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旗上涂画彩虹——记中国同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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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旗上涂画彩虹——记中国同志运动

郭玉洁  （台湾东华大学）

一. 今天是我们大家的生日

1996年6月的一个晚上，何小培和几个朋友来到北京三里屯一个叫做Half and Half的酒吧，他们想办一个聚会，来庆祝“石墙运动”。在这之前，活动常常被警察干涉，酒吧听说是同性恋，也都拒绝了，最后他们找到这家位于偏僻胡同的酒吧，谨慎起见，只通知所有的朋友说，这是一个生日聚会。

那天来了60多人，其中有8个拉拉（女同性恋）。何小培很兴奋，她从未见过这么多拉拉。这时活动原定的主持人、男同志吴春生悄悄对她说，人群里有便衣警察。吴春生曾因组织同性恋舞会而被捕，后遣送回原籍广东，现在他不能再冒险了。于是，何小培开始主持聚会，她带大家唱了《生日歌》，分了生日蛋糕，她对大家说：“请大家猜一猜，今天是谁的生日，然后走到我身边悄悄告诉我，猜对的人有小礼物赠送。”小礼物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套和糖果。

这时人们交头接耳，议论起来，有人知道聚会的真正目的，就告诉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在那个光线昏暗的酒吧，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隐秘的答案。他/她们依次走过来，在何小培身边悄悄说：这是美国同性恋运动纪念日。最后，一个男同志跑来在她耳边说：“我知道，我知道了，今天是我们大家的生日！”

2006年，我在北京拉拉沙龙采访何小培时，听到这个故事。当时小培在英国读完性学博士回来，中国同志运动已经进入新阶段，至少室内的聚会便衣已不屑参加，8个拉拉的记录早早打破，但她讲到那个晚上仍然记忆深刻，我也被深深震撼。它提醒我，早期同志运动面临着如此真实的危险，必须运用智慧和勇气来突破一寸的自由，而人们追求自由生活的意志原来是如此强烈动人。

同性之间的情欲自古就有，古希腊城邦“少年爱”、萨福和中国古代“断袖”、“分桃”的故事都是明证，但是“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却是现代以来的事。成都女同志于是曾经讲过一个故事，2004年她在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出镜，讲述自己的经历。宁夏一对相守十多年的女性恋人看到这档节目，找到于是说：“原来我们是同性恋啊！”

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同性恋”是一种禁忌，更少有人知道“同性运动”——在权益、文化层面的抗争和变革，但是来自英国的Susie Jolly知道。Susie是一名女双性恋，她曾到武汉学习中文，后来在欧洲参与妇女和同志运动。1994年，她来到北京，这次她打算搞点事情。很多人警告她说，这会很危险。于是Susie从家庭聚会做起，她尽可能寻找同志朋友、以及有兴趣的人们到家里。那时社群还没有形成，找人如大海捞针。Susie回忆说，和她一起筹办聚会的男同志章义，当时走在大街上看到中性女生就走上去说：我们有一个聚会，欢迎你来参加。

就这样口耳相传，Susie家的聚会成了当时北京同志圈一个重要的据点。在聚会中，发生了很多情欲故事，很多人原本只是好奇，在这里人生开始转折，同时，这里也成了早期中国同志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何小培、女同志艺术家石头都是从这里开始她们的运动思考与实践。

一年的家庭聚会之后，Susie和其他组织者开始把活动转到酒吧、户外。在这过程中，Susie开始思考自己的英国身份和中国同志运动的关系。当时何小培半开玩笑地说她这个帝国主义者来到中国，领导中国同志运动。Susie逐渐退后，希望中国的组织者可以接手。一开始并不顺利，出于恐惧，也由于政治生活的匮乏，参与者总希望有人来领导，自己跟随。但是慢慢地，聚会越来越多、热线成立，1996年“石墙运动”纪念活动之后，Half and Half成为北京第一家同志酒吧。

酒吧作为同志活动场所地出现，对于同志运动特别重要，何小培说：“只有大家走出来，才能让我们从‘不存在’或是一种‘现象’，变成为可见的、活生生的人；只有大家走到一起，才能把我们从可怜的、孤立的个人，变成有组织、有目标的政治群体，为获得社会公正的待遇而共同斗争。”

1998年8月，在北京西郊的大觉寺，召开了中国男女同志大会。10月，在北京海淀区一家酒吧，30多个拉拉召开了女同性恋会议。会后成立了北京姐妹小组，这个小组编辑印刷了中国第一本女同志杂志《天空》，并开通了第一条女同志咨询热线。

1990年代的同志社群，隐匿闪烁如黑暗中的微光，而同志运动也充满了先行者的冒险和艰辛。2000年，石头作为北京姐妹小组的核心志愿者，编完了最后一期《天空》，此时小组内部已经有一些矛盾，2001年，小组策划的北京女同志文化节被警察叫停，北京姐妹小组也随之解散。

二. 艾滋病和“他们”

万延海是防艾滋病领域的人权行动者，也是中国同志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曾经自述这样一件事：1991年，他所在的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批准了一项课题——“同性恋男子和艾滋病有关的知识、信念、态度和行为调查及艾滋病教育研究”。万延海担任这个课题组的副组长。

当年4月，课题组召开会议，在讨论如何接触同性恋人群时，合作方之一北京市公安局社会治安处查禁科的警察说话了，他提议由警察先把同性恋者抓起来，然后由研究人员做问卷调查和血液化验。他说，北京东交民巷派出所的警察抓兔子（男同性恋）特别有经验，一晚上准能抓十几个。

万延海很震惊，这毫无疑问违反了社会研究的基本伦理，但他怕损害合作关系，于是询问在座的心理社会学者这一意见是否可行，学者说，这没什么不可以的，警察是执行公务，我们利用他们执法的机会开展研究，不是我们要搞研究而让警察去抓人。万延海没有再说什么，只提议在调查过程结束后当场放人，不通知家庭或单位。协定达成。

1991年5至7月，万延海度过了难忘的两个月。在那段时间，每个礼拜，他有三个夜晚在东交民巷派出所。第一个夜晚，一个中年男子坐到他对面。当两个人目光相对，万延海非常不安，无法开始说话。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说话声音坚定了，不再看男子的眼睛，对方老实了，万延海却发现自己多少变得法西斯了。

那两个月，共有51名男同性恋被抓，先是审问，然后采血，最后是问卷调查。有一人因为“态度不好”，被拘留。据说有一人试图自杀，没有成功。有一位老人当场跪在派出所，说自己不是人，请求饶恕。

万延海为自己卷入这样的行动深深自责，“我们的决定是法西斯的。我当然充当了行动的元凶。我的内心感到不安。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人，而不是伤害人。”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男）同性恋受到权力的任意蹂躏，也表明了在早期研究者心中，同性恋是“患者”，是“研究对象”，万延海说，“我们把同性恋者称为‘他们’，并且假定他们是不一样的、是远离社会的、可能会纠缠我们、难以打交道的”，“我们讨论了各种调查方法，就是没有把同性恋者当成可以结交的朋友。”

1992年，李银河和王小波研究中国男同性恋的著作出版，命名为《他们的世界》。1990年代对于中国男同志影响重大的研究者还有一位：青岛大学医学院的张北川。张北川感慨自己的老师因性倾向受到歧视而开始研究同性恋，1994年出版《同性爱》。1998年开始，张北川创办了针对同性恋的杂志《朋友》。由于张北川的医学背景，《朋友》、《同性爱》以及他的言论，很大程度地支持了仍然困扰于自己“是不是有病”的同志们。

和这些研究者不同，万延海的行动更“政治”，更清晰勇猛地扩展着“防艾滋病”和“同志运动”的异议内涵。他出身于公共卫生领域，从防艾滋病进入同志运动，但他在1993年就提出，艾滋病教育必须结合少数人的权利解放运动。

他所在的健康教育研究所1992年开始举办“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也去北京男同志聚集的东单公园摆摊。“一到东单公园，就炸开了锅，大家说终于有人来宣传了。志愿者都是大学生嘛，也很帅气的，所以他们（比较喜欢）。”万延海回忆说。

1993年，“男人的世界”沙龙被上级部门卫生部取缔。万延海在单位受到排挤。他不甘于无所事事的生活，创办了北京爱知行动项目，随后被健康教育研究所辞退。接下来几年内，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做了一系列活动，推动公众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维护艾滋病人和性少数人的权利，也成为中国最危险的组织之一。

2002年8月24日晚上，万延海参加完一个同性恋影视展映活动，在回家路上，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留。罪名是他公开了一份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文件，并评论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说谎。他经受了一周的酷刑，关押一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后他得知，“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被核准注册，成为合法的独立民间组织，他形容自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由于万延海的遭遇，爱知行获得了国际关注，大量资金随之而来。爱知行此后慷慨资助了很多同志组织和同志活动，推动了21世纪的中国同志运动浪潮。

万延海仍然保持着直率敢言的运动性格，他形容早期同志组织者的特点是“爱冒险”。2007年，我在一次同志组织会议上见到万延海，谈到很多议题，他都愤怒地说：“我们应该起诉政府！”他也在很多场合批评许多防艾滋病组织存在的恶习：没有权利和性别意识、搞派系斗争、抢占资源却不做事，等等。

中国官方终于愿意面对男同志社区的防艾滋病问题了，各地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扶持下，成立了许多男同志组织。到2010年，张北川说：“据初步统计，中国应该有300多个‘防艾滋病’志愿者小组。”与此同时，大量国际防艾滋病资金进入中国，很多都是通过政府发放。但官方支持、资源到来不一定就是好事，这些组织的运作到底如何？资金如何使用？他们是否有效地帮助了艾滋病感染者，都引起很多疑问。而挂靠在如此强势的政府之下，必定很难反抗体制，争取同志的权益。

在体制之外，公民社会日益活跃。最有可能帮助弱势者的人们，遭到政府最严厉的打击。2010年3月，维权律师、公盟的许志永被捕入狱。5月，万延海离开中国，辗转赴美。

三. 互联网和同志运动新浪潮

如果说1990年代的同志运动因社群基础薄弱而无法壮大，那么，互联网给中国同运带来了新机会。原本很难找到“同类”的男女同志借助网络迅速集结，最初是聊天室，然后是网站、论坛，尤其是年轻的同志们，很快在网络上形成了庞大的社群。

1999年底，身在一个南方小城的想起，在QQ聊天室无意中看到一个帖子，上面写着“女同性恋”，她进去之后，发现人很少，但每进去一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问：“你是吗？”

想起在聊天室知道了T、P、不分（女同志的角色），还在那里找到一个女友。和当时许多网恋一样，她们分居两地，为了感情，想起辞职和女朋友生活在一起。她做了一个网页，叫做“我们俩”，讲述两个人的故事。来看的人越来越多，2002年，想起把网页改成论坛，取名“花开的地方”。

同样是1999年，苏州的dongdong也做了一个记录和女友恋情的网站，把一些情诗、对话放在上面。很多人留言，希望她坚持下去。第二年，她把网页改成网站“深秋小屋”。

这两个网站，很快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女同志网站。

在这之前，1998年，在广州，24岁的诺哲建立了一家以男同志为主的交友网站“广州同志”。1999年初，一对男同志恋人大K小K在厦门做了一个网站，取名“爱情白皮书”。和想起、dongdong的初衷一样，这个网站一开始是为了记录他们的情感。一年之后，他们移民加拿大，“爱情白皮书”（简称：爱白网）交给志愿者运行，成为今天规模最大的中国同志组织之一。

人们在虚拟空间聚集，但是如何有效地召唤出来，成为现实世界的力量，这是考验组织者的难题。同时，这也提出了一个运动路线问题：是走自上而下的道路——由学者、法律制定者来改变政策，还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2004年，闲从美国回到北京时，面对的就是这一问题。

闲，依照同志社区的惯例，这是一个圈内的名字，后来她也因这个名字为众人所知。闲生于1970年代的北京，曾进入过Susie的同志聚会，也曾在爱知行做过志愿者。她口才极佳，擅长也喜欢组织联络，了解人们的想法，把不同的人拉在一起，是天生的组织者。在美国，她接触了许多NGO工作者，对于社会运动已经有了思考——这是和当时大多数同志组织者都不同的。她决定选择自下而上的路线：“社会运动不是个人、或者少数有权力的人来决定一个什么事，社会运动的魅力在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去影响社会进展，这个思路其实就是所谓的基层民间运动的思路。我从来不觉得我要成为一个运动中的领导者，我的目的是让很多人都能成为运动者。”

基于这一思路，她和她所创立的北京同语，开始联络和支持各地的拉拉小组，并和香港、台湾、北美的姐妹组织在2007年共同举办了第一届“拉拉志愿者培训营”。这次培训营是中国女同志运动的里程碑，此后催生了一个两岸三地的拉拉组织网络“华人拉拉联盟”，每年由她们举办的“拉拉营”四处开花，在各地催生出女同志组织，真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09年2月14日，同语和爱白、les＋杂志等合作，在前门大街策划了“同性婚纱照”行动，向公众提出“同性婚姻”这一诉求。这次行动体现了想象力和缜密组织的完美结合，在不能合法游行的中国，身着婚纱和礼服的“新人们”带着围观群众走在前门大街上，几乎就像是一次游行了。

四. 没有性别视角的同志运动？

2011年6月，演员吕丽萍转发了“同性恋是罪”的微博。她和丈夫孙海英已经多次发表“反同”言论，这次淡蓝网等同志媒体发起反击，在社会舆论层面，几乎可称大胜，连中央电视台节目都出现了稍嫌别扭的支持声音：“我可以不认同你生活的方式，但是我愿意捍卫你不同于我的生活的权利。”

尽管仍有许多活动受到政府的干涉，涉及同性恋的文化产品被严格审查，可是和十多年前相比，中国同志、尤其是大城市同志的生存状况真是天壤之别，每个周末的酒吧，都有可能聚集上百男/女同志，“八个拉拉”的日子，肯定会被当成笑话。在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中，广州的一些同志组织者出现在抗议现场。尽管《南方周末》一些评论员持“反同”立场，尽管热衷于建设公民社会的许多知识分子对同志议题不屑一顾，但是很多同志组织者已经意识到，同志运动是整个中国变革中的一分子。

看起来，中国同志运动的确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但是这高速发展中，也隐藏了不少问题。2011年底，一场同性恋是否“天生”、酷儿理论是否伤害了中国同志运动的争论在网络上爆发。这场争论包含了很多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同志运动长期缺少性别视角，在“同志”这一名词下掩盖了彼此之间的差异，而被掩盖和忽视的女同志不想再忍耐了。

没有性别视角的同志运动会走到哪里？这是很多女同志组织者发出的疑问。中国有漫长的父权传统，“五四”一代在进行社会革命时，首先选择的是离开家庭、“恋爱自由”。同志运动有可能贡献给中国社会一个珍贵的礼物：再一次的家庭变革。然而，如果不能反省和改变原有的性别秩序，看见不同区域、性别、族群的差异，中国同志运动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再一次的秩序重组，一些人进入主流，把更多的弱势者抛在外面。

危机意味着毁灭，也有可能激发活力。对于社会运动来说，是真正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抗争时的激情与想象力，是社会运动的魅力。中国同志运动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