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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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学生涯

－－作者：长安秋士

一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确很穷。记得我上初小(小学一至四年级)时，连课桌课凳都没有。教室里用土坯垒两个墩子，大约六七十公分高，在墩子中间搭一块长三四米、宽30公分左右的木板，就是课桌了，可以坐六七个学生。课凳则是学生从自己家带的小矮凳。那时学生少，老师更是紧缺，所以班级都是复式的，一、三年级一个班，二、四年级一个班。把教室一分为二，一个年级占一半。老师授课时，先给一个年级讲，让另一个年级预习；讲完后，让这个年级做作业，再给另一个年级讲。

学习条件虽然极其艰苦，但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学，觉得念书呀，写字呀，数数呀，都挺有意思的。我上学从不迟到，总是早早就起床了，常常不等穿戴齐整，就背起书包往学校跑，一溜烟似的。遇到下雨天，头上戴一顶草帽，脚下绑一双泥屐，步子才不得不慢下来。如果是寒冬，除了左肩挎书包，右手还要提一只生着木炭的火炉，放到座位旁边的地上，写字时间一长，手指冻麻了就凑上去烤烤。

我的天资并不高，主要靠勤奋。初小升高小(小学五、六年级)，庞老师领我们去王村学校考试。一大早就步行出发，冒雨赤脚趟过了灞河，考试前又冒雨站在王村学校的小院里接受吴校长的训话。吴校长是个高大魁梧的汉子，样子很威武，讲话声如洪钟，再加上态度神情极其严肃，我不由得紧张害怕起来，心“嘭嘭”直跳，好久平静不下来。第一试语文开考了很长时间，我写字的手还哆哆嗦嗦个不停，结果就考砸了，只得了70多分(满分100)。下午的第二试考算术，我的心总算静下来了，最后竟考了个全公社唯一的满分。教语文的雷老师和我都没有太多高兴，毕竟我语文没考好；倒是教算术的庞老师乐坏了，逢人便说他培育出一只“金凤凰”。

高小要到离家五里地的另一所学校去上，但五年级还没有上完，“文革”就开始了。在我们这些懵懂的小学生给老师贴了一通大字报之后，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就放我们回家了。

“文革”开始的那一年，也是我们这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的那一年。停课回家之后，我除了每天上山放羊、割草、砍柴之外，就是给被叫做“四不清”干部的父亲念《毛主席语录》，写交代材料。社教工作组姓薄的漂亮阿姨看了我写的东西，一面夸奖我的字写得好，一面惋惜我的家庭出身－－虽然是贫农成分，老子却是所谓的“四不清”干部。

社教结束了，父亲被“解放”了，我也解放了，不用再给他念《毛主席语录》和写交代材料了。剩下的就是天天上山放羊、割草、砍柴。我想看些书，可是哪儿有啊，家里除了我念过的课本，就再也找不到任何载有文字的东西了。借吧，各家都一样，上哪儿去借？只得作罢。上山路上，经常碰到大串联的红卫兵，成群结队的。他们打着的红旗上面，印着“井冈山”“韶山”等字样。我们一帮小孩儿，就追着围着向他们要“语录片”(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硬纸片)。这些大概就是我当时除了念过的课本唯一能读到的文字。

就这样荒废着，倒也不觉得光阴可惜。偶尔听大人从县城回来说两派武斗，就像看打仗的电影一样，还觉得挺过瘾的。再就是去村里的批斗会上，看一帮人给地主、富农分子戴高帽子，脖子上吊砖头，逼他们低头认罪，感觉是真好玩，真刺激。

二

一晃3年过去了，到了1969年，终于变成了“复课闹革命”，我们和比我们高一级、低一级的都直接进入初中学习。说是学习，其实不大上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的课本都很薄，只有农业基础知识的课本很厚。外语课就没有开设，只学了几句俄语，知道“万岁”“缴枪不杀”用俄语怎么说。我们主要是学工、学农和备战：到县里的农械厂参观，到学校的农场种地，在学校的操场挖地道(防空洞)。

上初中时不住校，也不在学校用餐，一天来回跑四趟，总计路程大约有50里。反正不正经上课，我们就经常迟到早退，班主任也不过问。记得冬天吃完中午饭，我们去上学，走到一处土梁的旱涝池，就雀跃着跑进去打扑克。里面是麦地，又避风，真是个玩耍的好去处。冬阳暖烘烘的，晒着我们的脊背，感觉好像躺在母亲的怀里，温柔舒服极了。直到快要放学的时候，才去学校应个卯，就完事了。有时离放学还有一节课时间，我们就把书包夹在腋下，溜出了校门。

这样逍遥自在的日子过了两年，我们就毕业了。当时初中升高中是先由学校推荐，然后考试，没有被推荐的就没有考试资格。我和同学陈融自打毕业离校，就没有到学校去过，也不操心是否被推荐上了，整天只忙着上山放羊、割草、砍柴。那时给生产队的牛割草是按斤记工分的，割得多，记的工分就多。尤其是夏秋两忙，大人们都忙着收种庄稼，队里的牛的“伙食”就靠我们这些非社员来提供保障了。1971年8月的一天晚上在队里的打麦场乘凉，听去县里缴公粮的人说，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许多学生排着队去“五七学校”(现在的城关中学)考试，并且还问我俩怎么没有去，是不是没有被推荐上。我们心里虽然犯嘀咕，嘴上却只能说：怕是都没有被推荐上吧，要不怎么没有通知我们呢。

我一夜都没有睡踏实，第二天6点多钟就起床了，我俩在打麦场商量着是否需要去学校问一下情况。正犹豫着，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走过来，说：“你俩到底去不去?不去，就拉上架子车给饲养室晒垫圈土去。”说完就扭头走了。陈融对我说：“咱还是去学校看看吧。”于是就一同跑着去了。

翻过那道土梁，飞奔到母校尧山中学，刚一到操场，就见到了张老师。张老师看到我俩，惊呼：“我的天啊，你俩怎么还在这儿？”不等我们细问，他就说：“你俩都被推荐上了，快去！快去！”我们来不及说感谢话，就又一路飞奔，抄陈何村的小路，趟过东川河，沿着白马坡直下，就进了县城，然后穿过东街，再朝西一拐，就到了“五七学校”的正门。贺老师正好在门口，见了我俩，没有说半句责备的话，就直接把我们领进了考场，对监考老师说：“啥都甭问，先叫娃考试。”又借了笔给我们送来。这时，已经开考30多分钟了。

非常幸运，我俩都考上了。至今我还记得，第一试是考政治，内容是“5.20声明”，开卷的，大家都拿着报纸抄，我俩虽然迟到了也不要紧，时间绰绰有余。第二试是考语文，就一篇作文，是写《养猪姑娘张冬林》的读后感，监考老师读文章的时候还把“陌生”的“陌”读成了“百”。第三试考数学，有一道题我严格计算下来，小麦亩产竟然高达12000斤！我以为算错了，又仔细算了三遍，还是12000斤。不信没辙了，偷偷地瞟了一眼同桌的试卷，也是12000斤。哈哈，是真是假，是对是错，管它呢，就是12000斤！

读初中时我十五六岁年纪，正处于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当时有的同学从家里拿来哥哥姐姐们珍藏的长篇小说，我们就轮流着看。我记得有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迎春花》，有曲波的《林海雪原》。当时看《苦菜花》，对杏莉母亲和长工王长锁的私情特别感兴趣，就在放羊的时候给同伴绘声绘色地讲，孰料想被拾柴的大人听见告诉给父亲，害得我挨了母亲一顿臭骂和父亲一记耳光。再就是对花子和老起的爱情艳羡得不得了，至今还记得作者写他们在岩石上做爱的句子：“一朵苦难野性的花，怒放了！”看《迎春花》，又喜欢看孙承祖和孙俊英怎样偷情，江淑娴如何暗恋江水山，孙若西又如何强行占有表妹江淑娴，曹春玲拒绝孙若西的无耻纠缠打了他两个清脆的巴掌。看《林海雪原》，我崇拜杨子荣等英雄人物，尤其喜欢剿匪小分队的女卫生员白茹，心里暗想：长大了找媳妇，就要找白茹这样的，既漂亮，又聪明，还有文化。因此一念，少剑波给白茹写的情诗“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体灵比鸟鸟亦笨，歌声赛琴琴声哑……”，就被我深深地刻在脑子里了，预备将来当做情书写给我的初恋。此外，我还对小说中土匪许大马棒的压寨夫人蝴蝶迷颇有好感，觉得她有一股妖媚之气，恐怕所有男人的魂儿都要被她勾去了。当然，我还喜欢上述小说里如画的景物描写、传神的人物描写和精彩的人物对话，摘抄了三大本笔记，一有空就翻开读，一边读一边乐呵着。

三

本来是带着瑰丽的梦去县城上高中的，可是一去就觉得我简直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第一个周是耐着性子磨下来的，周末回家父亲爱母亲疼，硬是强忍着不敢说出退学的话。第二周反感学校生活的情绪似乎更强烈，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也不为过，终于在周末回家时吞吞吐吐地对父母说了想退学的打算。父母一听急了，赶紧找来陈融劝我。好说歹说，我才答应再上一段时间看看。第三周陈融课间课后常来找我玩，感觉就好多了。再往后，我和自己班里的同学也混熟了，退学的想法自然就逐渐消失了。

回想起来，我当时打算退学，主要是出于以下三种原因：

一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令我十分反感。自打一开学，就不上课，整天军训，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正步走……天天如此，烦不烦呀？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疯野惯了的，怎能受得这样的管制约束？再说，我思忖：我们是来读书学知识的，不是来当兵的，干嘛要这样折磨我们？分明是胡闹嘛。

二是班长盛气凌人的作风令我反感至极。班长姓王，瘦瘦的，个头也没有我高，但他对待同学比老师都厉害。大家齐读《毛主席语录》，读不整齐，他就厉声呵斥，非叫重读不可，一定要读到他满意为止。他常常站在讲台前面说话，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大家的鼻尖。每当此时，我就在心里质问他：你也不过是个学生，张狂啥呢？凭什么对我们指手划脚？和他一比，我倒觉得班主任张老师对学生亲切多了。然而，王班长在宿舍的表现却截然不同，对比他大的同学总是以“哥”相称，显得谦和而恭顺。我当时觉得他在宿舍的表现绝对是伪装的，而在教室里展示的才是他的真实嘴脸，但始终对他为什么以两副面孔示人不理解，以后我才逐渐明白了，这正是作大人物必备的素质。“文革”结束后恢复了招生考试制度，王班长农校毕业后分配到县里，先在农科所，后来调到县委组织部，再后来又调到市委组织部，最后当了市长的秘书。

三是从出生到上高中前的17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父母。乍一到远离家乡的县城，思亲之情仿佛给熊熊大火浇上了汽油，就骤然爆发了。而对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和班长盛气凌人作风的反感，以及对新环境和新人群的陌生，则从另一侧面加重了我的这种思亲之情。

开学后大约不到两个月，我们又被派去支援修建东汤峪水库。住处被安排到离水库五六里地的高堡村农户家里，没有床，统统睡在麦草地铺上。早上排队去工地，晚上又排队走回来。伙食是杠子馍和白菜、萝卜熬豆腐，定量的，大家都吃不饱。副班主任雷老师安排我写通讯稿，不用去参加劳动，也就少消耗些体力，还好一点，肚子不怎么抗议。其他同学抡洋镐镢头，手震得裂了口子流血且不说，关键是饿得发慌，于是整日里叫苦连天的。老师当然也饿得受不了，却强忍着不敢吱声。一个月后，这种劳改犯式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高中念了两年半(秋季生改春季生延长了半年)，书本依旧是那么薄，就自然没有学多少文化课。主要活动还是学工学农，到秦家寨农场劳动，去灞河拉石头给学校修建围墙，上秦岭山北麓植树等等。我最讨厌的不是干这些事，而是干这些事要从家里带劳动工具，上学去还要带着镢头、架子车什么的，你说烦人不烦人？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制是缩短了，小学、初中、高中各少了一年，“六、三、三”变成了“五、二、二”;教育的“命” 也革了，但不是他说的“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而是以别样为主，兼顾学习了。本来就让你学得少，毕业后再让你去“上山下乡”，把学的东西全部忘掉，彻底变成文盲，变成愚民。愚民没长脑袋，领袖说啥他就信啥，便于利用，便于统治。又通过“忆苦思甜”给愚民们进行形象的仇恨哲学教育，发起各种运动挑起他们“窝里斗”，如此则愚民们人人自危，自顾不暇，谁还来觊觎江山篡党夺权？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谓“天下大乱”与“天下大治”之辩证法吧。

说起来我在高中的最大收获是读了许多课外书，其中大部分是关系要好的同学从自己家里拿来的。长篇小说有刘流的《烈火金刚》，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陈立德的《前驱》，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克非的《春潮急》，还有《虹南作战史》等。读完之后，觉得“文革”前出版的都很不错，特别是《创业史》和《前驱》；而“文革”中出版的就差些，《艳阳天》和《春潮急》还有可读性，《虹南作战史》则压根就不像小说，满篇的黑体字毛主席语录，几乎没有可读性。

学校图书室里的书基本都是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著作。马恩列斯的书我读不懂，也就不读;毛的书文笔不错，“毛选四卷”我全读完了。鲁迅的书是我的最爱，小说集、散文诗集、杂文集，我都悉数读遍了。鲁迅的书都是新出版的，学校从书店买回来还没有人借阅，每一本都是我先借的。图书室王老师对我说：“你可要爱惜哟，损坏了是要赔偿的。”于是我就准备了一个牛皮纸封皮，把书包起来看，看时也不敢折页，捡一片干净的树叶当作书签夹在书中间。换书的同时，我取下牛皮纸封皮包在新借的书上。现在说起来，对我的思想、人生乃至文风、文笔，影响最大的人就是鲁迅了。

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学校图实室只有一套《红楼梦》，老师们都抢不到手，学生就更看不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没有看到。如今看来，当初没有读到《红楼梦》《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确实有点遗憾，而没有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则应该庆幸，庆幸我的纯洁心灵免遭毒害。刘再复说：“《红楼梦》与《西游记》皆有童心与佛心，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离童心、佛心十万八千里，前者充满凶心，后者充满机心。……这两部小说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最黑暗的地狱是人心的地狱，这两部经典的巨大危害性就在于它通过精彩的故事把中国人一个一个引入人心的地狱，造成人心的黑暗。……如果说《水浒传》是黑暗手段的大全，那么《三国演义》则是机心、权术、阴谋的大全。少年人迷上《水浒传》，吸进的是嗜杀、滥杀的气，很可能就从人变成‘魔’；老年人迷上《三国演义》，吸进的是权谋、机谋的毒，很可能就从人转化为‘妖’。……中国至今仍然到处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原因之一便是‘双典’产生后五百年来，中国人都盲目崇拜李逵、武松、刘备、诸葛亮这类英雄，盲目地把他们的行为准则化作自己的心灵原则，进而变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双典”批判>韩文版序》)诚哉斯言！

四

1974年春节前，我高中毕业了。同全国许多来自农村的毕业生一样，不容分说要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回乡以后，以我的宁折不弯的犟牛脾气和父母亲戚都是农民的家庭社会背景，压根儿就没敢奢望被推荐上大学，连这样的梦也不曾做过，虽然看到不如我的同学上了大学，心里总是忿忿不平。

我先向农民学习干各种农活。翻地、锄草、割麦、掰玉米、打掐棉花、挖红薯土豆等原来就在自留地里干过，也不难学。比较难学的是撒种、犁地和扬场。撒种，撒不均匀不行，来回掺不住畔子也不行。犁地既要扶稳犁，把握好犁铧入地的深浅，又要控制好牛的行进，很讲究技术，尤其是犁坡地。扬场红行出麦粒，活儿最重;黑行出麦壳，活儿最脏；不能把红行的麦粒扬到黑行，也不能把黑行的麦壳扬到红行，技术性也很强。这些活儿虽然比较难，但由于我见习时用心观察揣摩，实习时认真一丝不苟，不到一年就全学会了。

这一年，我从向阳公司的工人那里借来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还有“三言二拍”，利用晚上和雨雪天，把它们全部读完了。读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对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吴用、关羽、诸葛亮等人物比较喜爱，不过喜爱中也有所保留，比如李逵莽撞，武松嗜杀，林冲太软弱，诸葛亮太狡猾。我不喜欢刘备，他太虚伪了；也不喜欢宋江，他太无能了。读《西游记》，最喜欢孙悟空，因为他太有本事了；最讨厌唐僧，因为他太没本事了。《红楼梦》我读得最仔细，一边读文本，一边看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红楼梦诗词选注》。读完后既为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而唏嘘，也为曹雪芹写人、叙事的艺术才华所折服。

我还迷上了上述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诗词，背诵了不少篇，也模仿着写了一些“香艳型”的歌词，来曲折含蓄地表达我当时的感情和心境。

1975年9月，我们村小学一名公办老师调走了，我被派去当民办教师，才基本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开始了“半夜灯火五更鸡”的教书生涯。所谓“民办教师”，就是不拿工资只拿工分的教师，干的是教师的活儿，但身份还是农民，不是国家认定的正式教师。队上年终决算时，给民办教师按同等劳力前二十名的平均工分计工。

1976年春节过后，学校改为七年制学校(小学五年，初中两年)，我开始教初中语文。当时没有教材，县文教局只发一个目录，我就按照上面的篇目找来文章，然后自己刻蜡板、油印，发给学生，自己再备课、上课。有时候，为了配合政治形势，上级还指定要把报纸上的某篇文章当做课文来教。比如教鲁迅的《三月的租界》，就是在“四人帮”垮台后配合批判张春桥的。同时，我还结合课文，给学生教一些简单的语法、修辞和逻辑知识，当然这些东西我原来也不懂，是先学后教，热蒸现卖。备课和上课，我把重点放在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和语文素养的培养上，因此就要求学生多读多背，走进文本，理解文章的思想，体悟作者的情感，把握课文的写作特点。写作上，要求学生坚持写日记，写自己的生活，写出真情实感。

到1978年春节前放寒假，我教了整整两年初中语文。因为又要从春季生改为秋季生，我带的初中班要延长半年毕业，而给初中班带数学的段老师恰好转正调走了。开学前三天，教师都提前到校。王校长对我说：“你把语文给雷老师，把段老师的数学接了。”我说：“王校长，怕不行吧。一、我不会数学，学生上自习时问我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定理我都不懂，怎么教呀？二、学生再有半年就要考高中了，这半年除了复习已经学过的初中数学，还要教下放的高中数学内容，我就是临时学也来不及了，考砸了怎么办？”王校长脸一沉，说：“这个我不管，就这样定了。”我见王校长不讲道理，也非常生气，头一扭就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气呼呼地想：我就是不接数学，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第二天，文教专干来了，把我叫到王校长办公室，说叫我接手数学的事。我把对王校长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张专干听完后说：“放心吧，段老师的教学我了解，你即使不教，学生考试也考不砸。再说他走了，咱确实没有人呀。毕竟你是班主任，学生听你的话，也乱不了。”文教专干这么一说，我没辙了，只好表示服从。

开学后头一个月，我就没有上讲台。上数学课时，我让学生自由复习，自己则爬在教室后的一张桌子上自学。当时的初中数学课本只有薄薄的两册，内容也很简单，我一学就会。一个月后，我才走上讲台，领着学生按章节系统复习。初中的复习完了，我才给学生讲授了下放的高中数学“直角坐标系”和“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自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之后，国家开始重视教育，各级考试都严格规范了许多。我带的初中班32个学生，就有28个考上了高中，升学率达87.5%，语文、数学成绩也都相当不错。我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说到恢复高考制度，也许有人会问：你怎么不考大学呀？难道就甘心当一辈子民办教师？我告诉你，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确实让我欣喜若狂了几天，但不久心绪便一落千丈。原来，因为我结婚了，又不是“老三届”毕业生，就被毫不留情地拒于考试大门之外，连大学门槛都不让瞧一眼。当时那份失落、沮丧之感，仿佛我的天空要塌下来似的。所以，不是我不想考，是政策不允许啊。我即使不甘心当一辈子民办教师，又能怎么样呢？总比去种地要强些吧?

既然改行教了数学，我就下决心要学好它。这年暑期，我没有给自己放假，除了吃饭必须回家而外，白天黑夜都呆在学校里学数学。我用的是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那套书“数学”部分编得真好：按“代数”“三角”“平面几何”“平面解析几何”分册编写；讲解很仔细，很清晰；作业有“练习”“习题”“复习题”，由易到难，梯度分明；书后附有全部作业题的答案，利于检查学习效果。我学得很扎实，一处不懂的地方都不放过，一个作业题都不放过。到第二年放暑假前，我就把它全部学完了。因为整天忙于学习工作，家里的大小事情我都不闻不问。回家吃完饭，放下碗，一转身脚就往外跨，也不在家里睡觉。母亲说“你是个甩手掌柜的”，妻子说“家就是你的食堂”。

虽然我学数学，也教了数学，却一直不忍心丢弃文学。当时县新华书店的老林经常带书到各学校去卖，我便挑了好多文学方面的，其中有一本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被我视为至宝。学数学学累了，想换换脑子，就躺在床上，翻开《诗词格律》看几页，边看边揣摩。慢慢的，也会涂鸦些基本合律的诗词了。

曾在初中教我语文的王老师古典文学造诣很深，在陕西诗词界颇有名气，当时在《陕西诗词》《赤壁诗词》《湖湘诗萃》等刊物上发表的诗词有200余首。我就把自己写的一些诗词习作寄给他，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回信给我，大多是奖掖、鼓励的话，其中有一句是：“靠自学能悟得诗律者，岂等闲哉！”在《七律·值生日，适逢夜雨，因赋遣悲律句》下，他评论道：“心声的流露。字字出乎心，字字入乎情，字字切乎景。”在《五律·叹菊》下，他又评论道：“高风亮节，每遭白眼，自古皆尔，良足叹矣！诗之立意，一言以蔽之：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在《五绝·自白》下，他又发问：“‘青峰’句讵有归隐之意欤?”我在回信中解释说：“此句取稼轩‘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意，盖俗物茫茫，余独赏识青山耳。”

自打初中毕业，我和陈融就一直跟王老师有交往。王老师患风湿性心脏病，我们总担心去他家多了，影响他休息，所以就不大去，主要是通过写信联系。王老师却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捎话叫我俩去，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的。陈融从1976年被推荐上了西安外国语学院以后，王老师想见他就不容易，唯一方便见的人就是我了。每年暑假，我都要到王老师家去几次。一个长沙发，他坐这头，我坐那头，摇头的落地扇放在两米之外的中间，师徒俩敞开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文学、人情世故……师母叫吃饭，我们在饭桌上边吃边聊；吃完饭，又回到沙发上继续聊，一直聊到月出东山，我才骑上自行车回家。

五

大概是1978年6月份，陕西省教育学院招收函授学员，学制5年，专本连读，我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赶紧报名，并顺利地考上了自己满意的数学专业。心里那个乐呀，比起范进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觉得头顶上的天，一片湛蓝，艳阳高照。于是憋足一口气，出死力猛学，如饥似渴，心不旁骛。别了，我的象棋、篮球！别了，我的诗歌、散文！几次考试下来，成绩总是喜人的，我更是信心百倍，愈考愈勇。

1981年寒假后开学不久，上面有文件下来，说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在暑假前招收有3年教龄以上、30周岁以下的民办教师，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对政治课，我从来就不喜欢；至于理化，我在初高中本来就没有学多少，经过了六七年，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因此就不打算考。然而，如果考上了中师，就捷足先登，彻底告别农民身份，转为正式的公办教师，这对所有符合报考条件的民办教师来说，都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又很矛盾。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担心考不上，遂决定放弃。一旦决定了，我也就不再想这事，安心教书、上函授学数学。谁知到了6月份，上面又通知说，考试科目中的政治，是20%计入总分，理化只在录取时作为参考分，只有语文和数学是百分之百计入总分。通知还说，原来没有报名的可以补报。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学校的老师们都鼓动我报考，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不考，更待何时?

报了名，我才开始复习。对政治和理化，我根本就没看；对语文，我也没有下工夫，只从我的学生手里把现行高中课本借来翻了翻；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复习数学上。20多天后，就进行预选考试，结果就考了个全县第一。紧接着是正式考试，理化考场我就没进去，政治只答了30分钟就交卷了，最后总分依然是全县第一。

考试成绩单是村支书去公社开会时捎回学校的。几天后，教育专干冒着大雨来到我们学校。教务处张主任到我带的班收了学生的数学作业本，又拿走了我本学期四大本教案。原来，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公社引起了轰动，教育专干在学校领导会上表扬了我，号召教师向我学习，钻研业务，而我校的李校长却说我整天就光顾着自己复习，作业不批改，连教案也不写，把学生都耽误了。后来张主任告诉我，李专干仔细检查完学生作业和我的教案之后，立马喊来了李校长，指着摊在桌上的东西说：“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是不批改作业、不写教案吗？你咋是这人呢！”

录取通知书直到9月中旬才下来了。我们民办教师在大荔师范学校属于普通班，以培养小学教师为目标。开设的课程基本和普通高中相同，所不同的是语文分为《语文基础知识》和《文选与写作》，数学分为《算术理论》和《初等数学》，增加了心理学、教育学等。这样的课程设置对我来说有些偏轻，因为语文、数学就不用再学，需要学的仅仅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和心理学、教育学。因此，我就打算好好学函授的高等数学，以便师范毕业后不去小学而去中学。普通班像我这种情况的人有不少。一段时间后，学校发现我们这些人经常旷课，整天钻在宿舍里学函授课程，就把问题反映了上去。一纸“取消双重学籍”的红头文件下来，就使我眼看到手的大专文凭没了踪影。真可惜啊！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鱼和熊掌就不能兼得呢？

在大荔师范，聂老师先是教导主任，后来是管教学的副校长，却一直给我们班教《文选与写作》。聂老师喜欢写诗，写出来反复修改后，常常拿来和我交流。在我面前，聂老师平易又虚心，没有一点老师、校长的架子。我感觉他是把我当朋友，因此也不胆怯害怕，有话就直说，一点顾忌都没有。

有一次，他兴冲冲地拿来一首诗给我看，说是他刚修改成的。我接过来一看，标题上有“七律”二字，就按律诗的要求看下去。刚看了一句就想笑，又想这样对老师不礼貌，就终于没有笑出来。看完后，我说：“聂老师，你这首诗内容我就不评价了，一句话，很好。形式上是七言八句，押平声韵，中间两联用对仗，这些都对；可是完全没有讲究平仄，就不是七律了。”聂老师一听，表情很惊讶：“啊？你说我写的不是七律？”我说：“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聂老师说：“那什么是平仄?”我说：“平仄就是字的声调。严格说来，写旧体诗要按古四声也就是平、上、去、入来安排平仄，平就是平声，上、去、入这三声都是仄声。此外，平仄还要在一句中讲究‘相间’，在一联中讲究‘相对’，在两联之间讲究‘相粘’。”聂老师听了，似有所悟：“原来写律诗还有这么多讲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学过。以后还要麻烦你给我教教。”果然，此后他见我有空，就叫我去他办公室，给他讲解诗律，还专门买了鸭梨、花生招待我。

我也把自己写的诗给聂老师看。聂老师看后就谈点他自己的看法，意象、意境、手法、风格、语言都有所涉及，给了我很多启发。他在我的《五律·叹菊》诗后这样评论：“诗之贵，在于创新。《叹菊》之佳，盖因能脱尽前人窠臼，独标己见，哀之，叹之，伤之，感之，归结为一，其实怜之。弦外之音，乃为其不平遭遇而鸣之。出以‘叹’字，蕴涵极丰，正面反面、积极消极均存，生发出读者几多思考，反复咀嚼，其味无穷。此其吾所以钟爱也。”

《文选与写作》里有一篇短文，叫《学点诗歌常识》。快学到的时候，聂老师忽然对我班的同学说他不教，请我来教。下课后，我去问他为什么不事先征得我的同意，他说：“你教肯定比我教强。我怕你不同意，就用这种方法逼你上梁山，对不起啊。”又说：“下去好好备课，需要多少节给你多少节。”没有办法，我只得答应了。后来我写了一篇长达6500字的《近体诗格律浅说》，在我们班讲了6节课，同学们的反响很好。我讲课的时候，聂老师就坐在我的座位上，认真地听讲、做笔记。

毕业前夕，我们县教育局的人事科长到学校去了解毕业生的情况，聂老师便推荐我去教高中语文。从此，我就又从数学转到了语文。

说实话，自从教了数学之后，我就一辈子都不想教语文了。依我之见，语文是一门个体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注重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多写作，在这“四多”中，积累语言，磨砺思想，净化情感，学会阅读和写作。学语文个人的实践起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老师的作用实在有限得很，无非是教些学习方法，紧要处点拨一下，答疑解惑。至今我都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语文是中学里老师最难教、学生最难学的一门课程。虽然我现在是高中语文特级教师，但是说实话，我认为自己还不是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享受国家的特殊津贴我是有愧的。语文老师最辛苦，但未必就能教出好成绩;而教数学就大不相同了，去上课拿课本和教案都是做样子给领导看的，实际用不着，讲那个公式定理，如何推导证明，用什么例题，甚至布置哪一页的什么作业，都在脑子里装着，完全不用看课本和教案。如果教语文，就算你可以不用看教案，你敢手里不拿课本么？

六

中师毕业后，本应去小学，我却“连升两级”，被分配到高中教语文。此时，我真是哭笑不得：命运呀，你太会捉弄人了！然而调令如山，不可移易，我只好硬着头皮干，干起来总感到比较吃力。因此，与命运抗争的心不时勃勃而起，睁大了眼找机会“跳槽”。

机会很快就来了。1984年春，陕西师范大学招收大专起点的数学本科函授学员。我以“同等学力”资格报了名，然后从数学老师那里借来了《空间解析几何》《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书，就夜以继日地开始学习了。数学老师都说：“这些书不是自学教材，恐怕很难学。”我只笑了一下，没有言语，心里却在说：再难也难不倒我。开始学习之后，觉得《空间解析几何》还倒好学，不过比《平面解析几何》多了一个Z轴，方程式比平面的多了一项而已。《数学分析》也不太难，高中数学里那些麻烦的推导，用导数、微积分来解决就特别简单。而《高等代数》则的确很抽象，尤其是“复变函数”部分，似乎形式逻辑那一套不管用，要用辩证逻辑才行。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点都不怵，自信百分之百考中，不容任何人怀疑。

可是没有料到，命运又一次和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临考前两天，我突然胃穿孔，疼痛欲绝。大雨倾盆，医院通知叫转院，学校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考试那几天，我本该在考场上大显身手，却病恹恹地躺在医院里，一面输液，一面流泪，巨大的悲伤像吹不散的浓雾一样，笼罩着我那颗破碎不堪的心……之后不足一月，胃大出血，血色素只有四五克，一坐起就昏厥休克，几欲送命。先在县医院治疗，又辗转到西安市第二医院。当时我的心情，简直糟得无以复加。

再往后，边工作边养病，又蹉跎了一年多，心下思忖：自己学历不合格，下次数学函授招生还不知在猴年马月；自考呢，偏又没开数学专业。于是浩叹一声认了命，“跳槽”之心遂死，在1985年秋季报了自考，专业当然只能是汉语言文学了。报名后不胜悲哀：这下可算是被“钉”死了，今生今世与数学无缘了！

当时的自考，大约考试前一个月报名，考3天，共考6门课程。我首次参加，索性全报了，目的倒不在乎能否考过，只是想见识见识，试试水深浅。报名后，才买了教材和大纲开始学习。最初感情上总是疙疙瘩瘩的，大有被命运强奸的感受，所以进入不了角色，时学时辍。考试时间一天天迫近，才强迫自己按下浮动的心。渐渐地深入下去，就有了兴趣，后来竟至入迷了，觉得在自考广阔的田野里遍地是宝，随处都能捡到开启语文教学之锁的金钥匙。既入迷，便一发不可收拾，如痴如醉，废寝忘食。一日蓦然想起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就不敢太用功了，同时注意饮食和休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考完试通知书下来，居然4门合格，而且成绩不错。首战告捷，我兴奋异常，莫非否极泰来，命运之神要青睐于我?于是一鼓作气，第二次又过了4门，剩下两门第三次轻而易举就拿下了。天哪，我以重病之身，羸弱之躯，前后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考完了10门课程，完成了在校大专生三年的学业，我感到自己创造了奇迹。

自考，既然命运教我如此历经磨难才选择了你，我就不能轻易舍你而去。1987年春，自考本科段尚未开始，我决定趁此机会根治折磨我长达10年之久的病魔，就去西安市第五医院作了胃大部切除手术，把溃疡的病灶去掉，免得它以后给我添乱。庆幸的是，手术非常成功，我的身体很快康复。这年秋季，我又披甲操戈上阵了。可惜本科自考每次只开一两门，老牛破车似的向前挪动，而我免考外语后又加了3门选考课，课程由9门增至11门，因此心里十分焦急。但焦急没用，还必须耐着性子来。就这样慢悠悠地捱到1991年春，我才把所有的课程考完了。

接下来就是撰写毕业论文。西安市自考办通知我先到主考院校西北大学去报告拟写的论文题目，让主考院校指定指导老师，再开始撰写论文，指导老师审查过关后，9月份进行论文答辩。一个星期六，我起得很早去报名，还带上了原来写的4200多字的《“狂人”就是狂人－－“狂人”形象再认识》。到了西北大学教务处，登记完之后，一位老师就给中文系打电话，问谁是研究鲁迅的。放下电话，那位老师对我说：“你的指导老师是中文系里研究鲁迅的专家张华教授，你去找他吧。”就写了张纸条，上面是张华教授的住址：西大新村X号楼X单元X层X房间。我心里一咯噔：随便指定个老师就得了，何必要找个研究鲁迅的专家来为难我？我带着纸条找到了张教授，他正准备出门，说有个活动要参加，让我把文章留下他回来再看，还说因为我路远，以后就写信联系指导，并问了我哪一天没有课。

第二周星期四，我就接到张教授来信，上面写道：“X X同志：大作拜读。请于下周三上午十点来我处答辩。即颂 教安 张华 X月X日”我一看，简直乐坏了，因为一是不用再修改论文了，二是如果答辩通过，就可以提前半年毕业。

我准时到了张教授的住处，张教授和另外两位老师正在等我。我和他们打过招呼坐下后，张教授说：“我们开始吧。”于是就开始答辩。他们提的问题大都围绕着论文内容，少数则适当延伸，我都一一对答。整个答辩气氛，并不紧张。最后，张教授提了一个问题和我研讨。他说：“你文章中说狂人不是反封建战士，并对此进行了比较充足的论证，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但其中有一条理由说，如果狂人是反封建战士，他病好了就不会到封建官场去候补。你觉得这个理由成立吗?”我思考了片刻，说：“我能写这个理由，自然就认为它是成立的。不过，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张教授说：“好，我谈一下我的看法，你看对不对。狂人是反封建战士，并不排除他病好了到封建官场去候补的可能。为什么呢?政治立场是一回事，维持生计是另一回事，两者并非冰炭不相容。作者鲁迅是不是反封建战士？答案是肯定的，而他为什么要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去任职？南京临时政府不是封建官场吗?我们看问题不能光顾着合理，还要考虑是否合情。”我听了连连点头，心里说“专家到底是专家”，说出口的却是：“张教授讲的确实在理，我的那条理由不成立。”

一个小时过去了，答辩结束。张教授对我说：“你去教务处等一会，我们三个人商量一下，给你的论文写鉴定、评等级。”我就出去了。在教务处等的时间并不长，三人中的一个人就拿着一张纸来了，我就赶紧迎上去。他把那张纸交给一位老师，对我点了一下头就走了。这位老师接到手看了一眼，把那张纸放在桌面上，就转身去开文件柜取“毕业论文合格证”。我趁机就看了纸上的内容和等级，评语简直可以用“高度评价”来概括，等级是“优”。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我拿着“毕业论文合格证”出了教务处门，顺手一摸，原来准备送给张教授的一对玉石健身球还在手提包里，就赶紧又去了张教授家。到了张教授家，只有他一个人，我就把健身球掏出来给了张教授。他只说了声“谢谢”，也没有推辞。我要告辞，他挽留我坐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下来怎么办?想考研吗？”我说我外语不行。他问我能不能考50分，我说选择题也许能蒙对几个。他似乎有点失望，然后说“没事”，就打发我走了。

马不停蹄，又拿着“毕业论文合格证”和所有单科结业合格证去西安市自考办公室办理毕业证书，我才捧到了本科的红本本。此刻，我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屈指一算，本科段竟花了整整4年时间！时间是拖得长了，但反过来看，还是大有益处在焉。我不急不忙，从从容容，学得更细、更扎实，各门课程成绩优良就是明证。

回想起来，自考真不容易。除了公共课书比较少，专业课哪一门不是厚厚的几大本？又没有老师指导，全凭自己硬啃。这且不论，关键是考试题又偏又怪。考纲上说重点掌握的考得极少，说只须了解的试题又很多，弄得人备考时哪儿都不敢放过，旮旯拐角都要学到。比如考《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有一道题：“刘修德是赵树理哪一部小说中的人物？”下面列有《三里湾》《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4个选项。刘修德是“二诸葛”的原名，《小二黑结婚》中只有两三次提到这三个字，其余都是“二诸葛”，如果不注意，要找出正确选项恐怕就很难了。再比如考《古代汉语》，重点的古汉语知识它很少出题，出的大都是非重点，古代天文地理呀，古代典章制度呀，诗词格律呀。说老实话，我向来自诩古汉语基础知识扎实，而我的《古代汉语》自考成绩只有63分，要不是我得了诗词格律题的5分，就过不了关了。又比如考《<红楼梦>研究》，有一道题是“试析王熙凤性格中的亮色”，确实有点偏和怪。

七

以上所写，就是我的整个求学经历。其中的酸甜苦辣，恐怕只有和我一样命运的同龄人才可体味得到。今年年底，我就要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但求学不能停止，因为这几年，我迷上了共识网等思想性网站，丰富了知识，拓展了视野，使自己从比较愚昧变得逐渐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