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的精品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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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的精品化逻辑袁亚春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1月14日   12 版）

袁亚春（左）拜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

浙江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社科名家”丛书首发式暨“转型社会与当代知识分子”座谈会在北京燕山大讲堂举办

浙江大学出版社《通往市场之路》（张维迎著）英文版权输出劳特里奇（Routledge）

    大学出版社之于大学的意义，不在于它能为大学上缴多少利润，提供多少成果出版的机会（平台），而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支撑）学校教育和科研的价值，以及这种提升（支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大学出版的内涵和大学出版社的作用空间已经有了新的界定，大学社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存在的理由。
    一、我所理解的“精品”和“精品化”
    中国出版业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放开机构准入，出现越来越多的出版社以来，出版管理部门就不断强化“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当今，两个效益的原则，其内涵正逐渐变得丰富，许多出版社越来越倡导甚至追捧精品出版。这基于两个重要的背景：
    一是出版业转企改制。出版社从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单位，出版事业属性变为产业属性，出版物的商品属性愈加明显，以“精品”来定义高品质的出版物，比之抽象的社会效益更加符合市场化的语境。可以预见，随着改制的深化，精品观念必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二是新书品种爆发式增长。2008年全国年出书27.4万种，其中新书14.9万种。2013年全国年出书44万种，其中新书25.6万种。2014年预测年出书将达50万种，其中新书接近30万种，新书品种将比改制初期的2008年翻一番。品种增长，图书整体品质并没有明显提升，反而有加速平庸化的危险，库存积压严重。市场现实倒逼出版社必须在精品出版上下功夫。
    那么，什么才是所谓的图书精品呢？我想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衡量精品的内涵：
    （1）内容承载上，精品必须具有学术引领和学术创新价值；或者具有较高的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价值；或者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层面的需求；当然，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文化消费需求、质量上乘的许多大众图书，也毫无疑问属于精品的范畴。
    （2）编校质量上，精品必须是通过精编细校打磨出来的，不但编校质量完全符合甚至超过国家规定的合格标准，而且在内容处理、语言表达等方面对原稿应该有实质性的提升。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哪怕内容再好，也不能称为精品，而只是对有可能成为精品的图书的糟蹋。
    （3）设计理念上，精品的外在形式表达必须忠实地反映内容，体现高尚的审美情趣，符合主流的文化价值，并在这个基础上嵌入适度的个性表达和艺术创新。
    （4）制作工艺上，精品所用的制作材料，不一定是最贵的，但一定是最适合的；其工艺不一定最具创新性，但一定能最贴切地承载内容。有时简洁大方的制作，恰恰最符合绿色出版的健康理念。
    需要强调的是，精品不是豪华出版物的代名字，更不等同于仅仅为“社会效益”而避开市场的出版物。作为知识和价值的创作者、传播者，作者和出版者都绝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但必须做市场规律的遵从者。真正的精品，是需要在健康的市场中得到检验的。
    同时，随着中国学术、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的加快，随着数字、信息等现代技术与出版相融合趋势的凸现，真正的精品出版物也是天然具有国际化、数字化潜质和前景的。
    出版机构强调精品化，既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品牌形成过程。
    一家出版机构所出版的图书，不一定都是精品，但必须有引领精品源源不断产生的目标，以及保障图书质量或品质的底线。守住底线，通过优化选题和图书的结构，建立精品策划、生产和营销的机制，逐年增加精品出版物的比例，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方向和品牌。这也就是所谓“精品化”的真实涵义。
    二、大学出版社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存在的理由
    很多非大学出版社基于自身的战略定位和历史积淀，在精品生产方面声誉远播。斯普林格、爱思维尔、劳特里奇、麦格劳希尔、兰登书屋、企鹅出版社、讲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这些中外品牌出版机构本身就是受人称誉的品牌，是出版机构中的“精品”。
    至于大学出版社，在国际上，有在商业运作上极其成功且精品纷呈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也有始终坚守高水准学术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每年的出书量有多有少，为学校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大有小，有的甚至是完全靠接受校方经费补贴而得以发展的，但它们无不以其高水平、高品质的图书出版及其产生的巨大的学术和文化影响力，而成为学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大学出版社大多成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办社历史普遍不长，而且大多一开始就是将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作为宗旨，以事业编制、企业化管理来定位其管理体制的。这就决定了，学术著作和高校教材出版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两个轮子。这也无疑成为一直以来大学出版社精品化发展的最基本面向和最基础逻辑。
    事实上，大学出版社坐拥学术资源最丰富、科研人才最集中、知识创新最活跃的高校。不可替代的地利之便，使得大学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精品出版环境条件。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视野和平台，也为大学出版社开展国际交流，积聚优质国际出版资源、拓展出版领域、提升出版品质提供了难得的条件。此外，大学也为科技与出版融合提供了优质的土壤。这一切条件的具备，自然要求大学出版社必须有精品化的理念，拿得出精品。
    大学出版社理应成为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作为学校教学、科研成果的发布平台，构成学校整体发展的一个支撑点。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大学出版社毕竟不等于教学、科研本身。随着出版业专业分工行政化色彩的淡化，一家出版社的经营范围和产品定位，已经由自上而下的行政规定逐步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转变，换句话说，高等学校的科研、教学成果出版，完全可以由具有专业特色的非大学出版社来承担，而大学出版社已非天然地是大学产出成果的发布平台，至少，它的不可替代性已经不存在。一家无规模、无效益、无品牌的大学出版社，完全可以被自己所在的大学所“无视”，即便大学的管理者有心成全，甘做“拉郎配”，大学的教师们也完全有理由不予理睬，甚至干脆予以拒绝。
    大学出版社之于大学的意义，应该不在于它能为大学上缴多少利润，提供多少成果出版的机会（平台），而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支撑）学校教育和科研的价值，以及这种提升或支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深知此中机遇与挑战的大学出版社管理者理应懂得，大学出版的内涵和大学出版社的作用空间已经有了新的界定，你领导下的出版社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存在的理由。具体而言，大学出版社必须通过主动融入学校的发展，为学校培养人才和学术创新提供出版服务，策划和出版更多更好的学术与教材精品，以此来凸现自身存在的价值，体现自身存在的理由。
    三、大学出版的精品化路径
    计划经济下，图书的功能主要就是宣传品。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图书的功能空前丰富起来，除了依旧具有宣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责任外，又开始分化出大众文化消费品和“收藏”品。这里的所谓“收藏”只是我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指并未走向市场，仅按所谓社会效益的笼统要求，通过“以书养书”方式出版的“亏本书”。这就产生了问题：其一，大众文化消费是否都是健康的呢？对于不健康的文化消费需求，作为出版者，你是迎合还是拒斥？其二，不经过市场竞争检验的“亏本书”一定能承载得起真正的“社会效益”吗？换句话说，所谓“社会效益”好，是靠读者说了算，还是出版者抑或出版管理者说了算？社会效益是靠何种标准来定义的？
    显然，这里面的理论和实践操作出现了某种错位甚至背离。
    出版产业改制，推进了出版市场化的步伐，也为解决这种错位或背离提供了现实空间。
    现实的逻辑是，真正的好书是必须经过市场检验的，而市场又是需要引导的。只有既切合时代命题、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要义，又能被大多数读者（即便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小众读者）所接受甚至称道的图书，才算是真正的“精品”。这里有两层涵义：一是，精品决不是靠“做市场的奴隶”能做出来的。如果迎合了那种低级趣味的、劣质甚至恶质的市场需求，那么，再大卖的图书也成就不了精品；二是，精品又绝不是出版者自己
    来定义的。它必须遵从文化市场规律，最终由读者的钱包（购买行为）或嘴巴（口碑）来命名的。那种一出生就躺进书库，一辈子再没有读者的书，哪怕作者再大牌，主题再突出，也同样不能够称为精品。
    这样的逻辑如果成立的话，大学出版社精品化的意义和路径就比较明晰了。我们推行精品化，既是一种发展战略，也是一种市场的现实要求，更是一种品牌塑造和形成的必然过程。
    大学出版社如何推进精品化，如何选择切入点和路径，各有其招。就浙江大学出版社而言，我认为目前要从以下几点做起：
    第一、推进精品化，必须重新明确战略定位。出版社所承担的所谓的社会责任、文化责任以什么样的图书来体现？要跳出出版看出版，从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动、新技术和文化消费新趋势中，把握出版动态资源和新机会。2015年，浙大出版社除了继续出版好包括《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明画全集》（首批20册）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以及“中国科技进展”（英文版，与斯普林格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中国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系列丛书”（英文版，与爱思维尔出版集团合作出版）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之外，还将推出迟福林教授领衔撰写的“大国大转型——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丛书”（12种，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项目）、潘云鹤院士主编的“中国智能城市建设与推进战略咨询研究丛书”（13种）等一大批与时代和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系列图书。同时，继续做好顶层设计，重视遵循学科规律，在基础学科和基础文献出版上下大力气，陆续完成出版“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10种）、“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11卷）等有学术分量和后续研究价值的大型项目。此外，在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儒学通志》的基础上，继续跟进策划《中国儒学通志》大型出版项目；在已出版《中华礼藏》首批8册的基础上，继续争取各方支持，整合各方力量，促使项目整体顺利推进。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利用浙江大学在西部研究及与敦煌、新疆等文物部门合作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一带一路”凝练、拓展出出版服务新的方向和新的方式。
    第二，把优化选题结构这道题做对、做好。支撑高水平大学出版社发展的选题，其结构应该怎么样才算合理？其核心板块应该由什么样的选题构成？这看似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实质却是出版方向和理念的定位问题。浙大出版社作为国内一流大学主办的出版社，近年的选题结构正在逐步得到优化。2013年之前的几年，学术专著、高校教材的品种比例大约是53%左右，2014年这个比列接近60%，其余40%品种由大众读物（包括科普读物）和部分中小学助学读物构成；2015年，学术专著和高校教材品种的比例将争取提高到65%以上。
    在整体结构优化的基础上，着力塑造一批特色产品线，以丰富浙大社的品牌内涵。比如：学术文化品牌——启真馆（社会经济史译丛、启蒙运动经典译丛、思想家传记系列、“启真论丛”原创学术系列等等）；高端艺术出版品牌——“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研究系列等等；大众财经——蓝狮子（合作）及自主策划相关财经图书等等。
    第三、出版资源拓展和培育上要不遗余力。作为大学出版社，必须整体对接学校所有的重要教学科研平台，浙大有国家一级重点学科14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或985创新基地7个。这些都是得天独厚的学术出版资源，出版社有近水楼台之便；同时也要强化和校外大院、大所的战略合作，近年来我们和相关高水平大学、中国工程院、中科院相关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有关研究机构，以及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等智库展开了以项目为纽带的出版合作。今后的任务，是尽可能在个别项目成功合作的基础上，整体建立战略合作框架，并通过一系列项目夯实合作基础。
    资源拓展和培育的另一个重点，是作者队伍的建设。浙大出版社已经与众多学术大家和文化名家有过合作，除了许多已经过世的学术和文化大家外，当今活跃在学界的周有光、陈志武、杜维明、成中英、庞朴、朱维铮、袁伟时、朱高正、李伯重、吴承明、张维迎、吴晓波等名家，以及路甬祥、周济、潘云鹤、韩祯祥、唐孝威、许庆瑞、李兰娟等众多院士都已经加入到了浙大出版社的作者队伍。2015年，迟福林、宋晓梧、贾康等著名的智库专家也将在浙大出版社推出著作。出版社非常珍惜这些合作机会，不断从大家、名家那里争取到名作，然后努力把名作打造成真正的精品、名品。
    当然，关注学术和文化大家的同时，更要关注并主动跟踪年轻学者的学术进展和学术成就，为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积累源源不断的学者资源。
    第四、建立有利于精品产生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具体包括：
    1、建立重大、优质选题的预选机制，出版社对进入预选目录的选题，在每个环节都进行重点培育；
    2、建立学术专著同行评审制度和评审专家队伍，充分保障精品选题的学术质量和水准；
    3、严格选题三级论证制度，创新选题论证方式，尤其要强化出版导向把关和专业把关；
    4、完善业绩考核制度，实行分类考核。对符合核心产品规划选题、精品预选培育选题，出版社要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并建立风险保障机制，让编辑在从事精品选题策划和生产中不但无后顾之忧，而且有荣誉感、成就感；
    5、重建图书质量检查机制，赋予质量检查部门更大的权限，守住图书质量的防线。
    第五、苦练内功，加强专业编辑队伍建设。好编辑与平庸编辑的距离是什么？我认为不外乎就是专业水准，以及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能否真正策划和编辑出学术精品,编辑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背景、学术判断能力、学术对话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出版社必须坚持编辑专业资格认定，不容许跨专业编辑学术图书和教材；为了深化编辑的专业能力，还应鼓励编辑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
    一个好编辑与平庸编辑的距离，往往大于一个普通的编辑与非编辑的距离。所以，编辑培训，不但是具体的编辑业务的培训，更重要的是职业感觉、职业感情、职业的尊严的培育。有了这些，那些简单的业务操作技术就很容易主动去掌握了。
    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的事。假定我们的编辑像一个个小摊贩，那么我们卖的只能是青菜、萝卜，出版社就是一家闹哄哄的自由市场；如果我们都是创意专家兼产品经理，那么我们就是卖创意，在提升产品的价值，出版社就是一家创意服务公司；假定我们的编辑进而有文化责任了，把产品赋予了文化的内涵，那么出版社就是真正的文化服务企业了。这样的文化企业，从事的不是小摊位的营生，而是整体性的文化服务，内部有分工和责任界线，但每个部门都有共生共荣的紧密关系。
    加强有利于精品化发展的编辑队伍建设，还有三点也特别重要。
    第一、要拓展编辑的国际视野。出版社推进国际化，一是为了树立出版社整体的国际影响力，二是为了拓展国际合作空间，集聚国际出版资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全体编辑的自觉努力，离不开精品出版物的实质拉动和检验，不是精品，就不可能国际化。这样的定位如果准确的话，编辑的国际化视野就是内在的必然要求了。在国际上，著名出版机构的编辑，几乎人人都是版权经理，走到哪都能谈版权，国际版权成为出版社最核心的资产之一。
    第二、培养编辑对新技术和产业变革敏锐反应的能力。道理不言自明。我们处在产业变动如此剧烈的时代，数字化、产业资本加速流动、跨界、融合已然成为热词，如果一个编辑墨守成规，就会被成规缠住，寸步难行。必须鼓励编辑走出去，感受外界的变化。与其在办公室坐井观天、徒呼奈何，不如一身尘土加一卷书稿，赶在路上。
    第三、营造名编辑养成的环境条件。名编辑不是头衔，也不是上头主动给的，而是干出来的。怎么营造名编辑养成的环境和机制？值得我们每一个出版管理者去思考研究。无论如何，一个相对宽松的考核环境，对创意的尊重，选题自主权的适度放开，这些总是必要的。   
    袁亚春（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