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超过2万美元幸福感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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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超过2万美元幸福感递减
富人和穷人互相惧怕,仅三成美国人认为大多数人可信任。

文|里夫金（美国）
过剩这个词含义颇多，其传统的意思是具有足够的资源来保证繁荣的生活。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每个人每天平均需要2000到2500卡路里的能量来维持身体健康。如今，20多亿人达不到这个数值，其中10亿人被列为营养不良。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将增加35%，相当于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25亿。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指出，为了应对人口增长，仅仅粮食生产就必须增加70%，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来确保每个人的身体健康。
相比之下，美国人平均每天消耗3747卡路里的能量。如果地球上70亿人都以美国人的能量标准来维持生活，那么将需要四到五个地球来养活这些人。无论富裕或贫穷，人类目前消耗的资源都相当于地球现有资源的1.5倍，换句话说，地球大约需要1.5年，才能再生我们1年所消耗的资源。据联合国预测，如果人口增长趋势和消费趋势持续发展，即使穷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的改变，那么，到2030年，我们也将需要两个地球来维持我们的资源消耗。
尽管过剩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存在过剩。当提及协调过剩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时，甘地的观点仍然是黄金法则，他说，“地球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之心”。
甘地对可持续发展有着本能的理解。而如今，我们可以利用复杂的指标来衡量它，那就是生态足迹。可持续发展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源的利用可以维持人类生活，但不超出大自然的回收和再生资源能力。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类的生态足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1961年，人类的足迹大约占地球生物承载力的一半。这意味着，从生态开支的角度来说，我们仍在消耗生态利益资源，但是没有触及资源的根本。然而截至2008年，地球上67亿人口的生态足迹就已经相当于182亿公顷，平均每个人2.7公顷，然而，地球只有120亿公顷的生物承载力，也就是平均每人1.8公顷。因此，我们消耗地球生物承载力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其回收和再生资源的速度。占世界人口4%的美国自己就消耗了21%的生物承载力，美国人的生态足迹平均高达10公顷。
如果我们对比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那么生态足迹的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世界上有10亿最富的人，人均总收入在12,196美元以上，人均使用了相当于3.06公顷的生物承载力；而还有13亿最穷的人，人均总收入在995美元以下，人均仅使用了相当于1.08公顷的生物承载力。
问题是，如果将过剩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并且依靠利益资源，而非地球生物承载力的根本来衡量的话，在不破坏生物圈的情况下，有多少人可以舒适地生活，并且不断补充所需生态资源，来维持个人乃至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呢？
世界观察研究所旨在监测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影响，它的创始人莱斯特·布朗认为，上述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饮食方式。如果我们以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消耗800公斤（1公斤等于2.2磅）粮食作为饮食基准，如果地球上每个人都按照这一标准吃饭，那么，全球每年所生产的20亿公吨粮食仅能维持25亿人的生活。
但是，如果以意大利/地中海人每人每年消耗400公斤粮食作为基准，那么，全球年产的粮食能够维持50亿人的生活。最后，如果以印度人每人每年消耗200公斤粮食为基准，那么，全球年产的粮食最多可维持100亿人的生活。
布朗认为，食物链顶层或底层人群的寿命没有处于食物链中间人群的寿命长。生活在食物链顶层的人容易患富贵病，包括糖尿病、癌症、心脏病以及中风等。而生活在食物链底层的人则容易因营养不良而死于贫穷病，包括佝偻病、坏血病、脚气、糙皮病、贫血和干眼症等。多项研究表明，包括肉类、鱼类、奶酪和蔬菜等在内的地中海式饮食习惯更健康，更有助于长寿。
为了使人口数量与地球的生物承载力保持一致，并将我们的社会由稀缺转变为可持续性过剩，我们必须重视富人和穷人之间生态足迹的巨大差距，同时控制全球人口总数。

（里夫金）

什么让我们幸福？
生态足迹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标准，可以衡量如何降低人类对生物圈生态承载力的影响。而近年来，众多关于什么让人类幸福的研究和调查，则为平衡生态足迹提供了同样引人注目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原理。
几乎所有关于幸福的科学研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幸福感都沿着经典的钟形曲线发展，先增值，后贬值。40%以上的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2美元或者更少，他们的生活极度贫困，一周一周地挣扎在生死线边缘，所以他们是不幸福的，这很容易理解。他们缺少基本的生活保障，无力养育他们的子女，并为之提供基本的住处，他们被绝望所包围，生活失去了活力和希望。
然而，一旦穷人摆脱贫困，他们就开始享受幸福。收入、财富和安全感的每一分提升都使他们更加幸福。但是，实际情况却令人吃惊。当一个人的收入能够为他提供基本舒适和安全的生活之后，幸福的标准就达到了平稳阶段。此时，财富和消费的增加带来的是总体幸福感边际收益的递减，直到达到某一点后，幸福感就转变为不幸福感。研究表明，此时财富的积累成为了一种负担，人们挥霍消费成瘾，所以内心沉重，寿命更短。财产最终主宰了拥有者的幸福。
为什么财富超过一定程度后，就会导致心神不安和绝望呢？对此，有关深入研究表明，人际关系逐渐受到地位的支配，并由嫉妒和猜忌所驱动。有人提出，人际关系会变得肤浅，并且仅仅通过严格物质意义上的得失来衡量。
然而，即使面对越来越多的不快乐，唯物主义的人们也依然愿意加快追求物质信仰，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他们对财富的专注，而在于他们得到的不够多。对此，他们辩解道，只有当他们获得更多物质成功并提升地位时，他们才能获得其他人长久的赞赏。他们所希望的快乐就来源于让自己沉溺在更多的消费行为中，心理学家把这称为享乐主义。但是，事与愿违，每一次享乐主义行为却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快乐，使他们上瘾，并陷入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直到他们放弃享乐，转而寻找通往幸福的另一条道路。
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价值观、抑郁症和药物滥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物质主义者表现出更强的占有欲，比较小气，不信任他人，而且更容易冲动，对他人更具有攻击性。
《物质主义的高昂代价》一书的作者、心理学教授蒂姆·卡塞尔对近年来有关物质主义行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实际上，所有的研究都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具有强烈的追求财富和财产意愿的人比那些不太关心该目标的人的心理幸福感更低……在日常生活中，功利价值观越重，生活质量就越低。
几年前，我有幸拜访了《新科学的幸福观》一书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这本书在经济学家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莱亚德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做演讲时的主办者之一。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分享他搜集的一些有趣数据，可以证明社会财富和人们幸福感随时间推移而增加。我对美国的数据非常感兴趣。那些数据表明，如今，美国人的收入是1957年时的两倍，而“非常幸福”的人群比例却从35%降低到了30%。
但是，美国并不是一个例外，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研究结果也一样。莱亚德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的年平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时，也就是刚刚实现生活舒适之前，他的幸福感是持续增加的，之后，收入的增加则会导致幸福感的递减。
研究同样表明，一个社会的幸福水平与人口收入差距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美国声称其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经过五十年的传承，前1%的人口变得更富有，而中产阶级的数量逐步减少，且贫困人口的数量在逐步增加。到2012年，在30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排名中，美国才名列28位，仅优于墨西哥和土耳其。
这并不奇怪，因为收入差距的加大导致了社会总体幸福感的下降。有关幸福的研究表明，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在集体幸福和生活福利方面得分更高。这部分是因为贫困的增加导致了不幸。但同样重要的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将滋生不信任。上层社会的人从思想上产生了防备心理，他们越来越害怕来自贫困大众的报复，从而更加积极地保护他们的财富和财产。
我想起了20年前，我和我的妻子在墨西哥城经历的一幕。我刚刚给著名商业领导人做完报告，和我的妻子坐在一辆装甲车的后排，赶去墨西哥城一个最富有的家庭参加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墨西哥社会改革的领导者，致力于改善墨西哥穷人的生活条件，他坐在前排武装驾驶员的旁边。当我们穿过城市条件最差的贫民窟，进入到有栅栏、有警卫保护的堡垒般奢华的富人集聚区时，他说，这多么讽刺啊，墨西哥城逐渐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圈起来的富人区和穷人区，双方都惧怕彼此，互不信任。而美国也变得越来越像墨西哥，不信任感也在增加。20世纪60年代，56%的美国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而今天，只有不到1/3的人还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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