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学刊的圈养与散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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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云国：学刊的圈养与散养

时间:2015年1月7日 作者：虞云国 来源:齐鲁晚报

近年，每届上海书展都办学术出版论坛，今年论题是“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发展之路”，主题词是“品牌·坚守·创新”。我也有幸恭逢其盛，聆听了领导致辞与嘉宾谠论。

中国学术刊物的模式是从西方引进的，“五四”以后渐为学术界与出版界认同。民国学刊，大致可分四类。一是同人刊物，包括改版前的《新青年》，还有《新潮》、《学衡》、《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二是学术共同体刊物，例如历史地理的《禹贡》与社会经济的《食货》等。三是科研机构与高校的刊物，例如《清华学报》、《燕京学报》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四是出版社与报社的刊物，例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时事新报》社的《学灯》，《努力周报》社的《读书杂志》等。

民国学刊大都采取“散养”方式，即便隶属体制的《史语所集刊》，也未见有行政性的学术规划与考核指标。这些学刊，对于体制，基本上处于散养的自由状态，各学刊间可以有争论，也可以有声援，但学术上都自立门户，在思想上也就各领风骚，经过历史的磨洗，许多刊物至今都是有定评的学术名刊。

1949年以后，学刊虽经历了体制的统合，但直到“文革”前，对学者及其论文的考评体系，并未造成严重影响。以陈寅恪为例，1949年后共发表14篇论文，仅2篇刊于《历史研究》，刊于大学学报的12篇，以他的地位(《历史研究》编委)与水平(史学大师)，从未在乎过大学学报与《历史研究》的档次高低。凭借刊文的质量与学界的口碑，这一时期也还涌现了类似山东《文史哲》那样的名刊。

从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学刊在体制内划分等级，有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之分，核心刊物再分一级、二级等等；标准又有各自为政的南大系统、北大系统等等；各高校与科研机构再对发表在各级学刊上的论文给出评价的等第或分值。规则之烦琐与细节之微妙，倘不身在其中，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学刊的定等，与对学者及其论文考核，在体制内是同步进行的。行政权力对学术完成了最强力的统制，将学者、学刊与论文一股脑儿死死“圈养”在体制内。

自从学刊分等成为论文评价的刚性标准，杀伤力无微不至与无远弗届。其一，与学者的经济收入密切挂钩。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一篇论文，有的高校科研奖励高达数万元。其二，成为学者申报各种等级科研课题的核心参数。没在权威学刊发文，就甭想在省部级以上课题中分一杯羹。其三，直接导致学者能否获得各级社科奖项。据圈内专家说，对报奖论文的筛选，第一关就看学刊的等级。其四，最终关系到学者在学术职称上的升等。没有权威学刊的论文，就等猴年马月吧！后三条互为因果而交相作用，但以学刊等级定论文档次是死结所在。

利益最大化是常人的本性，圈养进体制的学者，若要不被体制淘汰或抛弃，只有千方百计在高等级学刊上发论文，去屈就或迎合学刊分等的“游戏规则”。于是，拥有资源的学者就以学术之名做起变相交易，或邀请主编讲学，或共办学术会议，以高价课酬或重礼款待换取自己高级别论文的刊发。没有资源的学者与硕博士生们交版面费发论文，早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学刊有等级高下，却各有适销对路的需求者，多数学刊都成了待价而沽的卖方市场：发人情稿、关系稿还算灰色地带；而某些学刊收取版面费，只差没有广登广告。总之，在学者与学刊被全面圈养的体制下，学术底线已然失守，学界腐败也绝非个案。所有这些，都是体制圈养学刊、学者乃至学术的并发症。

中国学刊之多与论文之多，早已跃居世界前列，大有领导致辞中倡导的学刊“产业化”气势；但大量是低水平的重复。道理不难明白：饲养场圈养的鸡，蛋与肉的产量虽然高，但比起乡野间散养的鸡来，其味道纯正就不是以道里计。当务之急，恐怕还是先给学刊、学者与学术以充分的“散养”空间，坚守“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标杆，然后再谈创新与品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