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和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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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和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状况调查[1]

楼超华  左霞云  涂晓雯  廉启国  程艳  王子亮  余春燕  许姜姜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上海市儿童医院）[2]

一．研究背景

在生产力迅猛发展、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广泛交融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青少年面临着较多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性成熟年龄提前，但社会适应的成熟滞后；性心理发展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个性更为突出，自主意识明显；性态度开放，但性知识缺乏；首次性行为年龄提前，不安全性行为增多；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的发生率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面临生殖道感染的风险。目前，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发达，而各种信息良莠不齐，这对儿童和青少年获取正确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关注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研究和开展适合的儿童和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高其预防性相关危险行为的能力变得极为迫切。虽然中国已有大量有关青少年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但目前全面反映儿童、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状况的全国性、高质量的调查数据非常缺乏，儿童和低年龄青少年的基础数据更是缺乏。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在全国6个省通过问卷调查了解6~24岁儿童和青少年面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分析其影响因素，初步形成政策建议和行动规划，以推动中国儿童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发展与时俱进。

二．研究目的

了解6—24岁儿童和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状况、性与生殖健康知识获取途径；

分析各种因素对儿童和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影响，包括青少年的社会性别发展、性别观念与期望对其生殖健康状况的影响；

提出适宜的改善儿童和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行动和政策建议，与有关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和宣传倡导，促进科学决策。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项目在代表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六个省（浙江、湖南、山西、四川、宁夏、辽宁）开展，在这六个省中各抽取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地级市，在抽取的地级市的城区和农村地区的一个街道或乡镇各抽取一所小学、一所初中、一所高中和若干服务场所和工厂，以获得相应数量的6-24岁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服务行业人员、工厂职员/工人样本。此外，为获得大学生样本，在这六个省各选择一所中等水平的综合性大学作为调查现场，对选取的大学按文科艺术类、理工类专业和年级分层抽样。实际调查到得合格样本数为6482例。

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的匿名问卷，以有效的保护被访对象的隐私。鉴于本次调查对象的年龄跨度较大，不同年龄对象对性相关知识、态度、行为、性知识获取渠道等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有较大差别，本研究分别设计针对6—11.12—24岁不同年龄段对象的两个版本的调查问卷，而12—24岁青少年版本的问卷根据年龄设置逻辑跳转，实现更细致的版本分类。对9岁以下的儿童采用由同性别调查员面对面询问、调查员键入答案的计算机调查方式，9岁以上的对象则在同性别调查员指导下在计算机上自填。各省电子问卷数据汇总后导出，用SAS9.1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和核对，并开展相应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      调查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获得6482例合格样本，其中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和社会青年分别为773.1375.1325.1557和1334例，性别分布基本均衡。绝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来自双亲家庭、父母亲的管教较严、经济状况一般。小学生中报告父母亲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和高中/职校/中专为多数，初中及初中以上的青少年报告父母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多数。

（二）      6—11岁小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状况

1．小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不适应其青春期发育进程

多数小学生，包括9—11岁这些高年级小学生缺乏对基本生育知识、青春期发育知识的了解，对涉及到人体生殖器官名称的知识了解更少，仅20%的小学生知道正常情况下胎儿从阴道分娩，低于10%的小学生知道胎儿在母亲子宫内发育。在9—11岁小学生中，仅二到四成知道精子和卵子的形状，仅10%知道精子的生成器官；近2/5的对象对于青春期来临身体可能出现的变化一无所知，60%不知道青春期会来月经，70%不知道会有遗精、不知道月经和遗精是怎么回事。而调查发现，一些少男少女在小学阶段已进入青春期，半数以上被调查的9—11岁小学生已出现青春期的身体变化，如身高突增、乳房发育、长出体毛等；有10%的9—11岁女孩已来月经，3%的男孩已有遗精。少男少女步入青春期，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对青春期知识和生育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对青春期变化也缺乏心理准备，当自己的身体出现变化时，很可能出现一些无端的困惑，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如研究发现，40%的小学生担心自己的身体有问题，20%感到难为情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相对而言，小学生对艾滋病知识有一些了解。约半数的小学生听说过艾滋病，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共用针头、输血和母婴传播；75%的小学生知道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约1/3知道握手、拥抱不会传播艾滋病；绝大多数小学生对艾滋病患者及家庭没有偏见和歧视，愿意与家人中有艾滋病病人的同学做好朋友。这说明社会对艾滋病的大力宣传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2．家长和老师是小学生最重要的性知识来源，但提供的性知识具有片面性

小学生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来源依次是母亲、父亲、老师。当小学生面对青春期发育困惑时，80%的小学生选择告诉家长，其次是告诉老师和医生，这提示父母和老师是小学生最主要的知识来源，他们应承担解疑答惑的责任。然而，研究发现，虽然80%的小学生报告其父母或老师对他们进行过性教育，但性教育的内容严重“偏科”，主要集中在如何自我保护、如何与同伴相处、宝宝的生长发育、男孩女孩应有的行为举止，而在较敏感的性话题上，如男孩女孩的性器官、月经/遗精、青春期发育、性侵犯等方面较少涉及。研究还发现，电视/广播在小学生性知识来源中的地位仅次于家长和老师，约1/3的小学生在面临困惑时因害羞等原因不告诉任何人或自己学习相关知识，提示媒体也可以成为儿童学习性知识的重要平台。

3．小学生对儿童性侵犯了解不全面，易遭受儿童性侵犯

绝大多数小学生能正确认识来自陌生人的性侵犯，但有20—30%的小学生对来自熟人的性侵犯缺乏正确的认识。2—16%的小学生遭受过身体接触性的性侵犯，如有人让儿童触摸其身体隐私部位、触摸儿童或伤害儿童的隐私部位。警惕陌生人是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研究用陌生人到家办理公务、寻求帮助、物质引诱、实施性侵犯等假设场景来衡量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发现绝大多数小学生会对陌生人保持警惕，并对可能遭遇性侵犯的情况有积极的应对意识，如半数的小学生选择拒绝/反抗、赶快跑开、大声呼叫或告诉信任的人。但约半数的小学生在遭遇陌生人或性侵犯事件的当时或以后，不会告诉家长等信任的人。对于儿童来说，有时难以判断陌生人或某种接触的好坏，尤其是在谎言、物质引诱等诡计的掩盖下。因此，向儿童灌输要将发生的事及时告知父母等信任的成年人，寻求他们的帮助是儿童如何应对性侵犯教育的重要内容。

4．儿童持较刻板的性别角色印象

绝大多数小学生都喜欢自己的性别，半数的小学生报告好朋友中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男孩最喜欢的玩具、游戏或运动中排在前五个的是游戏机、汽车/飞机/轮船模型、变形金刚、玩具手枪、踢球，都具有明显的男性特质；女孩最喜欢的依次为洋娃娃、唱歌、电子琴、跳舞、游戏机，除游戏机外，都具有明显的女性特质。本研究参照魏国英等人的研究成果，用简易量表衡量他们对性别角色的看法，研究发现，小学生对成年女性的性别印象更刻板，分别约1/3和半数的小学生认为成年女性应具有双性化和女性化特征，约1/3和半数的小学生分别认为成年男性应具有男性化和双性化特征。小学生在性别角色分工方面也持较刻板的印象。约半数的小学生认可刻板的性别分工，同意“妈妈最重要的任务是照顾家庭”、“爸爸最重要的任务在外赚钱、工作出色”、“女孩更应从小学习做家务”。性别间比较发现，在一些省份，如浙江、四川、辽宁，男孩的性别角色观念更传统、更刻板。

（三）      12—24岁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状况

1．青少年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了解不适应其性相关行为的发展

青少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较开放。绝大多数青少年认可恋人间的接吻、爱抚这样“浅程度”的亲密行为，1/3的初中生、半数以上的高中生、大学生和社会青年认可恋人间的婚前性交行为，分别有15—23%的青少年认可偶尔认识的男女间发生性交行为，并且青少年对男性发生偶然性行为的认可度高于女性发生偶然性行为，存在双重标准。

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和社会青年中分别有24%、41%、64%、53%的对象曾对异性感兴趣，分别有16%、42%、72%、72%曾与异性约会过。近3/4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有过与异性牵手和拥抱的经历，约1/4的初中生和半数的高中生有过与异性牵手和拥抱的经历。分别有36%和44%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有过与异性爱抚的经历，16%的大学生和35%的社会青年自我报告在婚前有过与异性发生性行为（包括阴道性交、肛交、口交和抚摸刺激生殖器官）的经历，其中绝大多数发生过阴道性交行为和抚摸刺激生殖器官。在婚前有过与异性发生阴道性行为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中，分别有13%和48%的对象报告怀孕过（女性）或使他人怀孕过（男性），提示性行为、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在未婚青少年中已不属少数现象，与性有关的决定、责任和协商、避孕和人工流产等话题在性教育中不容回避。在同性间的性关系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社会青年中，分别有6%、11%、16%和18%的对象报告对同性感兴趣并想与对方有身体上的接触，分别有4%、6%、6%和12%的对象报告与同性约会过，分别有4%、7%、7%和13%的对象与同性有过亲吻行为，分别有3%、5%、5%和8%的对象与同性有过爱抚行为，1.6%、1.7%、1.7%和5.1%的对象报告与同性发生过性行为，提示同性间的性关系话题也应纳入青少年性教育中。

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总知识得分均值分别为36.5.49.5.59.8和47.9分（按百分制），除艾滋病知识外，生理卫生知识、避孕知识和性骚扰知识均较低。在生理卫生知识上，仅13—37%的青少年知道月经周期正常的女性在一个月经周期的哪个阶段最容易怀孕，仅9—27%的青少年知道停经是女性怀孕后最早出现和最主要的症状，低于5%的青少年知道早期人工流产后最短1个月内就可能再次怀孕。在避孕知识上，16—47%的青少年知道避孕失败后可用紧急避孕药作为补救措施，25—48%的青少年知道紧急避孕药不可以在一个月经周期内多次使用，仅4—15%的青少年知道激素类紧急避孕药的使用方法，仅8—33%的青少年知道体外排精、安全期不是有效的避孕方法。青少年对生殖与避孕知识了解不多或存在误解，导致他们在尝试性行为时，安全性行为的比率较低，发生意外怀孕、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在性骚扰知识上，近半数的对象片面理解性骚扰的内涵，认为只有身体上的接触才构成性骚扰、只有使用暴力才称得上是强迫性行为，这提示性关系的双方，无论是强迫的一方还是被强迫的一方，都可能分辨不出性关系的实质或看法存在分歧，由此影响他们承担性关系中相应的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以及性关系中的协商和后续可能的求助行为。因此，安全的性行为、性关系中的责任、协商、决定等内容是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中不可忽视的。

2．学校和家长提供的性教育落后于青少年的需求，媒体在青少年性知识来源中地位突出

初中生生殖生理知识和性病艾滋病知识的主要来源为老师、父母、书籍/杂志/报纸、电视广播，而避孕知识和性骚扰知识主要来源为书籍/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和学校。高中生、大学生、社会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来源非常相似，其生殖生理知识、性病艾滋病知识来源主要为书籍/杂志/报纸、同学/朋友/同事、网络、老师；避孕知识、性骚扰知识的来源主要为书籍/杂志/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同学/朋友/同事。在问及青少年最希望获取性知识的途径时，初中生的回答以母亲、老师和网络为主；高中生、大学生、社会青年则以网络、书籍/杂志/报纸、同性朋友为主。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在青少年性知识来源中的作用逐渐减弱，而媒体的作用愈见突出，网络更是成为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新宠”。

虽然多数青少年报告接受过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但内容主要为人体生理与生育知识、男孩女孩适宜的行为举止和友情、爱情与婚姻，较少涉及避孕、人工流产、性骚扰、性道德伦理等方面的知识，提示学校和家庭冲破束缚、尝试为青少年提供的性教育基本上沦为单纯的生理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倾向于将青少年看成“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关键知识点上躲躲闪闪，即使对大学生这样生理和心理均较成熟的群体亦是如此。此外，从学校提供性教育的形式来看，以讲课、讲座和发材料占多数，而讲座和发材料自学提供的性知识往往不系统，都不能算是正规的性教育。如此形式死板、缺乏系统性的性教育对青少年性相关知识的提高、正确性观念的形成效果甚微。

虽然媒体是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来源，但青少年从媒体获取的性知识量有限。仅8%的在校学生和15%的社会青年报告从电视、书籍/报纸/杂志获取较多的性知识，仅15%的中学生、24%的大学生和28%的社会青年报告从网络获取较多的性知识；约30%—45%的对象报告从电视、书籍/报纸/杂志或网络获取了一些性知识；绝大多数青少年对象报告从广播获取的性知识较少。这些结果提示，虽然媒体是青少年有限性知识的主要来源，但对媒体的利用还不够，利用媒体开展性青少年性教育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3．青少年的性别角色特征和性别角色意识

本研究采用卢勤等简化修订的Bem性别角色量表来测量青少年的性别角色特征，发现青少年中双性化、未分化和单性化（典型的男性化与女性化）三足鼎立，各占约1/3。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校青少年未分化类型和男性化类型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女性化类型的比例逐渐上升，在大学女生中，女性化类型的比例达32.3%。除初中生外，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女性化类型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化类型的比例。研究还发现，在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中，尽管男女共同决策站主导地位，但男性的决定权限仍比女性大。家庭性别分工仍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女性仍然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照顾孩子的事务。目前学校中普遍女教师较多，青少年长期在女性化氛围的熏陶下，容易朝女性化方向发展。因此，对于青少年的性别角色教育，除了要避免传统的性别刻板化教育、引导青少年进行积极的自我调节外，可能还需要适当倡导双性化和男性化性别角色的发展。

在性别角色意识方面，60—72%的青少年同意“女性最大的幸福是找个好丈夫”，近半数的青少年同意“父亲最重要的任务是工作出色、事业成功”；低于10%的青少年不同意一些性别平等观念的表述，如“丈夫应和妻子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男女在社会上公平竞争”、“女性应有同等的机会担任领导职务”；在性关系领域，约10—23%的青少年认可女性在情感表达、性行为、避孕这些方面被动和顺从的角色。表明青少年的性别角色意识处于变化中，在角色分工、权利享有、性关系等不同领域的性别平等意识不都相同。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校青少年对一般领域的角色分工、权利享有方面的观念无明显变化，而对性领域的性别角色观念逐渐趋向平等、不刻板。

4．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发现，在人口学特征中，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性别角色特征、对家庭的总体感觉与青少年的性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有关联。年龄较大、男生、对家庭的总体感觉较好的青少年倾向于有较高的性知识水平、较认可婚前性行为和更可能发生婚前性行为。此外，与父母、同伴交流过性话题、接受过学校性教育、社区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从电视、书/报/杂志、网络等媒体获取过性知识与青少年性知识水平呈正相关；与母亲交流过性话题与大学生认可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成呈负相关，而从媒体获取性知识与青少年认可婚前性行为呈正相关；社区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服务、与同伴交流性话题与社会青年性行为的发生呈正相关，而从电视、广播获取性信息与大学生性行为的发生呈负相关，未发现家庭、学校性教育与青少年性行为发生之间有关联。这表明，我们没有理由把性教育的开展与促进青少年性行为的发生联系在一起，也没有理由视媒体为“洪水猛兽”，媒体只是一种传播媒介，而且具有传播范围广、受青少年欢迎的优势，只要加强监管，青少年性教育完全可借助媒体来传播正确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理念。

五．政策建议

（一）      尽早开展儿童和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要切实符合其需求

儿童和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提倡“教育为先、预防为主”，使儿童和青少年对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变化有充分准备，能从容应对。性教育的内容应根据儿童和青少年各阶段的需求各有侧重，内容逐渐深入。如低年龄的儿童主要侧重性别角色发展、预防性侵犯、自我保护等；较高年龄的儿童可能即将步入青春期，对人际交往也有新的需求，应侧重青春期生理心理变化及青春期保健、人际关系、异性交往等方面；对中学生要多提供一些有关性伦理道德、性的决定、协商与责任、未来计划、避孕、性别多元与性少数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性活跃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还需注重提供适合的避孕咨询与服务。在性教育的提供方式上，应根据现实条件，多注意儿童和青少年的参与与互动，多采用青少年喜爱的方式，如卡通、动漫、Flash、情景剧等，使性教育能吸引儿童和青少年，紧贴他们的实际生活，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二）      青少年性教育应基于社会性别

在儿童和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项目中，性教育工作者应避免将性别刻板印象纳入青少年教育体系，应有意识的关注男女儿童和青少年性别特征、角色规范等方面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培养儿童和青少年学会用批判性的思维去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对他们的束缚，突破传统的两性社会期待与限制，形成有利于男女平等的性别环境。同时，也应对男女儿童和青少年在知识获取方式、人际交往等方面确实存在的不同需求和偏好予以正确对待。

（三）      应进一步加强学校性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是青少年系统接受科学知识的场所，也是向青少年有计划、有步骤地提供科学性知识的最便利场所。师资与课时的安排是制约学校性教育最重要的因素。生殖健康教育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有别于其他知识的传授和简单的思想教育，对师资有特别的要求。因此，应培训具有相关技能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师资队伍，并通过举办公开课、教学赛及在岗培训等形式，使他们的教学水平在理论—实践—理论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同时，配备充分的课时保障性教育课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四）      倡导家庭性教育，以实现对青少年的个性化引导

虽然在学校等教育机构和社会中专门的和特殊的教育设施空前发展的今天，家庭的部分教育功能早已被取代，但家庭始终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化的第一课堂，是青少年获取信息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的、强有力的来源，在青少年的性格、心理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强烈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性相关决定和行为。与学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更能实现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个性化指导。因此，青少年性教育也应注重对家长的培训，提高家长性教育的能力，促进亲子间对性相关话题的沟通。

（五）      探索以媒体为载体的新型性教育模式

大众媒体的优势在于传播的广泛性，可考虑借助这一优势利用大众媒体（电视、广播、网络、报刊杂志等）传播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有关媒体应邀请专家学者把关或配备专业人员，以防止不正确知识的传播所造成的误导。现代新型的大众传播平台（如QQ、微博、微信等）应该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中得到充分应用。

致谢

感谢福特基金会在项目的资金和技术上给予的支持，感谢浙江师范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四川性社会学和性教育研究中心、宁夏人口和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技术指导服务中心、辽宁抚顺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在现场工作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项目抽样设计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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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载于《性教育与生殖健康》（内部刊物），2013年第一期（总第87期），47-58页。

[2]作者楼超华，左霞云，涂晓雯，廉启国，程艳，王子亮，余春燕所属单位为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许姜姜所属单位为上海市儿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