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都市：混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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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都市：混乱之美

2014年08月07日
来源：万古杂志中文项目 作者：Will Wiles

都市化达到了一个极为繁盛的高点；图为伦敦市巴特西发电站的景观。

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地铁站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壕沟，列车驶出城市后不到几分钟，就会看到满眼的阳光，令人猝不及防。这段地铁多半深埋地底，基本上不会引人倚窗而望。但在此地，抬起好奇的目光却会获得美妙的犒赏。列车在深谷中穿行，谷壁是数以千万计的砖块。这些砖块可不是为了给乘客观看的：深沟两侧拱形的拥壁，地铁操作员的简易棚屋与仓库，以及白教堂路和周边街道上维多利亚风格排屋的背面。

这砖块构成的景象只是背景一块。画面上绘满了难以胜数的色块和晕染，无数条管道和电缆杂乱地遍布其间。“工”字钢梁未加规划四处分布，暗示着错位的力量与结构性困窘。一条条天桥撑起我们头顶的街道，嘎吱作响的护墙板走道（clapboard walkways）供乘客来来往往。更多的列车从地下——我们的地上列车却在地铁下奔跑。尽管有许多地铁站都有纵横交错的，和在更深处隆隆轰鸣的的线路，但在这里，我们真的能眼见其他列车和站台；整个车站在不经意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暴露之感，好像巩特尔·凡·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1]的那些塑化尸体一样，地表城市仿佛被一层层剥开，城市的五脏六腑被一一暴露，等待彻查。

站在任一有利地势都不足以纵览全景：这一展现时而山重水尽，时而柳暗花明。在开往东区的全城线站台，混凝土楼梯的底部从墙根出现，又消失在了天花板之中。这一隐蔽而独立的空间，和我们交融在一起。白教堂地铁站就像詹巴蒂斯塔·皮拉尼西（Giambattista Piranesi）[2]的一间幻想监狱，由疯狂的电气工程师占领，并被闭路电视监控。一条新线路，“大贯穿”（Crossrail）密集铁路连接工程，正在这座非同凡响的地铁站挤出一条路来，圆通老练又超级暴力，极具土木工程特征。

一座塔式起重机挤在站台之间。你能瞥见更深的通风井以及各种机器的工作，好像摩洛客人[3]的新世界(new Morlock worlds)。地面在震颤。配有自动化器械的测量员时而环顾全场，时而前后扫视，警觉又恐慌，他们检测着数据，确保不该动的东西都安然不动。这里将会建起新连接、新系统、新站台、新电梯，还有新天桥。地铁站将会得到改善，但它不会也不可能得到简化。

作为一幅人造景观，白教堂地铁站壮观无比。它里面的每个东西既是有意为之也是出乎机缘。里面的每个东西都暴露无遗却又保留神秘之感。它不属于，也无法属于任何风格或时代——在一连串科技浪潮下的沉积物。白教堂站甚至不独特：在伦敦地铁系统中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其他城市和国家也有数不尽的相似地。当都市化达到一个极为繁盛的高点，并保持不受灾难或空洞的乌托邦主义干扰长达几十年之后，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在这里，我们与城市基础设施的本质狭路相逢：不同地层、隧道与桥梁，不同的交通方式相互交织，隐藏起来的各种系统和服务暴露在一团混乱之中，草草了事的临时性的修补。我们且将它称之为“混乱”。

我成长于牛津大学城，这个地方有幸成为许多建筑纪念碑和城市建设范式的所在地：弧线形上升的高街（High Street），雄伟壮观的宽街（Broad Street）和圣吉尔斯大教堂（St Giles），臻于完美的拉德克利夫广场（Radcliffe Square）——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美学管理。这些都是精致优美的城市空间。

牛津大学城，Antique map by Thomas Moule 1837

伦敦还有一些外围部分，能引起人们新奇的刺激感。西门购物中心后的那个多层停车场及玻璃走道构成的景象，既不亲切又没人缘，却用一种不妥协的神情注视未来，直接彻底地袒露着自己——尤其是那个烟色玻璃制成的、裹住部分梯塔的屋顶。更新奇的是那座跨越伦敦城东部支路的毛玻璃传送桥，它将半成品的汽车从这英国考利罗孚工厂运输至另一边。这两个建筑的构造使儿时的我颇为着迷。两座建筑都在我成年之前拆除。人们对这两座建筑的拆除没有一丝悲叹，今天我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两个建筑的照片。

在建造多层结构的城市过程中，混乱使城市的道德问题变得立体化

在我们定期前往伦敦探访亲戚的途中，还有更多发现关于城市兴奋点的时刻。我们总是从西面前往伦敦，走的是那令人晕眩的A40或M4部分高架路，而这两条公路则在卫星办公开发区之中盘旋穿梭。走到尽头便是虚伪的西路（Westway），它跨越一个占地辽阔的乳品工厂，其巨大的广告牌上宣称：新鲜牛奶只为伦敦市民（根本不新鲜）。伦敦市内的公路为司机提供了难忘的戏剧性瞬间，尤其是这些公路的地下部分：伦敦市里的上泰晤士街，巴比肯中心之下的山毛榉街（Beech Street under the Barbican）。这些多层式街道宣告道，我们曾活在一个真实的城市，活在一个大都市，这片地区特别拥挤、互相竞争，为的就是要争夺这些复杂又丰富的使用权。

Barbican Centre night 2011 Beech Street

为何“混乱”会构成城市理念的基础？或者我应该这样问，为何它会构成我的理念的基础？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更加古老却仍然非常活跃的传统，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自从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公元426年）发表以来，城市秩序就象征着美德。它超越单纯美感的追求照耀着菲拉雷特15世纪时设计的斯福钦达城，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20世纪时设计的花园城（Garden City），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20世纪时的光辉城市（Ville Radieuse）。这便是有规则、有逻辑、对称的建筑。这便是乌托邦。对于现世来说，它好得不真实。

埃比尼泽·霍华德20世纪时设计的花园城

而正是现代性本身终结了奥古斯丁圣洁的几何学设计。随着服务和体系盘结在一起，城市也对简单划一的设计方案越来越无感了，而愈加依赖于修补、调整、翻新以及开通旁路、地道、天桥……在建造多层结构城市的过程中，混乱使城市的道德问题变得立体化：城市深挖自己的基岩，推翻坚硬的围墙，让虔诚的街道投入阴影。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把他们的家乡建设为人类社会中一块理想神圣的街区，而他们应用的科技却在对此釜底抽薪。“同时出现的各种科技进步，譬如集中采暖，排水设备，内部通话系统，升降机，及稍后出现的电力供应，都使得从1870年代开始，建筑物内部就纵横密布着管道、电缆和通风井。”安德里亚斯·伯纳德（Andreas Bernard）在《升起》（Lifted）一书中如此说，此书讲述了关于升降机的一段美妙历史：

在可见的地表之下又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网络，它掌管着能量、数据和市民的运输。最后，这一机械化和电气化的过程使以前独立的房屋单元必须与其环境连成一个网络，因为只有与外部的能源以及集中调控的水库、发电机相连，才能确保房屋内部各种技术装置的有效运行。

房屋的后背（有时是前面）伸出新的管道、延伸建筑、电缆，后来又有了电视天线、碟形卫星天线以及空调机组。想象这样一幅标志性的混乱的景象：一个废弃的砖块烟囱，上面支撑着六七个电视天线，有些已经被人拔掉电源，并遗忘了。

发生在房屋上的事也发生在了城市身上：在多数大型城市周边都能发现那纷杂的铁轨岔道和高速公路，这常能轻易地标识出城市边界，此情况大约始于1850年，那时候新的流通和供应体系开始接入城市内部。在泰晤士河南部，从克拉珀姆到柏孟赛街，此部分伦敦就是一个由铁路桥构成的密集区：砖块拱桥到处都是，有时其规模十分宏大，它们似乎构成了这里的每一条街，这一城市特征与威尼斯的水道一样相互贯通也很有特色。即便经过奥运会的整修，东伦敦的利亚河谷区也仍然是不同运输模式的参考样板：乘客铁轨，货运铁轨，轻轨，利亚河，河道，渠化河段，城市高速公路，还有行人的“园林道”，而后者实际上是北河口下水道那个升起的沟渠：伦敦城的阴沟。

我举伦敦的例子，是因为我对这个城市最为熟悉，但是相似的例子也可以从不列颠北部的任何城市中找到，还有许多精彩的区域，比如芝加哥、柏林、纽约、香港和莫斯科也可找到例子。如果有那么一个世界首都最能代表混乱，那一定是东京。澳大利亚建筑家朱利安·沃洛（Julian Worrall）曾这样写到东京：“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即使是你路过的地面，也是建造的一部分。你经常会搞不清楚，是站立在地面，还是在地下，还是在高层，还是安稳着地的。”

这种与我们平时的地面分离的感觉，可能正是构成混乱的一个基本元素。这感觉肯定是有棱有角的，但也缺少了某些我们熟悉的界限和确定性。我们在这种缠绕混乱中迷失自我。

美国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著作《城市的历史》（The City in History）（1961）中宣告，“大都市的形式，正是其无形。”他这样说并不是在称赞。芒福德批判地下世界的隧道，毫无人性的规模，蚁冢式密集，以及后维多利亚城市那纠缠混乱的各种网络，这乱七八糟的大灾难孕育着毁灭世界的原子能威力。他认为，城市居住者已变为奴隶，在对大机器消费的错觉中受到奴役：

大都市，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就变成了一种合成的精巧装置，而它的目的是要让这一不合理系统运转起来，让那些实际的受害者产生他们拥有权力、财富和快乐的幻觉，幻想自己站在了人类成就的巅峰。其实在现实中，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危机中，其财富瞬息即失，闲暇时光令人惊诧地单调乏味，他们可悲的生活乐趣也常受预料之中的暴力和突然的死亡的干扰。渐渐地，他们发现对这样一个他们无意建造出的世界感到“陌生和恐惧”：这个世界对人类的直接指挥越来越失去响应，人类存在的意义也越来越匮乏。

路易斯·芒福德的研究著作《城市的历史》

有一种空想家对几乎所有事物都强烈不满，但共同梦想着城市最终会从混乱状态里得以解脱。芒福德就是这一类人：这一谱系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由柯布西耶派现代主义者们（Cobusier Modernists）领导的“花园城市”及“美丽城市”运动，延伸至今日的“新城市规划者”。但是，混乱是海纳百川的：它愉快地接受了在乌托邦系统里本该统统抹掉的烟头和残桩。

建筑家们对混乱状态所展现出的美学上的宏大可能性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不想解开这团乱麻，而是在其中进行建造。

在20世纪60、70年代现代主义城市计划成立以后，在那些谨小慎微的反对派“新城市主义者”们（new urbanists）[4]扬眉吐气之前——他们宣扬小规模城市的回归和（不那么理直气壮地宣扬）传统价值观的回归，提着篮子，倡导居民区值守计划——这时候，似乎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建筑家和作家们开始直面多层次的、未完整规划的城市，高速公路，以及它那相互冲突又相互缠绕的系统，并且欣赏这种城市的本来面目——他们本身的魅力。在乌托邦式愿望与逃避主义（escapism）之间的长间隔之中，闪现了一个属于城市现实主义的珍贵时刻。

David FeBland, 1949 |城市现实主义主题

美国的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和日本的代谢派，这些建筑家们对混乱状态所展现出的美学上的宏大可能性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不想解开这团乱麻，而是在其中进行建造。挑起论战的一边，美国建筑家，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Brown），及史蒂文·依泽诺（Steven Izenour），他们从拉斯维加斯城得到启示，提出了那个革命性的理念：虽然拉斯维加斯大道广告在符号学上象征着混乱，下流的气息，但可能并非如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个地狱。美国建筑历史学家文森特·斯库利在1969年的著作中提出反对，坚称拉斯维加斯大道“邪恶得可怕”：“这里的建设有些是癌症式的，可能也是致命的。前沿享乐主义（Frontier hedonism）一直都在谋杀的悬崖边摇摇欲坠。”但是，即便是斯库利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身边出现的惊人景象：

但正是由于这些直达道路和互连接的宏大规模，现代工业化生活里最具破坏力的成就才野蛮地在今天浮现。这个运动颇具冲劲，仅有部分受到人类的控制，它狂野而危险，却正确地感知新城市的图景，它预示着绞碎肉体，发出机械的巨吼，橡胶摩擦的声音；一如伴随着人声的懒散步调才是登上西班牙阶梯（Spanish Stairs）最恰当的方式。后者的规则是宁静；而我们的规则显然是机械化战争。一个人潜入城市，缓缓越过城市的高楼，一排排升起的建筑将他照亮；他又闪过城市的心脏，站在俯视微小房屋的高处，从束缚中解脱，正如鲁莽无忌的毁坏和逃避行为给予的感觉。这是城市建筑的越狱，刺着纹身的“醉汉”以70英里/小时的速度穿梭于屋顶上两吨重的老铁丛林，单手逃脱。猛挥球棒者，啤酒肚男，城市破坏者，回归自己，与我们相融……

西班牙阶梯

欧洲观察者也许会试图以浪漫眼光看待这独特的美国都市风景，但应与这“种种残暴且吝啬的社会态度”做抗争的却是美国人自己。即使如此，斯库利还是承认，“在感知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经历一种跨越对经验之物的先入为主的理念的时刻，否则，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一切都在于此；我们最伟大的画家中有一些已经明了：城市是我们最完整的艺术作品，种类丰富、规模巨大。它的独特，那难以想象的残暴，甚至它那视觉上的恢宏壮丽，任谁都不能否认。

独特，残暴，壮丽。我们正谈论的是一种宏伟城市，这种城市依赖于宏伟之下那“互相抵触的情感下的精妙平衡”，此话引自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罗莎琳德·威廉姆斯（Rosalind Williams）的著作《地铁笔记》（1990）。“它（地铁）与疼痛和恐惧相连，但还不是那么紧密；它的特征是神经紧张，但也并不十分紧张；它基于危险，但只是理论上的危险。”

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但是我们的都市却是“残暴且吝啬”，一种机械化战争的状态。如果它不再是威胁，那我们还会继续为之激动吗？

1974年，当时的主流话语认为，大都市是一个品行的堕落地（ behavioural sink），就适合流氓团伙（Droogs）生活，而英国作家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却在专著《柔软城市》（Soft City）中赞成都市生活。拉班的写作主要围绕伦敦和纽约，他承认这两座城市有可能是不友好、甚至常有暴力的（那时比今日要严重得多），但也同时指出，这两座城为人们提供了在社交和心理方面极富魅力的可能性。芒福德认为大都市的虚伪陌生之处，拉班却视作都市精彩异常的化妆舞会，你可以在一天之内变装般多次更换身份，人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探索自我，定义自我。这份危险恰恰成了自豪感与归属感的堕落的源泉，区分开了老练的都市人与初来乍到者。城市的匿名性和不歇的变化正是它的优势：这便是它的韧性，柔软，等待着“身份的烙印”。

拉班那自由、善于表达的城市生活要求某些习俗要富于变通。人必须学会城市的规则及语言。“头脑里想法太多，而真正了解或搞定的东西却太少，”他写道，“迅疾而高度惯例化的交流中的各种信号、风格、体系，它们正是大城市的生命之血。当这些系统崩溃时——当我们不再理解现代生活之语法时，暴力团伙才会接管我们的城市。”

这些“体系”组成一个看不见的社会基础结构；在这一结构里，我们确实可能看到与城市那混乱的服务机制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多种多样，即兴形成的，都在城市的极端重压之下有崩溃的危险。

语言定义了一种秩序、一个等级制度、一种稳定的世界观，而现代都市生活的现实却全面地超越了语言：接着，移民的到来驱使他对抽象概念和内心状态进行沉思。这是整体之变形扭曲的源头，人们只能带着麻木的惊讶加以接受。在美国的虚构小说和自传中，纽约市的景象被写成了一个巨大的概念谜题，好像它经过特意设计，要使那些已习惯了正常规模的村庄和城镇建筑的眼睛和耳朵遭受冲击……如果城市是正常的，那么他就是小小侏儒；如果他是正常的，那城市就一定是某种混凝土制成的视觉幻像，在如此令人心悸的高度和宽度成为可能的地方，会有怎样的感知或语法存在呢？这些奇幻规模的混乱时高时矮，不明世故的人只好蹒跚跌进自己那目光短浅的宿命之中……城市建筑是雄辩的宣告，表明了城市生活的绝对陌生，提醒着你，在这里你必须放弃过去的价值观、过去的语言。

城市是一台教会人们如何做城市居民的机器。首先，它需要人的服从，做到这一点，是通过它的规模，还有它的复杂性，它的迷惑——它的混乱。

暴力并非是混乱的秘密成分。说到底，暴力已经减少了，混乱仍然那么壮丽恢宏。

或许，还有它的野蛮。斯库利和拉班同样觉得，城市那可畏的壮丽与社会崩溃的暗示不详地纠缠在一起。正如18世纪的美学家们在哥特式残垣中搜寻刺激感，20世纪的作家和思想家们也似乎经常借由沉思社会的废墟而获得了兴奋感——地下通道里的暴力和流氓团伙，高速公路两旁掉落的黑色橡胶。而且，拉班和斯库利是在艰难的时代写作，那时候暴力的增长（似乎）无法阻挡。他们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实际上，暴力并非混乱的秘密成分。暴力，说到底，已经减少了，但混乱仍然那么壮丽恢宏。混乱的壮丽有赖于其没人性的大规模：它那令人晕眩的复杂性，它对“懒散步调”的拒绝，它那残忍的实用性，它对修饰的抗拒。它们本身就是宏伟壮观。

但是它们并不时髦。新城市主义者们（new urbanists）沉浸在病恹恹的怀旧之中，后现代主义者们又在喋喋不休地推销诱人的“复兴”力量，在两者的作用下，我们的城市话语已经懒洋洋地同意：对城市我们能做、应做的，只有美化和改良。它鄙夷强度和戏剧性，而着迷于细节、铺筑和绿化。过度的基础设施一定要忽视、遮蔽或者移除掉。人类的规模受到超越一切的敬仰。

我想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城市提升的安全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能去庆贺，甚至去发展具有挑战性的、令人欢欣鼓舞的城市空间。不要拆掉西路，不要用绿植将其覆盖——要因它本来的面目而高兴。迈阿密向我们展示的正是如此，例如瑞士建筑家赫尔佐克（Herzog）和德梅隆（De Meuron）设计的林肯路1111号停车场：这是一座混凝土制多层汽车公园，其设计在人面前没有丝毫羞愧和顺从。英国作家、J.G.巴拉德（J G Ballard）[5]研究专家——克里斯·豪尔（Chris Hall）将其称为“后巴拉德派”（post-Ballardian）建筑：这类建筑摆脱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混凝土都市根就带有的深蒂固的耻辱感。

林肯路1111号停车场

与此同时，新一代空想家在反抗混乱的古老斗争中拥有了一件新武器：数据。19世纪有下水道和铁轨，20世纪有电力和交通要道，21世纪给人们带来了传感器和照相机。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基础设施将会与非物质基础设施融合，打造“智能城市”。这就是以往的现代主义公路规划者们梦想着要建造的不间断的流动，只不过这一次流动的是字节，不是汽车。每一根闪闪眨眼的路灯柱都会向总部做报告，路面上的每一处坑洼都将有一个社交媒体账户——电子告密器记录每一次真实的故障。

到处是汹涌的数据，智能城市会把居民从一片含糊和沮丧中解救出来。出租车将自动向我们开过来，高效的服务降低税收，交通阻塞可以绕开，餐馆永远都会有位子，陌生人群会成为收获艳遇的娱乐场。

小心了。混乱——那些肩负重担的基础设施行成相互冲突的交集——它可能不美丽，但却在城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哪怕不是有意而为。它每天提醒我们：在城市中生活，就是在一个包含几十个相互竞争的系统的、极复杂的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座现代城市的技术妥协及利害权衡由此亲眼见——即使没人想想看见它们，但这又是另一种妥协。在我们面前，人类群居之地上承受的巨大困境崭露无遗。

城市之头脑也需要经常与混乱相对峙，这一令人振奋的冲击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世界

对比之下，围绕智能城市的修辞，如同广播布道者之修辞一样充满了不可见、不可触、无缝以及随意的性质。这当然依赖于巨大实体基础设施——一直在扩大的服务器群落和光纤网络——这些材料本质上比原先的更容易隐藏。在一个到处都在谈论无线技术和云技术的地方，这听上去可能是无疑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则是一种体面的逃避。在我们的智能手机与路由器之间的空气，仿佛一张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6]壁纸：一层薄薄的装饰，欲隐藏我们四周那真实的机械世界。

完全看不见的基础设施存在着许多危险。“与不停生锈的公路桥不同，岁月流逝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看不出来，”拉斯迪·福斯特（Rusty Foster）在最近一篇《纽约客》文章中论及“心脏出血”的网络漏洞（Heartbleed bug）（译注：这一漏洞让任何人都能读取系统的运行内存）时写。这篇文章暴露了网络安全系统那潜在的灾难性漏洞。我们能看见地铁隧道中铺设的电缆上面不断累积的污秽，还能看见天桥阶梯上的磨损。不断监控并维修这些系统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而不那么明显的，则是那些不匹配、已终止的软件，它们会使关键的设施暴露在危险中。

城市需要一些有慰藉、平静、秩序和美丽的地方——甚至要妩媚。但是妩媚和隐蔽却有麻醉效果。城市之头脑也需要经常与混乱相对峙，这一令人振奋的冲击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世界，并且告知我们，无论没了温暖或没了怨恨，我们的生活都将陷入机械。城市是一台教人们如何做城市居民的机器：一台由无数齿轮和钢铁构成的嘎吱作响的大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