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还要阅读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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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还要阅读文学经典
来源：光明日报 张楚（河北唐山）

福克纳《八月之光》

    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偶然间见我读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不禁皱眉问道：“读这种书有什么用？费时费眼。”当我告诉 他每年夏天都要重读一遍《八月之光》时，他看我的目光就不单单是匪夷所思了。当然我也没好意思告诉他，像他这样不读小说不读诗歌的人，只能永远生活在一个 单向度的封闭空间里。他们的灵魂有多饱满，就有多干瘪。

    我们为何读那些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是几千年前的文学经 典？这是个多么庞大的伪命题。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 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前几天读上海学者王晓明先生的文章《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里去》，感慨良多。作者用了大量精 力做了一项阅读方面的调查，发现印度、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读文学系的本科生，读书量都比中国的学生多。因此他憧憬，在未来，“即便毕业了，跨出 校门了，他依然会逛书店，会在床头留一个放书的小空间，会不断地和爱人、朋友说：最近有这么一本书……他会在好书的陪伴下，继续努力做一个在人格和精神上 都自主的人。我还是相信那句老话，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里去。”说实话，读到这里时，我的眼睛有些湿润，同时也感到微微的悲凉。

    在 当代中国，为什么翻阅文学经典的人越来越少？原因简单又粗暴：阅读文学经典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回报。这是个大部分人以功利主义为人生准则的国度，阅读文 学经典既不能帮他们取得更高学位，也不能帮他们得到更高职位或更多金钱，所以说，懒得读经典，毋宁说是实用主义哲学的胜利。其次，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 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媒体铺天盖地，广告无孔不入，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哪个明星结婚了又离婚了，哪个明星偷情被抓了现行，虽然我们像是活在视觉污染的垃圾场 里，但我们又乐在其中且不能自拔。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讲，就是资本、技术紧密勾结，在不知不觉中似乎要将人类的整个信息生活都套进其中。我们全然忘记，文学 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讲，何尝不是对人生最宝贵最诗意的长远投资？

    作为一个业余作家和资深美剧 迷，我发现了个颇为值得玩味的现象：在诸多拥有高收视率的美剧中，主人公们都会不经意间滔滔不绝地谈到经典文学。《末日孤舰》里，科学家吃饭闲聊时的话题 是马克·吐温；《绝命毒师》里老白在另外一个制毒师的推荐下在躺椅上读惠特曼的《草叶集》；《犯罪心理》中提到的哲学家、文学家有几百人，包括荷马、卡夫 卡、荣格、鲍勃·迪伦、尼采、莎士比亚、田纳西·威廉姆斯、安德烈·莫洛亚……相反，我们在国产电视剧或商业电影里，则很少看到类似的生活场景。

    这 是个微妙的对比。在我看来，这不是个体编剧间的表层差别，而是民族与民族对文学经典认识的本质差别。“文革”后，我们一直没有培养起公民良好的阅读习惯和 文学审美趣味。在我们的大部分影视文化里，更多展现的是一个热气腾腾、金碧辉煌的物欲世界，是这个时代最表层最浮光掠影也最丑陋的缩影。由于缺乏经典文化 的支撑和指引，这些影视剧显得如此肤浅可笑，我相信那些编剧大概连《红楼梦》都不曾读完过。而那些编剧也可能未曾察觉，经典文学对芜杂人性的探索呈现永远 不会过时。莎士比亚戏剧里丑恶的阴谋诡计依然在《纸牌屋》里续演；《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悲剧依然在当下有着不同阶层的翻版；我们甚至可以用《金瓶梅》里 的淫靡世界来图解当代中国最微妙最隐晦的欲望……奥地利思想家贝塔朗菲阐述艺术、诗、历史等人文现象时曾经说：“它们不是短期的、有用的价值，而正是自身 的目标……当人这种可怜的生物带着动物的本能，在数千种压力下，在复杂的社会中疲于奔命时——能超越动物的也仅仅是这一无用性，这构成了人类的本质……” 贝塔朗菲所说的人的本质，已然被国人漠视、摒弃。

    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当人们远离经典而不自觉时，他们的内心会越来越 粗糙，并对这个多维世界保持着一份可耻的沉默，同时他们对自身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正义缺乏必要的、完整的、切入肌肤的认知与反思。其实许多当代欧美国家都异 常重视全民阅读。我们已知的事实是：早在1997年，美国政府就掀起了“阅读挑战行动”，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亲自作了《美国阅读挑战行动报告》。2001 年，布什政府发布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教育改革议案，指出“美国存在两个民族：一个能阅读，另一个不能”。日本参众两院通过决议将2000年确定为 “学生读书年”，2001年制定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读书活动的法律》。在德国，历任总统都担任过“国民阅读促进委员会”的主席，其国民每4人中就有1人 藏书200至500本，超过40%的德国家庭拥有“家庭图书馆”。俄罗斯则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制定各类文件、出台多种措施来促进民众阅读。而在我们这个号 称有着5000年古老文明的国度，2013年“两会”期间，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建议政府立法保障阅读、设 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时，在网上遭到了不少民众甚至是知识分子的讥讽嘲笑。这颇耐人寻味。

    当然，我想，那个对我阅读 《八月之光》保持怀疑的朋友肯定也在其中。我想象他刚签完了一笔价值不菲的订单，心情肯定不错。他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津津有味地用手机浏览着黄色小说、 官场小说，或者关于谢霆锋、王菲的最新爆料。毫无疑问，他觉得安逸并幸福——就像《黑客帝国》里流水线上复制出来的那些克隆人。

    （作者为“70后”作家，著有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和《野象小姐》。作品《良宵》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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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的三种方法
来源：光明日报 陈思（北京）

塞林格 《麦田的守望者》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麦尔维尔《白鲸》

海明威 《太阳照常升起》

　　一般来说，经典是难读的，因为它缓慢、沉闷、复杂，又需要许许多多专业知识。

　　那么，经典的阅读是否存在方法？

　　我们在这里展示了三种阅读文学经典的方法：文化史、文学史和精神史的阅读角度。代入感过深是初学者的通病；抛去文本、理论先行，则是学院派的误区。我们因此提倡与历史有关的、既同情又间离的阅读，以利于一种清明意识、现实感与发问精神的建立。

文化史

　　第一种阅读视角，是文化史的视角。对业余读者而言，文学事无巨细地摊开了另一个世界。我们看到的首先不是情节与人物，而是城市布局、乡村风景、街道设置、谈吐、饮食、风俗、器物等等。

　　大仲马笔下的火枪手为什么基本不用火枪(这部小说一度被翻译成《三剑客》，倒是更为贴切)？我们需要先去查阅一下火绳枪的发射速度(可参考 Osprey出版社“战士”丛书的《火绳枪兵：1588-1688》)。当然，如果你早已知道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与人以香肠决斗(最后还认输了)，就决不 会嘲笑这些浪漫守旧的剑客。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正是一部19世纪初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史。法国学者菲利普·贝尔捷甚至写出了一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生活》，涉及物种、空间、家庭生活、劳作、时尚、饮食和休闲等，大可作为阅读19世纪法国文学的参考书。

　　1826-1828年，巴尔扎克买下一家印刷厂和一家铸字厂。尽管经营不善，但是这两家工厂除了出版巴尔扎克自己的作品外，还在《幻灭》中 留下了关于1814-1830年王朝复辟时期的凸版印刷厂的真实记录：印刷材料的生产问题、排字工人工头的繁重劳动一直到发行问题——包括对穷乡僻壤的鄙 俗客户出版的小商贩手册，也包括对知识分子出版的文学作品，诸如此类。

　　19世纪初穷学生的生活账目最让读者产生代入感。《驴皮记》里拉法埃尔每天只花1法郎(1法郎等于20苏)：面包花3苏，牛奶2苏，猪肉3 苏，向绳商街的圣康坦旅馆支付房租3苏，夜里工作照明用油3苏，洗衣服2苏(因此穿不容易弄脏的法兰绒衬衫)，取暖用煤3苏。绝对不买水，而是到圣米埃尔 广场的喷泉取免费水。这样每天18苏，还留下一笔巨款(2苏)以供不时之需。到了《无神论者望弥撒》，尚未成为著名外科医生之前的德普兰，一天只能花9个 苏，比拉法埃尔还要多勒紧一半的裤腰带。谁说巴尔扎克不是这么过来的？

　　巴尔扎克当然不会一直这么穷。他精心搭建了一座19世纪初巴黎上流社会的缩微模型。一心往上爬的拉斯蒂涅起得很晚——因为睡得很迟，睡袍是 枝条图案的，里面是红色羊绒裤。仆人端来一杯茶，一上午的时间用来写情书，“躺在一张雅致的有靠枕的安乐椅上，坐椅和靠背划成舒适的120度角”(《高老 头》)。在杜伊勒里宫(周末下午14-16点是散步时间)和巴黎林荫大道(17世纪建设，到1750年才开始流行，包括好消息大道、鱼锅大道、蒙马特尔大 道、意大利大道和旱金莲大道)，绅士贵妇，规行矩步：1830年前后上流社会的名门淑女试图在时尚上拉开与资产阶级的距离，于是“不穿色泽鲜艳的衣裙和空 花长袜，不系过于雕琢的腰带扣，也不穿裤脚管绣花的灯笼裤”，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妇女还显得土头土脑，她们总“把往下滑的内衣肩带朝上提，把不听话的衬裙往 下拉，察看领饰是否在两堆白光灿灿的宝贝中间履行好了不忠实的看守职责”(《妇女再研究》)。

　　麦尔维尔《白鲸》好懂一些。为了写出这部19世纪末期美国捕鲸业的百科全书，作家自己去纽约和利物浦之间的邮轮上做过服务生，在战舰上当过 水手，在捕鲸船上做过标枪手，也在食人部落待过两年，甚至参与过对船长的暴动。抹香鲸总是向左喷气的习性、标枪的结构、曳鲸索的制作、龙涎香的取得、利用 铁钩和鲸鱼自重来剖取鲸油的原理、捕鲸船的等级制度……全都以各种形式再现于小说之中。当然，一开始赫塞太太的蛤蜊杂烩(榛子大的多汁蛤蜊、船用面包、小 片培根、黄油、黑椒和盐)就够让人眼馋了。

文学史

　　第二种视角，是文学史的视角。

　　作家之间的事实关联可能是普通读者最容易注意的。据说，如果厌倦法律的凡尔纳没有从乡村俱乐部的楼梯扶手上溜下来，便不会撞到胖子大仲马， 从而走上文学道路。圣伯夫自己说，若不是因为跟雨果夫人有染，恐怕灵感减掉大半——可惜勃兰兑斯才不信他的鬼话，普鲁斯特更是写了《驳圣伯夫》对他大加讨 伐。大仲马的老爹是海湾战争之前军阶最高的有色人种将军，但“仲马”这个源于海地女黑奴的姓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到现在还让人挠头。友谊的不平衡总是常见， 波德莱尔对圣伯夫拼命巴结，圣伯夫对他则薄情寡义。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一见如故，大半辈子都花在帮助海明威修改作品，甚至让自己后来进了精神病院的老婆心 生狐疑，海明威却逐渐对穷困潦倒的菲茨杰拉德置之不理，任其酗酒到死，让旁人唏嘘不已……

　　八卦固然有趣，但文学史指的是其实“书”之间的联系。经典总是置身在一个庞大的谱系之内，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 虑》对文学史的表述更进一步，伟大作家之间存在生死搏斗的竞争关系，前人对后人施加了强大的影响，让后者产生焦虑，这种“影响的焦虑”促使后来的作家绞尽 脑汁，宛如深陷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儿子，于是文学史就变成一代又一代父子之争和弑父的戏剧。

　　最容易看出来的东西是“致敬”或者“戏仿”。多嘴一句，卫道士们总是将“戏仿”当作“亵渎”，实际上戏仿的严肃与认真，暗藏了一种忌惮、重 视、敬意以及对竞争关系的欲盖弥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中世纪骑士小说的戏谑，而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对达达尼昂的刻画，又总让人想起这位不合 时宜的侠客。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作家，比如张天翼致敬《堂·吉诃德》、戏仿剑侠小说的《洋泾浜奇侠》，“文革”结束后沙叶新模仿果戈里《钦差大臣》的喜剧 《假如我是真的》，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斯漫游奇境》堪称英国文学经典(法国理论家德勒兹的兔洞、块茎概念出处就在于此)，沈从文大感兴味，写了《阿丽 思中国游记》。这些模仿桥段有时需要最专业的读者。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认认真真地戏仿了荷马史诗《奥德修斯》，其晦涩艰深让普通人却步。在纳博科夫 1954年写就的《洛丽塔》上面，不单文体上存在对卢梭《忏悔录》的戏仿，还能看到侦探小说(从爱伦·坡到柯南道尔)和《追忆似水年华》的影子，当然还有 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疯狂嘲笑，以及情色描写上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暗中较劲。

　　“技术”变成了一个更深入和专业的观察点——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值得一读再读。19世纪法国文学里，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都依 然在使用着“说书人”——故事内的全知叙事者。总有个明晰可辨的声音，不知道是谁，但总是跳出来引导情节、给出判断、臧否人物——典型的标志是谈到主角的 时候，往往会加上“我们的”三个字。福楼拜的贡献则是对说书人的取消，尽可能减少全知视角，而仿真地采用第三人称(人物内视角)来讲故事、使用自由间接引 语来给出判断，作家对小说的操纵就显得不那么粗暴和直白。文学史是一段技艺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从人物刻画、节奏控制、视角选择到矛盾的编排，当我们以专业 眼光去看文本，它就变成一架零件繁多的杂牌机器。从每一个零件上，我们能够辨认出不同时代的出厂日期，有时甚至可以看到出自不同名匠之手的烙印——比如那 句马尔克斯生产、经过千百人复制的万能开头“许多年之后……将会想起……”。

　　在文学史视野下，最容易感觉却最难全面掌握的东西其实是“流派”和“思潮”。模仿史与技术史更像是局部的感悟，这些感悟积累到一定程度，才 有对作家群体的整体感。在这些“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之前，一本靠谱的、充满文学选段和历史细节的文学史著作(比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李健 吾的《福楼拜评传》)常常是有益的。

精神史

　　第三个视角是精神史。

　　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的精神状态的描述。海明威、福克纳的小说描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精神的创伤性影响；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把“垮 掉的一代”和盘托出；杜鲁门·卡波蒂的《圣诞忆旧集》与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既带有自传色彩又透射了青少年成长的挫折与困惑。被称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往 往深刻而细腻地捕获了历史截面中的精神气质与身心关系。

　　精神史不是凌空蹈虚的心灵史、幻想史，而永远以坚实的地面作为纵跃的踏板。精神永远是以作为对物质(现实、社会)的“否定”来显现的。直接 去呈现精神，永远受限于物质，仍是虚假的、空洞的、实定的，缺乏真正的实在性和历史性，也就不是真正的精神。目光放回当下，最近出版的余华的《第七天》、 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阎连科的《炸裂志》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这个误区。进得去，方能出得来；精神需要一个贴身肉搏的对手，而不是自恋的独舞。因此， 精神史的视角内置了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准备，在这三种阅读方法中处于最后的位置。

　　在中国当代作品中，高晓声的农村小说记录了中国农民从1979年农村改革到1985年前后的精神变迁。《陈奂生上城》《种田大户》《陈奂生 出国记》，从一个主体(常常是陈奂生)精神内部的动荡与摇摆，去即时追踪中国苏南地区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初期所释放出来的问题，如种植业生产的 贬值、发家致富的隐忧、劳动意义的分歧、城乡差距的存在、户籍制度对农民身份的桎梏。须一瓜主要作品所涉及的是当下社会中的“多余人”与“底层”的合体 ——“废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描绘了从三线城市出走、向往北京却又无法割断与家乡联系的“70后外省青年”焦躁、感伤而又无力的精神状态。贾平凹的 《带灯》是精神史写作的典范，他把“关系”作为人的本质，通过描写人的做事、态度与行动，在一种网络状的拉扯被动前提下，去显现维稳办主任带灯的那种努力 去调动周遭人员激情、道德和仁心的“主体性”。只有文本足够含纳现实，读者才能从中提取时代的精神。

视角的移动

　　文化史的非专业视角提供了最外围而最基础的感觉与兴趣；文学史的专业视角令读者不会止于一个文本，而能够自由牵扯起相关的文艺作品，也对文学的特殊性、文学作为可传承和发展的技艺有所间离和体认；精神史的视角是我们通过经典理解历史、并回身反观当下与自身的途径。

　　这三个视角彼此构成认识进化的圆环。根据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理解，每一种视角必定具有一定的盲点，从视角到视角的移动，是对盲点的一次次扬弃，从而带来理解的深入与知识的进步。

　　历史就是这样螺旋形上升的。

　　(作者为青年学者，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著有评论集《现实的多重皱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