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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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作者：朱大可

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2000年的文字变革。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 （如 “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这场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传》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传》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惟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2009年4月1日写于上海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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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字改革与世界语
□ 陈 永 曦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是同时代的产物，所以也可以说世界语运动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文字改革运动。前苏联领袖列宁（世界语者）说：“世界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
1919年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吴稚晖等都是世界语者，也都热心支持文字改革运动。1913年吴稚晖 创制了国语注音符号，亦称国语字母第一式，采用简化的古汉字为字母（图一）。1928年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时公布国语罗马字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中国广义的拉丁化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一场由共产党人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把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推向新阶段。1929年瞿秋白（世界语者）在苏联起草的《中国拉丁化字母》在莫斯科出版。随后世界语赞助者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等在苏联研究、制定《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时曾参考世界语。列宁说：“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1933年汉口世界语者焦风（方善境）从苏联世界语刊物、国际革命世界语作家协会机关刊《新阶段》1933年第二期翻译肖三写的《中国语书法拉丁化》一文，由上海世界语者叶籁士寄给中外出版公司的《国际每日文选》于8月12日出版。这篇译文是点燃起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第一支火炬。鲁迅在《门外文谈》一书中热烈支持。1935年陶行知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他和邹韬奋等当选为理事。他们是热心推广新文字运动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从上海推广到全国许多城市，各种方言都搞拉丁化方案。上海有上海话方案，宁波有宁波话方案，广州也有广州话方案。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拉丁化运动。同时胡绳（世界语者）编了《上海话新文字概论》，陈原（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也编了《广州话新文字课本》，可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世界语运动是多么密切。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以北拉为旗帜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结束了，而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广拉）在港澳地区仍就沿用下来。（图二、图三）
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运动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成立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吴玉章为主任委员，胡愈之为副主任委员。（胡愈之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第一任会长、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1956年倪海曙创建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图四）、推广普通话（图五）、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同年2月全国人大、政协批准了由胡愈之、叶圣陶（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发起人之一）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并公布实施。该方案差不多一半采用了国语罗马字，一般采用了北拉，取各方所长，所以它也是受世界语影响诞生的产物。
《汉语拼音方案》已成为国际标准。1977年10月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音的国际标准（图六）。拼音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瞿秋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和世界语
文——秦凯基
胡愈之于1949年写的题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一文中曾谈到：“秋白是拉丁化北方话方案的最早创造者，他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开山老祖。单就这—件事，就教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他。”
确实如此。瞿秋白为了使旧中国不识字和学汉字困难的广大民众学会用拼音文字来阅读和写作，化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研究汉语的拉丁化，于1929年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1930年在莫斯科出版。他1931年由苏联回到上海后又继续致力于汉语拉丁化拼音的完善工作，在近两年的时间中写了十余万字的《新中国文草案》的初稿和订正稿。订正稿于1932年12月编成，内容包括序言、字母表、读音表、拼音规则、书法大纲、文法规则、拼音表、以部首为序的汉字检音表等洋洋六七万言。可惜这个订正稿在旧中国—直未能出版，直到建国后才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四册八卷版的《瞿秋白文集》第二卷内，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起到重要作用和产生积极效果的是瞿秋白1929年起草的《小国拉丁化的字母》。这个草案经过中苏两国学者的研究讨论，由中国的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在苏联语言学家罗果夫的协助下，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用来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进行扫盲，效果良好。这个方案以后经中国世界语者和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引进、宣传和推广，并得到鲁迅、蔡元培、陶行知等六百多社会知名人上的支持，形成了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和各地难民中用新文字扫盲，在新四军中以及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推广新文字，都得到很好的效果。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字运动，同当时的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紧密结合，曾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侨中广泛开展，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文字改革运动，也是解放后：文字运动的先导。
瞿秋白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对世界语及其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于1923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先后担任学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和当时也在上海大学执教的茅盾等人积极提倡世界语，并在校开办了世界语班。著名作家丁玲就在这个世界语班学习过。
瞿秋白为使中国广大民众摆脱文盲状态继续潜心于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时，也没有忘记他早年曾经学习并推广的世界语。他在撰写《新中国文草案》长文时，多处深情地谈到世界语：
“新中国文的字母采取世界语字母做大致的标准，而加以相当的变更。这使得中国接受外国文的字眼来得格外方便，读音和写法都可以和世界语差不多完全相同。所以新中国文也可以叫做Esperanto化的中国文。”
在上面一段话的标题下和在《新中国文字母表·三 字母的读音》的标题下采用了读音和形式与世界语完全相同的ĝ、ĉ、ŝ、ĵ这几个带符号的字母。
在《拼音规则·一七》的标题下写着：“凡是外国字眼，都可以直接用世界语的拼法而读音依照新中国文的一般规则。不过，外国字眼里面，凡是两三个母音联在一起的时候，必须每一个母音单独的读出来，各自成为一个音节。”瞿秋白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世界语的一个母音个音节的规则，避免和有些外语中把两个或多个母音读作一个音的情况相混。
瞿秋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多个年头了，但他为中国革命、为中国进步文化事业包括世界语在内所化的心血和所作的奉献，都将永远铭记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1999年1月29日，为纪念瞿秋白同志诞生100周年，笔者和李士俊同志及北京市西区邮票公司、鲁迅博物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等单位联合策划、设计、印制了一枚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翻译家、鲁迅挚友和世界语热情支持者瞿秋白诞生一百周年”的世界语集邮品。


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2009-04-16 13:42:42)
朱大可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2000年的文字变革，为1957年的经济大跃进，以及1966年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2009年4月1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汉字繁简争论：眼光应向前看

汉语词典上的繁体字与简体字对照。CFP

CFP

    “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释，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成了陌生的丛林。”学者许知远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这种体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因为我们都在使用通用规范汉字，也就是平常说的简体字。
    但，繁体字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又不是。在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中，在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中，在出版的书籍中我们还是会看到陌生而又熟识的字体。
    前不久，《汉字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在京发布。技术，可以让繁体字、简体字的转换不再是难事，精确度也一再提高，但关于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论，却不曾停息。

“争论一直有，汉字也一直在简化”

    “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一直有，汉字也一直在简化。”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向记者讲述起汉字的简化史——
    从历史上看，汉字从甲骨文到楷书，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向简单。清末就有人主张简化汉字。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教育部曾成立“国语统一促进会”，1932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收录了部分被称为“破体”“小字”的宋元以来“通俗的简体字”。1935年1月，“国语统一促进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召开，通过了与钱玄同的提案有关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如案名所示，它不是为新文字定策，而是提出将已在流通的简体字加以整理，以作为标准字。这些被称为“固有的比较实用的简体字”，一是现行的俗体字，二是宋元以后小说中的俗字，三是章草（草书的一种，笔画保存一些隶书的笔势），四是行书和草书，五是《说文解字》中笔画少的异体字，六是碑碣上的别字。
    1936年1月，“简体字表”因受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反对而“暂缓推行”。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成为我国主要的语言文字政策，汉字简化终于成为现实，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前代学者的研究与呼吁；二是当时我国有九成文盲，简化汉字有利于“扫盲”。
    顾之川表示，我国推行简化汉字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趋势就简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变回繁体。至于简体字的缺点，并非不能改正。如果考虑到更有利于在中小学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两岸文化交流等问题，有利于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完全可以提倡“识繁写简”，即认识繁体字，使用简体字，让中小学生认识一些繁体字。
    争论归争论。
    不可忽略的现实是：在推行简化字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传统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人们开始关注汉字，并思考：文字从何处起源？汉字的简化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既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任意破坏理据，也不能因固守理据而无视汉字的繁难”

    “在简繁之争中，最好不要先有了感情色彩，而是要冷静思考，客观分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军表示，简化是由古文字向今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式。
    他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教学与研究。“汉字是表意性质的文字，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就是其构形具有可解释性，也就是说，汉字的构形是有理据的。”
    关于汉字的演化，他娓娓道来——
    从古文字到今文字，汉字一直坚持理据性的特点没有改变，但汉字理据的表现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早期古文字阶段，汉字的理据主要是靠物象或物象的组合来表现的。由于象形造字法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人们开始摸索着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进行组合造字。形声的出现，使得汉字不仅可以从意义的角度加以类聚，而且可以从声音的角度加以类聚。随着这种类聚关系的逐步调整和优化，到了小篆时期，汉字便形成了具有一定基础部件和有限构形模式的构形系统，这个时期汉字的理据已不再是个体字符的直观理据，而是通过部件的类化、义化和整个汉字系统的形声化，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系统理据。
    隶书是汉字形体简化幅度最大的阶段之一，它对篆书进行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以趋约易”。从书写的角度来说，汉字的形体越简单，书写速度就越快；从理据的角度来说，汉字的形体越复杂，理据保留程度就越高。所以，书写和理据对形体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汉字的发展就是要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去寻求简繁适度的造型。
    在现在所说的繁体字中，有不少字的理据早就非常隐晦了。王立军举例：如“執”“願”按《说文》“六书”是形声字，它们的义符分别是“幸”“頁”，但现在还有几个人能了解“執”为什么从“幸”“願”为什么从“頁”呢？把“執”的义符改成“扌”、把“願”的义符改成“心”，意义不是更明确了吗？为什么非要那么绝对地说繁体字更能体现理据呢？
    “我们既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任意破坏理据，也不能因为固守那些已经十分隐晦的理据而无视汉字的繁难。”王立军强调，简化汉字推行了半个世纪，方便了几亿人的认字和写字，已经成为传播现代信息和国际交流的载体，在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书写和认读简化汉字已经成为国内外绝大多数汉字使用者的习惯。

“繁简之争的背后是新时代的文化身份焦虑”

    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正是用繁体字来回答我们的提问。来北大之前，他曾是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
    “对正体字有亲切感，这是当然，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认知上的，属于知识性感情，而非因自幼熟习的那种自然感情。”他所说的正体字就是繁体字。
    “众所周知，简化字不只是个别字省了笔画而已，它还有大量同音替代、偏旁推类，一个字代替了好几个字，因此在认知上十分混乱。古代诗词歌赋文章典故、人名地名书名专有名词，到底原来是什么样，看简化字，更难判断，这让我头痛不已。”在龚鹏程的记忆中，无数文化名人、书法家，甚至中文系的教授也在繁体字与简体字的转换之间频频出错。比如：岳王庙写成嶽王庙、发展写成髮展、影后写成影後、新淦写成新干。“那不只是错了个把字，更是对一段话的文脉语境之误读，认知上大成问题。”
    “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这是一段在网上流传的文字，言外之意就是简体字隔断历史文化。
    “传统六书造字法和笔顺，都很难讲。须知文字是跟思维合一的，混乱且简陋的文字体系，自然会使得思想简陋混乱，这亦是无疑的。”龚鹏程说，“歧见之趋同，有时也不是在道理上争辩就能解决的，还须有情感上的基础。例如朋友和家人，歧见虽大，毕竟容易商量，就是吵吵，也不伤和气，这就易于达成共识。否则越要据理而争，双方的裂痕就越大，越凑不到一块儿去。”
    当年的他，带队来北京，赴语委会讨论文字问题，迄今亦二十余年了。“从剑拔弩张，火花四射，到现在和衷共济，其实也不容易。”
    “其实两岸文字学界交流合作多年，共识大于分歧。”他更为关注的是：眼光向前看，联合海内外，共同关心汉字与科技发展和运用的问题、汉字在世界拓展的教学问题等等。
    “繁简之论，之所以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背后的因素是新时代的文化身份焦虑。”龚鹏程回到争论问题本身，“现在，中国正在逐渐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字，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当然格外引发关注。民情须知、民气可用，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探索一下：汉字与科技发展、汉字与英文西班牙文的国际竞争、汉字的推广等相关问题，不要继续斗嘴。”
    （本报记者 靳晓燕 本报通讯员 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