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需要“核心竞争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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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需要“核心竞争力”吗

文 | 林茶居

浏览教育报刊是我的日常功课之一。这些年，感觉有一个词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核心竞争力。似乎，它大有成为学校发展关键词之势。 2013年4月29日《中国教育报》有一篇报道沈阳二十中课改的文章，标题就是“学习素质是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类似的表达还有：“文化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教师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课程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等等。或许，对所谓“核心竞争力”的追求，在一些地方，已是一个事实。

对此，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疑问：学校需要“核心竞争力”吗？如果需要，它为了什么而竞争？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竞争？与谁竞争？从语义看，其中显然埋伏着“对手”或“敌人”。这是一种典型的“发展的焦虑”，也是竞争文化在学校场域中不断被强化的反映。

“核心竞争力”原本是一个企业文化概念，它指的是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和仿效并能持续带来超额利润的那种能量，表现为一系列独特的制度、流程、模型、工具、指标等。比如，世界最大连锁零售商沃尔玛的“核心竞争力”是“天天平价”，它是在沃尔玛特有的文化（将员工与股东、顾客一样视为上帝，以各种利润分享方式使员工与企业形成“合伙人”的关系）、管理（建立庞大的数据中心、先进的卫星通信系统和严格的标准平台，实现供应、配送、销售的连线作业）、服务（舒适的购物环境使消费成为享受和愉悦的休闲方式）、营销（尽量减少广告费，以“天天平价”为最好的广告）的共同作用下，通过有效控制进货成本、物流成本、经营成本而达成的。

这个MBA课程中的经典案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类似的案例，可能就是一些学校提出“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参照。

我们应该看到，在以“核心竞争力”为核心意象的语境中，聚集着的是这样一个词群：竞争，速度，效益，利润，优势，规模，规范，控制，超越，夺冠，成功……以此来审视学校对“核心竞争力”的强调，它是不是有自我企业化之嫌？其中是不是暗藏某种值得警惕的教育哲学和利益诉求：学校发展，必须与众不同，必须超越同行，必须独占鳌头，以拥获更多的政策优待、社会赠予和“优质生源”？

这是学校层面上的竞争模式（上一层级是区域之间的竞争），沿着这个理路，便是学校内部年级（年段、级部）之间、班级之间、小组之间乃至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的竞争——我并非完全排斥教育上的竞争，而是想强调：要避免将它窄化为学生考试成绩的比拼和各种考试数据的比较。

不管是从如何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健康成长来说，还是从怎样有益于良好教育生态的建设而言，学校都更应该倡导合作的文化、协商的文化和共享的文化，而不是唯“核心竞争力”是从。

当然，我不是全然反对学校使用“核心竞争力”这个词。教育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封闭、固化的系统，它可以也需要向其他文化形态借用概念、话语及思想框架，但首先必须对其形成的逻辑、凭依的价值观、得以萌芽的文化土壤和产生作用的内在机理，有清醒而准确的认知和判断——这个道理，在我们学习、借鉴他人的理念、经验、模式、方法的时候，也一样适用。

（载《教师月刊》2013年第6期“卷首”）

今天的学校文化最需要什么

文 | 林茶居

学校能否百花齐放、生机勃勃地发展，本质上要看学校文化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支撑和环境助力。或者说，一所学校肯定什么、支持什么、欣赏什么，同时否定什么、反对什么、制约什么，决定了其自身以怎样的方式、节奏和路径发展。如果将这个问题放到现实中来考量，我觉得，今天的学校文化，尤其需要彰显这样一些因子：善，安静，职业本分，儿童立场……

善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失落。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它表现为人性的溃败，道德的缺失；不同行业之间“相互投毒”，人与人之间彼此戒备；各种可以自由发言的公共空间里，戾气横生，不是喊打喊杀，就是比坏比贱。如此种种，时刻在影响和污染着学校文化生态，特别是校园人际关系。作为学校，需要通过课程、教学、教研、会议、活动、仪式等载体，张扬人性之善、教育之善、文化之善，至少，不是与这个“对善的逆淘汰”的环境妥协，甚至与之形成共谋。同时，不是把对善的肯定简单地等同于表扬好人好事，把先进典型的标准作为日常规约，对师生形成某种道德捆绑架，从而导致伪善文化的盛行。

这关系到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学校应该是一个安静、从容、舒缓的地方，它应该具备强大的文化定力，对各种流俗、喧嚣，对哗众取宠和吵吵闹闹具有自动排斥机制，对那种追求立竿见影、一针见效的所谓教育成功学，有天生的警觉。

这些年，改进、改变、改革，是众多学校的发展哲学和具体实践。有的改出了成效，有的改乱了步伐；有的改出了新天地，有的改成了“四不像”。之所以也出现“改不如不改”的问题，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这些学校的“改”并非内在的机理在产生作用，而是为了呼应某些外在于教育的目标。

这种“呼应”，除了对日常校园生活和正常教学活动造成干扰外，还篡改了教师的职业本分——不管是传统的“传道受业解惑”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教书育人”，都被看作是“教育形象工程”的一部分，凡是不利于速度、规模、产业化的观念和做法，都不在“受表彰”之列。江苏连云港汪燕老师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特级，就是‘特别不着急’”。很多人都知道，有些特级教师，就是“特别着急”而且“着急”得“特别有效果”的教师。

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又都可归因于此：儿童立场的被遮蔽。

且不说“高考（中考、初考）的胜利”早就成为很多学校最高的文化图腾，单就具体的教育行为而言，有多少是以牺牲学生的健康、折损学生的人格为代价而完成的？它可能创造了所谓的“教育政绩”，但必然使大部分学生慢慢遗忘了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一个缺乏尊严感和权利意识的人，往往很难形成诸如同情、责任、担当、团队精神、公共情怀等未来社会更为需要的人性品质，更难以拥有丰富的人生和完整的生命。

几年前，我在江苏南通一个以学校文化为主题的论坛上，曾谈了一个观点：学校文化建设要让每一个教师都感受到“与我有关，对我有用”。今天我还想说的是，这个“我”，应该努力成为这样的人：秉持儿童立场，坚守职业本分，对“安静”有亲切感，深怀一颗向善的心并钟情于建设“善”的文化。

（载《教师月刊》2013年第7、8期合刊“卷首”）

教育需要在基本价值上反思

林茶居

写作本文的时候，正处2012年年底。

许多媒体都在做“年度盘点”，框定或爬梳年度人物、年度事件、年度感动、年度新闻、年度热词、年度视频等。有的关注社会大势，有的聚焦个人命运；有的力求挖掘时代深意，有的试图还原发展细节；有的客观呈现，有的夹叙夹议；有的义正词严，有的娱乐八卦……且习惯冠以“十大”的名号。

本刊未能“免俗”。这些年的“第12期”，做的都是“年度教育专号”，虽然不凑“十大”之类的热闹，但也是着眼于“年度盘点”，“记下”每年值得记住的教育信息、问题与现象。

不过，“有意思即有局限”，有彰显就有遮蔽。所谓“年度盘点”，自然难逃这一话语宿命。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因何并基于什么而“盘点”。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视角和取舍，甚至有偏见或误读。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值得警惕的是，其中是否宣扬了无聊，粉饰了太平，传达了伪善，鼓吹了奴性。价值观有问题的话，所谓“年度盘点”就可能成为一场有毒的盛宴。

与媒体的“年度盘点”有些类似，每到学期末或学年末，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相关机构，都有总结、表彰或评比。通过这些事情，或褒或贬，或臧或否，皆暗含价值导向。

我想说的是，在一些发言或总结材料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句式：“上至局长（校长）下至家长（学生）……”。上下之别，前后之分，当是常态，所谓社会规则。但在关涉生命存在、人格尊严的问题上，所谓上、下，前、后，难免成为对身份、等级和“权力崇拜”的渲染。

2012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说，当前，“‘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所以，我也理解了，为什么不管是副总理任上还是当选中央纪委书记后，王岐山在很多场合都会推荐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在这本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经典著作中，这段话被广为引用，或许是因为它也命中了当下中国的时代之病。

我们看到，民主、法治、宪政、公民、权利、自由等一系列曾经“敏感”的词汇，开始频频出现在知识界的讨论当中；更多的国家问题、政治问题、官员问题、社会问题，不时被暴露于公共空间。

这些词汇和问题，都纠缠着人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所以，教育需要在爱、平等、尊重、同情、正义这些基本价值上进行自省与反思，“要思考如何防止出现更坏的世界”（托尼·朱特），为社会的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引导和支持。

2013年，我们依然有美好的期许——像春天守候着小草的萌发与葳蕤。

（《教师月刊》2013年第1期，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