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

jssh365 · 发表于 2015-1-26 20:19:16


	书名：我与我的世界 (上、下)	开本：850×1168　大32开 955页
	作者：曹聚仁	字数：705 千字
	书号：ISBN 7-5378-2154-2/I.2175	责编：石铁农
	版次：2001年2月第1版	印刷：山西人民印刷厂
	定价×折扣：48×1= 48.00	印数：5000
■作者简介：
自述二十年前，我曾经引用了当代大哲人罗曼·罗兰勾划弥盖朗琪罗的话，作为自己的考语：“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他在周围造成了一片空虚。这还不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也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怯懦，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也都是优柔寡断的。”我虽非完全是弥盖朗琪罗型的人物，但我是一个澈首澈尾的虚无主义者。我是梦岐先生的儿子，却又是他的叛徒：优柔寡断，赋性怯懦。 “我这个中年人，虽不算十分天真，却也不是世故老人，说到写文章，实在是爬格子，像是贫血的奶妈拚命地挤一点奶汁出来，却也并非有什么‘不能已于言’的苦衷。许多年前，我曾以但丁自比，并非我会那么狂妄，会以但丁的天才及其伟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立身处境自况。但丁的心中，对于社会革命，与国家统一这两种工作的先后轻重，常是彷徨苦闷，不知应当把那一方面看得重要些；后来，他终于为谋国家统一而努力了。我这个人有一点肯定了的态度，即是从来不想领导别人，却也不受别人的领导；语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吾其为绝物乎！珂云说他是个多侧面的人，在不同角度的人们的眼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曹聚仁。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过：“假使我死了，一定有许多人在拍手称快，要运用他们的幻想来构成对我的诬蔑与嘲弄。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父亲只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他所想的所说的大体都是对的，他所做的或许有点儿折扣。社会上所有批评他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是中肯的。他一生是孤独的，但他站在热闹的斗争的边缘上；他最不爱写文章，但他却不能不靠卖文以为活；他从来与世无争，处处让人，不幸却落在最爱相轻相妒的文人圈子里。到了今日，世人怎么说，过眼烟云，我一概不管。” 卢敦基说他，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他用来关注现实。他是个聪慧的人，只需略略用这双眼一瞥，早已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其中的人事纠葛，而由此决定了他自己的姿态。他是入世的，因为他是浙东人，有着浙东农民的勤奋，一年到头不能闲下来，他一定要做事。然而，此时的他，又用另一双眼睛，悄悄地看着他关注的现实事物渐渐地走向它自己的反面，所谓“反者道之动”，他几乎可以看到必然的灾祸悄然逼近…… 第一双眼睛，他用来做事；第二双眼睛，他用来避祸。他是现代中国做了些实事却不遇灾患的极少数人之一。比如说，他在杭州一师读书时，已经是学生领袖，颇得了些领袖的好处。但他在没碰到大挫折前，就决心远离政治，不涉党争，基本上逍遥一生；比如说，作为新闻记者，他与同行一起采访了台儿庄抗战。只凭他的慧眼，他判定中国军队已获大捷，毅然首发消息，引起全国狂欢。当四面八方的记者及各色人等纷纷拥来时，他突然抽身西行，正好跳出日本鬼子新设的包围圈；比如说，他抗战时任中央社记者多年，文名卓著，但胜利回沪，仍以普通记者的身份，与昔日的老同事一起工作。人家皆是头头，他却独守寂寞。而不出几年，解放大军突至，他人或无奈远遁，或服罪改造，独他坦然在沪，笑看江山易帜、云卷云舒；又比如，在迎接解放一年后，他竟只身南下，赴港重回文化人队伍。几年后，当他潇洒回来采访昔日的老友时，早有一批身为右派，更不论此后将来临的种种不止的政治风暴……
■内容简介：
《我与我的世界》是曹聚仁晚年未完成的回忆录。动笔于一九七○年秋，那时他七十岁。以旧文为基础改写、扩充，随写随刊，自同年九月十六日起，在香港《晶报》连载，每日千余字。预计约百万字，拟分三卷成书。其总体构想，在《插说一段话》(同题第一篇)中说明：“着眼在‘我的世界’”，“颇想勾划出我们那一世代的生活轮廓以及当年所共同经营的文化工作”；知人论世，“乃是十九世纪末期以及二十世纪前半期，这六十年”。他晚年体弱多病，动笔时身体虚弱。约一年后，因“风湿症”常须卧床，仍坚持写作。病情日趋恶化，转年便难于执笔，只能以稍加整理或未整理的旧文交报社刊出。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住院，所谓“风湿症”，确诊为骨癌，脊柱已有多处病变；病重不治，于七月二十三日逝世。连载止于他住院的第九天，共刊出一百九十三篇，约七十万字，最后部分写到四十年代中期。五十年代，作者曾以《我与我的世界》为总题，在香港《热风》半月刊上发表了三十二篇侧重于个人经历的回忆录(未结集)。这三十二篇的多数和五十年代出版的《文坛三忆》、《采访外记》等回忆录的大部分或部分篇章，以及出版于不同年代的其他著作的一些篇章，化入了这部未完成的回忆录。晚年病中之作，疏漏、缺陷不可避免。有的旧文原有误记、误植，难免沿用；凭记忆所写所改，往往难于准确。引文多据旧文，有错录、脱漏。行文有辞不达意、苟简或重复处，也有笔误和标点缺失、错用处，手稿字迹多有难辨处。《晶报》是左派报纸，因政治等原因和为适应版面而删改甚多，误改、误植较滥。作者逝世后三个月，第一卷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收六十一篇，以原第六十二篇为末篇。底本为复写的手稿备份(以下简称为“手稿”)，因作者交稿后病重“不能看稿了”，由友人屠兆祥“校阅完成”。三育版调整了篇次，未核对事实材料和引文，有删节和误植。未收的原第四十五篇——《“再悼曹礼吾”》，记述的是四十年代后期的事。删节处，有的是重复文字，有的可能被认为属赘述，有的看不出原因。抽、删是作者还是校阅者所为未详。一九八三年，经作者夫人珂云、女儿曹雷、儿子曹景行整理、校订的书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一百一十篇，以原第一百二十七篇为末篇，未分卷。底本有三育版五十九篇，其后为手稿。人文版重新调整了篇次，尽可能核对了事实材料和引文，加了若干注释。受条件所限，未能核对的事实材料和引文尚多。有未校出的笔误和三育版的误植，也有误改和不必要的改动。夹注大都只用括号，形同正文。未据《晶报》增补三育版的抽、删，有脱漏、删节。前一百二十七篇中，另有十六篇未收：《初试云雨情》、《时代的讽刺》(以上为三育版所收)、《补谈鲁迅》、《辣斐德路》、《务本女中》、《几个小人物》、《机遇之页》、《缘法》、《有趣的例子》、《屠格涅夫与我》、《罗素的启示》、《性与道德》、《续谈性与道德》和《斯巴达与雅典》，因有种种顾虑未收；《法学士陈望道》和《再记姜伯韩先生》，因与其他篇重复文字较多未收。其中，《罗素的启示》和《再记姜伯韩先生》，各有一段插入已收的相关篇中。《“乌鸦”商标的〈涛声〉周刊》，手稿共三张，第二张只写了开头数行，后面的引文据旧文排(《〈背影〉作者朱自清》也有类似情况)，因而脱漏了相当于一张手稿的文字(千余字)。删节处，有的与三育版删节的前两种情况相同，有的是误记，多数是因为有所顾虑。未曾出版的还有六十六篇，记述的是抗战时期的经历、见闻及思想变化。其中，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三月四日刊出的原第一百六十一篇至一百六十九篇，有的手稿不完整，有的无手稿。《谈敌军之用兵》，手稿仅一张，《从唐仲友说起》，手稿有两张；无手稿的部分是引文，应是据旧文排。《外汇率与市场物价》、《矛盾中之矛盾》和《魔术箱中之市场物价》，无手稿，是作者认为“相当重要”，“稍加整理，先行刊出”的旧文。最后二十四篇，可能大都原无手稿，据旧文排。珂云生前所编的“续篇目录”，以原第一百六十九篇——《从唐仲友说起》为末篇。经曹雷同意，授权本社出版增补本。全书收一百七十一篇，在作者家属整理、校订的基础上，又作了较为全面的核对、校订，以使其成为贴近原貌、比较完备、差错较少的版本。
■章节选录…部分内容预览
辣斐德路 “辣斐德路”，上海法租界，一条从上海西藏南路通往当年法国花园(今复兴公园)的横路。我曾经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动了几回手，一直都没写成。但，辣斐德路一直浮动在我的心头，因为芙影的家就在那路的东头，她是我的恋人。我在上海教过许多大中学，但民国女子工业中学给我的印象最深，深得和上海务本女中一样；因为云是务本女中的学生，芙影呢，则是民国女中的学生。 “爱情”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呢?我首先要提请保留，等我将来再作答案。先前，我们总以为爱情的总和是一百分的话，假使我爱了甲，同时又爱了乙，她们该各得百分之五十了；假使我又爱了丙，那就三一三十一，各得百分之三十三强；说起来，爱情总以专一为上，何况，我又是理学家的儿子，也念过“恨不相逢未娶时”的诗句呢！到现在，我却明白爱情并不是数量问题，今日爱了甲是百分之百，同时又爱乙，依然是百分之百，再加上一个丙，也还是百分之百，加拢来也还是百分之百。这在理上是说不通的，但理之所必无，却正是情之所必有，并不一定要讲得通的。我并不是一个想吃冷猪肉的圣人之徒，我承认我有过好几个真正相爱的爱人、恋人，我们相爱时，都是百分之百的。我的妻子，都是我的爱人，但不是说我的爱人都变成了我的妻子；她们都可能成为我的妻子，不过后来情势发展开去，只是止于成为我的恋人就是了。有一位小姐，当她还未成为我的恋人时，她就有勇气对朋友承认我是她的恋人；后来，真正成为我的恋人时，她倒不十分愿意大家知道她是我的恋人了。我在这儿说的爱人、恋人，决没有我一厢情愿害了单相思的话；我的回忆中，都是两相情愿，而且两相热恋的。我说的都是事实，并不是梦想。记得我在上海吴家做家庭教师的第二年，就开始和芙影相识了。民国女中，看起来是一家传授工艺的女中，实际上，乃是国民党文化斗士们的活动中心，民国日报那一群革命党人，如叶楚伧、邵力子、王淮君诸先生，严慎予、陈德征、高铁郎诸兄和我都在那儿教书，在当时，都是热辣辣谈革命的人。我和芙影从相识到相爱，从相爱到发痴，就有三年之久。在热恋前期，大家心里明白，彼此都不说出来；一旦说出来了，就进入白热化阶段了。这些近乎肉麻当有趣的话，只能让年青人去说的，我姑且说一说那一时期的一点奇迹。那时，我们心头彼此明白，实在不能相爱了，情势太明显了；但，我已经结了婚，她呢，又是天主教徒，离婚的事是不许可的。因此，彼此还是不说的好。那年冬天，我的妻子，她从杭州到上海来度寒假，她的第六感忽然有所明白了。但我和芙影毕竟不曾谈过一句相爱的话，那也是事实。三十年前，我在旅途中，读了《兴登堡自传》；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伟大的德军统帅，他追述坦能堡战役以后几场精采的战役，真是有声有色，可是一谈到他自己的私生活，便说，读者要是不想读的话，可以把这一章略过去。我呢，也不想和读者多谈我的恋爱经过，我只是说我读了许多“无字天书”，或然律以外，接上来的便是变态心理学。且说，我的妻子，她一听说我在一家女子中学教书，就有些不放心。有一天，她要我陪着她去参观民国女中，她的用意，我当然很明白。那位周校长，她就引着她去参观楼上下各教室；她们走过某教室，周校长一介绍，那些学生就站起来行礼如仪。那天晚上，我们回到了吴家，妻就对我指证某教室第几排末位的女生，便是爱你的芙影。她看见了我和你同去了，她心中痛得很，因此，别人都站起来行礼，只有她不站起来。我就说她神经过敏，想到太奇妙了。那知，过了一年半，我和芙影终于热恋起来了；她写信告诉我：“那回，师母和你一同到校中来参观，周校长介绍她给我们；我一时心痛得很，同学们都站起来向她行礼，只有我没有站起来！”我看了大为惊异，妻所想的所说的，竟和芙影当时的心境完全相同。她们真是没讲过一句话。我忽然想到佛家所谓“第八觉”，所谓“天眼通”，所谓“心期”，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呢！这是我着意研究变态心理学和“梦”的开始。我的妻对于我的爱人、恋人有着极强度的反应，她要说的，几乎都是“如见其肺肝然”的。“爱情”之事，就有这样的奇妙。芙影呢，也曾三番四次，要摆脱这一份情缘，但我和她终于沉沦下去，以至于不能自解。两人爱了起来，又怎么样呢?也不过找些机会，彼此终日相对而坐，痴缠了一阵子；有时沉迷，有时惊悟，一天一天就这么挨过去；假使有一天，彼此不相见，就像失魂落魄，什么都索然无味了。我相信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所说的，爱神把“爱汁”点在男和女的眼中，这一来，什么都胡涂了。大概就在两人发狂的高潮日子中，必然的暴风雨到来了。结局如何，那是在意料之中。芙影，承认我是她的第一个恋人，而且爱得最深挚；但是命运已经这么替我俩安排好了，只好在“恨不相逢”的说法下分手了。一分手就是四五年，那日子也不知怎么过的。我在一场大病之后，动笔要写《辣斐德路》，有如歌德要写《少年维特之烦恼》。“辣斐德路”便是芙影的家所在；我俩就是从这条路依偎着向法国公园走去的。这部长篇小说，我也不知道动了多少次的笔，开了不知道多少的头，终于没写成功。那时，情绪太激动，最宜于写诗，而我不是一个歌德，也不宜于写旧诗的。等到情绪安静了一点，国民革命的狂潮的到来了，大家卷在那天翻地覆局面中，我又写不成如茅盾所写的革命三部曲那一型的小说，我那时对革命的理解太浅薄了。这部未完成的“杰作”，因为是未完成，所以不妨自称为“杰作”的。每当我情绪激动时，总是浮了起来，却一直不曾写成。最近，我也曾下过决心来写，我所写的，却不想拿芙影来作主角，我要写的，是“她和他——一个给爱情烫伤了的故事”。比辣斐德路更火辣辣一点的故事。且说，暴风雨过去了，国民革命狂潮也过去了，我又安下心来了，一直在真如暨南大学做教授。我并不知道当年民国女中的一位陈小姐，也已进了暨大了。陈小姐和芙影的交情，本来不错，她就时常到真如来看她，也时常在我的寓所四围徘徊着，但她并没有勇气来看我；正如，我有时也经过了辣斐德路，总到她的寓所外痴立黄昏，惘然久之的。到了一九二九年，我在复旦大学兼任二年级的必修国文，冤家路狭，和芙影又碰上了。我依然站在讲台上，她呢，依旧坐在课堂中；所不同者，那是初中，这是大学；教室大小，也大不相同了。她一听到我的念书的声音，就流下泪来了。第一堂课，就使她精神混乱，昏昏地过去；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坐在课堂中呢！有一天，我念了一首胡适的新诗，题为《依旧月明时》①，诗云：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芙影一听了这几句诗，便呜咽流泪了，连她的同学们都有些不解了。(复旦大学，照例由教务处派员点名，所以学生姓名，教授并不知道的。)我还以为她受了什么委屈，触景生情，不能自持的。那知同学们告诉我，她是孙芙影，我也几乎昏过去了。从那天起，我重新向她写信，求她饶恕，大概开头那十几封信，她一直不曾给我回答过，直到有一封责备我的信来了，我俩又热恋起来了。她继续在那儿听讲，彼此恢复了初恋期的滋味。只是彼此见的世面多了，她有了许多男朋友，我呢，只要获得她的饶恕，就够满意了。我们曾在一家餐室中，相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只是相视而笑；各人都在回忆中陶醉下去，几乎很少说过什么呢。芙影，她本来很苗条的，这时，发育得更圆熟了；我从她的脸上，看到一种圣洁的神光。她早年就得了肺病，而且相当利害，可是，一别五年多，她身体反而好起来了。那一段醇酒式生活，够得我微醺，虽不曾沉迷下去，一对老朋友，变得十分知己的爱侣呢! 其后不久，她到日本去读书了，过了两年，她回国来，和一位姓王的军官结婚了；再过下去，她也有了儿女了。我还记得，有一回，她约我在一家医院中相见，她的儿女，依怀而立，叫我“伯伯”了。我知道她为什么默默地看着我在发笑。十年相爱，居然没有大波澜，她一定在想：这儿女可能是我俩的；但身边的儿女，毕竟不是我俩的。人生就是如此，如此也好。 ① “《依旧月明时》”，应为《秘魔崖月夜》。斯巴达与雅典三十五年前，即是中日战争的前夜，即算住在上海的我们，算是“同路人”圈子；有谁读过毛主席的诗文没有？我敢说谁都没有读过。(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那是抗战第二年，在南昌买到的。)对于年青一代的朋友，一定以为这是不可想像的事。那么，我们当时对于那危急存亡之秋的情势，又作何种想法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路向：万事莫如抗日急。第一步，要建立“有兵的文化”，没有枪杆子，便立不了国，生存不下去，便谈不上文化。第二步，便要训练“有文化的兵”，这才可以终结地方割据的军阀时代。(可参看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这是知识分子的普遍觉悟。这样，我便从鹤见祐辅的“一瞥”中，认识了“斯巴达与雅典”的精神。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的南端，他的生产是农耕和畜牧。斯巴达的光辉，世人溯源于斯巴达王族立法者莱考格斯 (Lycurgks)之才华和策略。据蒲鲁特(Plutarch)《英雄传》所说，莱考格斯作如次的立法：一、他把全国的土地，平均分配于斯巴达的市民。凡为一家之主的，年给以相当于出产十四石谷的土地；又妻的名分，则给以二石四斗，另与以相当的酒和油。二、他施行平均分配国内动产的一个政策而悉数收回金银货币，只准使用铁制的。结果，小额资财，日形丰富；所以储藏多量金钱的习惯渐告绝迹，从而盗窃或贿赂的风气，不禁自绝了。三、他又禁止流于奢侈浮华的艺术，是奖励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进一步，设共同会食制，让市民们共同就食，吃的是同一食品。以十五人为一班，规定每人每月缴交小额金钱，以备料理一定分量的食物。小孩子们，也一律送到共同会食场去，教以节欲的习惯和礼仪作法。四、关于居住，也以素朴简约为主。他下令市民：顶棚，该用粗削木板来做成，门和门口，也该留着锯齿样儿，用不着加以修饰。五、对于结婚，他也不许可恋爱男女在情操上加以满足。决定结婚的青年，常在共同的食堂夕食，到了黑夜，不持灯火，到新妇家中，共宿一宵。黎明前，就要独自回家了。因此有人已经生了几个孩子，那位丈夫，却没曾在白昼跟妻子见过面呢！莱考格斯以为结婚乃是替国家生育良好儿童的方法，他不承认父母对小孩子有亲权的存在。教养儿童，乃是国家的职务。父母养育孩子，得向检察官去报告，经过检察官仔细检查过，认为健康的，才许他们养育下来，分与一定的土地。假若孩子体躯矮小或残缺不全，就要父母把孩子丢到阿蓬跌崖谷中去！朋友，这不是乌托邦的幻境，而是二千五百年前的实事呢！希腊半岛，由于中央的科林斯地峡，而被分为两部。斯巴达位于南半岛，而雅典位于北半岛；但这两个国家，很奇异地造成了全然相反的社会制度。斯巴达是贵族主义，雅典是平民主义；斯巴达尚独裁，雅典好民主；斯巴达陆军国，雅典海军国。斯巴达农本主义，雅典则商业本位。斯巴达以国家全能主义为传统道德的一贯精神；而雅典则尊重个人的自由，奖励文艺、哲学、科学等等的创作。斯巴达是保守的，而雅典是进步的。斯巴达是厌恶和外国往来的锁国者，雅典则是协和万邦以建设世界的雅典为目标的开放主义者。又从经济方面观察，雅典和斯巴达，也大异其旨趣。斯巴达领土辽广，让农奴开耕垦作，原可维持二倍斯巴达人口。可是，莱考格斯立法限制人口律，不使增加；因此斯巴达市民全无生计之忧；除军事训练以外，都过着有闲的生活。雅典人口远比斯巴达为多，乡村立法者，又欢迎外侨入境居住。外来侨民，与年俱增，他们都从事各种产业以繁荣市镇。雅典乡村立法者梭伦(Salon)，他是一个中流绅士，却是一个哲人。他的处境，比莱考格斯困难得多，因为莱氏是斯巴达之王，他可以强人民服从命令。梭伦须先得人民的同意，才可以把法制推行全国去。先前，雅典少数贵族和多数民众纷争，相持不下而陷于大混乱；梭伦出而镇定施行新法。他制定“公正的法律”，使一切市民在法律上立于平等地位。又颁布禁止奢侈命令，使富者的财富不流于享乐之途，以奖励德行，净化法律之基础精神。由于法律、经济、伦理三种改革，他逐渐建设平等而正义的社会于雅典之都，这么一来，在法律上获得平等地位的雅典市民，几经变迁，终于一步一步实现一般民众的平等政治，竟成了历史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国家。当时的雅典人，市民三分之一得实际参与行政、司法、军事。纪元前四三一年前，雅典丁年男子，约四万四千——三万五千上下，三分之中有一人，实际参与国事。(这些公职，依抽签方法得之，可见雅典市民的一般政治水准。)在战时，军事指挥官由市民选举之。在雅典那城市国家，文武兼备的人才辈出，平时则为政治领导。纪元前四九○——四八○年，希腊两度被波斯大军所攻击，而两战两胜，终于成为地中海上最强最富的民族。雅典战胜波斯大军后，在废墟上重建新国。地米克利斯、西理斯泰底斯，和贝理克利斯三大政治家相继主政，尤其是贝理克利斯(Perikles)执政时代前后三十年之久，雅典的繁荣灿烂，已达到最高峰了。他乘着兴国的机会，直走上以雅典为世界帝国主义的道路了。与散在地中海上和小亚细亚沿岸二百余的希腊殖民诸邦缔结同盟自为盟主。收受各国的贡税以造成战舰，迁其财富于雅典以建设雅典为世界第一的美都。西史家称贝理克利斯这三十年为人类史上最伟大最幸福的时代。鹤见把斯巴达社会称之为“蚁的社会”。他说：“从集团生活之安宁和种族之保全这一点看来，则人类社会远不及蚁的社会之进步。据生物学家说，蚁在数万年或数十万年以前，亦有所谓自我的意识。蚁类感觉到各各有其自己的意识和欲求，是对于他们的集团生活有妨碍，且觉悟到有危险性；于是一个个地舍弃自己的意识和欲望，无小我的存在，求集团的安全，以造成今日的蚁的社会。因此蚁的社会，简直是牺牲个体的自由，造成为集团的蚁的统制世界。艺术啦、哲学啦、科学啦，像这些由个人自由才能产生的文化，全都舍弃了。蚁是以基于社会道德而生存的。他们为着全体的生存，首须竭其最大之努力以谋获得食物。又因此共同目的而团结一致，以赴劳役；故在蚁群中，看不到像虎狼那样的个别争斗。所以他们虽到了满天冰雪的严冬季节，不会有冻馁之虞；就因为它们知道未雨绸缪，早预备了充分的粮食。其次，蚁群对于子孙的繁殖，也自己否定其生殖的欲求；为着全体利益起见，只有把这繁殖种族的任务付之于少数的同类。大多数的蚁，是抛弃了性的生活。因此，生物社会中最重大的恋爱问题，在蚁群中也并不存在的。从而由恋爱而引起的道德驰缓和人口过剩等等，在蚁的社会中，也是不会惹起的。蚁的生活目的，在专心一意，为集体之安全而搜集食物，且为继续此集团于永久而繁殖必要的子孙。因此，它们否定了一切的自我；为全体生存计，在实践了必要的社会道德。从它们的观，舍私济公，算不得怎么英雄的行为。”他是从蚁的社会生活来解释斯巴达的社会制度的，又从希腊的一种政治典型来解释当时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军国社会的“法西斯”生活。(“法西斯”，罗马时期代表权力的一种仪杖，上嵌大刀，其后束藤条而成的。)他是自由主义者，在蚁似的斯巴达社会中，渴望着雅典型的政治生活。鹤见引用了希腊史家斯西狄歌颂贝理克利斯时代的雅典文明盛世的话说：“我们是文明的魁首，是人类的先驱！加入我们队伍里来的人，是为着人类应享有的幸福。参加我们势力范围的，并非隶属而是特权。(中略)我们从努力、痛苦、悲惨间，体验出人力的秘诀，那同时又是幸福的秘诀。世上的人们，虽然把他唤作种种名字，可是能够真正了解他，培植他到自己的园地来，当以我们为嚆矢。我们称他为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服务和自由，正是一样的意义。”他指出雅典所有的价值，与斯巴达全然不同，那是物体自身的价值。换言之，即苏格拉底的哲学，由于其本身的价值，给我们二千五百年后的世人以感化和影响。幼黑底特斯的悲剧，以其自身所赋的内涵价值，暗示于全人类。贝理克利斯的演说，和他自己所建设的雅典市，其本身自有使我们精神焕发的力量。那就是科学、艺术、宗教三者所备的本质的价值。那种价值，没有时代和民族的差别，只要人类永存，便永恒地使后世得感化和丰富的恩惠的！这是他的梦想。向徐州行进　　珂云从上海到了武汉，我们便决意到徐州去；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底。这儿，我得加一段注解：淞沪战役以后，我军可以说是溃不成军；因此，首都之战，简单草草了事，使人十分悲观。但是，我军所以溃败，由于在战线上，连排长等低级干部伤亡过重，所以一盘散沙，难以继续作战。经过了六个月补充，把低级干部补充起来，战斗力又恢复过来了。我到了武汉，才明白这一道理，相信以徐州为核心，在鲁南这一线上，会有一场新的战斗出现的了。敌军方面，却由首都之战，形成了一种幻觉，以为中国军队不会有组织性的抵抗力了。淞沪战役，敌军以一个师团为战斗单位，首都战役，便改为一个旅团为战斗单位了。　　台儿庄战役，原是统帅部在预定抵抗线上构筑了阵地的；预料从鲁东来的敌军，会从台潍路切入的。三月间，从鲁东来的敌军，已经给张自忠将军所部迎击于临沂线上，坂垣师团主力第一回受挫。从津浦线南下的敌军，在滕县线上，也受了孙震将军所部的王铭章师的狙击，（王将军在滕县殉国。）水到渠成，敌我便造成在台儿庄线上决战的新情势。我们到徐州去，正是迎接这一新情势。　　可是，我们临行时，刘大元兄郑重嘱咐我们：“军情难知，你们还是到了郑州再定行止吧！”（那时，孙震将军所部，退守微山湖南端，战事重心，落在临城——峄县——台儿庄那一支线上。）他的话当然有所根据。珂云初上战场，初生之犊不怕虎，听说可以上战线那就什么都不考虑了。我们到了郑州，和中央社随军组取得联系，知道陇海路东线车辆畅通无阻，我们也就贸然东行了。（那时，黄河以北，鲁豫各地都已陷入敌军手，和南岸陇海线夹岸而行。敌军何以并不渡河截击呢?这是敌方的一个大阴谋；他们要让我主力军吸引到鲁南线上去；等到鲁南战后，便逐段渡河切断，那就可以完成又一回大包围的歼灭战了。这当然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　　我们到达徐州那一天，台儿庄战事正在激烈进行中。上一天，统帅和白参谋总长视察鲁南前线，已经回武汉去了，留了军事委员会特组的参谋团和白将军在徐州，指挥作战。指挥这一线的长官便是李宗仁将军，他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在开封线上接应的，是程颂云将军。（有名的韩复榘案，也正是两个月前的事，也是整肃军风纪的大事。）那时，中外记者先后集中到徐州来，中央社随军组，胡定芬兄，一直留在徐州，带有电台。他是最善于肆应的能手，我便和他取得联络。其他，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都是一时之选。　　我们到了徐州，因为前线还在鲁南（左翼在微山湖南端，正面守军在台儿庄一线，孙连仲将军顶住在那儿。右翼由汤恩伯将军主攻，抚峄县敌军的后背），徐州还是苏北；实际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四月五日那天，孙连仲将军邀请记者群往前线视察，（徐州离开台儿庄约百二十公里。）我们一行十七人，即由一一○师政治部主任伴同前行。当时，大家只是想看看前线情况，听一听炮声而已。总司令部在运河线南，离台儿庄约六公里。台儿庄乃是运河线上大市镇，市面在北岸，街市沿河岸，有五公里那么长，仿佛钱塘江上的闻家堰。到了胜利到来的前夕，敌军已经攻占了十分之九；我军只守住了庄尾的一截，不及十分之一。然而孙将军自信可以固守，让记者前去参观呢！那几天，汤军团在右翼的活动，正面守军，并无所知；我们涌进总司令部，要说去了解军情，实在还不如在徐州的司令部更好些。范长江兄和孙连仲素来相识，第二天早晨，他便进入孙氏卧室，谈军情去了。我也转了一个湾，他便派员来找我去共谈了。这样，第一手军情落在我和长江两人手中了。那晨，孙将军派员杀猪煮面招待我们，席次又和大家谈了一次话，只是虚行故事而已。（范兄心里明白，要是从电讯上传递新闻到汉口去，他是无法和中央社来争胜的。因此，他向孙将军要求予以军用电台上的利便，孙将军的确帮了他，却也比中央社迟二三天呢！）中午时间，池峰城将军（他是台儿庄的指挥官）约我们那天下午在运河车站见面，那知走到了半路，敌军炮队作密集阻隔射击，由副官长赶来，邀我们在一小村落谈了一阵便算了。总之，什么情况都不曾知道，当然想不到会让我们来迎接胜利的。可是，在那副官长闲谈中，透露了我军正在准备反攻的重要行动的话。恰巧长江、陆诒赶着在总司令部发电讯，其他记者缺乏“新闻眼”，听了就算数。我呢，便回到总司令部，找金典戎兄作闲谈；那时，他是军部参谋长。我要他对这一行动的推断。他认为从各种迹象看来，敌军是在向后撤退；我们正在准备反击，至于成果如何，还不可知。（范兄听了，却不相信这一说法。）　　那天晚上，八时二十五分，我利用总司令部军用电话向徐州随军组胡定芬兄，报告我军总攻台儿庄获得大胜利的消息。他就参考长官部所得报告，写了一则战讯发到武汉总社去。可是我刚说了这段战讯，电话机旁正在下棋的田镇南将军，（他是指挥台儿庄正面军事的军长。）忽而停下棋子，笑着对我说：“反攻刚开始，没那么快的胜利吧！”我想了一下，只好把词气改正一下了。　　我在前线发了电讯，却因田军长那么说，他又闲散着在下棋，不免动摇了我的信心。那晚十时左右，恰巧军方有车回徐州，我便和珂云决计先回徐州，到长官部去看综合的战讯。长江、陆诒他们，依旧留在总司令部，看着我们上了车，得意地笑了一笑。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彼此心照不宣的。那知，四更左右，一回到了徐州，和胡兄通了电话，前线胜利的消息，完全证实了；因为从右翼汤军团传来的消息，比正面的报告明确得多。我们接着又发一份更详尽的战讯。这便是四月七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的电讯。我俩发了电讯，便上床睡觉，一觉醒来，已是午后，胡兄电话中告诉我们汉口传来电讯：举国若狂！可是徐州方面，并无庆祝。那天早晨，程颂云将军，从开封到了徐州；白健生将军迎之于车站，一见面便说：“旗开得胜，车到成功！”但是，敌军是否是战术性的转移阵地，在那时还是无从决定的。至于证实敌军全线总退却，主力移到峄县去，那是四月八日的事。　　范长江兄一定自悔不相信我的战情推断，让我抓到第一个胜利消息了；但是，他们留在总司令部，有着随军渡河进入台儿庄的机会。可是，我依凭在战地的经历，四月八日，便写了一篇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导，由电台播往总社；九日便已刊在全国各报；等到范兄的长篇巡视记在大公报刊出，已在一星期以后。我俩重访台儿庄，比范兄迟了五天；但我的通讯，比他早了五天。这一天，战时新闻，每每争时争分，以大公报的地位，也不能不让中央社先走一步了。 　　台儿庄这一场胜利，意义是很重大的；（日军的战事新闻，一直没见之于新闻报导，一直到朝日新闻的战史出来，才采用了我的报导。）但，四月七日那天，我军并未急起直追，掩护退却的日军，得以安全退去，这是我军的失着。当时汉口军事委员会的公布文字中，把这一战役比作坦能堡战役（那是第一次大战中，兴登堡所指挥的德军对俄军的歼灭战），说是俘虏了敌军七千余人，未免夸大得利害；自我陶醉成分加浓了，好似反攻乃是指顾间事。那天，恰好总政治部在武汉成立了，这是一个极好的宣传题目。　　四月下旬，中外记者先后赶到了徐州，去看胜利的场面，全国各城市及海外侨胞的慰劳团，也接踵而来。文艺作家协会的慰劳团，也到了徐州；就在那儿，我和郁达夫兄见了面，那正是他跟映霞闹别扭的日子，他还和我谈了大半夜。当时，有一位德国海通社记者，他就不相信，我军真的打了胜仗，直到把他送到了台儿庄，让他看到日军骨灰堆，才相信我军确已打了胜仗。可是，台儿庄虽打了胜仗，鲁南战场，并不如预想那么可以乐观，更不如新闻字面那么使人乐观；尤其使人焦虑的，敌军并未在正面阵线增援。

引自：http://www.bywy.com/?book/2/3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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