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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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脏话    杨杨

为什么人们会有说脏话的冲动？脏话有什么功用？脏话的颠覆性让它既可以破坏日常生活的准则，又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因为这两个功能，这些特殊的语言陪伴着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史
话说脏话

说脏话男女平等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在说脏话方面男性总是比女性表现得更踊跃。例如，男性第一次说脏话的时间更早，说脏话的频率更高，使用的咒骂词更具侵犯性……在一项跨度长达10年的对脏话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中，美国语言心理学家蒂莫西·杰发现，作为脏话的一种发布平台，“男厕中的涂鸦文字比女厕中的更具性意味、更令人难以接受。”
然而，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网络计量学专家迈克·泰沃尔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代的演进，脏话的主要发布平台已由厕所移至网络，如今的年轻人在说脏话这回事上“男女平等”。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在记录下4000名男女学生的谈话后也发现，不管男生女生，脏话从他们嘴里蹿出来的频率一样高。在畅销新书《脏话文化史》中，作者露丝·韦津利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女性没有任何不利于说脏话的天生条件。无论从神经、身体结构还是生理机能来说，说脏话的构造两性是相同的。”
该构造的核心就是“边缘系统”，它是大脑中影响或控制情绪的重要部分，环绕在大脑两半球的内侧，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环状部分，将大脑中心的空腔——脑室包裹起来。虽然直到1952年麦克莱恩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边缘系统”的概念，但早在5000多万年前爬虫类生物称霸大陆的时候边缘系统就已开始进化了。因此，边缘系统是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在边缘系统中还保留了生物进化成人类之前的特性，或者说，为了生存所必需的原始本能和感情功能。
1885年，法国医师图雷特发现，一些边缘系统受损的病人会出现罕见的精神失调。这种疾病后来被命名为“图雷特综合症”。有的患者会出现脸部抽搐，或发出清喉咙的怪声，还有10％~20％的患者会出现“秽语癖”症状，他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已，脏话如溃堤的江水般连绵不绝。
这就不难理解了——男女控制核心的构造平等，说脏话的频率自然平等。那为什么大家普遍误会“男性更爱说脏话”？露丝·韦津利的分析或许可以做个解答：“男性的咒骂大多在公共场合。”说脏话作为人类远古时代就具有的本能，其对人的生存以及社会化有着特殊的意义。
易说脏话的场合
运动场是脏话孳生的地方，特别是在进行足球这种对抗激烈的运动时。情绪高亢的运动员容易说出具有攻击性的语言，让比赛更具火药味，有时候连裁判都无法控制住局势。让人记忆犹新的是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马特拉奇与齐达内之间的冲突。
朋友之间打牌，这是又一个经常可以听见脏话的场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脏话是无意间脱口而出的。还有人觉得这时说脏话可以让游戏更刺激，同时还可以拉近朋友之间的距离。
童言无忌，孩子们之间经常会交换刚学到的脏话，并以此为乐。而在发生争执时，这些语言更是被派上了用场。当孩子们在大人面前使用这些语言时，他们会观察到大人的表情，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是否继续说。
在冲突中，人们经常恶语相向，情绪化的反应比理性思考来得更快、更“强”。因为与进化了几千万年的“边缘系统”相比，让人理性思考的新脑皮仿佛是“昨天”才出现的，人们还不太习惯使用它。
脏话的民族特征
有人总结过，在脏话用语中美国人更偏好排泄物，荷兰人专攻病痛，而俄罗斯人的脏话则全部与性有关。但是，无论哪一种语言，“家人”都往往是脏话攻击绕不开的标靶。
以中国人为例，进行人身攻击时喜欢从祖上找原因，一代一代向上追溯。《围城》中主人公乘坐的长途汽车在途中发生了事故，急火攻心的司机便一路骂骂咧咧，中心思想无非是“愿意和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关系”。按照易中天的分析，“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中国人喜欢将对“他人”的定位放在整个群体中考察，骂起人来也是“意左右而言他”。相比起来，生活在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上的波斯尼亚人围绕对方家人的脏话就诙谐多了——“愿你的小孩在电路里玩”、“愿你妈在学校会议上放屁”。
除了母亲等直系亲属，露丝·韦津利在她的《脏话文化史》一书中还特意提到了“保加利亚人会在咒骂中提到对方的阿姨”。保加利亚的阿姨有什么特别的吗？一个保加利亚人说，“阿姨之所以被列入咒骂单词，不在于它的意义，而在于它的发音“pichkata”，一连串的爆破音既宣泄了咒骂者的情绪，又以“阿姨”替代了直系亲属“母亲”，从而降低了辱骂的刺激性，比较不会直逼对方内心——其实，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对于习惯以母语审视世界的我们来说，要说脏话发泄，同时还想降低负罪感，不妨躲到外语的领域中去。
说脏话，有收效
“我他妈真想抽你！”2004年10月，在电影《天下无贼》的发布会上冯小刚导演吼向一名记者，后者所在的媒体不久前曝光了冯家的住宅地址。“你们做了一件很无耻的事，就是把我们家的地址登在报纸上，现在天天有一个神经病在我家楼下截我，你们有什么权力打扰我的正常生活？”
冯小刚当然没有真的动手。不得不承认，总有一些时候我们很想把某人结结实实地痛扁一顿，但理智又告诉我们，这不可以。怎么办？露丝认为说脏话的好处正在于此：“你可以在象征层面上行使暴力，达成目的，又避免了违反伤害人身的规定——这是一种双赢的策略。”
美国心理学家莱因霍尔德·阿曼这样描述咒骂的发泄机制：“人一旦火冒三丈，就会变得亢奋。脏话和污辱性手势则能缓解人的激动情绪。”打嘴仗会降低人的攻击性，骂人者把污言秽语当做武器，被骂者则会在言语恐吓之下变得气馁，肢体冲突因此得以避免。
动口总是比动手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谅解，但说脏话的好处并不仅限于此。荷兰人做过一项研究，将一份证词记录中的脏话全部删除，然后和原文一起分别给人阅读。哪一份看起来更可信？答案是“未删节的足本”。
在朋友或者一个团队之间“被许可的脏话”甚至可以充当增进感情的纽带，使成员产生“我们是一伙的”认同感；或者，你可以称它为“社交咒骂”。钱钟书在其代表作《围城》中刻画过一个名叫高松年的校长，他与人打交道时八面玲珑，能对政治系的师生畅谈国际关系，和文学系的师生探讨“诗歌是民族的灵魂”，和军事教官闲谈时也能说一两个“他妈的！”，惊喜得那个教官对其刮目相看，引为同道。
大多数男性对这种社交方式并不陌生，尤其是在酒馆、更衣室或运动场，这些地点象征着逃离了批评说脏话的人（主要是母亲、妻子或小学老师）的限制。在这里，脏话是男性之间关系的润滑剂。
这种润滑剂之所以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是因为它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樊篱，不论是什么身份、地位，在说脏话时大家都是一样的，是有着基本生物特性的人。澳大利亚旅游局的宣传攻势证明脏话也可以拉近国家间的距离，他们最近的旅游宣传语是：“你他妈的在哪里？”隐含的意思是让人快行动起来，到澳大利亚旅游。
但这并不意味着说脏话可以毫无限制。澳大利亚人那淳朴、热情的邀请在英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堪入耳。想想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马特拉奇对齐达内做了什么。据英国唇语专家杰西卡·里斯翻译，马特拉奇在争执中说齐达内是“一个恐怖主义娼妓的儿子”，于是便有了齐达内的惊世一撞。
脏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有聪明的脏话，比如那些润滑剂脏话；也有愚蠢的或者无奈的，比如那些用于发泄情绪的脏话。对于后一种情况，也许应该考虑控制情绪，或者用更易于社会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幽默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摘自《新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