，我不知道这个规矩是何时形成的，也没有写到文件里，反正大家都雷打不动地执行着。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给大家拜年，我说，祝大家春节愉快，合家欢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话就成了重要讲话。同样是祝福的话，别人说了叫拜年话，我说了就是重要讲话。这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这使我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是不必当真的。所以，我要好好表现，好好珍惜局长这个职位才是。 　　我发表重要讲话是有严格程序的。我的讲话稿是有人代写的，对于别人写成的讲话稿，我常召集一些人进行讨论，这叫集中大家的智慧。为了提高讲话稿的质量，我在局办公室配备了多名“笔杆子”，形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我叫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不停地打造讲话稿。即使这样，讲话稿还是供不应求，秘书们常常熬夜赶写材料，确实很辛苦。干秘书工作时间长了吃不消，我就不断地更换人马，以保持秘书旺盛的创作力。我常对秘书们说，写材料时要忘记自己是一个秘书，要把自己当成局长，要大胆地写、全面地写、深入地写，要知道，你们写的东西，很快就会变成重要讲话，变成红头文件，如果写得不好，那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 　　我很在乎别人是否遵守我的重要讲话。我的原则是，凡把我的重要讲话当回事的人，那就是支持我的人，我就重用他；不把我的重要讲话当回事，那就是同我过不去，我也不让他好过。在机关，大家最为重视的是提职，所以，我就把提职与我的重要讲话联系在一起。我规定，在选拔干部的考试中，百分之六十的考试内容是我的重要讲话。这一条真管用，我的重要讲话一发表，几乎所有的人都赶紧弄一份讲话材料，就连门卫老张，也不断向办公室讨要我的讲话材料，以谋求升职的机会。有人向我提议，说是要把我的讲话定期结集出书，供大家学习。我嘴上说不妥，可心里却很高兴。心想，结集出书，我就有了著作，有了著作，我的个人品位就大大地提升了。在大家的一致坚持之下，我的著作陆续出版了。一些人说我是才子局长、作家局长，我很爱听，这说明我不但具有领导才能，还具备很高的文化品位。 　　骂人 　　因为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所以经常打架骂人，为此没少吃苦头。参加工作以后，为了好好表现自己，以便弄个一官半职，我就强压住骂瘾，表现出文明礼貌、很有教养的样子。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局长。 　　我发现，当上了局长以后，我就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好像是一下子被放出了牢笼，天宽地阔，豁然开朗。于是，压抑很久的骂瘾一下子暴发了，一发而不可收。我想，我是单位的一把手，要说我在单位能够为所欲为，那恐怕是吹牛，如果说我在单位没有人敢管，说一不二，那是千真万确的。既然如此，我还为什么压抑自己呢，让自己别别扭扭活受罪呢？于是，我回到了原来的我。现在，我动不动就开口大骂，骂我的副手，骂中层干部，骂单位的职工。有时指名道姓地骂，有时指桑骂槐地骂；有时在大会上骂，有时在办公室骂；高兴时开骂，生气时也骂。骂人的感觉真爽呀。当然，骂人并不是单纯的破口大骂，唾沫四溅。骂人是一种工作艺术，是一种驭人方法，是一种处世哲学。 　　第一，骂人也是要有技巧的。我骂人时总是要选准对象。我原来是一名小卒，要想骂人，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不知天高地厚。心不顺的时候，我悄悄地骂桌子、骂椅子、骂小猫、骂小狗，决不能让人家听见。如今，我当上局长，在局里一手遮天，具有绝对的权威，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我手里。我想骂谁，谁就得乖乖地听着，态度还得诚恳。当然，我绝不是见一个骂一个，否则就成泼妇了。我骂的人，一般都是我信任的人、重用的人、常接触的人、能够挨我骂的人，说明他在我的重视和关注之下，是很难得的。在机关工作，一个人的前途是大事，挨点骂又算什么呢。所以，凡是被我骂过的人不但不恨我，而且很高兴。他们私下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共识，我骂了谁，那是说明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成了局长的自己人，前途自然一片光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骂是一种资源，大家都想得到。为此，我得意极了，骂瘾与日俱增。我一天不骂人，心里好像缺点什么。 　　有了好事，我要大骂一场；有了坏事，我也要大骂一场。没有事的时候，也习惯性地骂上几句。虽然我骂声不绝，但大家并不反对我。据我的手下人讲，他们很理解我的脾气，如果长时间听不到我的骂声，就感到心虚，以为我不信任他了。有了大家的支持，我越骂越起劲，越骂越有理，越骂越明目张胆。我们单位的人事科副科长老张，有一段时间显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的，于是，我找了一个机会大骂他一顿，结果他立马就变得精神起来了。他说，听我骂已经上了瘾，长时间听不到我的骂，就打不起精神。一听这话，我高兴极了。你说，我的手下对我多么支持呀。所以，我对自己的骂人术更加自信了。在平时，我很注重学习骂语，力争骂得精彩，骂得有劲，骂得既响又狠，让每一个被骂的人记得清清楚楚。 　　第二，骂人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在这个世界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说实在的，我这个局长不是那么好当的。常有人给我出难题、找麻烦，有人还拆我的台。我要是文绉绉、软绵绵、轻飘飘的，别人就不会怕我。对待一些不配合我、不支持我、总是给我找麻烦的人，我就毫不客气地给予痛骂。有些人，经我一顿痛骂，也就知难而退了。也有不怕骂的，我就来个骂后加花言巧语，给他一个台阶，有时也能解决一些问题。我常在大会小会上，针对一些事情雷霆震怒、大骂特骂，这是我在部署工作。我讲话有一个特点，如果不骂人，就兴奋不起来，讲起话来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寡淡无味，毫无生机。一开骂，我的思路就豁然开朗，于是就兴致勃勃、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地讲开了，常常博得听者的喝彩。 　　不仅骂别人，我还常常痛骂自己。当我做错了事，受到上级批评的时候，我的骂人特长就派上用场了。为了表达我对上级批评的重视，我就痛骂自己，骂自己一个狗血淋头。我用最难听的话语来贬斥自己，使我变得猪狗不如。我发现，当我痛骂自己的时候，上级很高兴，说我敢于正视错误，态度诚恳。在单位，有些矛盾处理得不好，常常让职工产生了反感、抵触和不满情绪。于是，我就在大会上骂一骂自己，以体现我的认真精神和负责态度，就算给大家一个交代。有人说我身为局长，能够骂自己，实在是不简单，现在能够承认自己有错误、有毛病的干部不多了，能够骂自己的干部更属凤毛麟角。你看看，自骂的效果还真不错。骂人是不文明的表现，对此我非常清楚。可是，我这个 “骂人局长”却博得很多的掌声和赞誉。大家都说我性格耿直、作风泼辣、敢说敢骂，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上级也给了我一大堆荣誉。 　　我骂人已经习以为常。我知道，我在单位是局长，一走出单位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了。一个普通人，想骂人就得当心了，否则后果很严重。所以，不在单位的时候，我就强忍住骂瘾，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骂人。但是，我骂人已经形成习惯了，常常不由自主地就开骂了，想扳都扳不住呀。特别是喝了酒以后，简直是出口成骂，骂不绝声。我骂完张三骂李四，骂完王五骂赵六，再加上评头论足，兴高采烈，不瞒你说，骂错了对象，丢了面子的事常常发生。一个星期天，我在酒店喝完酒打出租车回家，我一来了兴致就骂起了司机。其实，不是我故意同这位司机过不去，而是我把他当成了我们单位的司机。我正骂得起劲，忽然发现车停了。司机说，大哥你下车，你以为你牛气是不是，我跟你“单挑”怎么样，看谁是狗熊。天哪，我惹祸了。有人说，骂人是一种病，需要治疗。有时我也想改掉骂人这一习惯。于是，我悄悄去了一家医院，询问医生如何才能戒掉骂人的毛病。医生说，你是局长，骂人算什么毛病，我想骂人，可是没有资格。闻听此言，我目瞪口呆。 　　总结一下，骂人是一种工作艺术，是一种驭人方法，是一种处世哲学。

来源: 《机关中的机关》节选 | 来源日期：20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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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峻晓：谁教官员学说话？

——读武和平《打开天窗说亮话》有感 　　一朋友去北京参加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将《老杜博文选》B卷一套送给武和平（据说老武很高兴）。老武秉承“来而不往非礼也”之传统礼节，回赠老杜一册《打开天窗说亮话》。 　　武和平大家应该熟悉吧，也有不熟的。老杜知道老武，是他在担任开封市公安局长期间破的那个中国文物第一大案，此案后被拍成纪实电视剧《九一八大案纪实》。老武即是随着此部剧的热播，成为声震全国的人物。老武的从容儒雅，思路清晰，指挥若定，让老杜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老兄。老杜当时做出预言，这老兄怕是在开封干不成了，要上调。老杜果然有“预言家”潜质，不久后，老武即上调公安部。老杜那时与政法委在一个院办公，老杜向他们宣布，武和平果然上调了。那帮家伙啊了一声，武和平那么大的名气，为什么要想不开呢？老杜呸了一口，想什么呢，人家老武上调公安部了。哈哈！ 　　这几年，老武是作为公安部发言人活跃在荧屏上的。他的《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研究官员如何正确说话的。换句话说，就是教会官员更好地去说话。 　　写到这里，老杜得稍微喘口气儿。官员说话还需要教？这事儿不是早就在幼儿园里完成了吗？哈哈，老杜告诉你，因为幼儿园老师无远见，搞不清他们的学生将来长大后哪些可以当官，哪些当不了官，所以没把“说话”当作一门专业课程来传授，让一些官员失去了练“童子功”的机会，导致后来当民的时候尚可说点人话，当官后反而不会说话，或者说以大话、套话、空话、假话为主，统称为“官话”。老武在他的《序言》里列举一位领导的描述说：“他们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老武说有些官员，离开了秘书和稿子，他们的讲话味同嚼蜡，对“不幸”的听众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面对媒体和公众时，要么咬紧牙关死不开口，要么一不小心，就爆出雷人之语，惹得群情激愤，舆论哗然。 　　我们的官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连话都说不好的官员，能当“公仆”，能为人民服务吗？老杜曾留心过自己同行所拍的开会时有人睡觉的视频或照片，没错，开会时睡觉不对，但咱把话说回来，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的官员，得反思一下，为什么下头会有人睡觉。你那报告做得空洞无味，大话假话一大篇，睡觉，就是对你最好的回应。有人解释“报告”这个名词时说，报告，就是让群众记住“散会”两个字的一种表达方式。还有人这样解释“掌声”：啊，总算讲完了！把会议开到集体睡觉的程度，讲话讲成集体催眠，一些官员真该好好反思自己的说话方式和内容。 　　一些官员爱讲大话。讲大话就是唱高调，开口闭口便是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话有错吗？不仅没错，而且是太正确了。你能说维护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有错？但这样的大话太空洞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由许多具体内容组成的，对老百姓来说，更喜欢听到具体内容，而不是唱高调。有些官员之所以爱讲大话，喜唱高调，主要是为了体现自己最积极、最革命，让别人揪不到他的小辫子。但大话讲过之后，让人觉得他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所以，老百姓最反感的就是讲大话，讲不着边际的话，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讲那些说和不说没啥区别的话。老杜十分佩服我们一大批基层干部，他们在做群众工作时，绝少讲大话，而是讲实实在在的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样才能让群众接受，才能把话说到群众心里去。基层干部也有讲大话的时候，啥时候？开会的时候。在下头跟群众聊天，说的还是人话，凡是召开什么经验交流会呀，情况汇报会呀，手里拿着稿子，大话来了，一套一套的。如此的讲大话，实际上反映的是官场风气，还有官场套路。大家都那样讲，你不跟着走，就显得另类，显得不合群，搞不好被人指责不讲政治，会影响以后的提拔呢！唉，什么时候大话讲少了，高调唱少了，干部队伍就有希望了。 　　一些官员爱讲空话。空话与大话有类似的地方，但区别还是有的。讲空话，似乎已经成为官场潜规则，也是保官的一个妙招。曾有笑话说，儿子要当县长了，当爹的以八个字相赠：不说假话，不说真话。儿子琢磨半晌，没理出头绪来。当爹的解释说，不说假话，可赢得民心；不说真话，可赢得上司心。既有民望，又得官重，日后提拔，不就容易了吗？当儿子的还是道行有些浅，向当爹的请教，你不让说真话，又不让说假话，莫非让为儿讲鬼话？当爹的嘴里蹦出三个字：讲空话。让老杜分析，这个当爹的最起码也属官场高手，因为仅就说话这个角度而言，他把咱国官场研究得太透了。假的不行，真的不行，就来空的。这就像开车一样，挂前进档不行，挂倒退档不行，咱就空转呗！这样的好处是，你说俺离开工作岗位，俺没有呀，俺在车上坐着呢，谁规定的开车不能空转呢？没有呀！现在，咱国这种官员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实实在在的话讲不了几句，讲起空话来颇为振振有词。 　　一些官员只讲讨好上级的话。老杜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发言稿，某市召开扫黄打非现场工作会，那位官员在会上把领导好好表扬了一番，而后提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市委市政府对本县扫黄打非工作的高度肯定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位兄弟还特地在发言稿上标明，此处等掌声，望一眼市长。哈哈，随后还有重要提示语，“此处等掌声”，或者在发言中“喝口水，望一眼市长”。这位官员的讲话稿真是准备得细致而又周到，所讲之话，是不是大话、真话、假话、空话暂且不论，主要是必须给上级领导留下好印象，只要上级高兴了，皆大欢喜，只要上级满意了，众皆满意，至于讲的话听众有什么反应，大家爱听不爱听，一概不管。这种官员说话，目的只有一个：讨好上级，为自己下一步晋升创造条件。 　　老武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主要是针对新闻发言人而写，但其中许多内容对官员们如何学说话、说好话颇有借鉴作用。老武在书中有句话很经典：“做得好，才能说得好。”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的官员，大多都是做得不怎样的，只要把事情做漂亮了，又何必用假、大、空之类的话语替自己圆场呢？对众多百姓来说，听官员说话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看你如何做。只说不做不行，只做不说也不行，只有做得好、说得好，大家才会满意。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0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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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北大演讲录——说话

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谈一个小话题。在我看来，“兼容并包”，无非各种观点，“思想自由”最直接体现，正是言论自由。所以今天我谈的话题是：说话。 　　中国人正在失却说话的能力。 　　说话，差不多是动物的本能。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峰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简单的说话是：我饿了。婴儿饿了会哭，那是婴儿的语言。连婴儿饿了都会表达，可是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60－1962那三年，这个星球有整整六亿人怎能说自己饿呀。本能告诉你饿了，你却不能说自己饿了……因为那就是给社会主义国家丢脸。怎么产两万斤，红太阳永远正确，我们得勒紧裤腰带把粮食支援给兄弟们，就不能说自己饿了。在大饥荒，整个民族失语，不仅在政治斗争中欺骗亲戚朋友父母，连自己的胃也要欺骗。 　　当时的报纸为了表现大丰收，照片上茂密的庄稼上面还躺着几个大胖小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把十几亩地里的庄稼移植到一亩地里。由于密不透风，那些庄稼很快也死掉。可这个官方话语体系里不会有真相，大家彼此都假装相信大丰收是真的，饿了却是假的。可是你们那个著名的图书管理员是农村出身，却不明白？彭德怀也是农民出身，有一次就说了真话，这个亩产量不太可能吧……后来，他的遭遇大家想必是知道的。 　　不仅饿了不能说，连“我爱你”也不能公开地说。大家都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也会歌唱自己的爱情，可那时候，人却不许这么说。因为那是封资修。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看抓破鞋……那时特别爱抓破鞋，那时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奸夫淫妇，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可是我觉得相比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破鞋的貌似长得好看些，也更有才艺。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清凉的河水从天山蜿蜒而下，两岸长着些胡杨，破鞋们沿河岸边走边交待怎么搞上的破鞋、如何接头、如何亲嘴……虽然剩下的就不许讲了，但仅仅这样已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说的全是电影院、课本里看不到的，是真话，是人性。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这就是他的话语方式，他喜欢这样，但这样是不被允许的。我看过他被抓后被要求吹一段萨克斯风，他面带微笑，悠悠扬扬很好听。这让我从小就觉得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可是，再美好，它还是搞破鞋，是那个时代不允许的，说“我爱你”几乎和不道德是同义词。 　　直到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对着大山可劲喊：我爱你、我爱你……全国人民都在影院里被震住了。那是个大烂片，可它公开地说“我爱你”，所以被记入史册。 　　不能说“我饿了”，不能说“我爱你”，更不能说真话。比如你们的校友，林昭。这个长相秀丽的女孩子不过发现事实跟报纸上的不一样，就说了真话，又为同学打抱不平，然后就被抓了……放出来，说真话，再被抓，再说真话，再被抓，多次以后，得了精神病，终于死掉。 　　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屠杀同类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我们比司马迁还要惨，人家切去了后，写出伟大的史记，我们却出现很多垃圾作品。 　　这个国家在“自由地说话”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牵连到各个领域，李叔同的《送别》歌词多美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后来我们的送别只有：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革命生涯常分手……这还算文笔不错的，到了“爹亲娘亲，比不过党的恩情深”，话说到这个份上，连伦理常识都不要了。 　　是什么让我们违背了人类的本能…… 　　失去说真话的能力，便会产生很多谎话。可怕的是谎话之外还诞生了一种话，鬼话。谎话还不过骗骗人而已：我们村亩产两万斤。鬼话却是要害人、吃人的：全国的村必须亩产两万斤。不同意两万斤，连元帅都会被弄死。当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人命，也就没有什么人说真话了，当说假话的收获是升官发财，这个国就成了假话王国。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也没完全修正。比如，我们的高铁是世界上最快的，然后追尾了；中华民族复兴已完成了62%，然后发现贪官比例都不止62%……还比如，每当你想说点真话，就会有一群人会跳出来，他会问：你凭什么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难道你家里有亲人饿死吗？你亲眼看到林昭被折磨吗？难道当时你就在现场，不在现场就不要造谣。他们仿佛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资料、纪录片、人证这些东西，按这种逻辑，犹太人当时也没有被纳粹关在毒气室里，因为当时你没亲眼看到过。甚至他也无法自证自己是父母亲生的，因为造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国家在谎话、鬼话之外，又饶有兴趣地出现不少屁话：临时姓强奸，休假式治疗，保护性拆迁，合约式宰客、政策性调控、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最后大家就说了：习惯性装逼。 　　这个国家已失去生动的语言了：新闻联播、环球时报……高举、深入、持续深入、坚挺、高潮，更大的高潮……这种语言很差，我对这居然没引起扫黄打非办的注意，而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出版审查依然严格，章怡和先生写了本关于梨园往事的书，到现在还是被禁。你连伶人的真人真事都怕，这比老佛爷还狠了。每当我看到有关部门对外宣称“我们是世界上图书种类报纸数量最大的国家”时，我就想，其实这也可以看手纸产量最大的国家。这个瓷器大国，最盛产的就是敏感瓷，你知道它的存在，但看不见它到底在哪，且它的种类在不断发展，一会儿是天花板那几个名字是敏感瓷，一会儿民主、自由、政改是敏感瓷，一会儿南湖、船、天安门，“民众”、“聚集”，甚至一度连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是，要改成我们党，才可以发送上去……大家只好唱：“我爱北京敏感瓷，敏感瓷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指引我们敏感瓷”？中国人聪明，就发明了河蟹，腊肉，斯巴达，明珠……多年以后，考古学家看不懂，还以为这就是文字改革中曾一度出现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我们出现了很多俏皮话、段子、手机短信，可是没有好的文字，深刻的文学，我也常使用俏皮话、段子，可从某种角度我觉得这不是文字的创新，而是言论的退步。 　　这个国家的话语体系越来越有神龙教的风骨，他们希望只有一种语言：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神龙教主有如此大的魔力让教众都不说人话呢。一是因为觉得洪安通可以带他们走向美丽新世界，大家被洗脑了。二、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主洪安有一种通约束教众的工具——豹胎易经丸。这个丸可不是普通的增肥剂减肥药，你吃了就得听他的指挥，不听就会受到极残酷的人间痛苦。最近看了一些安东尼.刘易斯，胡平先生，杰弗逊关于言论自由的作品：一个国家有无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是不是愿意倾听和容忍批评意见，而在于他们没有权力惩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言论自由既是民主的第一个要求，又是它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邝、启东、宁波……这些都不是含有政治目的的事件，只是民众声音的表达，但最后闹到几乎不可收拾。有人认为这是官方工作作风粗线条。我却认为，根子在于这个权力体系本身出了设计问题。它设计之初就有大BUG，为了补上BUG就用杀毒软件，可是这软件本身自带BUG，为了堵住BUG，用了新的BUG，再出现BUG，又用上更新的BUG……它一直觉得民众没有言论的权利，而它自己拥有惩罚言论的权力。它傲慢、敏感、自闭，就是自闭的巨人。 　　侯宝林先生说过，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看来，说话也是一个权利。 　　忽然想起，今天我还在禁言期，一个长期习惯性周期性的被禁言者在这里高谈言论自由，好比一个老光棍渴望上一回非诚勿扰……这里很多人都是言论的老光棍，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先是不敢，后便不能”，慢慢地，我们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历史：比如，批评总统是犯罪，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1917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把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德裔人改名换姓甚至德国空心菜也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这跟我们这把日本斯巴鲁车标弄成中国国徽是异曲同工的）……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甚至，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可是，美国政府后来发现，这样限制言论自由表面上政府占了便宜，其实整个国家吃了很多亏。因为这破坏了国民的创造力，也损毁了对政府的监督，没有创造力的和失去监督的国家，一定要败的。他们这两百年来一直在改进。杰弗逊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不缺言论自由。比如唐朝，调侃皇室也是被某种程度允许的。你看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不是暗讽皇上好色吗，还劳命伤财，谁看不出你这是大搞五个一工程啊）。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明目张胆性描写，简直是天上人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批判政府最高首长为了美色不作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大搞裙带关系）。 　　体制内的白居易这样写了，居然没出事，且这首诗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一款歌，换现在作协文联的人去调侃一下国母试试，就是找死。白居易去世的时候，唐宣宗居然还写诗悼念他，真是匪夷所思。唐、宋在言论自由方面其实还算可以的，这两朝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到了明、清文字狱开始，也是中国慢慢被世界抛弃、围攻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有政治追求的人，我只是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说话和写作的权利。可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正在失去说话的能力，彼此代以各种假话谎话鬼话。正如我在香港书展里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就是索尔仁尼琴说过的：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不能说真话，不能说生动的话，不能说出浪漫的话，不能说出有前瞻的话，就像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哑巴部落在默默前行。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贫穷、饥饿，不是没拿到诺贝尔奖，不是GDP不够高、不是没有发行量广大的党报，而是民众失去说话的权利和能力。在我看来，民众能否自由地说话，是这个国家是否步入文明的最重要标志，让民众说话，国家才有生命力。 　　一个曾创造出世界上最美丽语言、拥有各种生动文本、甚至保存了长期言官制度的民族，现在“说话”成为大的问题，大家在贫乏、无趣和塑料味儿的话语环境中度日，重复着彼此皆知的谎话、鬼话、屁话。在英语系有莎士比亚，西语系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法语系有巴尔扎克、杜拉斯时，这个曾经出现李白、周邦彦、徐志摩、沈从文、李颉人的国家，不应该只靠赵本山、郭德纲丰富话语。 　　我希望这个民族只是暂时的失语，虽然话语一直是最容易被强权控制的舞台，但它一定是最后沦陷的堡垒。 　　最后，我对这个国家会一直批评，我对这个民族一直充满希望。 　　（有节选，综合台下交流）

来源: 阿方_索在where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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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箴言是怎样的“真理”

箴言是一些“接近的结论”，不能把它们当作百分之百正确的真理 　　读到一篇题为《中国人为什么不讲理》的文章，批评中国人“讲理向来是自相矛盾”，“比如说‘钱财如粪土’又说‘仁义值千金’，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说‘大丈夫宁死不屈’又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同样是‘留青山’的做法，支持的人可以找到赞美的依据是‘忍辱负重’，反对的人也可以找到唾骂的依据是‘苟且偷生’，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中国人真的太‘灵活’了，怪不得曾仕强说‘中国人怎么说怎么有理’”。 　　用这样的箴言（格言或成语）例子来说明中国人讲理“向来是自相矛盾”或者“怎么说怎么有理”，不管用意如何，都是不合适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而不是一个中国人才有的说理缺陷。 　　意思相反的箴言成双成对地存在，这在任何语言中都很平常，被称为“互搏式箴言”（dueling maxims）。举几个中英文里都有的例子： 　　It‘s better to besafe than sorry. 　　小心为上；宁愿稳妥，免致后悔。 　　Nothing ventured，nothing gained.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众人拾柴火焰高。 　　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 　　厨子太多反而把汤做坏。人多坏事。 　　正因为每一个箴言都只是部分真实或真理，单独运用都可以带来说理不周。随笔作家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thews）说，“所有的箴言都有反箴言；成语应该成双成对地出售，单个的都是半真话（halftruth）。” 　　箴言的说理不周是一种“不充分说理”（Less-than-100%argument）。从逻辑上说，只有三段论的结论才具有百分之百的推理确定性（“确定性”和“正确”并不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指出，大多数的箴言都是“修辞式推论”（又称“缺损三段论”，enthymeme），因此都不是全然确定的结论。他说，箴言是一种非常简约的看法，“其实就是修辞式推论去掉三段论形式以后剩下的结论或前提”。 　　古人往往把箴言当作信条，他们确信箴言（《圣经》里有许多这样的箴言），远远超过今天的现代人。现代人有许多他们自己很确信的信条，就像古人对箴言那样深信不疑。荷兰经济学教授阿加·克莱默（ArjoKlamer）把亚里士多德对箴言的分析运用到一些现代信条上，他指出，这些信条也同样不具有百分之百的确定性。他说，“像‘自由贸易有益’或‘税收降低产值’这样的说法都是缺损三段论。一般法国经济学家会觉得有45%的道理，而普通美国经济学家则会觉得是80%的真理。争论这些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40%或80%已经‘足够真实’。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要得到的是一种接近的结论。” 　　箴言看起来是全然正确的结论，其实都不过是一些“接近的结论”，不能把它们当作百分之百正确的真理。亚里士多德把箴言看成是一种说服他人的言语方式，他特别强调箴言的普通知识价值和指导行动的作用。他说，人们运用箴言，是因为觉得箴言能提供人生经验和智慧，“给人以智慧和经验的印象”。由于箴言很常用，所以“它们显得真实，好像人人都同意箴言的看法”。然而，那只是看上去如此罢了，其实未必真是这样。 　　在说理中运用箴言，需要考虑到别人有可能不会同意。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格言“与一般人的意见不合，或引起争论”，这时候就要加以证明，提供解释。如果箴言“与一般人的意见没有什么不合”，那“就不需要解释语，因为它们是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自己提供的例子是“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健康”。其实，它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想的那样“众所周知”，因为在我们社会里就有人会愿意为了其他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健康。所以，“众所周知”不过是同意的人比较多一些而已。可以说，除了一些老生常谈的绝对事实（如“是人就会死”、“黑夜过后是白昼”、“人人都有父母”），天底下恐怕并不存在什么人人都会同意，因此不需要证明或解释的真理箴言。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来源: 南方周末 | 来源日期：201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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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兴：谣言、诤言、媚言和谤言

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是谣言四起的时候。那时我刚刚从部队复员不久，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厂领导派我去参加了一个“721工人理论大学”，课堂在大北窑一带，常常到槐柏树街的市府大楼去听大课，来回总是路过天安门广场，总会特地下车去听听谣言。那时很亢奋，因为那些谣言还真的是大伙儿喜闻乐见的。 　　当然，后来证明，那些谣言很多不是空穴来风。 　　往前推100多年，武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缘由也是谣言，士兵们听说朝廷要动手抓人了，慌乱中打响了推翻朝廷的第一枪。这一枪，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这么看起来，谣言在许多特殊的时候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般来说，谣言当然是个坏东西，因为谣言像把刀，一样杀人。当年的电影明星阮玲玉就是被流言逼上了绝路；谣言也像一阵风，会吹走人们的许多财产。前几年，一个谣言说盐将会脱销，多少人去抢购，弄得不少人家的食盐够吃一辈子的。 　　最近，谣言又成了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确实因为谣言的成本低了，产量高了。 　　过去传播手段有限，谣言腿短，走不远。很多时候人们对于谣言采取不理睬的态度。“谣言止于智者”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古人同时也说过“三人成虎”，在互联网时代，这三人成虎的概率大大增加了，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因为传播手段太多太快，而智者又相对太少太弱，这一多一少，老虎就成群地跑出来了。 　　所以，整治谣言，不管是造谣的还是传谣的，都十分必要。 　　整治并不容易。打个比方，谣言有点像菜园子里的杂草，想要一根不长，那是不可能的。可以清除，无论是拔掉还是用除草剂。问题是，在清除的时候，很可能就会伤及蔬菜。 　　整治谣言比除草难得多。作为有经验的菜农，什么是草，什么是苗，了然于心，况且，草就是草，不可能转变为苗。谣言就不同了，分辨是不是谣言不那么简单，有的看起来是谣言的，也许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是谣言了。正像我前面提到的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言论。 　　所以，在明确整治谣言的大前提下，恐怕还是要分析，哪些是出于恶意而凭空捏造的谣言，哪些是捕风捉影，哪些只是逞口舌之快，甚至于，那些是出于善良愿望的谎言。对于传谣，更要分析，哪些是别有用心，哪些是出于轻信，哪些只是无心之举。 　　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让所有的人对这些法律法规了然于心，是整治谣言的必要措施。再就是要有真实消息的披露，小道消息走红，是因为大道消息缺失，击退假话的利器，是真话。这其实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如果整治谣言成了一场不问青红皂白的运动，也许就会牵连某些诤言者。 　　尽管历史上有李世民和魏征的例子，尽管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听得进尖锐意见，但是，就人性来说，大都不喜欢听刺耳的话。本来就像找借口来整治那些口无遮拦提意见的人，这下好了，随时可以揪小辫子了，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打包票说，自己的话就是真理，自己引述的事实就是千真万确。比如说，某地事故死了十个人，又要隐瞒，而披露者说死了11个人，那么，就算谣言了，就可以整治一下。 　　谁还敢批评？谁还敢做诤言者？ 　　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缺少的正是诤言者。 　　对于诤言者的打击，正是对媚言者的奖赏。 　　我们现在的时代，媚言者是断不缺少的。他们围着领导转，领导提出一个想法，他们不敢质疑，只会论证；领导做了一件好事，他们不吝惜最谄媚的语言；领导做了一件错事，他们马上把这件事情藏起来或者认到自己头上。 　　恰恰这样的人能够得到提拔重用。而恰恰正因为如此，媚言者如雨后春笋。 　　现在该说谤言了。互联网造就了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世界，和真实世界是分离的。当然，有一些人的定位和真实世界是相同的，不管是英雄、侠客还是小人，但是还有一些人就不同了。 　　他们也许就是利用在暗处的机会，瞄准自己的仇家开火，他们有准备，打得准，也会尝到些甜头，乐此不疲。 　　他们也许不是针对特定的仇家，只是在真实世界里受到了极大地压抑，因为披上了一个马甲，戴上了一个头盔，胆子就肥起来，要把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压抑发泄出来，于是他们随便开口就骂，怎么解气怎么来。其实，这些骂人的人也很可怜，因为骂人正好说明了虚弱和无知。这从他们骂人的水准不高，翻来覆去用那几个词也可以略见一斑。 　　这种谤言，也许危害没有谣言大，但是，谣言和谤言常常像是一对兄弟，形影不离，互相扶持。因此，在整治谣言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了它的兄弟。 　　人人都有一张嘴，除了吃饭，就是说话，到底说什么话，是由心而定。到底是谣言、谤言还是媚言，或者是铁骨铮铮的诤言，总是会记录下来，总是在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颗心。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支录音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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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师管季超严正声明：

老汉今年51岁，离退休很近，离死也不远，时间对俺很宝贵！

        有副局级岗位正局级领导近年常常召集老汉及老汉的同事[注：皆为一二三级‘主任’]开会训话，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爱比虽底，每次训话，必要求老汉及三级主任同事们做笔记。
        几年下来，笔记做了好几本，稍稍留神一看，除了大话/官话/空话/废话/顶老汉肺的话，并无一句有益有用的话，浪费了老汉大好‘老青春’时光！！

        更有甚者，训话完毕，主持会议的一级主任必肉麻吹捧，极尽媚态。与老汉的‘听感’对着干，对老汉精神上造成巨大摧残！！

现，严正声明：

1，有事说事，不要废话！
2，请不要用太监对皇上式的谗媚语言折磨老汉神经。

       老汉一向宽宏，既往者，不究！

       若再犯，老汉俺，将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要求赔偿老汉俺的[青春损失费]一亿元！[精神损失费]500元！
       特此严正声明，惠赐警告，莫谓言之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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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人管季超联系方式

免长话费服务电话：400-027-8105，
移动电话：13971958105，
邮箱：xnjyw123@163.com，
QQ号：1309586706/349808152，
QQ群号：291179970，
微信号：jszy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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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语言腐败的危害

来源：凤凰网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
   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
   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
   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
   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
   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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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中国语言被政治破坏过 中国作家需重新学习汉语

2014年06月12日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沈杰群

顾彬觉得当代大部分中国人只是把语言当作工具。他说中国传统经典《庄子》、《道德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思想本身，这也是它们为什么能对德国思想界产生影响的原因所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渠魁特约撰稿沈杰群/北京报道

别再谈论花开，它们早就建议，
也别再谈论树，你最好对玉石、
泉水和山峦，沉默。
一切早在一手之下。
这惟一之手不是你的，
它是守佛之手，
守护佛的睡眠和所有的睡眠，
在久醉的大地。

4月的晚上，在北京一所高校，顾彬讲完课后，邀请了一位来自上海旁听的女生朗读了上面这首诗——他写的《在香山》，还邀请了一位男生朗读了中国13岁小诗人朱夏妮的《耶稣》。

随后，顾彬又用德语朗读了一遍《在香山》，非常用心、用力。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小时候老师就教导朗读时该如何站立，眼睛看着哪儿。
早在1966年，还在德国北方的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的时候，顾彬就经常参加朗诵会。顾彬认为，好的朗诵可以打破时空限制，了解、认知过去作者的写作。
不可避免地，他又说到中国作家的朗诵。准确地说，他是在批评，一如既往的犀利。他对本刊记者说，除了王蒙、张承志、杨炼等人，很少有中国作家擅长朗诵。
他提到作家余华，他说在波恩大学余华受邀朗诵自己的作品，但他拒绝站在讲台前，想让他的德文翻译朗诵。顾彬再三邀请，结果余华的朗诵“没有味道，没有意思”。
讲台上的顾彬不苟言笑，讲桌上整齐地平放着他一直带着的《精选汉德德汉词典》，朱夏妮的《初二七班》，还有一本他在德国出版的诗集以及关于德国诗人格仁拜因的一本书。
课程结束后的晚上8点，有些疲惫的他推着自行车，找了一家咖啡厅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李白的诗抓住了我的心
如此一个显得有些刻板的老头，尽管被称为“德国的李白”，却怎么看也没有李白的潇洒。
他之所以被称为“德国的李白”，很大程度因为与中国文化的结缘起自李白。1967年，还在大学学习神学的顾彬读到了译成德文、英文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他对本刊记者回忆：“李白的诗太美了，它抓住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学习古代汉语的冲动”。
那年10月，顾彬23岁。他开始上德国第二代汉学家司徒汉的古代汉语课。文艺青年顾彬开始计划逃离设定好的牧师人生。
1969年，因为“文革”，他没有办法来中国大陆，去了日本，寻找李白的唐朝。他觉着自己找到了，那里有他喜欢的中国古代文化。回德国后，他决定学习现代汉学。
其时，虽然司徒汉等德国汉学家的古代汉语掌握得很好，但基本都不会说现代汉语。曾有一位教授对顾彬讲：“你们学现代日语、现代汉语，也只能用来点点咖啡而已，没有必要学什么现代语言。”
这个思想顾彬抱持了很久，一直到他有机会来中国，他遇到了第一个主张学习现代汉语的德国汉学家霍福民，霍福民强烈建议他到中国来。29岁的顾彬，到北京语言学校开始学习现代汉语。
至于他酒后写诗的传言，完全是误读。“我需要脑袋清醒，我的写作太复杂。中国的酒让人太舒服、太高兴、太愉快，酒后无法进行严肃的写作。”他说。
中国作家更需重新学习汉语
与顾彬的对话中，有几个关键词是他常常提起的，比如传统、语言、翻译等，他想集中表达的是对汉语、对语言的责任。
一个外国人，谈到对汉语的责任，听起来似乎有些滑稽。言及此处的顾彬对本刊记者自嘲：其实中国的文人是我，我一直在用中国传统的观念写作，我的文字中充满了中国传统、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点。
这也是顾彬一直批评中国作家的关键所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都说过，除了语言我们什么都没有，语言是一切，语言是我们的故乡。”
顾彬觉得当代大部分中国人只是把语言当作工具。他说中国传统经典《庄子》、《道德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思想本身，这也是它们为什么能对德国思想界产生影响的原因所在。
顾彬更喜欢用德国来说中国。他说“二战”以后，德国的作家意识到必须重新学习德文，因为德国的语言已经被政治错误使用了。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语言也有被政治破坏的历史，中国作家更有必要重新修复、学习汉语。
他认为中国的语言在时代变换中产生了很大的断裂：“如果我们要了解王家新、欧阳江河，可以把所有的中国传统剔除不看，但却需要好好学习西方文学史。而只有少数的诗人才会到中国传统中去，比如翟永明。”
对于中国当代诗歌，顾彬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中国当代诗人有几位是世界级的，只是很遗憾，中国当代诗歌与传统是断裂的。中国当代散文同样如此。
传统，往近了说，在顾彬的坐标轴上是鲁迅、周作人的散文。往远了说，他把坐标轴上的刻度放到了《诗经》、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身上。
顾彬自己写一首诗有时候需要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甚至更长。他一直坚持在诗中不用“爱情”、“心”这样的词语，他解释说，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别人用得太多了。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样的词汇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勉强使用。
“我希望和孔子、老子、庄子见面”
年轻时的顾彬做过许多梦，诸如神学家、音乐家、足球运动员、导游、中学教师等。这位被称为“书桌前的苦行僧”的汉学家看起来比常人都喜欢做梦，而且许多梦一做数十年。
“首先我希望能够成为德国的李白；第二能够回到唐朝去；第三我希望能够和孔子、老子、庄子见面——大概老子不太可能，他存在与否是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他们若能在天空等我，就好了！”
顾彬给本刊记者讲这些的时候满脸童趣，虽然话题有时难免阴郁。对这个在“死亡之都”维也纳生活过的汉学家来说，他的诗总是在忧郁、坟墓、死亡、异乡等主题中穿行。他说德国人总是背负着“罪”——“二战”时期的“罪”，所以他总是在思考着死亡。
他还喜欢去墓地，常常去拜访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师的墓地。他说：“欧洲的墓场很漂亮，是博物馆，可以了解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在北京，他觉着最好的墓地是万安公墓。朱自清、戴望舒、王力都长眠在那里。说到此处，他神采奕奕，似乎自言自语：“他们都还认识我，对我说，你又来了，很高兴你来了。”

顾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谈论死，他曾经带中国作家、文人参观欧洲的墓地。“他们显然无法理解墓地的含义”。他说庄子认为死亡就是我们的另一种状态，所以“他们没有学好庄子”。他还说，苏格拉底有个有意思的说法：我们要学会死亡。孔子也说我们死的时候才完成我们的生活，才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死不一定是可怕的，死是好的。”
顾彬的妻子张穗子曾对北岛说起他的忧郁，“有人表面挺乐观的，结果扭头就自杀了。我们顾彬看起来忧郁，但没事儿。”
在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后，顾彬听到了许多批评，有些更近乎侮辱，他曾经想写信反驳，最后还是沉默。一些中国作家支持他，欧阳江河就劝他对这些言论“别说话”。
他很高兴地对本刊记者说：“莫言比较开放，他接受了我的批评。所以我非常重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