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话”说世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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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话”说世界的事

王国平
《光明日报》（2014年07月23日02版）

    近来翻读新近出版的《建筑院士访谈录——张锦秋》一书，其中张锦秋谈及自己的建筑创作遵循着天人合一、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传统空间意识，并且介绍说外国建筑理论也谈空间，谈场所感、场所精神，它们与中国的建筑理论有相通的地方，“但我是用中国的语言来表述这些美学的规律或者设计的理念，我觉得我不需要用外国语言、外国理论来说，或去跟外国的什么空间理论挂上钩来说明我的正确性”。这样的学术姿态，令人钦佩。

    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痴迷甚至膜拜，是当下中国学术领域的一个集体性迷失，并且是沉溺已久的痼疾。探讨中国的学术问题，总是企图到西方话语体系之中寻觅学理上的依附，作为自己立论的准则，并甘之如饴，奉为圭臬。一旦发现“中国话”与之有差异，立马挥棒斥为“非科学”或“不成熟”，而不去细致剖析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是也有“相通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研究是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运转规律的探求，进而发掘其中潜藏的“秘密”。有的秘密是共性的，是普遍性的基本规律，是“世界的事”。不同语境下的科学研究，往往能各自触摸到此中的“真意”，只是在表述上刻下各自的烙印，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对”与“错”。盲目地将西方话语体系“供奉”若神明，其结果常常是忘记了自己姓甚名谁。

    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学人对“中国话”缺乏基本的自信，碰到新的学术性问题，不愿或者不敢用“中国话”去进行诠释与探究，而是期望西方学者出面进行解释，渴望那种“一言九鼎”般的召唤。一旦人家有风吹草动，这边立马欢呼雀跃，随后的日子，“言必称希腊”。新中国电化教育奠基人南国农说过，当初有西方学者对“教育技术”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界定，翻译成中文共计39个字，结果迅疾地在中国被视为不容置疑的“至尊”定义，围绕这39个字撰写的各种论著一时“井喷”般冒了出来。老先生严肃地指出这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依附心理的一种表现。

    当然，提倡说好“中国话”不是鼓励偏安一隅自我欣赏、自说自话，也不是倡导机械地照搬老祖宗的只言片语。“中国话”也时常有其局限之处，需要与现代语境相衔接，切入当代的肌理，重新唤醒内在的激情与蓬勃的活力。如同张锦秋所言，“我们在建设中要继承发扬的是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但建筑的功能、科学技术手段甚至某些审美意识都应因时、因地、因题而有所发展创新。”这个时候，就要敞开胸怀，去充分地交流，谦虚地借鉴。“中国话”应该是一汪活水，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关键是不随波逐流，清晰地知道源头在哪里，要流向何方。