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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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外一篇）/萨苏


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做了30多年中国人，我还是说不清。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也太复杂了，哪里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
《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里面有两篇本不相干的文章，倒是和这个话题都有些相干。
一篇是关于王云五的。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学问很大，本领很大。不过他最有名的事情是帮着国民党搞金圆券，最后以失败告终，吃了一口狗肉，而且这口狗肉大得吓人，说来也够黑色幽默了。其实王云五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我上大学的时候对他耳熟能详，并不是因为他搞金圆券，而是因为本人读的是图书馆专业，要学的“王云五四角号码检索法”，就是他的手笔，那是可以和美国的杜威分类法相提并论的专业成就。
有趣的是杜威也是最后吃了一口狗肉，居然去竞选总统。选前形势大好，杜威睡觉前告诉太太——“明天你就会和美国总统睡在一张床上了。”
第二天选举揭晓，却是杜鲁门咸鱼翻身。
太太问：“怎么办？是我去白宫，还是叫杜鲁门过来？”
这个故事是大学老师忽悠我们的，真假不论。从年龄上看，我怀疑他说的可能是另一个杜威。
图书馆的专家似乎都不适合搞政治。
王云五是个走到哪儿都很出风头的人物，1929年抑或1930年，他到美国考察。迎接这个本领很大名气也很大的王云五的，是他的好友、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王云五在美国考察，梅先生就一直跟着。
这天到了某地，忽然看见一个飞机场，说可以坐飞机上天观光。不过那时候的飞机性能不佳，经常出事，所以美国人让每个有兴趣上天的人都要签合同，声明是自愿的，摔死活该，与美国人无涉。
一时众人大哗，然而王云五是不怕的，坚持要坐。那是，王云五是什么人？这飞机上可以坐两个人，王云五遍邀诸君——你们谁和我一起上去兜一圈？
周围的美国人都说No，Mr.Wong，我可以给你家报信，可是不会陪你Do that。
王云五失望了，随口问道：“月涵，你可愿意陪我一游？”
月涵是梅贻琦的字。梅先生本来就在笑，听到这句话点了点头。
王云五大喜，当即签字，签完忽然良心发现，转头问梅先生：“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梅先生笑得不变，摇摇头，又点点头。
两个人就上了飞机。
那一次，平安而返。
梅先生事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并不愿意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作者点评——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子，无论是谁。”
澳大利亚人说的话很科学，但是他不明白。
看了梅先生坐飞机的感受，我知道这个澳大利亚人为什么不明白了，实在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中国人。
另一段和梅先生的话题根本没关系，是悼念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斯人也而有斯文》。里面提到汪先生最爱写与他老家高邮有关的文字，并引用了一段纪实体小说《大淖记事》，写挑夫人家的勤快，写锡匠手艺的精巧，写小锡匠十一子和巧云好，写巧云被刘号长污辱了，十一子和巧云反而更加好；写刘号长把小锡匠十一子打得快要断了气，也没法逼十一子告饶；写锡匠们顶炉告状，终于赶走了刘号长。
这个时候，汪先生写了一小段文字，写为了救活十一子，巧云按照土方喂他喝尿碱汤。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她自己也尝了一口。”据说写到这里，汪先生流了泪。
我读到此处，又何尝不是如此。
忘了说，前面那一篇写梅先生的，题目叫做《到底是中国人》。
后记：时代不同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做过种种未必那么厚道的事情。然而，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心中，总是梅先生，是巧云，是十一子。
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想改，大约也是改不了的。

隐藏在《围城》后面的梅贻琦先生
　　
读一位朋友写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文章，忽然感到似曾相识，仔细想想，竟然让我想起了《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
这可不是说梅先生和高松年的原型有什么关系，我的看法，钱钟书先生恰恰在有意无意地用梅先生来反衬高松年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地位。这里面涉及到两位校长各一段“经典名言”。
梅先生那段让我感到似曾相识的话，是这样的——
1931年12月，梅贻琦正式到校视事。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他办学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是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不过，对梅贻琦的“大师论”，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有必要把握其完整含义。他认为好教授不是肯花钱就能请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学问优长的学者。他说：“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还说：“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
以钱钟书先生的年龄和经历，他应该比较熟悉梅先生，甚至可能对梅先生在清华的讲话印象很深，而看完这段话，我觉得，对于《围城》中的高松年校长在对教授问题的理解上为何那样自负，终于可以有点明白了。
高校长的“经典名言”云 ——“名教授当然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的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逻辑全无问题，毛病在于和梅先生的话放在一起来看，高下立判。这首先是一个对自己有没有信心的问题。高先生的姓可以让人联想起武大郎，可算巧妙。
这也是一个办学方向问题，梅校长是拱手相邀的谦谦君子、剧场经理，高校长则是重视控制的行政专家、司令长官。
我有一个恶意的猜测，钱先生这样写高松年，大概是先看过梅先生的训导（否则高的观点之结构、内容不会和梅那样形似），等到要写一个“三闾大学校长”时，就忍不住拿梅先生作镜子了。而高松年对自己观点的得意，则恐钱先生有替他写一写心理潜意识的意思—— 正因为梅先生在教育界的地位，若是真有高校长这个人，当发现自己能够提出一个与梅先生“异曲同工”的理论时，在外人的捧场之下，心里对自己的满意和惊讶，恐怕也是难以言喻的，于是，就难免经常挂在嘴边了。
平心而论，钱先生写《围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好有坏：李梅亭是小人，但是他会讲课；方鸿渐算是好人，可是他的毛病多得让人摇头都来不及（赵辛楣说得好——你是好人，可是完全没有用。）；高松年也一样。只是能把人写到如此入木三分，也就是钱先生了。
我一向认为钱先生的《围城》最大的优点就是语言国际化，所以翻译成英文依然能够保留八分神韵（老舍的作品翻译过去，能保留五分就好得过分了）。但是，这等在文字间玩玩游戏的事情，钱先生还是免不了的，只不过不被人重视罢了。就像高松年这一段，如果不是看到梅先生的这段话，我是死活不会想到里面有埋伏的，因为钱先生一个字也没提梅校长嘛。
记得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面提起，钱先生被人构陷送到干校，理由是某种攻击言论，而学校里的同仁们并不相信，认为假如这真是先生所说，恐怕还要风趣些。
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